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汉宫的倒影-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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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鸣不平，指责美国霸权主义的时候，英国却独树一帜地站在美国一边，不惜与欧洲的其他国家为敌。欧洲国家算是看清楚了，这个腐朽的帝国还是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想拉它一把都无从下手。
　　实际上，英国已经不再是欧洲的中心了，很多国家不再唯英国马首是瞻。它们在国际上以独立的政治实体发挥自己的作用，英国在它们眼中，不过是个沦落了的二流强国，从前那些霸主之类的头衔，早已没有了光鲜艳丽的色彩。不过有些事实是人们无法否认的，英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作出的贡献也不可抹杀，一直到今天，英国还是对国际事务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只不过是今非昔比罢了。
　　英国曾在不断征服中变得强大，在贸易、军事、外交、经济、政治上都盛极一时，成为国际中心。英国人曾几何时骄傲地站在世界巅峰，抒发“一览众山小”的无限感慨。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可能成为其他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那种自豪感逐渐成为英国人的一种习惯，成为同生活形影不离的伙伴。
　　然而可惜的是，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荣光和骄傲就都慢慢流失。先是从世界霸主舞台上重重摔落，然后在欧洲大陆上屡栽跟头，英国人慢慢发现，过去的权势在帝国衰落的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遗憾的是，英国已经意识到了，却做不到，他们不断地向后看，追溯逝去的绚烂，却没有昂首向前的勇气。
　　500年前，英国脱离欧洲成为世界第一大国；500年后，英国迫不得已要回归欧洲、回归原点。这其中伴随着英国人的无奈、伤感、惋惜，还有不可避免的退让、计谋、策略。辉煌过的历史，最终也只能听到“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悲凉惋叹。
　　

“统而不治”的国王（1）
很多人都对白金汉宫中的国王们感到好奇，在一个帝国远去的年代，国王到底在扮演怎样的角色。年逾90高龄的伊丽莎白二世，更是成为很多社会学者探讨的对象。
　　众所周知，在伊丽莎白二世头上聚有众多光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其他领土和属地的女王、英联邦元首、基督教的保护者。然而这些熠熠生辉的头衔，并不像表面看着那么炫目。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提到了关于英国国王权力的问题，按照他的说法，国王是统而不治，没有实权的政治摆设。不可否认，皇权的确已经在那次光荣革命之后，被光荣地虚置了。很多人都这样调侃英国国王，吃好喝好，住好睡好，然后摆个姿势，安稳地当国家雕像。当然，这些话有些言过其实，不过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国王没有实权的事实。尽管在英国的法律条文上，还明确地赋予国王这样那样的权利，不过当国王真正实施这些权利的时候就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阻挠。
　　就像英国的法律给了女王一个很好的称号，然而却在这个称号前面加上了若干限制。女王掌管着国家的政治、军事的绝对领导权，管理着除英国本土以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在英国法律上还明文规定，女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她是国家元首。这些所谓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对国会的停止、解散和召集的权力，对军队的统治权，对各级大臣、海外总督和英国各大主教的任免、加封、贬职的权力。这些眼花缭乱的权力，看似十分庞大，然而在执行起来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在现实生活里，女王完完全全是个自然人，也受到法律的约束，也有各种各样的规矩要遵守。更可悲的是，英国女王好不容易实行一次权力，议会、内阁都会跳出来干涉。难怪美国学者罗威尔会说，当今女王在政治实践中，在行使这些权力的时候，大多由议会或内阁所控制，女王只是照章办事而已。
　　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议会和内阁就是具有很大的实际权力。虽然英国法律把女王定义为议会和内阁的统治者，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的议会由上院、下院和女王组成。按照法律来讲，女王应该是上下两院的意志领导者，也就是说，上下两院要通过什么议案都要经过女王的许可，女王一个不高兴就能让议会解散。内阁则负责起草法案和议案，每次召开议会的时候，这些事先拟定好的法案、议案就会送到女王的手边，女王只要照本宣科就可以了。显然，女王在整个过程中都非常被动，那些递交上来的法案、议案名义上要得到女王的批准才有效，其实女王根本没有改动的权力，只需要点头签字就行了。议会和内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导者，拥有大过女王的实际权力。
　　更讽刺的是，英国法律清楚地描写了女王与政府、首相之间的关系，简单一句话，政府中的大小官员甚至是首相都是女王权力和意志的执行者，国内外的所有繁琐的事务都要按照女王的指示去做。可事实上与之完全相反，政府和首相其实都是在选举中产生的，到女王那里也就是走个形式，这就是女王所谓的至高无上。如此看来，女王在白金汉宫中的生活还真有些悲哀，虽然是个国家象征，但是却有名无实，除了比普通人高贵点，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在伊丽莎白二世近百年的人生中，除了以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凝聚人心，进行一些国际交涉之外，很少能够接触到其他权力。不过历史还是奇迹般地在伊丽莎白二世时代，给王权留下了一些值得回忆的痕迹。
　　保守党领袖自1902年索尔兹伯里侯爵辞职以后，就没有贵族再担任过，然而在1963年，保守党却出现了一个贵族领袖——霍姆伯爵。在这段纷扰曲折的领袖产生过程中，伊丽莎白二世就发挥了其任用、罢免首相的权力。
　　1957年，保守党领袖艾登辞职之后，领袖人选就成了党内乃至整个国家关注的焦点。很多人都把领袖人选押在了代理首相巴特勒身上，虽然他政治经验和资历不如麦克米伦，但是他却正处在做出成就的最佳年龄阶段，而且他在党内一直都很受重用。巴特勒有很多麦克米伦无法比拟的优势，就连英国的很多媒体在结果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大张旗鼓地开始报道巴特勒的相关事迹。显然，大家都认为巴特勒出任领袖以及首相是铁板钉钉、无可非议的事。然而内阁、议会以及保守党的其他成员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巴特勒在他们看来太“左”倾了，而麦克米伦在苏伊士危机时期担任了财政大臣，表现得十分老练。正如撒切尔夫人后来形容的那样，麦克米伦从表面上看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但是这却掩盖不住背后的精明。他从外表上像爱德华七世那样玩世不恭，但对政治却极为虔诚。稳重、老练、精明这些正是一个首相所具备的基本条件，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内阁、议会最终决定任命麦克米伦为保守党领袖。伊丽莎白二世在接到任命书，与几位权威人士探讨一番后，立即召见了麦克米伦，并为他举行了授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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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而不治”的国王（2）
然而这位老首相在职位上没有坚持多久，很快就重病缠身。麦克米伦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过度劳累，保守党的领袖位置又成了悬念。巴特勒的名字再一次被提到，他依然是领袖的最佳人选，但是依然不受党内其他人的欢迎。不过此时还有一个人很受麦克米伦的重视，他叫黑尔什姆，是枢密大臣同时也是一位贵族。不过可惜的是，这位贵族大臣对首相一职太过渴望了，以至于他放弃了自己的贵族身份进入下院与其他候选人一争高下。要知道，这种行为是贵族大臣最为不齿的，对于一个背叛贵族的人，自然不会得到党内权臣的认可。
　　就在保守党内部高级领导人为了悬而不决的领袖位置大伤脑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颇具戏剧色彩的人。这个人出生在贵族家庭，却执著地热爱着板球运动，他还曾经参加过板球比赛。这个人就是后来继任麦克米伦成为首相的霍姆伯爵。霍姆伯爵的突然出现的确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平常看起来完全是个不愿意参与到任何党派争斗、小心翼翼的人，却在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杀出。根据麦克米伦的授意，保守党开始对霍姆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一出来，再一次震撼了所有人，霍姆在调查中4项胜出。
　　霍姆显然不是众望所归，但是却奇迹般地在4项调查中占据了优势。在主观感情和实际数据之间，麦克米伦决定相信数据。1963年10月18日，伊丽莎白二世以国王的身份准备干预此事，她来到医院探望麦克米伦。麦克米伦趁机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正式提交了辞职信。从病房回到白金汉宫后，伊丽莎白二世便立即召见了霍姆，命他组阁。
　　就这样，霍姆成为了一个政治生命不到一年的首相，也是唯一一位“突然出现”的首相。伊丽莎白二世的这次任免完全只听取了麦克米伦一个人的意见，并没有与其他内阁和议会议员商讨。王权在这一刹那显出了其本身该有的“至高无上”，伊丽莎白二世也在这个时候彰显出了一个国王的风范。
　　从内阁制度建立以来，王权就开始衰落。执政党派要通过选举，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就可以执政，国王更像是个旁观者看着竞争党派相互争斗，然后走走形式，任命胜出的党派执政。但是不能随意解散内阁和首相的职务，并不意味着，国王就失去了这项权利，霍姆是个很好的例子，后来在澳大利亚，总督以女王的名义任免总理更能说明这点。
　　1972年，是澳大利亚执政党选举的日子。这一年的选举有些不同，除了自由党和乡村党之外，还有工党。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殊，只不过是3个党派在争夺执政权力而已。然而在过去的23年里，澳大利亚的执政党一直是在自由党和乡村党中产生。这两个党派一个代表工业和金融垄断资本集团，一个代表着乡村地主和牧场主的利益。谁都没有想到，工党竟然会打破二十多年的格局，成为执政党。当然，这与其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分不开，再加上人民对其他两党追随美国出兵越南一直耿耿于怀，这给了工党一个很好的翻身机会。
　　工党领袖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成为联邦总理，开始按照竞选时所描绘的蓝图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这位新上任的联邦总理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了时间和政策上。在他上台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经济水平都呈现出了一个下降趋势。因此，惠特拉姆所实施的一些提高工资福利待遇、降低关税等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外国产品的倾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扑面而来。伴随着失业率的上涨，澳大利亚的罢工活动不断发生，反对党也趁机跳出来对工党进行攻击。在1974年的联邦大选中，工党获得了众议院中的大部分选票，却在参议院中落马。
　　翌年，反对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公然对抗工党政府，拒绝批准工党政府的预算，并要求提前进行大选，工党与参议院之间原本暗涌的对抗之流，终于爆发。作为澳大利亚总督的约翰·克尔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不得不以伊丽莎白二世的名义撤销了惠特拉姆的总理职务。澳大利亚的宪法规定，联邦总督没有对总理的任免权，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间，也从没有一任总督违背过宪法。然而约翰·克尔却大胆地运用了王权，平定了一场政治风波。事情就是这么凑巧，联邦总督是根据澳大利亚法律由澳大利亚总理任命的，约翰·克尔是由惠特拉姆亲自任命的，最后却被他罢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王权的使用，是在伊丽莎白二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约翰·克尔太想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了，太想像一位总统一样行使权力，这种迫切感让他绕过了女王，直接行使了他不该行使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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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而不治”的国王（3）
伊丽莎白二世完全受到了蒙蔽，不可否认克尔在危机时候用王权解决了尴尬，但是，这却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了女王在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联邦成员国的虚置性。假如当时惠特拉姆能够及时与女王沟通，要求解除总督职务，女王是不能反对的。克尔的行为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悬挂在英联邦其他成员国上，难道总督可以借助王权的名义随便任免一个联邦总理。克尔化解了一场危机，却成为了一个反面典型。
　　很多按照英国议会的管理方式行事的国家，都对自己目前的状况产生了一种不信任。英联邦在宪法上明明白白写着，君主立宪制，国王享有一切元首该有的权利，然而现实却与宪法完全不同，英联邦中成员国的政体各个都是建立在君主制上的，然而却没有一个君主前来主持政务。伊丽莎白二世远在大洋彼岸，她只是一个象征，并不能完全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这种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女王手中的有效权力就必须依靠一位非王室成员来实行，这样就缺乏安全性和可靠性。更多人开始思考，如果一个总督可以实行国王的权力，那么君主立宪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王权是否适合英联邦成员国，君主立宪制是否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这些问题正在考验着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英联邦。不过事实证明，这一切的存在还是十分必要的，不然伊丽莎白二世也不会至今仍在白金汉宫舒适地生活。当今英国女王仍然是英国最高权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一直是中坚力量。这位“统而不治”的女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对英国具有不同凡响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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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选举权的白金汉宫主人（1）
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多人在质疑，英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地道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女王明明都已经变成了一个摆设，王权更多时候被闲置，这样的社会制度似乎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其实，如果认为女王只是住在白金汉宫中吃吃喝喝，那就大错特错了，女王是这个国家的“精神支柱”。
　　在英国，女王的确是一种象征，而且这种象征起到了资本主义政府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她被视为是民族利益和民族精神的代表，更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中心力量。人们不应该质疑英国资产阶级的能力，他们完全明白英王在英国社会中所起到的凝聚力，否则精明的资产阶级是不会容忍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人或制度的存在。
　　英国人从小必然会受到一种教育，那就是光辉的英帝国历史和对英国王室的尊重，最重要的就是对白金汉宫里女王的服从和忠诚。对英国人来说，这种精神上的教育被视为民族文化传统，是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而英王室也一直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努力，一战后王室姓氏从原来的德国汉诺威家族的萨克斯·科堡·哥特公爵，改回英国传统温莎姓。英国王室也在极力提升其所具有的代表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说服力，这同样是为了帮助其在资本主义世界更好的生存。
　　很多人都认为，伊丽莎白二世成为威严的君主，对政府政策有着稳定的、博爱化的影响。英女王虽然没有实权，但在英国人心中依然是至高权力的象征。他们的国歌是《女王万岁》，法定国庆日是女王的生日。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宪法没有君主政体，整个建筑物就会倒塌。英国宪法是一座颠倒过来的金字塔，塔顶同时又是塔底。在他看来，君主这个概念在国际上越是被弱化，在英国人的眼中意义就越重大，没有一个地方比英国更崇拜统而不治的人物。英王所具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这是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
　　英国的资产阶级利用女王的这种特殊作用，制定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女王光辉下的制度更具备稳定性和权威性。这种特性不会受到英国纷扰的党派之争的影响，在王室的世袭制中，制度得到传承。即使各党派之间打得不可开交，国家至高权力最起码在形式上安全地被女王保护着。王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国家和政府的保护伞，保证其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行驶权力。
　　虽然英王权力已经被削弱，并逐渐成为一个虚设的政治摆设，但是正是这种摆设的身份才让其拥有了超然的独立性。有人认为，英王手中没有真正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权力这一事实，正是其权力之所在。摆脱了政治束缚，往往可以使女王更加客观地对待发生在英国社会中不同利益代表者之间的###，以旁观者的身份加以调节。
　　英国出现的不同利益阶层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党派之争。各个利益阶层的代表党为了实现其权力统治而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这些矛盾冲突还比较温和，然而更多时候，这种矛盾冲突都表现得异常激烈。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没有政治关联却具有权威的独立个体加以调节，唯一能胜任这项任务的就是英王。这种和事佬的角色，可以帮助国家政治体系恢复工作，尽量避免因###而带来的不安定因素，也就是说“君主制是个有价值的缓冲器”。而正是因为这种中立身份的需要，女王和王室中其他成员在大选中都没有选举权。他们是白金汉宫的主人，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却没有选举权，他们连唯一一个拥有实权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但是，不具备选举权并不代表女王的话没有权威。英国的很多上层领导包括首相都十分注重英女王偶尔在政治上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清楚地知道，女王对政治的敏感度和见地往往在他们之上。不要感到奇怪，这是事实。
　　在过去，国王的职责就是听取国务院的建议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定。而如今，国王担任起了从前国务员的角色，成为最有威信的咨询员。女王长期以来过着非政治的政治生活，她不能介入政治，却要在形式上听取首相和内阁向她做的政治汇报，还要阅读大量的政治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女王就是一本厚厚的政治百科全书。在女王脑子的记忆储存中，堆积了许多内阁、议会的各种记录和资料，还有各种涉及到国内政治的文件和档案。相比国务员焦躁暴烈的情绪，她在政治上的见闻十分广博而且更具理性和客观性，因此不管是内阁大臣还是首相都不敢怠慢女王的任何政治提议。
　　

没有选举权的白金汉宫主人（2）
自从大英帝国没落以来，英国就以一个松散的英联邦来抚慰失去帝国的伤痛。众多国家纷纷被拉进了英联邦，不情愿地成为联邦制下的一个成员。倘若没有女王强大的凝聚力，恐怕这些本就松散的集体会彻底变成一盘散沙。与其说女王是英联邦的元首，倒不如说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8个成员国的主心骨。女王要在每个成员国中指定一个总督，代替自己行使元首权力。而女王和她的王室成员则要出席一些重要的英联邦首脑会议，并且要定期访问成员国以及参加这些国家具有纪念意义的庆典。女王本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王权所带有的威严，增加了成员国对元首的信服度，使各成员国能密切地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
　　女王的存在让英国人感到安心，无论执政党怎么更迭，起码还有一个女王代表国家。在英国人眼里，这是比民主政体优越的地方，他们不会像美国人一样，总统下台，就没了情感寄托。他们的首相下台了，还有女王在那里，有了能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国家才不会分崩离析。
　　有的时候，女王也会发挥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帮助国家摆脱了很多政治风波和一些难办的政治问题。比如一些首相不再适合承担政治责任时，而这个党派又不好意思让他退休，这时就该女王出马了，三言两语就能搞定。还有些时候，首相看中了一个有才干的人想留在身边为其所用，但是这个人却不是议员不能进入内阁。首相就可以去禀报女王，然后让女王为这个人封个爵位。一旦成为贵族，就可以轻松地进入上院，成为阁员，这给很多有才华的人提供了机会。除此之外，在英国历史上，还有多位首相是经国王亲自任命而走上执政舞台，这些首相基本都是在党派之争中无法分出高下的情况下产生的。国王为了避免党派争夺给国家带来的政治危机，冲破法律上的常规做法，大胆使用手中对首相的任免权。
　　一个没有实权的人，却能在无数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自身那少得可怜的权力帮助英国接二连三的渡过难关。1975年，英国与日本进行贸易谈判，一度陷入了僵局，伊丽莎白二世与丈夫菲利普亲王到日本转了一圈，谈判就顺利完成了。就这样，女王夫妇被冠以“皇家推销术大师”的名号，很多国家元首都告诉英国外交官，你们国家有世界上最能干的商品推销员。英国的海外市场，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女王与菲利普亲王，这对夫妻双剑合璧，给英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说到女王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效益，就不得不提到王室给英国带来的“意外之财”。在欧洲，像英国这样将君主制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国家十分稀少。很多人对白金汉宫充满了好奇，那些美轮美奂的皇家建筑，古典高雅的贵族服饰，以及严苛森严的王室规矩，都成为英国吸引外来游客的一道风景。不管是王室的婚丧嫁娶，还是什么庆典活动，都能带动英国的旅游经济收入。从这点上来说，英国王室似乎有些可悲，没有实权也就罢了，还要像古董一样被参观。不过王室并不在乎，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比让英国发展起来更重要的了。
　　

“英格兰玫瑰”的凋零（1）
似乎所有生活在王室的女性，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有些是被迫的，有些是自愿的，而有些则充满了无奈和伤感。戴安娜的出现，就给本已凋敝的王室更增添了一丝哀伤。
　　戴安娜的出生本身就带着浓厚的悲剧色彩，人们常说，一个没有的遗憾的人生应该是这样的：你出生的时候在哭，可是你周围的人却因为你的来到而欢欣不已；你死亡的时候在微笑，可是你周围的人却因为失去你而悲泣不止。然而戴安娜的出生却没有给家人带来欢欣不已的激动，迎接她的是父母失望的表情和落寞的神态。
　　奥索普·斯宾赛子爵是戴安娜的父亲，在她临世之前，这个家族已经有了两个女孩。很多长辈都对斯宾赛夫妇施加压力，一个家族不能没有男子来继承。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子爵夫人的这一次怀孕上，伴随着担忧、激动、紧张，开始了10个月的漫长等待。在此之前，子爵夫人曾经生过一个男孩子，但是这个男孩子仅仅存活了10个小时就夭折了。1961年7月1日，斯宾赛夫人临盆，子爵在一旁焦急地等候。当人们告诉他，夫人还是生了一个女孩的时候，子爵脸上出现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阴沉。戴安娜·弗朗西丝，在不受欢迎的情形下正式加入了这个大家族。不过还好，斯宾赛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终于在戴安娜3岁的时候，产下一名男孩。
　　斯宾赛家族也可以算是王室当中的一员，在戴安娜身体里，也流淌着王室血液。查理一世在位时，斯宾赛家族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捐得了一个伯爵爵位，从此跻身上流社会，堂而皇之地成为了贵族。当时，斯宾赛家族毕竟与王室没有血缘关系，荣耀自然有限，后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总算是与王室扯上了血缘关系。大概戴安娜自己也算不清楚，到底是哪位有本事的祖先让她有了王室血统，总之她知道，她的一个远亲是17世纪的国王查理二世，至于这亲有多远就不太清楚了。
　　小时候的戴安娜虽然不生活在白金汉宫中，但是这个王宫对她来说并不陌生。父亲斯宾赛伯爵就在里边任职，是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随从。外祖父摩利斯费莫伊男爵也曾经是乔治六世的挚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射击、打网球，同时也是下院中的一个议员。也许就是因为斯宾塞家族一开始没有那么荣耀，后来却与王室纠缠不清，所以才被人们称为“平民贵族”。
　　这种复杂的王室关系，似乎就预示着戴安娜复杂的人生。她从小就被人告知，自己的家族有多么显赫的历史，女王是她弟弟的教母，太后是她两个姐姐的教母。这样的身世应该是被很多人羡慕的吧，特别是女孩子，很多女孩子都梦想着自己成为美丽端庄的公主，受众人敬仰和膜拜。戴安娜的童年回忆里有美好的一部分，家族成员居住在一个童话式的公园屋里，在树木林立的公园中，有大概10间卧房，这是戴安娜与家人的住所。整个房屋建筑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乐园，宽大的游泳池、敞亮的室外运动场、一眼望不到边的绿地、随时候命的家仆、戴着假发举止得体的管家。是的，戴安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她与其他的兄弟姐妹一起在草地上戏耍，看着林间小动物相互追逐，倾听鸟语，沐浴花香。
　　也许只有置身于公园屋的时候，才是戴安娜感觉最平静的时候。不过，这些美好只是记忆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则来自于家中苛刻的礼节和规定以及后来家庭的破裂。在斯宾赛家中，孩子是不可以跟父母同桌用餐的，就连家中地位颇高的弟弟也是在7岁之后，才能与父亲坐在一起吃饭。戴安娜从出生就没有受到过父母的青睐，这也是她人生当中最遗憾的一个回忆。而且，在她的记忆里，白金汉宫也并不是一个值得向往的地方，那里有比家中更苛刻的礼仪，比家更没有人情味。所以她厌恶去那里，如果可能她会想尽一切办法逃避，但每次都会被连哄带骗地强拉过去。戴安娜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将来会有一天成为那个最厌恶的地方的一分子。
　　

“英格兰玫瑰”的凋零（2）
1967年，是戴安娜最不愿意回首的日子，在这一年，她的父母达成了分居协议，在这一年，她被迫从公园屋中搬到了母亲家中，也是在这一年，她第一次深刻地感觉到了被遗弃的孤独。如同中国的皇族一样，能为心爱的男人生一个男孩，是许多贵族夫人的梦想。她们不止一次憧憬着相夫教子的美好生活，这是一种追求，更是生活的全部价值所在。然而当她发现自己如愿以偿地生养了一个男孩，丈夫还是会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情意绵绵，这种打击让她们失去了对婚姻的向往以及继续经营的信心。带着遭到背叛后的绝望，她们选择离开，即使仍然深爱着对方。戴安娜不止一次看到过父母之间的激烈争吵，她害怕，害怕失去这个本就冰冷的家庭。
　　从公园屋搬出来的日子并不好过，故居中的一草一木都成为戴安娜强烈思念的对象。不久之后，母亲在与父亲的离婚仗中败下阵来，戴安娜和弟弟被法庭判给了父亲，这是个又喜又悲的决定。喜的是，戴安娜可以回到久违的故居，不再听到父母刺耳的争吵声；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