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汉宫的倒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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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巴特勒在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他希望能与工党政策结合，从而找出一个中间性质的政策作为国家的根本原则。
　　不过保守党的主动靠拢不代表已经彻底消除了对国有化的顾虑，巴特勒对工党实行的全面国有化一直有所怀疑。在他看来，类似钢铁、公路运输等部门应该转为私有。而且他对国家垄断不报有强烈的信心，他认为国有化会降低工人劳作的积极性，从而造成效率低下，浪费国家以及纳税人的财富，而且国有化企业的老板不见得就比私人企业的老板更能体贴员工。不可否认，巴特勒提出的这些疑问的确可能发生或是已经存在。不过从中不难看出，巴特勒仍然不够大胆，这是保守党的一贯传统。然而正是改革中的这一点保守，没有使原先的资产阶级选民因为巴特勒接受国有化而背弃保守党。
　　

福利国家与“英国病”（4）
1954年，丘吉尔由于身体原因正式辞职，将权力移交给了艾登。1955年，又一次大选到来，政府凭借着减税措施，以及一些宣传工作，继续执政。工党面对又一次的失败，也不得不调整政策。早在1918年，工党大会颁布了工党党章，曾经明确规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和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民众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分配和交换的内容，也同样是资料公有制。这条明显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条款，使工党被称为社会主义政党。1951年工党在大选中失败后，就已经有人提出要修改这一条带有社会主义信仰的条款，认为这是失败的最终原因。不过大部分人认为这条是工党的核心，是整个工党的凝聚力，不能轻易改动。1956年，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解释社会主义的根本是平等而不是公有制，国有化只是为了恢复萎靡经济的手段。他还提出，工党应该改为全民党。这说明了工党已经认识到了全面国有化的弊端，承认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体制。这个观念的转变，正好迎合了保守党政策的改变，进一步缩小了二者之间的距离。
　　1955年，一本名为《经济学家》的英国刊物第一次运用了一个名词，“巴茨克尔主义”。这将巴特勒与盖茨克尔的名字联合起来，表示保守党与工党政策上的接近，这也是后来著名的“共识政治”的前身。1965年，“共识政治”第一次出现在了塞缪尔·比尔的《现代英国政治》中。
　　如果追根溯源，共识政治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趋势。过去，党派之间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有一些中庸的思想出现，而这些比较中庸的思想给共识政治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再加上民众有着相同的要求，不管哪个党派执政，首先解决的都是民众需求。相同的需求，决定了各党派实行接近的政策。而且，英国的产业结构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两党之间的阶级利益更为相似。这些因素给了共识政治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充沛的养料。
　　保守党再次胜出后，事态并不像前一个5年那么乐观。艾登上台后，就面临了方兴未艾的民族解放运动，埃及在纳赛尔的带领下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还因此爆发了塞得港战役。国内出口率下降，政府只好提高税率，取消住房补贴。民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侵害，保守党在民间的支持率开始下降。艾登羞愧难当，于1957年辞职。
　　麦克米伦接替艾登，着手处理国内外出现的窘境。这位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政坛老手，一上台就力挽狂澜，用其独门政策“中间道路”，解决了内外交困的尴尬局面，英国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工党为了扳回一局，不惜在1960年大选中向国民承诺，只要能让其上台，将会在不加税赋的前提下改善福利条件。保守党立即提出反驳意见，称政府不加税，哪来的钱改善福利。保守党与工党互相抨击，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人们把玩着两个党派此起彼伏的宣言，左右衡量，哪个更加现实一点。保守党在位这10年的确做出了不小的成绩，最起码人们能看到的是社会保障比工党时期更丰厚。于是，在强有力的数字面前，保守党再次高调上台。
　　不过这次上台，麦克米伦没能续写辉煌，国内经济一落千丈。为了填补逆差，政府只好提高税额，削减福利，提高银行利率刺激消费。可是大势已去，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劳，国内经济水平持续下降，不满政府的人兴起了罢工浪潮。
　　保守党已经没有什么诱人之处了，麦克米伦的威信也在日益下降。国内政治不再有亮点可以吸引民众眼球了，麦克米伦一咬牙，没有亮点就制造一些亮点来引人注意。于是，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调整内阁成员，曾经创下了一次罢免7个成员的记录。这些成员是否真的有问题暂且不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做了政治没落的替罪羊。但是这一招并不奏效，后来又爆出了政府要员的桃色丑闻，让保守党雪上加霜。与此同时，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也被驳回。麦克米伦遇到了与艾登同样的尴尬，这个时候除了离开没有更好的办法。继任首相的霍姆伯爵，也没能收拾这一片狼藉，这位新首相连话都说不清楚，最终也匆匆结束了保守党政府的使命。一家英国报纸曾这样评价这次大选：“工党险险取胜，不是由于这个党的领导人作为，也不是由于他们政策，而是由于人们对保守党大资产阶级执政13年的反应。”
　　

福利国家与“英国病”（5）
1964年，工党体面地第三次成为执政党。首相威尔逊一上台就发现，那个表达能力有问题的霍姆伯爵并没有做什么实事，麦克米伦遗留下来的6亿英镑的逆差，他一分钱都没有补上。威尔逊满腹牢骚，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医治疗这著名的“英国病”。
　　所谓的“英国病”，是指在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出现的滞涨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三十年，被一些经济学家戏称为“英国病”。
　　“英国病”的出现还有着复杂的背景。战后的英国奉行凯恩斯的市场供求经济学说，无论在什么阶段，政府都喜欢用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解决。不错，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的确帮助英国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就业、投资、国家干预等问题上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成为英国各界政府挽救经济的法宝。然而这种过于迷信的崇拜，让英国经济策略变得单调，缺乏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的灵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政府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诱导，忽略了社会基本矛盾，而将注意力单纯放在了供求关系上，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除了政府对凯恩斯的盲目崇拜，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各党派之间的争斗往往都拿经济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哪个党派，都在竞选时向人民许下一些发展经济的诺言，上台之后便慌慌张张地准备兑现诺言。这种紧张的气氛，导致了政府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诺言的心理。凯恩斯理论被用来制造短期的经济繁荣，加上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导致了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然后政府会再利用凯恩斯理论制造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象，这样的恶性循环，使英国经济一直无法得到持续的发展。
　　在二战刚结束时，英国尚且能名列前茅，到了20世纪中叶，就已经被德国、法国、日本等后来者超越。英国成为大国中的病痨，萎靡不振。
　　威尔逊的上台似乎也只是延续了从前的恶性循环，他急于实现大选时的诺言，争取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复苏。于是，他增加了进口产品的附加税，提高银行利率，削减军事开支，还欠了30亿美元的外债，勉强对付了一些经济问题，但是离当初的诺言还相差甚远。另外，工党在下院中的支持率也不乐观。所幸的是，威尔逊是个善于调节党外关系和矛盾的政治家，只要稍稍用一些政治手段，下院那些人还是很好对付的。果然，工党在补缺选举中获胜，接着在大选中也大获全胜。
　　胜利的喜悦还没有退去，“英国病”就再次加重。经济危机的到来让威尔逊措手不及，失业率开始翻倍上涨，随之而来的就是民怨沸腾，国际收支逆差。同样的经济问题反复了几十年，威尔逊意识到过去的经济政策已经过时，于是，削减了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开支，增加消费，这个措施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应该会看到成效。可惜的是，英国不久发动了对埃及的侵略。那个时候的英国已经不同于大战之前，已经没有能力来满足帝国向外侵略的贪心。战争让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开始抛售英镑，把钱握在自己手里，国家外汇减少。威尔逊的经济政策已经不起作用了，英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贬值。
　　整个国家被搞得人心惶惶，幸好威尔逊在政坛上打拼多年，不仅有铁齿铜牙，还有政治手腕。他出台了一些新的法例，规定凡满18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人工流产合法等，暂时保住了这岌岌可危的执政宝座。
　　1969年，威尔逊的经济政策初有成效，不仅抹平了国际收支中的逆差，甚至出现了盈余。这为工党在地方的选举中赢得了胜利，然而这胜利却没有持续到最后。大选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威尔逊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保守党看似十分低调，也没有为大选做出什么努力，结果却出人意料地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工党。
　　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结果，就真实地摆在威尔逊面前。自从霍姆奇迹般地成为保守党领袖的那刻起，保守党就决定改变以往产生领袖的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保守党的领袖是由“1922年委员会”负责推选的。这个组织成立于1922年，其中的成员大多是高级官员、退休###或内阁成员，当前任领袖离职，还没有明确继承者的情况下，就由这个组织推举人选。如果内部意见不一，那么国王就要以第三者的身份决定。从1922年以来，保守党的历届领袖都是这样产生的。霍姆也同样是这样突然成为党内的第一把手，然而这个能力有限的领袖让保守党看到这种产生方式的弊端。于是，从此之后，保守党的领袖要由下院选举产生。爱德华·希思就是经过了两轮筛选，成为新一任的保守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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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与“英国病”（6）
政权接力棒又交到保守党手中。希思是位有心治好“英国病”的首相，他希望能够改变国内对凯恩斯主义的迷信。在他看来，国家一味地帮助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是资源上的浪费，国家干预政策不是万能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竞争还是十分必要的，最起码可以保证企业的活力。于是，他引进了“货币主义”，控制国家干预。
　　国家干预受到了遏制，直接影响了福利支出，不仅取消了从前一些免费的项目，还增收了部分费用，像医院处方费等。福利体系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生活在底层的国民更加穷困潦倒。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加上经济危机的冲击，工人连起码的工资都无法得到保证。这个“英国病”还真不太好医治，重要的是国民根本不给希思医治的时间和机会。本来信心十足，以为可以大展拳脚，却半途而废。轰轰烈烈的希思改革，就这样结束了，“英国病”最终还是没有被根治。
　　1972年，在希思的努力下，英国终于加入了欧洲共同体，民众对保守党开始重新信任。遗憾的是，这种信任经不起考验，当民众本身利益受到损害时，信任就一文不值。石油价格的突然提升，导致西方各国不得不依靠煤炭进行日常生活，从而造成了煤炭的供不应求。煤矿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煤炭需求，而工资却没有相应地增长。工人的劳动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罢工活动。政府现在哪有钱来增加工人的工资，只好减少工人的劳动量，降低煤炭生产量。但是这样一来，政府就不得不节省原料使用，人民的生活又受到了影响。
　　眼看又是5年一次的大选，希思心急如焚，国内经济每况愈下，工党趁机煽风点火。不知道是不是人民已经厌倦了两个党派之间如此频繁的争斗，也可能不希望两党把英国的前途作为赌注争来夺去，于是大选结果就出现了两党票数均不过半的奇妙现象，这在英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希思依然想让世人看到他治疗“英国病”的决心，于是东奔西跑，希望能与自由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实现心愿。然而事态已经不是他所预期的那样，工党在随后的选举中以微弱的优势胜出。希思只能带着未完的心愿，落寞地离开执政舞台。
　　如此反复的政治局面让大多数国民感到疲惫，他们希望有人能彻底改变这起伏不定的英国经济。而威尔逊的再次执政并没有达到人民预期的效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工作，得到的只是微薄的福利。那些大企业家们也在愤愤不平，因为威尔逊的梅开二度给他们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沉重的税赋。工党这次是把穷人和富人一并得罪了，未来的路只能小心应对。其实威尔逊也着实可怜，他并没有放弃对国有企业的帮助，在财政最艰难的时候，他还将北海油田揽入国家，促进了后来英国经济的发展，不过其他的一些经济措施，还是在老路上徘徊罢了。
　　1976年，威尔逊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正式提交了辞职书，这是工党第一位在职期间辞职的首相。接替威尔逊的卡拉汉经历了与前任首相同样的困境，依然是无法医治的“英国病”。直到1979年的大选，英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这位“铁娘子”的到来，给英国带去了如沐春风的惬意。这位有着女性魅力和男子手腕的女首相，让英国进入了“撒切尔革命”时代。
　　

撒切尔的“手术刀”（1）
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被誉为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她的出现给死气沉沉的政治经济注入了活力。撒切尔麾下的核心人物威廉·怀特洛曾经说过，她的精力十分惊人，谁要是认为妇女不具备男人那样的精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她比男子的精力还要旺盛一倍。怀特洛开玩笑地表示，如果把撒切尔一天的工作放在他的头上，他一定会疯了，如果周围的人保持跟撒切尔相同的步调，一天下来，肯定会累得筋疲力尽，而她却依然精神抖擞。
　　不得不承认，倘若英国没有及时出现一位如此果断的首相，恐怕“英国病”迟早会将英国推入坟墓。
　　提到撒切尔，就不得不想起与她同年代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很多人都猜测，撒切尔之所以能够担任首相，离不开伊丽莎白二世强烈的女权思想。撒切尔在回忆录也清楚地记载着她第一次进入白金汉宫的情形，她坐在中央办公室等着被召见，一股强大的责任感涌上心头。撒切尔的父亲是个市区议员，同时也是个坚定的保皇派，在他的家中，收听女王的广播讲话如同祷告一样重要。在撒切尔的描述中，伊丽莎白二世言语非常干练，表达十分清楚，而且为人随和，她与女王的谈话没有感到丝毫拘束。撒切尔曾经表示，假如伊丽莎白女王即位，真能消除反对有抱负的妇女登上最高权位的最后一丝偏见的话，那么一个妇女解放的新时代，就真的即将来临了。
　　不管这位女首相是不是具有女权思想，她上台后给“英国病”的一剂猛药，赢得了世人的钦佩。从希思希望引进货币主义开始，撒切尔就决定按照这个思路将货币主义进行到底，取代不合时宜的凯恩斯主义。她希望能够发展自由竞争，限制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权力，以此来遏制通货膨胀，打击气势庞大的工会。于是，她选择了当时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公共事务大臣基思·约瑟夫，期待与他一起改革英国经济政策，放弃“共识政治”，根除“英国病”。
　　1974年，保守党竞选败北，希思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党内决定重新选举领袖，约瑟夫成为希思强劲的竞争对手。在民意测验中，约瑟夫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希思，眼看就能大展拳脚了，没想到约瑟夫在一次演讲中马失前蹄。他要求控制下层妇女的生育情况，引起轩然大波。约瑟夫在舆论中退出竞争，力挺撒切尔参加竞选。在保守党右翼的帮助下，撒切尔于1975年4月，正式当选为保守党领袖。
　　众人都想看看一个女人能在高峰上坚持多久，而且保守党正面临着改革时期，很多人都在窃窃私语，难道保守党真的已经到要一个女人当权的地步了。然而撒切尔上台后的一系列举动，让世人刮目相看。她一边重建影子内阁，一边抓经济。基思·约瑟夫被撒切尔留在影子内阁中，继续负责政策和研究。他与威廉·怀罗特是撒切尔的左膀右臂，一个是政策上的帮手，一个是领导班子里决策方面的智囊。接着，撒切尔任命杰弗里·豪负责经济政策的制定，她自己则专心对付工会。
　　工会在英国的历史上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会成员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要先学会看工会的脸色，不然就是无休止的工人浪潮。其实究其根本，工会与政府之间的斗争，更大程度上是经济博弈。但是撒切尔却不是个喜欢看别人脸色行动的人，除了女王，没人能让她臣服。工会咄咄逼人的气势让撒切尔厌恶，她带领着她的保守党公然表示，只要保守党执政，就会在减少开支和避免失业的前提下，限制工资的增长。这份宣言带有浓烈的货币主义味道，不管工会能不能接受，这都是既定好的政策。
　　撒切尔凌厉的政治、经济攻势，让工党心惊胆战。1979年大选开始，工党与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百分点不相伯仲。然而在竞选的第三周，民意测验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大多数熟练工人将票投给了保守党，这些工人可能在一周前还忠于工党，但却在选举日的前几天改弦更张。在撒切尔看来，工人不再想依赖国家舒舒服服地过有保障的生活了，他们希望能为了自己和家人赢得更美好的生活，哪怕是做出牺牲。这是一次冒险，无论是对工人，还是对撒切尔，都是不小的挑战。保守党最终以339个席位，上台执政。
　　

撒切尔的“手术刀”（2）
撒切尔一上台，面临的就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生产总值一路下滑，失业率却突飞猛进，然而这对撒切尔来说，恰好是个机会。她任命一些专业的货币主义政治家，负责制定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她将内阁中的主要职务都分配给了行事温和的政治家，让他们各司其职，共渡难关。经过杰弗里·豪领导的经济委员会的讨论，新的经济政策很快出炉。
　　在新经济政策的指导下，撒切尔大刀阔斧改革工党遗留下来的弊端，撤销了三千多个项目，降低了公共开支。然后减少货币发行量，提高银行利率，稳定物价，一度飙升不止的原料价格开始回落。“英国病”中的一大顽疾——通货膨胀，在7年内得到了有力的遏制。
　　在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撒切尔大胆削减国家干预权力，降低税率，放手让企业在市场中自由竞争，消除工党带来的社会主义影响。竞争就是发展的动力，从来都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行抑制竞争，势必会让企业停滞不前。国有化让更多的企业陷入了思想泥沼，认为有国家这个强大的后盾，企业可以高枕无忧地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撒切尔为了阻止这种思想的蔓延，力图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刺激竞争，提高劳动效率。从1981年开始，政府开始缩减国企职工，降低国有企业在生产总产值中比例。私有化的企业，在甩掉沉重的负担之后，轻松上阵，很快就扭亏为盈。这也是“撒切尔革命”的重中之重。
　　国有企业的大缩水，让沉重的国民经济松了口气。原先在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大部分转到了私有企业，缓解了就业压力。这样一来，工会的影响相应减小，很多人不再需要靠加入工会来获取保障，工会成员数量得到控制，政府少了一个治疗“英国病”的绊脚石。保守党早就受够了工会动辄就罢工的性格，于是出台了法律，规定罢工只能在劳资纠纷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并且在实施的前4天要投票征求半数以上的会友统一，并且不能随意扩大罢工范围。而且保守党限制了工资数额，工人有底薪作保障，剩下的根据企业利润来定，也就是说，企业效益好，工人就拿的多。这迫使工人为了更多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不再计较加班或是工资减少，工会的作用日益减小。
　　私有化还给保守党带来了新一批忠实支持者，这些人原先都只是企业中的普通员工，私有化后成为股票持有者，是企业利益的直接受益人。
　　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稳步前进，撒切尔的革命就像一把手术刀，将“英国病”这颗毒瘤基本根除。在80年代中期，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又重新领先世界，高居欧美榜首
　　“铁娘子”依靠她的精明果敢，成功地实现了三连任，然而众人都认为这位女首相要继续连任时，局势突然调转方向，朝着不利于撒切尔的那一方行进。1990年10月，欧共体特别首脑会议召开，主要内容是货币联盟，欧共体中只有撒切尔投上了反对票。保守党意识到，这个傲慢、自负的女人不适合再留任，否则会发生更严重的政治危机。
　　从撒切尔夫人进行私有化开始，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强硬的经济措施，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一些收入较少的平民还必须交纳个人所得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生活在底层的人对撒切尔的不顾一切产生了不满。而且在8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再次出现，政府的紧缩政策导致很多企业破产，七百多万人忍饥挨饿。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了对撒切尔的怨恨，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在撒切尔登台初期，人们都认为这会是个“温柔”的首相，出人意料的是，撒切尔在政治上并不具备一个女性的温柔，甚至接近残忍。她在权力上表现出的坚定、傲慢、好强还有盛气凌人，都让同僚无法接受。当这些特点表现在政策上时，就必然会引起一些国民的不适应。
　　保守党不得不思考，是不是该让撒切尔离开人民的视线。1990年11月20日，保守党举行了内部领袖大选，经过第一轮的竞选，撒切尔与对手平分秋色。但是在第二轮竞争开始之前，撒切尔递交了辞职信，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她不得不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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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的“手术刀”（3）
一个创造了历史奇迹的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11年来，英国经济在撒切尔的精心扶持下逐渐壮大，困扰英国几十年的“英国病”也基本治愈。尽管撒切尔在职期间对于一些政策的制定缺乏考虑，但她所制造的“撒切尔奇迹”永远被保留在历史最光辉的篇章中。她为了党内团结而不惜牺牲自己政治生命的气节，更是让许多人感动。直到今天，人们提到英国还会想到那位有着坚定笑容的女首相。
　　

与美国，与欧洲（1）
从“日不落帝国”兴盛开始，英国就一直以大国自居，那种由来已久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让它对国际事务有着天生的责任感。在英国看来，参与并管理繁重的国际事务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像是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教育责任一样自然，即使是种负担，也是甜蜜的负担。
　　这种“父母式”的心态，铸就了英国与美国、欧洲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很多英国人都这样认为，英帝国是众多关系的核心，是殖民地的宗主国，是英联邦的领导者，是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流砥柱，是美国在大西洋彼岸最特殊的合作者。
　　正如丘吉尔所描述的那样，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范围内，只有三种主要关系：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殖民地的关系，英国、加拿大以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和美国的关系，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每种关系中都包括英国，也就是说英国是所有关系的纽带和中心，连接世界是英国的使命。这就是著名的“三环外交”理论。
　　两次世界大战，英国都是胜利者，没有被占领，没有遭到巨大的破坏，而国内出现的“英国病”等问题也不能影响这个国家对外交关系特有的自信心。
　　二战之后复杂的国际环境，已经远不是英国凭借自信就能应对的，一些国家正在崛起并逐渐在后来的国际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美国，这个大发战争财的美洲国家，如同湍流的河水一般，奔腾前进。英国要怎么处理与这个突飞猛进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小心斟酌。
　　众所周知，英国在战后的经济受到了打击，都自顾不暇，更不用说承担国际事务了。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需要有一个有钱、有权、有能力的国家前来拉一把。于是，构成了这个时期美英之间有点暧昧又充满火药味的特殊关系。英国还有不少殖民地等着它帮助恢复经济，国际上也有一些事情希望能得到大英帝国的帮助，英国绝对不能在此刻袖手旁观。
　　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英国只好借助美国的力量，不管是反苏，还是西欧的安全都需要美国的帮助。同时，英国还要防止美国对西欧大陆的权力渗透，保留一定的对抗力量。于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英国力挺法国，不仅帮助法国获得了战胜国的身份，还为其争取到了一些占领区。显然，英国十分忌惮美国在欧洲大陆日益壮大的权势，希望能与法国联合增加自己在欧洲的实力。
　　从丘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理论中不难发现，其中并没有前苏联的影子。不是丘吉尔忘记了，而是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发展太过神速了，不得不让资本主义世界有所警惕。丘吉尔不断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对付前苏联，他指出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都在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些地方的居民正在遭受来自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在丘吉尔下台后，艾德礼和他的工党一样重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毕竟还需要人家的贷款来解决国内窘迫的经济环境。可是工党的社会主义倾向却让美国感到不安，美国担心自己扶植起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时候与前苏联一起对付自己。于是，美国对英国的一些优惠政策和合作项目戛然而止。美国的不安全感让英国政治家们猛然醒悟，为了获得那笔救命的贷款，工党开始高喊反苏。美国终于高兴了，贷款虽然姗姗来迟，毕竟也解了燃眉之急。美英之间险些断裂的关系总算是保住了。
　　英国左思右想，希望能找出一个方法，让其继续称霸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