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外交官: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纪实-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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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玩兴正浓时，灯光突然熄灭了。大家用手电照亮，陆续从俱乐部走出来。
　　研究室主任王辅国在院子里找到我。他说：“今天是周末，让大家多玩一会儿，干吗关掉发电机？”这时，又有几个同志围出来，等待我的决定。我看了一下表，已经11点15分，考虑到北约轰炸以来，大家一直缺觉，感到身心疲惫，我就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因轰炸睡不好觉，白天工作又很紧张，都感到很累，今天索性早点休息，免得晨昏颠倒。”我说完，大家又聊了几句，纷纷散去。有的同志回到宿舍准备休息，有的在走廊里聊天。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就回到大使官邸，点上一根蜡烛，坐在床上，秉烛看书。我平时注意倾听大家意见，照顾同志们的合理要求，而那天晚上，万幸我没有让有关同志重新开动发动机，没有让大家继续回俱乐部消遣，大家分散到使馆的各个方位。否则，会酿成怎样的惨剧啊！
　　午夜，大约11时45分，一场震惊世界、亘古未闻的浩劫发生了。
　　忽然一声巨响。响声有多大，多少分贝，我不知道。总之，这么大的动静，我从没听见过。究竟是几声巨响，有人说两声，有人说三声，而我听到的几乎就是一声巨响。这响动，似天崩地裂，地动山摇，就好像发生了强烈地震，整个二层楼的官邸都摇晃起来。固定的玻璃窗都被推到房子里来，里里外外的门都被甩到外面，天花板下坠，墙皮脱落，屋子里的灯具破碎，玻璃横飞。碎玻璃、混凝土块，稀里哗啦地打到床上、沙发上，我在床上被颠起来。住在楼下的厨师老王从床上颠到床下，慌忙中他没有什么感觉，后来他总觉得不舒服，回到北京后一检查，发现摔断了三根肋骨。
　　当时，闪过我脑际的第一个念头是北约轰炸了我馆旁边的南斯拉夫电力设计院，轰炸的冲击波殃及了大使馆，这可能是对使馆的“间接轰炸”。同使馆毗邻的电力设计院，是南联盟在发展中国家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很可能成了北约的轰炸目标。
　　我立即穿好衣服，拿了手电，拔脚向外走。这时，我回头一看，蜡烛尚未熄灭。我回身吹灭了蜡烛。门框两边的墙已经塌了下来，我只得从缝隙中钻出来。到了外边一看，坏了，被炸的不是邻居，而是我们的使馆！这是“直接轰炸”！
　　使馆大楼已经浓烟四起，烈火熊熊。大块的水泥构件从使馆大楼的墙壁摔到院子里，大楼南面的外墙已经完全坍塌，整个草坪已经堆满了废墟，小小的水泥道埋没在残砖碎瓦里。使馆刚刚运来的供食堂使用的五个大煤气罐也随之爆炸，外壳散落在使馆的院子里，有的挂在使馆周围的栅栏上，有的竟飞到了围墙外。我的心受到强烈震撼：北约竟然轰炸了我们的使馆！
　　这时，有些同志已经从大楼里跑出来。大楼里四处起火，浓烟弥漫，楼梯遭到破坏。天花板，墙壁上，钢筋、铁丝、各种建筑材料密密麻麻地垂挂下来。这些从楼里出来的人都没睡下。他们在烟火腾起之际，靠平时对大楼的熟悉，攀着铁索，沿着破损的楼梯下来。有的就在楼下的办公室里，借着火光，从窗口跳出来。这是在浓烟烈火中突围的第一批，大约七八个人。
　　我站在使馆大楼前，透过冒烟的窗口，看见楼里使馆的同志们在寻找出路。我十分着急，担心他们的安全，也担心在慌乱中同志们从楼上往下跳，或者采取其他鲁莽的行动，造成无谓的伤亡。于是，我在楼下高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慌，要镇静！”
　　

烈火硝烟中的两条自救通道（1）
使馆淹没在浓烟烈火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职责，是同志的安全，是不使国家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啊！
　　负责使馆重要资财的两位同志，小王和小郑，一个睡在五层的值班室，一个睡在四层的宿舍。小王透过烟尘，借助火光，从五楼下到四楼。这时，小郑正从寝室出来。小王一把拉住小郑往楼上跑。小郑已经受伤，脸上淌着血。有人这时遇到他们，急忙问：“你们为什么还往上跑？”小王回答说：“有事，咱们是干这一行的。”他们从五层拿起四箱国家重要资财，冒烟突火往下走。楼梯被阻断，他们跌跌撞撞地来到三楼。使馆事先做了各种应急准备，这四箱重要的东西事先已准备好。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可以拿起来立即转移。他们知道，这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住在四层的王辅国在沙发背后睡觉。他刚躺下，就被爆炸的冲击波颠了起来。他伸手在黑暗中摸了摸，右边的墙壁没有了，左边的墙壁也没有了。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紧披上衣服往下跑。到了三层，无法再往下走，他钻进一个尚未起火的一个年轻同志的房间，在下楼的时候，他的脚部剐伤。
　　在三层，人们集中在两位年轻同志的房间里。这个房间窗下二层有个小平台。如何下到这个平台上呢？急中生智，有人提议把一条条的塑料窗帘接起来，做一条绳索。大家立即动手做起来。塑料窗帘不好打结，同时必须把打的结拉紧，防止脱扣。我们在下边的人找来一个梯子，从地面搭到二层平台。这是在匆忙中搭起的营救同志们的第一条通道。
　　首先从三楼系下来的是四箱国家重要资财，接着是保护这批资财的两个人：小王和小郑。他们寸步不离地守卫着他们的使命——那一批国家资财。南斯拉夫方面的急救车来了，我们把受了伤的小郑送上救护车，保护国家资财的任务就落在小王一个人肩上。
　　紧接着，人们把几个重伤员扶到三层。一等秘书曹荣飞喊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家把他送上软梯，从梯子上把他接下来，他满脸是血。刘锦荣从软梯上下来，头部、颈部和手臂受伤，鲜血淋漓，我们急忙把他俩送上救护车。文化参赞刘新权下来时，脚部扭伤。我当时想让他帮我清点人数，但看到他脚一瘸一拐，难以走动，也把他送上救护车。这时，火势越来越大，浓烟更加呛人，在危楼里多逗留一刻，就多一分生命危险。但是大家先人后己，井然有序地向下转移。先是抢救重要国家资财，然后是重伤员，再后是轻伤员，最后是没有受伤的同志们。这个顺序没有人规定，也没有人命令，这是大家不约而同的章法，这是心灵的呼唤，这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使命：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
　　南斯拉夫方面的消防队、急救车都赶来了，这时，使馆办公楼的前面，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人，大部分是南斯拉夫人，也有不少中国人。
　　地下车库里，汽车起火，火势更猛。烈火炙烤，浓烟呛人。有人把我拉到后面。不行啊，我们的同志还在危险之中，我又冲到前面，尽快抢救出同志们，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职责，刻不容缓……
　　在使馆大楼的东南角，五六位同志集中在二层张存良的房间里。使馆参赞李银堂本来住在馆外，北约开始轰炸后，转移到使馆的客房里。他以及使馆的人们哪里知道，最安全的地方成了最危险的地方。美国的炸弹从他旁边的屋里穿过，他的房间起火。他立即躲进洗手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冲出房间，顾不上眉毛被火燎着，额头擦伤，想夺路下楼。可是楼梯被火封锁，他又转回来，躲进尚未起火的张存良的房间。
　　在张存良的房间里，烟火不断从外面扑过来。他们几个人想办法开辟第二条自救通道。他们把褥单撕成条，连接成一条绳索。司机杨永锋、参赞李银堂拉着这条绳索下来，接着张存良和董健也攀援而下。杨永锋在下到离地两米高时，向下一跳，因体态不对，摔在楼基的水泥地上，骨盆和胳膊受伤。大家让他躺着别动，等候救护车来。不一会儿，救护车呼啸而来，人们把他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
　　记者吕岩松从办公楼跑出时，顺手抓起手机和照相机。他用手机同国内取得联系。当时北京时间是早晨5点多钟，还未上班。他把电话打到《环球时报》主编的家里，这位主编打电话给外交部欧亚司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报告了外交部领导。外交部领导获悉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把电话打到吕岩松的手机上。至此，我同外交部领导取得了联系。我简单地向部领导报告了情况：大部分同志已经获救，还有几位同志在楼里面，我们正在抢救。部领导问：“听说你受伤了？”我答说没有，我们正在加紧营救尚在危楼的同志。我的话语和我的心情一样，都十分焦急。部领导告诉我说：“你的情绪很重要，你要稳住，其他的同志都在看着你……”接着，部领导又通过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手机打电话给我，询问相关情况，有几位同志没有脱险，究竟是几颗炸弹炸到使馆。我记得，我向部领导说是巡航导弹，同志们告诉我，是三颗导弹。当时，我确实不清楚，究竟是几颗炸弹，因为当时没法逐一查看，更不知炸弹是什么型号的。弄清这些问题，是后来的事……
　　

烈火硝烟中的两条自救通道（2）
南斯拉夫的消防车和急救车纷纷赶来，但由于使馆大门是电动的，轰炸使馆造成断电，使馆大门打不开，急救车和消防车无法靠近。事先，使馆办公室进行了断电情况下的演练，告诉大家在断电情况下如何打开大门。使馆办公室的董健同志钻进大楼，从传达室里取出钥匙，打开大门，消防车和急救车才得以开进院里，为灭火和抢救人员提供了方便。
　　在使馆大楼五层的几位同志攀窗焦急地向地面张望。显然，他们已经做过多种尝试，从楼梯下来已不可能，所有退路已被烟火阻断。制作绳索，攀援而下也不可能，因为楼层太高，绳索难以达到地面。他们只有等待外面同志的救援。这时，同在场的南斯拉夫人取得联系，他们火速派来消防云梯。五层楼的同志们沿着细小的云梯缓缓而下。楼房是那样高，云梯是那样细小，颤颤悠悠，平时人们一定会很害怕，可在那时，这是救命的惟一通道呀。他们顺利地从云梯上下来，他们得救了。
　　

三位记者遇难
烈火，浓烟，北约飞机在上空盘旋，轰炸声接连不断。载着伤员的急救车疾驰而去，消防车的水柱扑向熊熊的火焰……
　　当曹荣飞从危楼得救后，在送他上急救车时，人们焦急地问他，邵云环在哪里（邵云环是曹荣飞的夫人）？但是，就在炸馆的刹那，他眼睛受了重伤，满脸是血，什么都看不见，他哪能知道邵云环的下落？有的同志知道，邵云环当天在馆外的新华分社办公室办公，很晚才回到使馆宿舍。此刻，她没有从三楼的自救通道下来，那就一定还在宿舍。于是，我们敦请消防人员到她的房间里去找。
　　南斯拉夫的消防人员具有丰富的消防和救护经验。在北约开始轰炸以来，他们处理过多起类似事件。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大楼被炸，他们急忙赶到现场，救护人员、扑灭烈火。塞尔维亚电视台大楼被炸，那时正是深夜12点，也正是电视台工作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很快赶去救出伤员，从废墟中找出烈士遗体。还有塞尔维亚内务部、南联盟国防部、总参谋部……他们可以说身经百战，浑身是胆。他们头戴钢盔，身穿防护衣，脚登高筒防水靴，手拿大手电筒和其他工具。他们在办公楼里搜寻尚未获救人员。过了一会儿，他们把邵云环抬出来，我和几位同志一起送她上急救车。她满面鲜血，已经停止了呼吸，她牺牲了……
　　还有三位同志没有从危楼里出来，就是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以及武官任宝凯。
　　消防队员在楼里找不到他们。办公室的董健同志戴上消防队员的头盔，带领着消防队员去找。在许杏虎的卧室里，在坍塌的墙壁下，发现了许杏虎和朱颖的遗体。他们满脸满身伤痕，鲜血在泥土里凝固。从他们的身姿可以看出，在轰炸的那一刹那，他们是怎样同死神搏斗，他们被死神掠走了……
　　这时，一颗导弹从人们的头顶曳着火光呼啸而过，人们本能的反应是纷纷卧倒。这颗导弹在离使馆几百米的贝尔格莱德旅馆爆炸。这个旅馆在多瑙河边，每逢周六举办工艺品展销，我曾去看过。旅馆的一翼被炸毁。为什么炸旅馆呢？据北约宣称，旅馆里隐藏着南斯拉夫军人，可以想见，这只是借口而已。
　　这时，在使馆大楼前的南斯拉夫安全局局长马尔科维奇接到一个手机电话。他告诉我，那边又有动静了，意思是北约战斗机又从意大利基地起飞，可能有第二次轰炸，要大家全部撤退。轰炸期间获得的常识告诉我们，第二次轰炸是针对救援人员和现场人员，杀伤力往往比第一次要大。聚集在使馆大楼前的人群呼啦啦地散了。在使馆大门前和周围，塞尔维亚内务部布置了岗哨，严禁人们，包括使馆人员进入使馆大楼。但是，我们使馆还有人下落不明，我怎么能离开呢？
　　南斯拉夫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扬科维奇告诉我，南联盟外交部已经为使馆人员在洲际旅馆订好了房间，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又转订了西方同南斯拉夫合资的凯悦旅馆。我考虑，大家已经挨了一次炸，不能再让他们第二次挨炸，应该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暂时落脚。这样，留下李银堂和董健在使馆前面值班，其余获救的同志全部转移到凯悦旅馆。
　　使馆的同志们来到凯悦旅馆，大约已经凌晨5点。大家都不肯回房间，坐在前厅里，等候使馆那边的消息。我把同志们召集在一起。我想，经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的震撼，又感受丧失亲爱的同志和朋友的苦痛，目睹自己赖以生存的使馆遭到摧残，拖着紧张拼搏之后疲惫不堪的身躯，当前最需要的是精神支撑。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的使馆遭受浩劫，这样的事情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对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既然灾难已经降临，我们要挺起胸来，迎接这一挑战。同志们，使馆被炸塌了，但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垮。党中央、祖国人民非常关心我们。中央已经决定派特别小组乘专机前来处理善后事宜，接回烈士的遗骨，伤员也将回国内治疗，部分同志可能回国休整。我要求大家回房间休息，明天大家都要打起精神，还有许多善后事宜等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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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在哪里？（1）
在武官任宝凯的房间里，没有找到他……
　　而此刻，最让我揪心的是武官任宝凯下落不明。刚出危楼时，我听武官处同志们说，他们从楼上向下突围时，听到了武官任宝凯的声音，估计他肯定出来了。可是，在营救同志的时候，却不见他的踪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多么需要武官在我身旁。在被炸的使馆大楼前，我既要同前来使馆慰问的南联盟高级官员交谈，又要设法营救尚未脱险的同志们。当时政务参赞吴丽元正在国内休假。我多么需要帮手啊！可是，武官到底在哪儿？派人到楼里去找，他的宿舍里没有他。这时，同志们猜测，他可能受了伤，已经送到了医院。我们分别给几个收治中国使馆伤员的医院打电话，都说没有此人。当时，抢救使馆人员的战线拉得很长，使馆前面又挤满了人，没有注意到他在哪里上了救护车也是可能的。使馆里没有武官，伤者里也没有，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牺牲了。但是，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不能下结论，也无法向国内报告。国内有关部门已经再三来电话催问武官的下落。
　　为了弄清究竟如何，在当时使馆已被封锁的情况下，只有到急救中心太平间去查。我带上翻译，请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郭志嘉开车，前往急救中心。
　　虽然已是凌晨，整个城市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轰炸暂息的贝尔格莱德，死一般沉静。我们在漆黑的街道上穿行，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我们多么急切地想知道，我们的同志在哪里。记者郭志嘉是学塞尔维亚语的，是南斯拉夫通，对贝尔格莱德市很熟悉，否则在这漆黑的夜里是难以辨别东南西北的。
　　我们来到急救中心，向值班的负责人说明来意，他回答说，要到太平间找遗体，必须经院长批准，院长7点半来医院上班。我看了一下表，还不到6点。我急了，我说，我们不能等，今天是特殊情况，请你马上打电话给院长，允许我们即刻到太平间探查。值班医生答应打电话给院长，但告诉我们说，即使把他叫醒，他驱车赶来仍需要时间，请我们在会客室稍等。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去看望一下伤员。医生带我们走进急诊室。我们的伤员都集中在急诊室的大房间里。医生已经对伤员都做了紧急处理。曹荣飞眼睛蒙着绷带，昏昏入睡。刘锦荣满脸绷带，跟我说话，感到呼吸困难，伤口疼痛。郑海峰头部和颈部都缠着绷带。只有刘新权说，这里他伤势最轻，只是脚扭伤，很快会恢复。屋子里很黑，借着微弱的烛光，勉强看清伤员的脸庞。屋子里只有轻微的呻吟和沉重的呼吸。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急
　　诊室。
　　回到急救中心的会客室，院长还没有来。我在会客室焦急地等待，我已无法坐下来，我让值班医生再三催促，希望院长早点儿到来。我觉得，时间过得这样慢，仿佛它已经静止、凝固。院长终于来了，把我们领到太平间的走廊，但不让我们进去。管理人员说不方便。他们进去寻找，并稍事整理，把三位烈士的遗体放在小车上推出来，他们是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这是悲惨的死，壮烈的死，英雄的死。几个小时前，我们还曾相见，我们还曾谈论时局，而现在竟是阴阳两隔，竟是诀别。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紧，是疼痛，是酸楚，是挣扎，是休克。此刻，我无暇多想，痛哉死者，惜哉生人。我还心系着有生还希望的一个下落不明的人。太平间的管理人员告诉我，除了这三人之外，太平间里再没有死亡的中国人。那就是说，武官还在使馆里。我马上用手机把查看情况告诉在使馆前面守候的李银堂，武官还在楼里。让他请消防队员帮助寻找。我们马上赶回使馆，我们一定要找到武官任宝凯。
　　天阴沉沉的，虽已清晨，几缕吝啬的晨曦从云层里透出，黑暗仍在游荡，不甘消退。我们来到使馆楼前，警报尚未解除，守护使馆的警察仍然把守着门口，不允许进出。我急火中烧，这个时候救同志要紧，管不了那么多。我告诉他，我们的武官还在楼里，生死不明，我要进去找他。消防队员也过来阻止我们，我请他把头盔和手电借给我，我要亲自去找。我们同他们争执着，准备闯进去。这时，在楼前守候的李银堂参赞来告诉我，消防队员在楼里发现了一个人，还活着。我们要进去抢救他，他们说，你们即使进去，也背不出来，还是请急救车来。他们立刻和急救中心联系，急救车风驰电掣而至。不一会儿，从里面抬出一个人来，正是武官任宝凯。我马上走上前去，看见躺在担架上的武官满面尘土，没有伤痕，呼吸很艰难，嘴和鼻子里呼出很多泡沫。武官还活着，武官没有死！急救车载着他向急救中心疾驰而去。
　　武官任宝凯在急救中心很快恢复了知觉。后来，他和其他伤员一起乘专机回北京治疗，恢复得不错。我和他谈起这段经历，他完全失忆，不记得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推断，北约轰炸使馆后，他从寝室里跑出来，呼喊着武官处的同志，他们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在黑暗中，他碰上什么东西，暂时昏迷，倒在走廊转弯的地方，所以在他的寝室里找不到他。他躺在地上，浓烟向上升腾，地面尚有空气，他没有完全窒息。对他来说，这场噩梦是一片空白。他康复后，又重返驻南斯拉夫使馆工作。
　　

武官在哪里？（2）
回到凯悦旅馆后，我和几位同志商量下一步的工作。首先，指定了几位同志去医院轮流看护伤员，看护的人要懂塞尔维亚语，便于同院方和医生联系；其次是使馆的善后事宜，抢救尚未转移出来的器材，找几个人帮助会计清理会计室。会计室中弹起火，屋子里的东西都烧成灰烬，保险柜也烧得焦黑，但因铁皮很厚，打开后，里面的美元尚且完好。第三件事是准备迎接中央派来的特别小组，为他们预订旅馆，并同南斯拉夫官方联系，安排相应的会见。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连续36个小时的工作和战斗，心灵的震撼，身体的疲惫，我感到头重脚轻。由于在楼前指挥抢救，吸进大量烟尘，感到恶心，吃不下饭，吐出的痰是黑色的。夜深了，躺在旅馆的床上，长久地似睡非睡，忽悠忽悠地，仿佛房子还在摇晃，也仿佛我在空中飘来飘去。隆隆的声音，透过密封的窗子传进来，是北约的飞机又在低空飞行，寻找着目标，散布着死神。这声音忽远忽近，忽高忽低，在我的梦里飘游。现在怎么办？起来叫醒大家，岂非徒劳无益？在南斯拉夫这块土地上，难道还有安全的地方吗？算了，由它
　　去吧！
　　后来，我弄清楚，那一夜，固然有北约飞机的轰鸣、袭击和轰炸，而那持续的整夜的隆隆声，是来自旅馆旁边的有轨电车。虽然断电，南斯拉夫方面还是想方设法保障有轨电车的通行。就在那一夜，旅馆旁的有轨电车站遭轰炸。
　　几天后，我正召集使馆有关同志开会，新华社记者杨成明，以及北约开始轰炸后，赶来支援的新华社记者张铁钢前来采访。他们要写北约轰炸使馆的综合报道，让我们讲叙事情的经过。几天的繁忙工作，已经疲惫不堪，而且从我个人来说，也不想进入报道的怪圈。但杨成明来了，带着慰问和采访的诚意。他是驻南斯拉夫资深的老记者，德高望重，我同他关系又很好，却之不恭啊！我只得把事情经过，同志们如何互相救助，脱离危险，讲给他听，讲了死者和伤者。在座的同志们也有补充。他们返回驻地后，连夜写了一篇通讯：“在战火中履行神圣使命”，当夜发回新华社总编辑部。他们也是一夜未睡啊！
　　经历这种心灵的震撼，我记起李贺悼亡友的诗，稍加改动，
　　诗云：
　　思牵今夜肠应直，
　　雨冷香魂吊书客。
　　秋坟鬼唱鲍家诗，
　　热血千年土中碧。
　　

北约怎样对我馆实施轰炸？（1）
在古代，勇士侠客过招，都知对方使的是什么武器，师承谁家，武艺套路，也知道如何破解。而今北约的轰炸，不是明刀明枪，而是暗器伤人，且趁对方毫无防备。这在昔日，也为武林所不齿。
　　事发当时，国内打电话问我，是几颗炸弹炸的使馆？我以为是一颗，后来同志们提醒是三颗，大家都认为是巡航导弹，那时是没法弄清楚的。只有在事发之后，经过仔细查看，请专家实地勘察，又经军事研究机构仔细研究，才弄清楚是几颗炸弹，是什么炸弹，以及北约是如何实施这一打击的。
　　事发两天后，我同从国内来的特别小组组长王国章同志一起查看，认为是五颗炸弹落在大使馆和大使官邸。在使馆的东南角，一颗炸弹斜穿大楼。从顶层一直穿透到一层，在使馆墙角下爆炸，炸出一个数米深的大坑。这边是使馆高级外交官的宿舍，受破坏十分严重，半边山墙向外倒塌。邵云环在宿舍里牺牲，曹荣飞、刘锦荣和小郑受重伤，他们的宿舍离弹着点很近。这一带受伤的有十余人。第二枚炸弹落在使馆的中央，穿透楼顶，越往下破坏力越大。我在三层楼的办公室受到严重破坏，办公室里边一个小卧室中弹起火，屋里用具和床上用品全都化为灰烬，床的铁架子也多被熔化。我有时中午在这个小屋里休息一会儿，幸好晚上我没有睡在这里。炸弹在二层穿透会计室，使馆多年账目被焚毁，其他物品也都化为灰烬。炸弹接着下行到一楼大厅，大厅被炸得一片狼藉。自北约开始轰炸后，有七八个同志就睡在大厅里，用沙发当床，他们认为一层方便，离大门很近，机动灵活，遇事便于应对和转移。幸运的是，那天晚上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没有睡在大厅里。第三颗炸弹落在使馆的西北角，层层穿炸，《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住的客房就在办公楼的西北角，他们的房间被炸毁，两人不幸遇难。第四颗炸弹是从一半在地面上的窗子钻进地下室，在俱乐部大厅爆炸，整个地下室钢梁、铁架、破墙、乱砖搅做一团。炸弹引爆了新灌满的五个大煤气罐，它们像五颗炸弹，爆炸后的空罐有的挂在使馆围墙的铁栅栏上，有的散落在几十米外的院子里，有的飞到了院墙外。假如那天晚上在地下室消遣的人们不因为断电而离开地下室，假如当时我答应重开发电机继续发电，那些在地下室的人们可能无一幸免。那么，在这场浩劫中牺牲的将不止是三个人，可能是十几人，甚至二十几人。
　　这里我还想说一下我们的厨师老王。他的卧室在大使官邸一层。轰炸开始后，他晚上睡在地下室厨房旁边的备餐间里。我经常对他半开玩笑地说，你怕什么，我在你上边（我的卧室在官邸二层），要炸先炸我。每天晚上，地下室里有人从事各种娱乐活动，不那么安静。因为这种种原因，7日晚上他没有睡在地下室，而是回到官邸自己的寝室里。这样，他躲过这一劫，只受了点轻伤。
　　北约对我特别关照，给我单独预备了一颗炸弹。这第五颗炸弹落在我所住的官邸的中央，穿破屋顶，二层楼板，一直钻到地下。十分幸运的是，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它的巨大的冲击波使官邸遭到严重损毁。但是，如果这颗炸弹爆炸，整个官邸将被化为残砖断瓦，那么牺牲者名单上，还会再添上一个名字——潘占林。如果那样，我也不可能再到中东一个战火纷飞的热点国家当大使，也不可能坐下来回忆当年往事，也就没有这本书面世。后来，我听到国内传闻，说这颗炸弹已经挖出来运回国内，这是谣传。我想，没有哪一家民航班机愿意运送这样的“礼品”。
　　那么，这些炸弹是什么型号的炸弹，是如何投掷的呢？
　　据各方面透露，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B…2重型隐形战略轰炸机。这架飞机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横跨大西洋，经15小时长途飞行后，抵达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中国大使馆上空，接连投下了五枚炸弹。据有关报道，这架B…2重型隐形轰炸机被称为“战争之星”，伴随这架飞机的有空中加油机。飞机上有电磁干扰系统，向南军雷达发送干扰电磁波，使南斯拉夫军方的通讯系统、地对空导弹和电子战设备陷入瘫痪，使轰炸机顺利实施对目标的轰炸。
　　当时，有人认为，投掷到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五枚炸弹是巡航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