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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外交官: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纪实-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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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使轰炸机顺利实施对目标的轰炸。
当时，有人认为，投掷到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五枚炸弹是巡航导弹。实际上，这种可能应予排除。“战斧”式巡航导弹是美国海军的主要舰载对地攻击武器。专家认为，目前美国使用的巡航导弹是最新型的第三批改进产品，有很高的命中精度和很大的破坏力。但“战斧”巡航导弹受其飞航式弹道的限制，其较低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难以获得贯顶击穿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五层大楼所需能量；海上单一舰艇连续发射或者多艘舰艇同时发射，也难以实现对同一建筑物的不同方位和高度的多个命中角。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使用的不是“战斧”式巡航导弹。
北约怎样对我馆实施轰炸？（2）
既然是B…2隐形战略轰炸机投射的航空武器，军事上称作机载武器。在多种机载炸弹中，专家认为，最有可能使用的是制导炸弹中的惯导—卫星制导炸弹，是在普通炸弹基础上加装惯导—卫星制导和气动力控制装置，亦称作灵巧炸弹，其名称为“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音译为“杰达姆”，标准弹重908公斤。就激光制导炸弹而言，从1968年首次投入越南战场使用以来，经过三代的改进发展，到1991年海湾战争时达到巅峰。此后，被第四代制导炸弹所取代。第四代惯导—卫星制导炸弹的突出特点是：使载机具有昼夜、全天候、多目标攻击能力。B…2A（目前B…2只有B…2A型）隐形战略轰炸机采用先进的全球定位辅助瞄准系统，专用来投放第四代制导炸弹。专家判定，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使用的就是这种炸弹。
但是，B…2A隐形战略轰炸机对我驻南联盟使馆究竟投了几枚炸弹，一些军事专家们尚有争议。从技术上分析，有的专家认为，投了不止五颗，很可能是六颗制导炸弹。从B…2A隐形战略轰炸机的弹舱结构布局来看，两个弹舱并排位于机身正下方纵轴线的两侧，每个弹舱在其旋转式发射架上最多悬挂八颗炸弹，总共可挂十六颗。为保证飞机稳定飞行，所有炸弹或导弹都必须对等对称地悬挂在两个弹舱内，无论是投弹前，还是投弹后，均须如此。这意味着，B…2A隐形战略轰炸机不可能只带五颗炸弹，也不可能还留一颗带回去。可以设想，这第六颗炸弹要么已经钻到地下，而入口被建筑物破宅掩盖；要么返航时弃之入海底，沦为水中定时炸弹。
我和特别小组成员一起查看轰炸情况，是根据弹坑确认为五颗炸弹。惟一没有弹坑的炸弹是从半地下室的窗户钻进地下大厅的，而那里又炸得最厉害。如果是六颗，那么很可能从半地下室的窗户钻进食堂兼俱乐部的炸弹不是一颗，而是两颗。
总之，不管是五颗还是六颗炸弹，从投弹数量、投弹布局来看，这次轰炸是精心策划的。而打击之烈，下手之狠，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以来，实属罕见。
那一颗针对大使的炸弹缘何不炸？（1）
在美国和北约轰炸使馆之后，为了弄清大使官邸内那颗未炸之弹的情况，我们特地请南斯拉夫专家来实地勘察。他告诉我们，炸弹由于惯性和巨大的冲击力会钻入很深的地下，遇到坚硬的岩层还会拐弯，所以现在很难断定它在地下的位置，需要专门的仪器进行探测。专家估计，这颗炸弹没有定时装置，引爆装置已经失灵，它躺在地下，没有剧烈的震动，不会爆炸。
由于使馆地下还隐藏着未炸的炸弹，由于这块地方是驻南斯拉夫使馆外交官们的伤心地，征得国内同意后，驻南联盟使馆决定放弃被炸使馆这块地方，另寻新地建设使馆。
中国被炸使馆的位置是新贝尔格莱德樱花路3号。这里不但交通方便，而且距离多瑙河和著名的萨瓦河、南联盟政府以及老贝尔格莱德繁华的商业区都不远。有外商打算在被炸使馆旧址按照世界一流标准兴建一座豪华的银行；日本和津巴布韦在炸馆之前已决定在附近地段建造馆舍。但在炸弹移走前，谁也不敢破土动工。被炸使馆后面住宅区的居民们，更是时刻担心这个“瘟神”突然发作，也担心其在出土过程中会随时爆炸。
据我驻南斯拉夫记者赵文城报道，五年之后，为了将这个“瘟神”安全移走，塞黑政府拨款15万美元，军方做了长达几年的准备工作。2004年6月17日，塞黑军方的排弹专家和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公司携手开始了“排弹”工程。工程进展超乎意料地顺利，到7月1日便告结束，比预定工期提前半月完成。工程进展如此顺利的原因是，炸弹埋藏点比预计浅十多米，而且弹头朝上，斜卧在大使官邸左侧柱子地基之外。这样的位置十分便于挖掘，也不用排水。据了解，排弹专家马尔蒂诺维奇动用了三十多人、两辆推土机和两辆挖土机，在两周时间内挖掘了2500多方土，挖出一个面积十多平方米的大坑，那个沾满泥巴的灰色“瘟神”终于被排除。由于工程进展意外顺利，政府拨给的款项节省了大半。
马尔蒂诺维奇向记者介绍说，美国的这颗炸弹全长米，重量达950公斤。美军B…2隐形轰炸机投下的这枚炸弹击穿了中国使馆内两层楼的大使官邸，又打透官邸地下室的地面，80度倾角钻入地下，接着又在地下沿弧形轨迹钻行14米，并掉头向地面突进了一段距离，遇到官邸地基的坚硬立柱后才停了下来。据悉，这种炸弹又称GUB…31型精确制导穿透炸弹，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制导，具有全天候、自动跟踪的功能。这同我国一些专家的评估完全吻合。
马尔蒂诺维奇说，炸弹在地下钻行过程中，引信被点燃烧毁了，弹体上的稳定翼部件以及弹尾的“惯性—全球定位”制导套具已脱落。马尔蒂诺维奇强调，这枚炸弹内装填着450公斤高爆炸药，幸亏当时它没有爆炸，否则肯定会将大使官邸彻底摧毁。7月1日，炸弹被排除后，塞黑国防部长达维尼奇向新闻界宣布：“五年来，在原中国大使馆废墟内这颗未爆炸弹始终威胁着新贝尔格莱德居民的安全。但从今天起，人们晚上可以放心睡觉了！”
据塞黑有关部门7月2日宣布，这枚未爆炸弹已于当天上午11时运抵贝尔格莱德西30公里处的巴里奇小镇，交由“第一火花”化工厂处理。化工厂将对这枚炸弹进行溶化回收处理。具体办法是：制作一口大“钢锅”，将炸弹的固体炸药药仓放入锅内熏蒸。当水蒸气温度达到摄氏95度时，仓内的固体炸药就会溶化成液体慢慢流出。这些液体炸药经冷却后又恢复成固体炸药，可作民用。专家指出，按这种方法处理未爆炸弹，不但可以废物利用，还不会污染环境。而塞黑有关工厂在处理未爆炸弹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会出现闪失。
馆难发生后，有人曾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是否要吓唬你一下，故意使炸弹不炸？”我想，通过以上介绍炸弹型号、性能，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型号的炸弹，投掷到使馆都爆炸了，而投掷到大使官邸，却保证不炸，我想，恐怕美国的先进技术也做不到。如果想跟我开个玩笑，美国送给我的这个“礼物”未免太“贵重”了吧！我想，炸弹，尤其是这种高技术的“精灵炸弹”，同任何机械设备一样，都有出故障的时候。这颗炸弹不炸，完全可能由于引爆系统失灵。南斯拉夫专家们说，美国这种炸弹投掷后不炸的概率小于十分之一。而我得以幸存，也完全是受惠于这种“技术故障”吧！
轰炸后的使馆，景象十分凄惨。昔日整齐庄严的使馆已成残垣断壁，院子里一片狼藉，残砖断瓦到处堆积，通道被堵塞。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有的被废墟掩盖，有的也成为“残花败柳”。那棵从福建移来的桂花树，也被压在残破的水泥板下，想来它在那里呼救、哭泣。看着昔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被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们的心在流血。可是，从使馆的正面看上去，有些烟熏火燎的痕迹，但保存尚且完好。这往往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使馆受到损毁，但破坏不大呀！在国内看电视画面，如果只照正面，往往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也就是北约轰炸的高超艺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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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颗针对大使的炸弹缘何不炸？（2）
目前，隐藏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院内的炸弹已经清除，这块土地将移作别用。中国驻塞黑新使馆将移至乌日策街25号大院。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将来在被炸使馆的旧址上放一块石头，上面刻上几个字：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遗址，三人遇难，二十多人受伤，刻石留念。
同志心，手足情（1）
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同志牺牲了。北约炸弹窒息了他们激情燃烧的生命。他们是那样年轻，他们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啊！按照这一事件策划者的原意，黄泉路上，我是应当和他们结伴同行的。只是因为一个偶然，千分之一的偶然（据称，北约投掷的炸弹中，一千枚中有一个失灵不炸），我幸存下来。五年多过去了，关于他们，我竟然没有写下一点文字。现在，我想弥补自己的疏失，写点东西，笔又是如此凝重，如此艰难。
邵云环是1999年3月15日来到南斯拉夫任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距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仅十天，离她在北约炸馆中遇难仅一个月零二十多天。在这短暂的日子里，我和她接触和交谈也只有三次。但这三次交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她刚到贝尔格莱德。她的丈夫曹荣飞带她到我的办公室，介绍说，这是他爱人，到贝尔格莱德新华分社任记者。我和她寒暄了几句，没有多谈，我忙着我的事。她也就忙着去同使馆其他同志，尤其是过去在南斯拉夫工作过的“老塞尔维亚”们打招呼去了。第二次是使馆会餐，使馆邀请她和她的儿子曹磊参加。她和我同坐在一张桌，席间聊起家常，我得知她是黑龙江省佳木斯人，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我们算是同乡。她在中学时代，就适逢“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她到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当工人，这也是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再教育”。1971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后，她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学习塞尔维亚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83年5月到1985年5月，她被派往中国新闻学院进修英文，回新华社后，在参编部从事英文翻译工作。1990年到1993年，她曾在贝尔格莱德任新华分社记者。这次是她第二次来南斯拉夫工作。她精通塞尔维亚语，英文也不错。我说，你来贝尔格莱德工作是驾轻就熟。她说不能这样说，形势发生变化很大，今日的南斯拉夫已非昔日，尤其在战争环境下，对每一个记者都是新的挑战。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用两个字概括：文静。她四十多岁，从她的谈话和举止中能看出人事沧桑的磨炼。她白皙秀美的脸，表情是那样沉稳，那样文静。这种稳和静，是知识的沉淀，是智慧的内涵，是经验的积累，是磨砺的浓缩，是生活的透析……这就是水静流深啊！
在那漫天轰炸的日子里，她忙于报道和写作，早出晚归，很少见面。间或通过她发出的稿件，她的采访，了解她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她采访南斯拉夫联盟副总理利利奇，专访的标题是：“我们要和平，但决不屈服。”利利奇指出，实际上，北约轰炸与科索沃问题毫不相关，同阿尔巴尼亚族要求独立的目标也没有任何关系。惟一有关系的就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所说的要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北约寻机制造混乱，实际上是给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理由。他说，一个大国口口声声讲人道和民主，但它们自己却在做着最无人道和最不民主的事情。利利奇的话，是分析，是揭露，也是抨击。在美国和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初，美国和西方的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南斯拉夫当局在科索沃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对阿族进行种族清洗。应当说，也确有不少人被西方的宣传所迷惑，认为北约伐南是正义之师。利利奇一语中的，指出问题的实质所在。而采访者不久罹难，为她的采访，为利利奇的话，做出血与泪的诠释。
我和邵云环第三次晤谈是3月底。她来找我，说要就使馆撤侨工作写一篇报道。我对她说，使馆为华侨的安危，为撤侨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但我想这是使馆的职责，对外报道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她说，华侨的安危，国内十分关心，使馆这方面的工作，也有让外界了解的必要，还是报道一下为好。我被她说服了。我把北约轰炸前后，使馆这方面的工作做了介绍，她做详细的记录。此后，她又找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一秘、负责领事工作的张存良随员。稿子写好后，她又来征求意见，我看了一遍，觉得写得不错，没提什么意见，随后又去征求刘锦荣的意见，然后才发回新华社。发稿后，她又特地把稿子复印件送我，此稿我一直保存。在以后的日子里，关于使馆撤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想，邵云环，一个正直公正的记者的报道立为存照，可为佐证。岁月如流，抹去了多少往事的记忆。但这件事，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同邵云环再见面，那已经是5月7日夜晚，她从危楼内被抢救出来，脸上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已经停止了呼吸。我当时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希望邵云环是暂时的休克，到医院后会抢救过来。我希望看到她那忙碌的身影，看到她那充满深情的报道。她被抬上急救车，人们闪出一条道来，急救车风驰电掣而去。当我为了寻找武官任宝凯，到医院太平间去查验遗体，又一次见到她，我知道，她走了，永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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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心，手足情（2）
5月10日，在贝尔格莱德新公墓殡仪馆举行追悼大会，我国使馆的同志们、新闻界的朋友，还有众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南斯拉夫友人来同她的遗体告别。哀乐声中，躺在鲜花翠柏中的她仿佛睡着了，脸上虽有伤痕，表情依然那样安详，那样文静。仿佛长期紧张地工作，她太劳累了，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觉。她还活着，永远地活着。
5月12日，我们把她和许杏虎、朱颖的遗骨，还有那些伤员们送上专机，目送他们飞回北京。党和人民对她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主席亲临新华社悼念她，对她的儿子曹磊说：“你有一个英雄的母亲，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参考消息》报社在纪念她牺牲周年的社论里写道：“邵云环走的是一条在党培养下百炼成钢的英雄之路，是一条以身报国的奉献之路，是一条为了人类的共同理想呼唤和平的正义之路。”
许杏虎于1998年7月到贝尔格莱德任《光明日报》首席记者。作为记者，他的业务是独立的，且住在馆外，见面不多，只是一般地寒暄而已。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之后，他考虑到住处离南联盟的军事设施较近，不够安全，就住到使馆的客房里。虽然他很忙碌，东奔西跑，忙于捕捉新闻，现场报道，但见面还是多起来，有时休息，还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聊天。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朴实。他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真实的他自己。他1968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于198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塞尔维亚语，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工作。虽然他学习外语，就职于上层建筑部门，又身穿洋装，出国当记者，但他的身上仿佛带着偏远山村的稻谷香，带着家乡袅袅炊烟的气息。这种朴实，在浮华喧嚣的世上，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似已不多见，更觉难能可贵。
在工作上，他给我印象颇深的是他的敬业精神。在北约开始轰炸后，他不畏艰险，忘我工作，哪里被轰炸，硝烟未散，他就出现在哪里，发回有现场感的报道，拍下许多珍贵的照片。同他一道采访的记者讲述许杏虎在采访中曾遇到的险情。有一次，当他现场采访贝尔格莱德一处被炸机构时，北约飞机又对这一目标进行第二次轰炸，幸好他们及时躲避，没有受伤。还有一次，他驾车外出采访途中突遇北约空袭，一颗炸弹在他前方不远处爆炸，巨大的冲击波和横飞的弹片几乎将他的车掀翻，但他没有退缩。他还多次深入到北约高密度轰炸的科索沃地区进行战地采访。在轰炸时期进入科索沃，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确实很危险，北约随时可能轰炸，有时不择目标，既然可以轰炸拖拉机，为什么不能轰炸小汽车呢？他曾说过：“我是学塞尔维亚语的，在战地进行报道是我的荣誉，更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再危险，也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人们常说的敬业精神，这种敬业，包含着对工作的执著，对事业的奉献，对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记者和外交官职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记者和外交官的生涯中，不只是人们常见的西装革履，灯红酒绿。他们身处异国他乡，会遇到各种险情，各种打击，各种磨难，甚至突如其来的袭击。除了炸馆这种事件外，还有多少起遭到枪击，遭到暗杀，遭到抢劫的事件发生。确实有人身上带着子弹，继续为国家默默地奉献。除了这些暴力之外，还有多少无形的杀手，各种传染病，疟疾、瘟疫。大敌无形，防不胜防。记者和外交官，就是这种特殊战线的士兵。对于这种职业，确实需要“处处青山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献身精神。
我记得，5月7日傍晚，我和许杏虎在使馆院里相遇。我们在院里边走边谈。他谈了自己近日工作，也诉说记者的苦衷。他说，他在南斯拉夫工作时间不长，对一些政界高层人士还不熟悉。当他提出采访要求时，往往遭到拒绝，有的甚至不予置理。驻在国官方人士，包括著名的在野的政界人士，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他们有哪些诉求，是记者报道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内舆论界对这些情况也很关注。可是采访他们并非易事啊！我说，同政界人士的关系在于积累，不要着急，慢慢来。他的谈话告诉我，记者工作还有另一面的艰辛。一方面要履艰犯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采集新闻，另一方面，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积累材料，广交朋友。这样才能厚积薄发，才能源源不断地发出高质量的新闻。正如古人所说，“问溪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
我一边同他谈话，一边注意观察他。他的脸十分瘦削，两腮向里凹进，眼睛布满血丝。我想，他第一次在国外任首席记者，尤其又在战争环境下，他的担子多么重啊！战争结束后，我将建议他回国休假，好好地休整一下。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这竟是我们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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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心，手足情（3）
我同朱颖熟悉起来，自然在她和小许搬到使馆居住之后。她给我的印象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她的名字：颖，就是聪明伶俐。她明亮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活中一件小事。大约是1999年2月，阴历的春节，使馆举行春节联欢会，邀请所有驻南联盟的记者、留学生参加。1999年是兔年，朱颖在一张很大的白纸上画了一个玉兔，挂在墙上，让大家签名留念。那玉兔画得活泼传神，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来南斯拉夫之前，朱颖是《光明日报》的美术编辑，她设计的形象广告曾多次获奖。我当时想，大家凑在一起签名留念不容易，而且玉兔画得那样活泼可爱，我非常想拿回官邸挂起来作纪念。我猜想作者的本意是收集大家签名的，一定想自己收藏，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我不知道谁收藏起来，是否保存到现在。如果迄今仍完好无缺的保存此件，还真有纪念意义呢！
在北约轰炸的日日夜夜，尤其在停电的夜晚，我在使馆半地下的俱乐部里经常见到朱颖。尤其是周末或者闲暇时，大家游戏休息，朱颖总是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我曾听她讲过她同许杏虎去黑山的一段经历。在北约开始轰炸的那天晚上，他们正在黑山的首府波德戈里察，第二天冒着炮火返回贝尔格莱德。他们驱车近500公里，汽车没油了，跑了多少个加油站，却加不到油。后来，这段经历成了他们发表的“亲历炮火”日记的首篇。由此我心里推断，“亲历炮火”战地日记，是许杏虎写的，也是朱颖写的，可能大多篇幅出自朱颖的手笔。
北约开始轰炸前，使馆第一批人员撤退时，我也打算让朱颖和吕岩松的夫人小赵一起撤离。朱颖和小赵的回答是坚决留下。两位记者夫妇虽然住在使馆，但他们的业务和人事问题都由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直接管理，我作为大使，也只有建议权。两位夫人留下，确实帮助他们的丈夫做了不少事情，有时我看见朱颖眼圈发黑，就知道她白天忙碌，晚上又睡不好觉，只有劝她注意休息。
在北约炸馆前，许杏虎刚满31岁，而朱颖还不到28岁，真是花样年华，有着多少憧憬和梦想。朱颖就有一个小小的梦。她对女友们说，等战争结束后，她和虎子回国休假，好好地排排毒（指在轰炸期吸进的有毒气体和有害物质），准备生个孩子。多么普通的理想，多么圣洁的愿望。可是，这理想，这愿望都被打碎了，被毁灭了，连同他们的载体！
在“战地日记”5月6日那一篇，也就是许杏虎和朱颖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国际记者联合会秘书长艾登·怀特来贝尔格莱德访问。怀特在查看被炸的塞尔维亚电视台后，同南联盟新闻部副部长会谈时曾表示，“北约每一次对记者及新闻传播设施的轰炸都是对民主的践踏”，“全世界的记者和媒体有责任如实报道北约轰炸南联盟产生的严重后果”。怀特的话，是对正义和良知记者的支持，也成了许杏虎和朱颖二人不幸的谶语。这篇日记竟是他们的绝笔。
三位记者，就这样走了。他们满腔热血，洒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此时此景，使我想起孙中山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几句话：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其含悲，风云因而变色……
三位记者就这样走了，如此突然，又如此悲壮。他们化作清风，吹拂着渗透着血泪的苦难的土地；他们化作云霞，荡漾在驱散阴霾的天际；他们化作细雨，滋润着人们干渴龟裂的心田；他们化作利剑，刺向逞凶一时的魑魅魍魉……
三位记者，就这样走了。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正义与和平，献给了他们为之生，为之死，为之歌，为之哭的新闻事业。他们和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是永存的。
党和人民给予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崇高的荣誉，高度评价他们是“为和平、为正义、为祖国捐躯的”，授予他们“革命烈士”称号。
在三位烈士牺牲一周年前夕，我从报刊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
由上海福寿园设计、加工的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碑已于近日制作完成，将于2000年4月15日从上海启运北京，并于5月8日两位烈士周年祭日当天，在八宝山公墓落成。
据福寿园创作室王松引教授介绍，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碑由碑体和基座两部分组成，深红色的碑体采用朱颖生前设计的“带血的和平鸽”的图案构思——鸽子展翅欲飞播撒和平的橄榄枝，岂料在战争的炮火中染上淋漓鲜血。鸽子下方是蜿蜒雄伟的长城；墓盖上，用汉白玉雕成的一叠《光明日报》被风吹拂起一角，报纸日期为1999年5月8日，记录着许杏虎为正义和人权发出的最后呼唤。
一位武汉的老知识分子为驻南斯拉夫使馆全体同志写了一首诗，我把它抄录于此，献给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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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心，手足情（4）
处险不乱，临危不惧；
舍生忘死，义无反顾。
人间正气，势不可挡；
祖国之花，民族脊梁。
炮火纷飞见真情（1）
患难见真情。
在北约轰炸使馆的日子里，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人员的安危，他们的衣食冷暖，牵动着旅南华人的心。旅南华人对发生的一切感同身受，纷纷伸出援手，对使馆蒙难的人们倾注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5月7日深夜和8日黎明，使馆被炸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逗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华人。他们纷纷赶到被炸使馆的现场，目睹那漫天的浓烟烈火，看到自己同胞死的死，伤的伤，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无言地流泪。当他们看到从危楼得救的使馆人员时，他们马上围上来，看到有的人只穿着短裤，有的人光着脚，他们立即驱车返回自己的住所，拿来衣服和鞋子，帮他们穿上。有的人身上有玻璃划伤，又不愿上急救车（急救车是救助那些危重伤员的），华人又给使馆人员的伤口做简单处理。夜深了，由于烈火的炙烤，浓烟的熏呛，从危楼出来的人们口干舌燥，他们很快送来矿泉水、饼干及其他食物。当他们看到使馆围墙的栅栏门因为停电打不开，急救车和消防车无法靠近时，他们又急切摇撼栅栏门，想以人力推开。总之，他们参与了这场与战火搏斗，抢救伤亡人员的全过程。他们的心同使馆人员的心一起跳动，他们和使馆人员心往一处想，扑灭这场战火，赶快救出尚在危楼的使馆的同志们。
当南斯拉夫警察封锁了现场，防止第二次轰炸造成人员伤亡，要求在现场的人立即离开时，从危楼突围的使馆人员需要转移到附近的旅馆。使馆的车辆都在地下车库里，车库也已中弹起火，使馆已没有交通工具，在现场的华人用自己的车将使馆人员拉到旅馆。这时在贝尔格莱德的华人，简直成了使馆的后勤大队。
使馆人员来到旅馆后，惊魂未定，大家都牵挂着死者、伤者，尤其揪心的是还有同志下落不明。大家坐在凯悦旅馆的前厅里，都不肯回房间休息。护送大家来旅馆的华人也不肯离去。中国大酒楼杨老板和夫人给大家送来水和饼干，然后陪大家坐在一起。还有来自北京世界贸易中心的傅先生和他的南斯拉夫夫人也和使馆人员在一起。大家无语相对，说什么呢？那炸馆的情景，他们都看到，伤者和死者，大多他们都熟悉。任何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任何抚慰伤痛的语言，都显得多余。在这患难的时刻，同胞以及朋友同使馆同志们在一起，以无言分担失馆丧友之痛，以沉默分担大家心灵的重负，以自己的呼吸和存在，抚慰大家流血的魂魄。沉默蕴含着无限深情啊！
傅先生是北方人，懂英文，也懂塞尔维亚文。他受北京世界贸易中心派遣，来南斯拉夫经商，他的女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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