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政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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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由于受到梁武帝的赏识和器重，他才得以充分显示和发挥自己的才干和作用。　　　
　　才华初露，无不叹服　　　
　　裴子野被任命为中书通事舍人，成为皇帝的高级秘书，是吏部尚书徐勉直接向皇帝推荐的。在此之前，尚书仆射范云、中书郎、国子博士范缜，也都推荐过他，范缜甚至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给他。由于裴子野官位低，资历浅，用人部门都没有同意。梁武帝对裴子野的名声虽然早有所闻，这次经徐勉推荐，也说得上是破格任用了他，但在使用上，起初却不怎么放手。后来由于裴子野在工作中显露了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才干，博得梁武帝高度赏识和器重，梁武帝才对裴子野刮目相看并予以重用。　　　
　　有两件事给梁武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第一件事是裴子野担任中书通事舍人掌中书诏诰后，西北边界外有两个叫白题和滑国的小国派使者到梁朝来进贡，由于和这两个国家好几代都没有交往了，朝廷里无人知道这两个国家的来历，甚至连是否有这两个国家都不清楚。裴子野却引经据典道：〃汉颖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其博识如此，众人无不叹服。梁武帝于是命令裴子野撰写《方国使图》，对邻小国家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　　　
　　第二件事是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梁武帝发动北伐战争，进攻北朝的魏国，要裴子野起草一份伐魏的檄文。他援笔而就，很快完成了任务。为慎重起见，梁武帝又把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等人叫到寿光殿来，要他们认真斟酌修改这篇文稿。这些人既是朝廷大臣，又是公认的文书大手笔，他们看后，竟没有一个不说写得好的。这样，梁武帝自然放了心。他久久地注视着裴子野，深情地说：〃看你的样子是这样赢弱，文章却写得如此雄壮。〃接着，他又吩咐裴子野，赶快再去写一封信给北魏的宰相元叉，以晓喻大义。这时已是深夜，裴子野说天亮就可交稿。但还未动手，五更鼓声就已敲响了。而梁武帝这时又派人来催说：〃赶快把稿子送去！〃裴子野于是操起笔，黎明时就写好了。梁武帝读后，深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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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从此，朝廷所有的符檄文件，都由裴子野起草。　　　
　　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说到裴子野学识的渊博，不能不再带上一笔。裴子野是一个著名的文人学者，因此同他交游的人，也多半是些学界名流。文人相轻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然而当时那些博览群书，仕途比裴子野得意得多的学界名流如刘之遴、刘显、殷芸、阮孝绪、顾协、韦棱、张缵、肖劢等人，对裴子野却极其推崇和叹服。他们在一起讨论古籍时，每遇意见不合，〃咸折中于子野〃，也就是以子野的意见为判定是非的标准。裴子野博识的程度，由此可想而知了。　　　
　　裴子野受到时人的推崇，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他文思敏捷，起草文书，倚马可待，一挥而就。还有他那简练朴实的文风，也是人们推崇的一个原因。南北朝时盛行骈文体，这种文体偏于形式，堆砌词藻，空尚浮泛，不切实际，过分讲究对仗和声律，表面上看十分华丽，读起来也琅琅上口，但很不实用。时人随波逐流，文风败浊。裴子野却不然，他作《雕虫论》，对文章的注重藻饰，表示极大的不满，主张作品应做到〃劝美惩恶〃、〃止乎礼义〃；对繁文要〃删撮事要〃。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宋书》删繁就简，压缩成二十卷的《宋略》，是他实践中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后来他成为皇帝的秘书，起草公文也是直陈政事，不尚丽靡之词，摒弃形式主义。他写的公文虽然首尾贯通，颇具气势，深得梁武帝的赏识，但由于与当时的文风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还是招来不少人的非议，有的甚至为此而指斥诋毁他。裴子野全然不顾，坚持走自己的路，到最后，就是指斥诋毁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公文应当这样写，于是更加敬重裴子野。　　　
　　更难得的是，裴子野的个人品德和修养，也堪称古代秘书人员的楷模。　　　
　　南北朝时期，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官职，是十分重要的。朝廷的事权可以说大都落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在皇帝左右，可以直接代皇帝发布诏令，有的甚至分别担任各部门的政务，尚书反须受其指导，因而〃势倾天下〃。裴子野在中书省工作十几年，一直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官职，后来梁武帝又很赏识器重他，说他是个大权在握的人，应不为过。但他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从不用它来谋一己之私利。据史书上记载，他为官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从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什么要求，或请求解决什么困难。他的外祖母家里和表兄弟家里生活十分穷困，他就拿自己的俸禄接济他们。由于俸禄大都给了亲戚，自己家里的生活也就过得相当艰难。他生活俭朴，淡泊自守，终身〃饭麦食蔬〃，以致妻子〃恒苦饥寒〃。对于妻子的叫苦，他总是温言劝喻。说来更让人难以相信，他在朝廷里当这么大的官，家里却连住房都没有，后来借了两亩官地，建了几间茅屋，才得以栖身。他的孩子和侄子，对他〃奉若严君〃，十分敬畏。他去世前，还反复告诫子女，要〃俭约，务在节制〃。其高风亮节，连梁武帝都十分感动，闻其死讯而流泪，下诏即日举哀，赞誉他〃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清高自爱，堪称楷模　　　
　　像裴子野这样清正廉洁的官员，不要说在南北朝这样一个生活奢侈腐化，官吏贪污成风的社会里不多见，就是在整个封建社会，也可以说是凤毛鳞角。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信佛；二是家庭的熏陶和影响；三是他注重自我修养。　　　
　　南朝佛教流行，很多人相信〃因果报应〃，迷信〃来生〃。认为今生多受些苦难，死后就不会被打入地狱。裴子野笃信佛教，于是〃持其教戒，终身饭麦食蔬〃。裴子野的父亲裴昭明，是一个当官清勤、不置产业的人。据《南史》记载：裴昭明历郡皆清勤，甚贫罄。齐武帝曰：〃裴昭明当罢郡（太守），还遂无宅，我不读书，不知古人中谁可比之。〃裴昭明自己也常对人讲：〃人生何事须聚畜，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故终身不置产业。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裴子野为官清正廉洁，受其父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注重自我修养。《南史？宋本纪》载：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一次宴会前，宋文帝〃敕诸子且勿食〃，说是到时将赐给他们丰盛的肴馔。天色已晚，而〃食不至〃，皇子们皆面露饥色。宋文帝这才告诉他们：〃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尔识有饥苦，知以节俭期物。〃裴子野在《宋略》中也记了此事。但他不是记罢了事，而是借此大发议论：〃善乎太祖（宋文帝庙号〃太祖〃）之训也！夫侈兴于有余，俭生于不足，欲其隐约，莫若贫贱！〃（《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言为心声，从中不难看出裴子野之为官清廉，乃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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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清高自爱，堪称楷模　　　　　　　
　　裴子野的品德和修养好，还表现在他对待朋友和同事心胸宽大、气度恢弘方面。梁天监初，裴子野步入仕途不久，在他担任右军安成王参军时，曾兼任过廷尉正这样一个司法官职。当时的诉讼案件，必须三官署名才有效。有一次裴子野不在，同事就把他的名字签在狱牒上，报上去没有得到批准，怪罪下来，把裴子野的所有官职给免了。有人劝子野去说清楚，就会复职的，他一笑置之，不去解释，情愿为同事朋友分担责任。这次免官，使他赋闲了很长时间，但他对同事始终不抱怨恨。　　　
　　裴子野还是一个清高自爱的人。梁代齐后，和沈约齐名、时人号为〃任笔沈诗〃的南朝著名文学家任昉，时任义兴太守等职，颇负盛名。有意仕途的年轻人经常出入其门下，希望得到他的引荐。任昉也是个奖掖后进、爱才如命的人，对来访者，只要有才学，堪任用，他一概向上推荐。而经他推荐的人，又都受到任用。任昉的母亲是裴子野的堂姑母，两个人是堂表兄弟，裴子野当时没有工作，却从不去拜访任昉，求其推荐，使任昉感到非常遗憾。裴子野的所作所为，在现今的某些人看来，也许会觉得他太清高、太要面子了，殊不知正是他的清高自爱，才使得别人更加尊重和佩服他。（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资治通鉴》、《梁书》等　　　
　　阿谀取宠害国害己的朱异　　　
　　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的侯景乱梁事件，使〃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繁华都城建康被焚掠一空，东晋以来江南所积累的财富毁灭殆尽，出现了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堆的惨象。造成这场大灾难、大破坏，年迈昏庸的梁武帝当然逃脱不了历史的责任，而深受梁武帝宠信的中书通事舍人朱异，罪责也是十分深重的。如果说，在我国古代众多的秘书人员中，确实有许多杰出的人物，那么，在他们当中，同样也有不少奸佞小人。朱异便是这样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几十年恩宠不衰　　　
　　朱异（公元483…549年），字彦和，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朱选之在南齐做过吴平县令。朱异少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聚在一块，玩一种类似后代掷色子的游戏进行赌博，成了地方上的一个危险人物。成年后的朱异才改变志向，立意进取，发奋读书。他遍览《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奕书算，皆其所长。他对名儒明山宾衷心信服。二十一岁那年，梁武帝下令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推荐了他，因而受到梁武帝的召见。梁武帝听他讲述了《孝经》和《周易》后，很高兴，对左右说：〃朱异实异〃。后来见到明山宾，还说：〃你所推荐的朱异确实是个异能之士〃。　　　
　　梁武帝对《五经》也很爱好，而且相当精通。共同的兴趣爱好，使这对君臣很快就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不久，梁武帝任命朱异担任中书通事舍人，成为皇帝的高级秘书。以后朱异的官职虽有多次升迁，但直到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朱异死，他一直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这一职务。梁武帝对朱异的宠信，几十年丝毫不衰，到后来，甚至惟朱异之言是听，把朝政也交给他处理了。史书上说：〃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南史？朱异传》，《梁书》同。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见《南史》及《梁书》）。　　　
　　南北朝时期，尤其在南朝，中书通事舍人虽然大都是皇帝器重信用的人，但像梁武帝对朱异那样，几十年恩宠不衰，还是少见的。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朱异这个人的能力确实不错。他很精明，博闻多识而又办事干练：〃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请断，填委于前。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倾刻之间，诸事便了。〃这和那些身居高职，只清谈不做事的所谓世家大族比起来，确实完全不一样。梁武帝春秋已高，怠于政事，正需要朱异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来做他的帮手。其次，梁武帝这个人〃好人佞己，末年尤甚〃（《魏书？岛夷萧衍传》），而且越到晚年越喜欢听别人的花言巧语，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朱异深知他这一弱点，于是对他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看他的脸色办理，甚至明知不对，也少说为佳，只要是皇帝决定了的事，错误的他也百分之百地执行。有些正直的大臣批评朱异说：〃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倾者外闻殊有异论。〃他回答说：〃政言我不能谏争耳。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由于他精通溜须拍马之术，因此深得梁武帝的宠信。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这对君臣才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关系；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在梁武帝执政的第四十七个年头，终于招致了侯景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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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阿谀取宠，害国害己　　　　　　　
　　阿谀取宠，害国害己　　　
　　侯景原是北朝东魏的大将，因和东魏统治者高澄不和，便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西魏深知侯景机诈多变，于是一面接受他的投降，一面受降如临敌，分派大军对其严加防范，并示意他把军权交出来。东魏在侯景叛变后，派遣大军对他进行讨伐。侯景在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下，乃派使者到江南向梁武帝接洽投降。已做了四十七年皇帝的梁武帝萧衍，认为统一全国的机会到了，就派出五万人的军队去接应侯景，结果被东魏军打得大败，主将萧渊明（梁武帝亲侄子）也成了东魏的俘虏。东魏军队接着又把侯景打败，最后侯景只率步骑八百人投奔梁朝。东魏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又采取外交攻势，叫萧渊明写信给梁武帝，表示只要梁朝消灭侯景，东魏就可以释放包括萧渊明在内的所有梁军战俘。其用意很明显：不是消灭侯景就是逼侯景起来造反，东魏以便坐收渔利。梁武帝复信说：〃贞阳（萧渊明封贞阳侯）旦至，侯景夕返〃（《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并派出使者去东魏和谈。在梁和东魏的接触过程中，侯景一再表示反对。过了将近两个月，侯景看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便于八月初十日举兵乱梁，从而造成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破坏、大灾难。　　　
　　对于侯景乱梁事件的发生，有些历史家责怪梁武帝不该接受侯景的投奔，并对梁武帝没有识破东魏的反间计，同意与东魏和谈，从而激起侯景的叛乱而感到不可思议。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接纳侯景的投奔和派使者去东魏和谈，与其说是梁武帝本人的决定，不如说是朱异阿谀奉承的结果。　　　
　　接受侯景的投奔，是因为梁武帝这个八十五岁的老翁做了一个梦：〃梦中原尽平，举朝称庆〃。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他把这个梦告诉了朱异，并喜滋滋地说：〃吾生平少梦，梦必有实。〃当时梁朝日益衰弱，百姓难以自存的状况，朱异是十分清楚的，梁武帝在此时做统一中原的美梦，本来是可笑的，但朱异是一个阿谀奉承的老手，也就溜须拍马道：〃这是国家统一的征兆。〃梁武帝当然听得乐乎乎、晕乎乎。事情就是有这么怪，不久侯景果然来接洽投降了，真是〃梦必有实〃！因此梁武帝在心里首先就接纳了侯景的投奔。但此事毕竟非同小可，为慎重起见，他还是要群臣商议一下。商议的结果是不能接纳侯景。理由是：一、侯景是个〃翻覆叛臣〃，接受他投奔〃终当乱国〃（《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二、梁朝和东魏是冤家对头，现在关系刚刚有所改善，侯景割地带兵投奔过来，东魏岂会善罢甘休？与其为此大动干戈，不如拒侯景于国门之外。梁武帝听了大臣们的意见，也动摇起来。不过他的心里，还是十分矛盾，因此很难下最后的决心。　　　
　　这天清早，天尚未亮，梁武帝起来散步，来到武德閤口（小门口），一个人自言自语：〃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至纷纭，悔无所及。〃大意是：我梁朝十分强大，疆土完固，国家太平无事，接受侯景的投奔，此事有什么不可？倘若被朝臣的意见误了事，岂不是后悔无及？朱异〃探帝微旨〃后，马上献媚道：〃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仰慕？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远归圣朝；若不容受，恐绝后来之望。〃梁武帝〃深纳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接受侯景投奔这样重大的事件，就在这对君臣的一唱一和中决定了。　　　
　　如果说，接受侯景投奔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么，同意派使者去东魏和谈，同样显得不可思议。侯景先是背叛东魏，后又与西魏反目，对他来讲，再无退路可走。梁朝同意与东魏和谈，明显是把侯景往绝路上逼。侯景是〃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遭到他的反对和抗议是理所当然的。他于是急忙给梁武帝写信：〃今陛下复与高氏连和，使臣何地自处！〃又写信并送金三百两给朱异，求朱异在武帝面前说话，不要把他往死路上逼。但朱异〃纳金而不通其启〃，执意劝梁武帝派使者去东魏和谈，从而中了东魏的反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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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生活奢侈，穷奢极欲　　　　　　　
　　对东魏的反间计，梁朝的司农卿傅岐是识破了的。他说：〃高澄何事须和？必是设间，故命贞阳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图祸乱，若许通好，正堕其计中。〃然而〃异等固执宜和，上亦厌用兵，乃从异言〃（《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所以说，梁武帝同意与东魏言和，也是听从了朱异的意见后决定的。　　　
　　朱异本不是一个头脑糊涂的人，他会识不破东魏的反间计？他本人即使没有识破，听了傅岐的意见后也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事情的严重后果，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在与东魏和谈这件事上，朱异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坚定，似乎任何人的意见都不能使他改变主意。这是为什么？是朱异一时糊涂，还是他另有考虑？显然是后者。　　　
　　原来，梁武帝这个人，对自己的〃骨肉〃，一向是十分〃恩爱〃的。为了〃骨肉恩爱〃，他可以放任他的兄弟子侄对老百姓吸膏吮血、巧取豪夺。只要是梁武帝的〃骨肉〃，就是临阵脱逃，甚至投敌，也是不办罪的。比如他的兄弟萧宏临阵脱逃，就没有办罪；侄子萧正德投敌后又逃回来，梁武帝也只是哭着教训了一番，就给他恢复了爵位。还有他的儿子萧综在前线指挥作战，临阵向魏军投降，冒称自己是齐东昏侯萧宝卷的亲生子，梁武帝在一阵惊骇之后，绝了他的属籍，但不久，这个逆子还是被饶恕了。梁武帝〃溺爱〃自己的兄弟子侄，朱异是十分清楚的，和东魏言和，萧渊明就可以被放回来，他固执己见、坚持同意和谈，显然是为了讨好梁武帝。只要能博得皇帝的好感，朱异是会把皇帝的家事放在国事之上来考虑和处理的。梁武帝果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朱异的马屁又一次拍成功了。　　　
　　当然，朱异坚持和谈，和他在判断上犯了一个轻敌的错误也是有关的。他一直认为侯景的八百降卒是造不起反来的。因此，当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派人送来密信，说侯景要造反，朱异便认为必无此理。鄱阳王再三告知朱异，说侯景一定会造反，朱异还对鄱阳王的信使说：〃鄱阳王遂不许朝廷有一客！〃（《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言下之意，好像鄱阳王是在无事生非和诬陷诽谤侯景。从此以后，鄱阳王再有信来，朱异甚至都不送给梁武帝看了。朱异的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它使朝廷对侯景几乎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结果侯景的叛军很快就打到了建康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侯景造反，打出的旗号，竟是以诛杀朱异为名！这真是阿谀取宠，害国害己！不久，朱异就在羞愧交加中发病而死。梁武帝还多活了几个月，当侯景的叛军打进台城（宫城）后，他也病饿死了。　　　
　　生活奢侈，穷奢极欲　　　
　　朱异的缺点，当然不止阿谀奉承这一点，而是多方面的。据史书记载，他〃贪财冒贿，广受馈遗〃；〃四方饷馈，曾无推拒，财货充积，产与羊侃相埒（等同）〃。他生活奢侈，穷奢极欲，〃起宅东陂，穷乎美丽〃；〃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他〃好饮食，极滋味声色之娱，子鹅炰鳅不辍于口，虽朝谒，从车中必赍饴饵（随车带上饴糖糕饼等食物）〃。然而〃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同〃馐〃）恒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也不分赡〃。而且他还好摆威风，极讲排场。他和宾客好友在城外的家中喝酒取乐至黄昏，要回台城又怕城门关了，〃乃引其卤簿（仪仗队）自宅至城，使捉城门停留管龠（吹奏的乐器），既而声势所驱，薰灼内外〃（《南史？朱异传》）。他为人十分骄踞，连世家大族王公贵戚都不放在眼里。有人劝他不要采取这种态度，他说：〃我是塞士，好不容易达到现在的地位，我如果不轻视他们，他们反会看不起我。〃他为了固宠，对那些竞争对手，则采取排挤打击、玩弄阴谋的手段逼其离位。如中大通年间，有一个叫徐摛的人，很得梁武帝欢心，〃帝甚加欢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朱异便不高兴了，觉得徐摛对自己的威胁很大，是一个潜在竞争对手，不把他赶走，自己的地位就难以保住。他对自己的亲信说：〃徐叟出入两宫（徐摛为皇太子家令兼管记，所以朱异说他出入两宫），渐来见逼，我须早为之所〃。他于是找准一个机会，对梁武帝说：〃徐摛年纪大了，又生xing爱好山水，他想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做郡守，以怡养天年。〃梁武帝以为徐摛真是这样想的，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临此郡。〃（《南史？徐摛传》）。把徐摛弄到地方上做官去了，朱异才心安。他居权要三十多年，威震内外，〃在朝莫不侧目，虽皇太子亦不能平〃。他不但在生前官运亨通，〃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帽子上插貂尾为饰）；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外出有仪仗队开路），近代未之有也〃，而且他死后，在梁武帝已觉察到了他的为人的情况下，梁武帝乃悼惜不已，〃诏赠尚书右仆射〃。本来尚书仆射（宰相）是不能作为赠品送人的，但因梁武帝听说朱异平生的抱负就是想做宰相，为了满足朱异这一愿望，梁武帝于是破例诏赠他尚书仆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梁武帝被朱异吹拍迷惑的程度有多深！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多厚！　　　
　　秘书贤佞与朝代兴亡的关系　　　
　　在封建社会的一些史学家看来，南朝一些朝代的兴亡，其关键就在于君主所委任的中书通事舍人是否贤佞。比如陈朝，史称宣帝陈顼因委政毛喜，〃由是十余年间，江东狭小，遂称全盛〃（《陈书？毛喜传》）。及后主陈叔宝用施文庆、沈客卿等为中书通事舍人典掌机要，文庆等〃敛无厌，以刻削百姓为能事〃（《南史？恩幸？施文庆传》），而陈遂以亡。这种看法虽然只是就表象而论，并不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但看一下梁朝的兴亡史，又不得不承认，当皇帝信用的中书通事舍人贤能时，也是国事兴盛，反之则衰败甚至覆亡。如梁武帝早先用周舍、裴子野等人为中书通事舍人典掌机要，敌国的东魏丞相高欢就曾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而当他后来完全信用朱异这种人时，国事便一日不如一日，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只能发出这样的哀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这说明，中书通事舍人在南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皇帝任用什么样的人做秘书，的确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这虽然是旧时代的特有现象，但作为历史经验和教训，还是有吸取的必要，以引起后人的深思和鉴戒！（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资治通鉴》、《梁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