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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失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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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而非原因，因为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减少了。第三种解释理论，尽管与第二种类似，认为那场经济萧条是1920年代信贷泡沫的产物，而那时之所以会出现信贷泡沫，部分原因是新型消费者信贷的出现，例如分期付款买卖，以及从银行借款购买股票。
经济学家们不仅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上存在分歧，而且对应对经济萧条（区别于仅仅属于经济衰退的情况）的最佳方案也没有一致意见——是以财政援助的方式为银行系统再融资，还是投放“容易钱”，抑或以公共投资（公共设施项目）的形式进行财政赤字消费，减税，转移支付？均没有定论。
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两种经济萧条应对方案之间的政治张力在逐渐增加。二者都是向经济中注入货币，货币主义方案是通过美联储购买债务来实现，而凯恩斯主义方案是通过财政部借款并进行赤字消费来实现。前一种措施，尽管为保守主义者所偏好（这不仅因为他们偏好伯南克，一位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胜过*党控制的国会，而这个国会与*党总统一道决定赤字财政计划的规模与内容），却潜在地比后一种措施具有更多社会主义色彩。208美联储可以终止其对美国经济资产相当大一部分的持有。当美联储购买或者出售联邦政府债券，以求提高（当它购买的时候）或者降低（当它出售的时候）货币供给，实现将利息率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特别是不让它降得太低引发通货膨胀或者升得太高引发通货紧缩）之有限目的的时候，它并未干预特定的经济产业——当然，除了银行业。可当它购买或者出售私人债务的时候，就直接进入了私人市场。它在从监管银行信贷到直接提供信贷的过程中变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银行，而不再仅仅是银行借贷数额的监管者。
我有一种政治不正确的倾向，就是反对所有形式的针对抵押贷款的救济；因为那些救济措施执行起来会很复杂而且成本高昂，但对抗击经济萧条的真正贡献却很可能十分微薄。这一立场是我的一种更广泛关切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关切——将在随后章节详细阐述——就是，在经济萧条期，除了经济复苏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措施之外，任何监管措施上的创新尝试都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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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福祸相倚？（1）
经济萧条的代价——产量减少，收入下降，政府浪费性支出，沉重的公共债务，未来的通货膨胀，消除通货膨胀所引发的经济衰退，财产犯罪（包括烧毁巨额保险财产的故意放火罪），还有精神焦虑——肯定超过了其好处，而且能够引发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本章将会阐述，经济萧条除了害处之外，还能带来一些益处，尽管害处是主要的。
就从经济萧条对经济周期调整的益处说起吧！房地产泡沫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下去；资金杠杆比率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世界经济在没有萧条的状态下运行越久，当经济萧条最终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损失就越惨重。
经济萧条提高了企业利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效能，因为它为减少经营停滞创造了动力和任务。人们可能会认为，一家在经济繁荣时期陷入经营停滞的企业会像在经济糟糕时期一样有动力走出低谷；停滞（未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是一种机会成本，它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与现金消费具有同样的动机效果。但企业是组织，组织会引发“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在好年景比在差年景更难控制。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例如雇主和雇员）经常在目标上有分歧，在代理人得以追求自己目标的程度上，他给被代理人施加了成本。因此，我在先前一章中曾讨论过的企业管理人员的过高薪酬问题，就是一个代理成本问题。
类似地，经济萧条还会引导州、市和联邦政府——它们都面临着税收收入剧减的局面——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它会加强那种值得追求的、让政府服务私有化的趋势，保守主义者担心经济萧条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即催生政府膨胀到超过经济繁荣所需要的程度。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是我尽量看到其光明的一面。而一个亮点就是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公共舆论法庭上所遭受的打击。汽车工人联合会被称为害死其宿主的寄生虫——或者换一个比喻，霸王工会大战汽车巨头，结果同归于尽。这是一个极为严厉的谴责。长时期以来，对抗性工会的衰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对抗性工会相区别的，是那种专注于劳工和管理者一般福利的工会，例如提高劳动安全，保护工人不受上司的不适当对待。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底特律汽车工业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凸显了*党一直以来对工会的偏好——在经济严峻时期——对经济所具有的潜在危险。*党对工会的偏爱源自工会对*党政客竞选所做的努力，也来自于对罗斯福“新政”的怀旧和其他形式的感伤自由主义。
即使经济萧条通过损害自由市场信念打开了政府更多干预经济并逐渐提高税收的大门，但这些并不必然是坏事情，尽管可能是，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很显然，最优数量的政府干预和最优数量的税收都不是零，二者到底应该多么小，是不清楚的。我已经指出，有一系列未获满足的社会需求，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满足。尽管原则上满足这些需求所需的大部分资金都可以通过削减政府浪费型项目获得，但政治上的某些现实考量限制了所能节约的资金的数量。
经济萧条加剧了失业，但也因此而提高了教育需求，因为经济萧条缩减了机会成本——放弃的收入是高等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最大成本。教育对全社会都产生收益。受过教育的人比未受教育的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但并不能以更高收入的形式收获其劳作所产出的全部产品。看起来，经济萧条或许还可能削减受教育的货币收益，进而削减其受教育的动机。但是，由于教育收益会终生增值，因此，经济萧条对正当学龄年纪的人的教育消费影响很小。
第六章 福祸相倚？（2）
经济萧条是一种给人教益的经历。银行业当然从当下的金融危机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资金杠杆的风险，意在比传统手段更低成本地减小债务违约风险的复杂金融工具的副作用。公众也被上了一课：他们知道了投机于房地产价格的危险，以及将其剩余储蓄投资于高风险股市的危险。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教训很快会被遗忘。因此金融理论家路吉·锦格里斯的下述建议是很好的：任命一个高级特别委员会，不论是公共委员会还是私人委员会，像沃伦委员会或9/11事件委员会那样彻底调查过去十年间的经济管理状况，其顶点就是伯南克和保尔森2008年秋季为避免经济萧条所做的狂乱努力。我们有必要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其所作所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赖以行动的信息是什么，他们咨询了什么人，为什么要咨询这些人，其后果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才可能找到防止历史重演的办法。
这场经济萧条会减少受雇于金融企业的才智人士的数量。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原因在于劳动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从平均值上说，有些职业的人给他人带来的收益，大于他们自己获得的货币收入，教师、科学家、发明家就是这样的例子。高收入的娱乐界人士很可能也是如此，但金融高管却并非如此，他们每年收入数百万甚至有时候高达数亿美元。并不是说适当的信贷管理对于美国经济不重要；这极为重要，如这场经济萧条所展现给我们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哈佛大学的高能物理博士，还有其他一些具有出众数量分析技能的男人和女人们，去对冲基金公司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去干了这行——就能比从事其他一些他们胜任但却收入相对较少的工作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金融领域的萧条会把那些人中的一部分疏导到其他一些赚钱稍少、但对社会来说却更具生产力的工作岗位上。
这场经济萧条也打破了经济学职业界的迷梦。经济学界未能预测出这场经济萧条，而且就及时谏言、有效应对来说，他们也准备不足，这种局面会激发人们对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做出一些新思考。它甚至可能导致萧条经济学和被视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领域的金融学的合并。银行业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会比其他类型的经济衰退更可能演变成为经济萧条，原因是支撑个人消费支出的信贷体系的坍塌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铺平了通往经济萧条的道路。宏观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的专家，金融理论家是研究金融系统运作的专家。对发现风暴云来说，后者速度更快。前者不仅在预测和理解经济萧条上失败了，而且在萧条发生之后还发现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如何才能使经济走上复苏之路，这两方面原因都使宏观经济学家受到了责难。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两个学科更密切的结合，或许能够在更早的时候对经济颓势做出更为果断的应对。
如果经济萧条，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导致个人储蓄率持续增长，那么其代价可能称得上物有所值。这场经济萧条的经历应该会引导人们生活更加节俭，这在经济萧条缓和之后，会促进投资资本的凝聚，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继续靠我们那些富有的大叔们——中国、日本、德国——过活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以换回我们的通货。不过，就我们需要更高的个人储蓄率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之所以需要更高的个人储蓄率，是要适应人口的老龄化。人活的时间越长，就必然要把越大的消费比重转移到退休的岁月，所以他们就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储蓄更多的钱，除非他们把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负担推给子女或者纳税人。确实，随着寿命的延长，他们可以工作更长时间，但工作年限却很可能无法与寿命成比例地延长；而且即使能，他们在医疗服务上的支出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样就会凸显出人们通过减少当下消费从而将消费支出转移到将来的必要性，因此就要在年轻的时候多存些钱。人们的储蓄越多，政府通过社会保障、老年保健医疗之类项目为个人消费提供资金的压力就越小。那些政府项目起到的作用应该是补充而不是取代个人储蓄。
即使是经济萧条，也拥有一抹亮色，尽管很淡。如我们所知，在经济萧条中一个人使资金增值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的钱放到保险柜里（或者就此而言放到床垫下面）——他不必自寻麻烦去搞什么货币市场基金。这是真正的节约成本，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美联储将货币扩张率设定在略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因此，通货才能以一种可预测的速度逐步收缩。预期贴现率很关键；其数值越高，现金就越可能被储蓄起来，通货紧缩就越可能引发其他经济病症。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1）
资本主义将经受住这场经济萧条的考验，就像它经受住了1930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的考验一样。它之所以能存在下去，是因为所有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都名誉扫地了，而这一点在1930年代的时候尚不清晰。不过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资本主义只能以一种折中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请想一想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集体主义的激励。酝酿于经济萧条时代的罗斯福“新政”宣告了政府严厉监管经济的一段长时期的到来；今天也一样，不论是复活的经济监管还是迫在眉睫的政府规模扩张，都既有呼声又有现实。因此，政府是否对这场经济危机负有责任的问题就很重要。
就政府对这场经济萧条的爆发负有基本责任的观点，我已经表达了我的怀疑。就人们根据目前已知信息所能做出的判断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限定），这场萧条是自由放任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与经济市场的正常运作相容的事件。整体上看，银行家和消费者在这段时间里一直都是以理性自利的方式行为，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银行活动风险增高，房地产泡沫膨胀并且破灭，个人储蓄率降低，同时储蓄的风险增加。市场参与者犯了很多错误，但这是市场过程的常态。有什么时代不是这样的吗？经济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媒体在揭露金融人士的劣行、犯罪、蠢事以及似乎惊人的奢侈上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有时候他们甚至误解了自己谴责的对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金融家们的决策——其中一些是错误的——造成的后果。但那些错误是系统性错误——是银行业的本性在低利息率和反监管潮流所塑造的环境中的产物，而不是坏蛋和傻瓜的滑稽行为的产物。
要因这场经济萧条而责难政府，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问题。第一，假如没有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很可能也会出现一场经济萧条，因为即使美联储没有在2000年代早期放松货币政策，也会有足够多的海外资本进入，并将利息率保持在低水平上，除非美联储那时候对低利息率催生经济萧条的风险就相当警觉。而且请记住，除了低利息率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对引发经济萧条的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抵押担保贷款的营销攻势，广泛存在的风险嗜好，高度竞争、很少监管的金融产业，以及债务证券化。
第二，在金融监管中，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界线模糊了。对于布什政府来讲，这一点尤为突出。伯南克和保尔森都不是政客，也不是职业公务员，尽管伯南克曾经在政府中工作过六年，保尔森先前是投资银行家，只有最后两年是在政府工作（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他们二人的主要顾问都是（就保尔森来讲，过去是）投资银行家和学术经济学家，而不是美联储和财政部的职业雇员，尽管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蒂莫西·盖特纳，他在担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之前，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甚至对于金融股票空头交易的临时禁令——这似乎反映了人们印象中政客对投机行为所持的那种无知的敌意——都受到了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金融家的极力敦促。白宫、国会和懒惰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在布什政府末期反击经济萧条的措施制定上都是小角色。实际上，政府把挽救由华尔街造成的经济危机的权力又授予了华尔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2）
我并不是批评将金融危机的处理委派给金融专家而非政客和官僚的做法。但这是一个进一步的证据，表明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非政府的失败。
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放任而非鼓励。政府数十年来对银行——以及更一般地说，信贷行业——疏于监管，放任私人行动者——银行家、抵押贷款经纪人、房地产销售商、房主等——做出理性自利的决策，引发了金融危机，政府却无力阻止其恶化成为经济萧条。政府的不作为催生了市场的一次深刻的失败。这种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保持低利息率，保持繁荣的假象，赢得强大政治势力的好感，因为这势力——并非偶然地——是政治竞选的重要赞助者）。不过，它也是政府官员自满的结果，是天然地假定政府官员取得了预防经济萧条的有效工具的结果；在经济大萧条于1933年3月触底的75年之后，没有人预见到它还会重演——人们以为经济萧条已成为“历史”。政府的不作为还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一个结果，该意识形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克林顿政府，以及就此而言还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的若干克林顿前任政府所持有，1970年代是金融产业反监管运动开始的年代。这种意识形态承诺被布什政府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在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未能觉察麦道夫诈骗的事件上典型地表现出来。
政府在监管上出现了重大失败，但这一事实也不应掩盖市场的失败。更准确地说，是不能掩盖——实际上它凸显了——政府更好地监管市场之必要性，以保障金融市场稳定性这一公共善品。政府并非完全是消极被动的。2000年代初期极低的利息率就是政府政策故意造成的结果，低利息率鼓励了银行提高其资金杠杆比率。但是机会的存在并不等于决定利用它。没什么东西强迫贷款人在利息率下降的时候提高其资金杠杆比率。企业也可以在借款增加的同时按比例增加其净资产，以此维系其资产负债比率不变。银行必须经过决策才能提高资金杠杆比率，不能允许它们把决策的责任转嫁给政府（“是放松监管使我这样做的”），也不能允许它们把责任转嫁给金融工具，例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和信用违约掉期，这些工具看起来降低了资金杠杆比率的风险。那些金融工具是在私人部门发展起来的，受到私人部门的信赖，并对私人部门产生影响。
不管相关责任问题怎么解决，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都毫无疑问是事实，对于重大政府失败的标准政治对策是监管和改组。后者经常比前者更具优先性。政府想要证明它在采取措施预防事件重演，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廉价、最显眼也是最具戏剧性的方式就是向世人展示它已经“收到了那讯息”，“正在做一些事情”以实现改组。但是，要在危机之中进行改组，以及类似地，在危机之中进行监管与监管机制重构，都肯定会引起混乱。推行上述两种措施的理由在于，改变金融监管制度结构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微；总统的权力现在正处于巅峰，应该发挥作用，而且毫无疑问也会发挥作用。但是，如我将在第十章中论辩的，在对经济萧条的抗击中，政府官员们目前正困顿于此时此地必须化解的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如何才能对金融中介机构施以最好的监管这个问题，让他们迅速给出一个明智的答案，那实在是太困难了，做不到。实际上，试图检修金融监管体制的努力可能会延长经济萧条，因为这会使政府官员从推动经济复苏的努力中分神，而且会使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所处的商业环境比现在更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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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经济学界昏睡于危机发生时刻（1）
关于这场金融危机在事前预测上出现的失败，最让人不解的谜题之一就是那么多学术经济学家都缺乏先见之明。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是经济学中声望很高的领域，一流的宏观经济学家和金融理论家都是一些杰出人士。可是，尽管房地产泡沫从2005年起就开始泄气，并在2006年破灭，经济至迟从2007年底开始进入衰退，正在迫近的经济崩溃的警告在2008年春天隆隆作响，但却充耳不闻，没有多少经济学家，不管是学术界、政府还是商界的经济学家，及时地拉响警报，给政府和银行业以真正的冲击。
我并不认为经济学家预测错误的原因在于愚钝，而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不相信这个国家可能滑入比另一场温和经济衰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周期性遭遇的事情——更糟糕的任何境地。还有其他很多一流的宏观经济学家，以及杰出的金融理论家，在风暴积聚和爆发的时间里只是沉默着；或许那就是谨慎的做法。即使现在，经济学职业界还是茫然于不确定性和优柔寡断，仿佛它对已然发生的事情感到难以置信。就如何应对这场经济萧条来说，经济学界的共识尚未出现。大部分经济学家似乎基本上不愿做出任何尝试性努力，将经济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注意到（或至少谈到）企业管理者薪酬措施与高风险借贷之间的关系，或者意识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其他附属抵押债务责任和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或者将个人储蓄的萎缩和在这种情况下贷款给经济造成的危险联系起来。似乎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注意到，银行产业的危机一旦爆发，就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缺乏流动性的危机，而是破产的危机。不仅警示信号一再被忽略，直到无可挽回，而且，当经济学职业界最终苏醒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不管是政府经济学家如伯南克，还是私人部门经济学家，都没有为处理这场经济萧条准备好应急方案。
一些媒体评论将经济学界令人不满意的表现归因于学术界过分依赖有关经济的抽象数学模型。但是，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并不全是学术经济学家。而金融学教授们，他们主要供职于商学院而非经济系，其研究领域与有关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的宏观经济学有一部分重叠，并趋向于深深嵌入真实世界中的金融市场。他们不仅是书斋中的理论家；他们还是咨询师、投资人，有时候还是资金经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要么是在进大学教书之前，要么是在离开大学在外挂职期间，都为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非学术机构工作过。他们的学生一般都是先在商界工作几年才进入商学院读书的，因此会给他们带来商业实践中的最新知识。
金融学教授与金融产业之间的纠缠关系有一个阴暗面。如果他们对金融产业提出批评，并建议强化监管，他们就可能变成“害群之马”，并失去报酬丰厚的咨询业务。这种利益上的冲突可能会使一些经济学家故意放水。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哪位理论家会研读或者深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商业经济学家——咨询师、商业企业或贸易组织的雇员——强调经济预测，而且经常拥有特定行业的知识和数据，但很多人都受到其商业身份的拖累。你不能指望受雇于房地产公司或银行的经济学家会讨论房地产和信贷泡沫问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八章 经济学界昏睡于危机发生时刻（2）
在这场经济萧条可归咎于格林斯潘、伯南克、萨默斯、鲁宾、保尔森、考克斯所犯错误的限度内，这些错误又可部分地归因于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对反对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运作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过度信奉。这里的要点只不过是，对金融产业过度放松监管是由主流经济学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承诺诱发的政府失败，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样的可能性：金融市场之所以看起来是强健的，是因为监管措施防止了先前金融危机的发生。这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一种资本主义的失败（宽泛意义上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或者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相对于“欧洲式”资本主义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最忠实信徒们的失败。
经济学界在预测并果断应对经济危机上的失败的根源在于，有关经济萧条的研究是经济学的一个相当不能让人满意的分支领域。这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个领域。有关经济萧条的经济学文献卷帙浩繁而且引人入胜。不过，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经济萧条特征的不连续性很难建模。
萧条经济学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萧条在多数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有事件，因此，要收集足够多的样本，以能得出可靠的、能够揭示经济萧条的原因、危害程度、后果以及对策的统计学结论，就需要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即不同——经常是极为不同——制度、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中发生的经济萧条的数据加以综合研究。在相互竞争的种种假说无法获得严格的经验检验的情况下，要在其中做出选择就会严重依赖前见。就关于经济萧条的假说来讲，有关前见可能进而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又带回到了讨论开始的地方。左翼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经济萧条视为缺乏监管的资本主义的失败的证据，右翼经济学家则将经济萧条归咎于政府政策的误导，他们相信，如果没有那些政策，至多只会有周期性的温和经济衰退。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些分歧反映在彼此敌对的一些宏观经济思想学派中，如货币主义学派、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阻断了共识，并使政客和公众彷徨于没有道路的荒野。在一个领域中存在若干相互对立的学派这一事实本身表明这个领域是柔弱的，不管其从业者是多么的出色。
对于经济萧条的原因与对策的经济学理解尚没有进展到可以使分析不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在受到经济学家与他人共有的政治情感影响的经济论战中，双方都提出了一些好的论点及论据，但论战却无法通过经验性检验的方法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由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前见将会给论战者造成迷惑性影响。此外，这场经济萧条，就像上一场经济萧条一样，可能会刺激经济学家进行一些新的思索，同时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数据。
这一讨论或许有助于解开另一个谜题：为什么新闻界，包括金融媒体和一般媒体，对于迫近的经济危机比经济学家更警觉。不论新闻报道者具有与本·伯南克或者罗伯特·卢卡斯之类的人相关的何种智识局限，他们至少都没有受到来自于经济理论或经济史的前见的羁绊。而且他们比经济学家更加贴近现实，这可能使他们得以在消息抵达美联储和学术界之前，就在贴近地气的层面上感知到了房地产泡沫和高风险住房抵押贷款。
新闻界和学术界之间还有一个差异。新闻业，即使采纳了《经济学家》杂志那样的稳健风格，也是靠戏剧性报道，即靠冲突和惊恐、矛盾和突变才能繁荣。和房价上涨—相比，经济泡沫和银行破产是更加刺激的商业新闻。新闻记者对麻烦事的预兆充满警觉——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专家和官员们倾向于把记者当作危言耸听者而忽视其警告。
第九章 责任分配（1）
我说过，这场经济萧条的根本责任在私人部门。由于我们时常遭遇经济衰退，要政府防止经济衰退的发生恐怕是不现实的；毫无疑问，我们至多只能期待政府防止某一些经济衰退的发生，并减轻另一些经济衰退的危害。不过，鉴于我们拥有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经历，以及那时候锻造的、预防经济萧条重演的工具，人们可能期待政府能阻止经济衰退恶化为经济萧条。人们希望，政府在2008年秋天采取的措施以及今年明年将要采取的措施能够阻止这场经济萧条陷入上一次萧条的那种深度。但是，已经和将要采取的措施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些措施反映了一种日渐显露的信念：我们真的处于经济萧条之中了，尽管萧条这个词依然是一种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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