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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失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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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你知道那是泡沫，要退出也困难。假设一位银行经理人对其投资者说：“我们大量投资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恐怕已处于房地产泡沫之上，由于我们担心泡沫很快会破灭，因此将要降低资金杠杆比率，或者把我们的资本更多投资于低风险资产，这意味着您的短期收益将会减少，但我们认为，就长期来说，您会有更好的收益，尽管我们不确信这一点，而且我们不知道您将为此等待多长时间。”只要其他银行还继续驾乘泡沫前行，这就是一桩很难做成的买卖。你的投资者，看到你的竞争者那里的投资者仍在继续大把赚钱，很可能会认为你只是在为自己的失职寻找借口。此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来降低风险，因此，他们拥有一些企业的股票这一事实，就不会使他们感到烦扰。
看起来可能令人感到奇怪的是，2006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银行还在继续发放风险贷款。但是，由于利息率依然很低，贷款需求依然旺盛。那些承认其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不稳定性因此承认其资本净值缓冲垫薄弱的银行不得不削减贷款，其利润因此也会蒙受损失。这里也有“音乐椅”的问题。银行既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又买卖这些证券，如果发行银行能够很快为证券找到买家，则交易就会把风险转移给买家。但崩溃发生得太快，很多发行银行还没来得及把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卖出去，就此因持有迅速贬值的资产而被套牢。所以，随房地产泡沫而来的是信贷泡沫，而且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一年以后，信贷泡沫也开始泄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深层原因（3）
如果管理层的薪酬很高而且不能降薪的话——繁荣时期的华尔街正是如此——那么，公司管理层依赖泡沫的同时又怀有最美好希望的趋向——或者，等价说法是，最大化短期利润的趋向——就会加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每待一天就会挣到很多钱，而且你知道，当泡沫破灭之时你不会有事，因为你已经从董事会那里谈下了一笔慷慨的离职金。有限责任也是一个因素；如果公司破产的话，不论是大量投资于自己公司的管理者还是其他股东，都不对公司的损失承担个人责任。
所以，在确定管理人员的薪酬时，董事会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这并非金融产业中实际存在的、唯一的相关利益冲突。接受来自银行的大量竞选捐款的议员有动力去支持宽松的银行监管政策；否则的话，这部分捐款就要打折扣了。此外，由于会计人员是由接受他查账的企业付酬的，因此也不愿意通报其客户的违约风险。有理由认为会计人员在其账目审核文书中经常不披露这些风险，但有时候这些风险也确实被披露出来了。
管理者获得的薪酬越丰厚，他的离职酬金与他的公司可能面临的困境越是相脱离，95那么他使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也就越强——特别是在泡沫经济中，此时短期利润回报很高，但从长期来看，却是逐渐浮现的灾难。如果泡沫是房地产泡沫的话，那么他使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就更强。为了补偿抵押权人（或由该抵押贷款担保的证券的买受人）所承担的违约风险，高风险抵押贷款会有很高的利息率。但是由于风险会在整个贷款存续期间传播开去，开始的时候高利息率能够保障高额利润。只是到了后来，违约才会侵蚀利润。而且记住，在为证券提供担保的抵押贷款出现大量违约之前，证券发行人就已经预先收到了资产证券化的酬金。
资产证券化对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也起到了鼓励作用。不必再等上25或者30年才能收回不动产抵押贷款的全部本金和利息，将抵押贷款变换为证券，使银行提前获得了贷款的现值，增加了银行当下的利润，而该利润的一部分会以薪水、奖金、津贴或者股票的形式发放给银行管理者。银行总是可以出售抵押贷款的，不过，资产证券化使抵押贷款市场获得了更大的资本流动性。
问题的根源在于信用贬值而非商人或消费者行为的不理性。廉价的信用刺激了经济活动，引发资产价格上涨，包括不动产价格的上涨，而不动产是这个国家的资产基础的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为了利用这种价格上涨，潜在的买家更多地借款，贷款者更多地贷款，价格就被抬升到更高水平，而且，贷款人也更多地借款，由此才能更多地贷款。资金杠杆比率趋于上升，银行业的迅速膨胀带来了严峻考验。到了某一点，资产价格的上升势头变得难以为继，但没有人事先知道这个点在哪里。在人们感到那个价格高台将要触顶（随之而来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崩盘）之前，对退出市场、放弃诱人的利润机会具有一种理性的厌恶。这一经济模式在不同国家里反复重演。
通常来说，事态发展的结果只是经济衰退。但是，安全储蓄的匮乏和银行业的高资金杠杆比率结合起来，就会使经济衰退恶化为经济萧条。当银行业收紧贷款时——这是过高的资金杠杆比率带来严重损失的结果——消费者就很难通过借款来维系其消费，个人消费支出的急剧萎缩会通过引发深度价格折扣使经济跌入通货紧缩。记住，价格下跌会鼓励人们储蓄现金，这一方面会直接压缩消费，另一方面还会通过压缩信贷来压缩消费，因为储蓄起来的钱没法用于贷款了。
利息率越低，人们投资于低风险证券所得收益也就越少，借款也就越廉价，由此造成借款和将借款投资于股票市场和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也就愈加廉价。但是，人们已经把自己置于随资产价格下跌而失败的过程中了。
我所描绘的这种泡沫经济中的风险行为，就个人来说，是理性的。但就集体来说，是非理性的。一个人在决定减少储蓄的时候，不会考虑他的决策对整体经济造成的微不足道的影响，但任何一位银行家在决定银行资本机构中的资金杠杆比率时都会考虑这种影响。一个人理性地忽视其经营与消费行为的间接影响，107正是政府在监管金融行为时有责任比仅仅防止欺诈、盗窃及其他侵害财产和契约权利行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这些就是政府职责的全部——做得更多的原因。如果没有比那更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守法的金融从业者和消费者的理性行为就可能促发经济灾难。
不仅竞争迫使商人成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这暗示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只愿接受较小的破产风险；而且，我们也希望他们成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在这个例子中，私德成为一种公害，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理性地忽视了他的行为与其竞争对手的行为结合起来以后可能摧垮整个经济的微小概率。类似地，当经济疲软的时候，人们削减消费增加储蓄是理性的行为。这是针对经济下滑的一种理性应对措施。但是，在这么做的同时，也使经济下滑的态势更加严重了。从总体的社会视角来看，我们希望人们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储蓄、经济状况差的时候消费，但是从个人的立场来看，108相反的做法才更加明智，除非某人恰好在经济状况差的时候干得好，而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干得差。在那些为了展示或者激励节俭美德而削减奢侈品消费的人中间，私德与公害之间的反差尤其引人瞩目。从私德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姿态，但是如果有很多人都这么做的话，就会因极大地减少个人消费支出而造成加深经济萧条的结果。
总而言之，商人和消费者的理性最大化，全都在财产和契约权利的框架内以或多或少的聪明才智追求自利，可以为经济灾难铸就基础。没有必要把认知奇想、情感力量、性格缺陷引入到因果分析中来。这不仅对简化分析来说很重要，而且有助于避免政府去寻求改变商人和消费者心态与性格的努力——这很可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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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什么经济萧条未被预测出来（1）
对处于很多生活场景中的很多人来说，最好的预测方法就是假定未来，特别是晚近的未来，会类似于过去，特别是晚近的过去。我记得那时候预测明日天气的最佳方法就是假定它与今天类似。但是，像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这样的商业周期专家看起来不太可能把其预测的基础局限于天真的推理。这使他对日益迫近的经济崩溃的预兆的疏忽，以及政府内外的其他专家们的这种疏忽，显得极端令人费解。
我说过，在泡沫破灭之前，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正处于泡沫之中。但是，当房价自2000年起上涨超过60％并在2005年出现上涨减缓的迹象，普通媒体对房地产泡沫的诚挚讨论就开始了——如我们所知，金融类杂志对此问题的讨论始于更早的时间。2006年、2007年以及2008年的前六个月里，警钟变得更加响亮。但是当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发展成熟并最终袭击了这个国家的时候，还是令政府、金融界、经济学界以及公众大为震惊，即使它已经孕育了三年之久。
我们可以从研究突然袭击的文献中获取一些教益，来帮助我们理解专家们对于警示信号的无视。比如说，罗伯塔·沃斯代特的书《珍珠港：警示与决策》。如沃斯代特所解释的，有很多迹象表明日本将于1941年袭击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属地，例如富有石油的荷属东印度。针对美国驻夏威夷海军的袭击，会是日本在袭击荷属东印度、缅甸或马来亚时保护其海军东侧翼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策略。造成预警信息被忽略的部分因素包括：某些前见（先入为主的偏见），针对不确定的危险采取有效防卫措施的成本和困难，以及缺乏一种用以搜集、筛选、分析来自很多渊源的预警信息并把它提交给政府决策层的机制。要保护所有可能遭日本侵略袭击的目标，成本会极为高昂，而且势必会影响我们针对德国的战争准备，而后一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否认日本的威胁，是一种为避免面对防御日本侵略的巨大苦难而产生的心理诉求方法。
类似的原因造成了留意2008年金融危机预警信号的困难。尽管不少知名的商界领袖、经济学家和金融记者几年来一直在警告，我们的金融机构资金杠杆比率过高，但他们的警告对政府官员、股票市场或一般公众几乎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2008年9月，伯南克和保尔森——二人加起来，全权掌握着美国经济政策——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了，他们当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世界范围的信贷冻结，以及股票价格跳水。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前，人们甚至连经济衰退与否都不能确定；在它倒闭之后，就感到有可能出现一场经济萧条。然而在10月的时候，伯南克和保尔森仍旧坚持认为银行业的问题是流动性不足，而非资不抵债。直到11月下旬，美联储才推出一项应对经济萧条级别的贷款计划。如果2008年秋天的拯救努力在贝尔·斯登公司倒下的时候就做出的话，这场经济萧条的脚步可能在六个月之前就会被遏止。但是到了这时候，一场经济萧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银行救助计划不可能在宣布那天就产生效果。开始适应严峻的经济紧缩之预期的厂商和消费者不会在经济救助计划宣布的那一刻就立刻转向；他们不知道救助计划何时能产生实效，也不知道其生效条件和后果是什么。他们现在仍然不知道。
第四章 为什么经济萧条未被预测出来（2）
为什么在时机还来得及的时候，警告和警示信号都被忽略了？即使不相信，至少也应该调查一下啊？前见起了作用。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感到受诱惑、实际上是不可抗拒地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立基于理论前见、世界观、意识形态。实际上，头脑保持白板状态是不理性的；那意味着抛弃有用的知识。但是，由以往经验所形塑的前见可能妨碍人们对新挑战的应对。如果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特别倚重的经济学家，那时候对市场恢复的信心少一些的话，他们可能就研究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了，以寻求市场失灵的警示信号。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以及共和党总统们愿意任命的那种官员，都特别信奉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教导人们，竞争的市场总体上具有自我矫正的能力。这些官员及其愿意咨询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把市场设想为一种可能在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奇怪地突然发作的癫痫病人。
贝叶斯决策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拥有的决策依据不足，先在的信念就会影响决策者对新情况的反应——而且应该如此，但条件是前见必须立足于现实。我已说过，前见中包含着知识。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前见也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塑造，例如脾性、个人和家庭的历史、重要的生活经验、宗教信仰、种族。这些因素在商人身上的作用有限，因为竞争会惩罚那些基于意识形态做出的商业决策。政治和学术也有竞争性，但这两个行当的从业者却不受底线的严苛规训。
另一个仅次于意识形态的、使人们的注意力从警告和警示信号上偏转的因素是下述事实：采取行动降低已被警示的风险的成本很高，更别说它可能在商界领袖及其政界同盟者中所激起的强烈反对了。如果美联储提高了利息率的话，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就会加速——这样的话，由于没有人能确定那就是泡沫，国会和政府就会因房价下跌、违约和变卖增多而受到责备。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要防止一件坏事情发生，是很难得到赞扬的，而且实际上还很难避免遭到批评，除非此事发生的概率已为人们所知晓。如果不太可能发生的某件事确实没有发生（根据“不太可能”的定义，它通常不会发生），就没有人会关注它。但是人们会对为了防止无论如何都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付出的成本——不好的——印象深刻。
不被相信的祸事预言家更不受人待见的原因是人们通常无法采取行动回应其警告。如果被预言的灾难发生了，那些本可以针对警告采取预防措施但却没有采取的人就会因灾难的发生而受责难，哪怕他们对警告的克制是基于其掌握的信息所做出的正确决策。
而且，所有的警告基本上都是不成熟的，因为警告所指事件的发生日期趋于具有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测出经济泡沫破灭的日期——即使诺瑞尔·若比尼也不能——实际上，连哪一周、哪一个月、哪一年也不能确定。此外，如果意外事件真实发生的概率是未知数，就不可能对防止该意外事件发生的预防措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成本收益分析。在确定为减小灾难事件发生概率所应投入的资金数额的时候，灾难的代价必须依据其发生概率打个折扣（乘以其发生概率）。没有人能计算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为什么经济萧条未被预测出来（3）
即使某些不利事件的发生概率是已知的而且并非很小，如果在该事件确实发生的情况下代价并非巨大，那么去阻止它也可能是不值得的。人们本应想到，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会造成一场以金融市场为中心的经济衰退，因为银行深度投资于高风险的房屋贷款。但是衰退并非灾难。经济萧条才是灾难，但是经济萧条可能又未必是房地产泡沫、高风险贷款和高风险储蓄造成的结果。这些条件确实会发出经济衰退的咒语，但是，要使经济衰退恶化成这个国家如今正在经历的经济萧条，可能还需要额外的条件，例如这样的事实：一场金融危机爆发于总统大选的高潮期，而且在新总统选出到就任的两个半月间隙中恶化。其他的偶然事件还有：一个即将卸任的国会和一位即将卸任的总统，他们似乎缺乏处理经济事务的兴趣或能力，更愿意回忆、规划退休生活、自我美化历史形象、去国外旅行，而不是指挥政府对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此外还有一些偶然因素：政府官员针对危机所做的优柔寡断、仓促出台、含混不清的应对措施；汽车产业突然大面积倾颓；经济危机在圣诞购物季节里深化了。
如此之多的经济萧条相关因素随着经济下滑加速而会聚到一起的可能性一度是很小的。但是到了9月份，严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大到足以促使政府付出代价高昂的努力去阻止风险化为现实。但是官员们仍旧优柔寡断。他们之所以优柔寡断，是因为他们对危机感到震惊而且没有应急方案来处理这一局面。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优柔寡断，代价格外高昂，原因是，这会导致经济陷入萧条的负向反馈：一旦需求下降、停业下岗、需求进一步下降、更多的停业下岗这样的恶性循环开始出现，它就会自我驱动；它无须外力的推动——无须经济再有进一步的震荡。
关于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机构的人员所知甚少，学术经济学家、金融顾问、会计人员、保险精算师、信用评级机构人员、抵押贷款经纪人、房地产代理商、商业报刊撰稿人对此也所知甚少。金融界并没有像中央情报局那样的机构来收集分析信息——从分散的信息来源拼合情报。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机构承担这项任务，尽管美联储、财政部，或者甚至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可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大量此类信息都是专有的，因此被屏蔽在新闻界和学术界之外。投资银行、对冲基金、抵押贷款发行人及其他金融企业隐匿了可能有助于竞争对手的商业战略信息，而且尽量避免披露有关企业境况的不利信息。甚至就连监管机构都不太能获得关于金融体系的关键信息，因为他们的职权受到了一些限制。
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企业不愿披露关于其战略、风险等方面的信息，投资者可能会做出最糟糕的假定，因此，竞争会迫使他们披露信息。但是，不应该从企业对其信息披露之谨慎中得出它在隐匿坏消息之推论；它可能仅仅是对其竞争对手隐藏起想法、策略、商业秘密。上述分析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事实：尽管房地产泡沫自2005年就开始漏气，可政府直到2008年秋天才发现银行业处于可怕的财务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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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府的应对措施（1）
政府针对经济崩溃的应对措施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第五阶段的措施在本书写作之际正在走向国会。前三个阶段每个都是“紧急财政援助”；第四阶段（与紧急财政援助同时进行的）我称之为“容易钱”；而第五阶段，实施以后，将会是“刺激”。政府已经试过了一个小规模的、最终被证明无效的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初，国会通过了168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这个数额太小了，以至于无法对刺激消费产生显著作用。
紧急财政援助计划和“容易钱”开启了政府的救助行动。紧急财政援助的初衷是由政府买下银行的“不良”资产——就是那些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为代表的、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变得价值不稳定的资产。在第二阶段的重复财政援助中，政府直接投资于大银行，恢复其偿债能力，并以此取得优先股。政府可能会尽量避免评估银行“不良”资产时出现这样的问题：通过以银行账簿上所显示的、被市场低标的价格提出收购要约；此外，如果价格并未被市场低估，则为银行提供保险而不是收购它们。我将暂时跳跃到政府回应经济萧条的第四阶段，因为第四阶段与第二阶段密切相关。2008年11月的最后一周，美联储宣布它将购买8000亿美元的私人债务。其目的，与原初的财政援助计划不同，不是通过消除银行业不透明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来恢复该行业的资本流动性；而是为了提高货币流通量，进而恢复借贷活动，避免个人消费支出萎缩和经济产出下降。第三阶段的重复性财政援助是2008年12月联邦政府给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提供的贷款，目的是防止或者至少推迟它们的破产。政府应对经济萧条第五阶段的措施是“刺激”计划。由*党议员提出、如今已在众议院通过、等待参议院表决的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将授权联邦政府在超过两年时间里比原来预算多支出8190亿美元。这一经济刺激预算计划的三分之一被指定用于税收减免，其余部分分用两途：一是公共事业项目，如修路、减少碳排放；二是为促进失业保障、发放贫民食品券、联邦为医疗服务提供补贴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而做的转移支付，还有为弥补各州税收和借贷能力骤减所做的转移支付。
大部分保守主义者最偏好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减税措施，因为它不重新分配财富，而且也没有让政府干涉市场。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偏好公共支出措施，因为它使政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而且公共支出可以改善社会中处境最差者的福利状况。处境最差者具有不成比例的高失业率，但减税措施的主要受益者却是相对富裕的人——他们是缴税最多的人。尽管接受失业救助的人须为此缴纳所得税，但很多失业者的全部收入，包括失业救济金，还不到税收起征点。
联邦的减税措施无助于缓解各州的严峻财政问题。各州的税收急剧下降，但它们又不能发钞票，或者在不以高利息率借款的情况下搞赤字财政支出。如果联邦的税率降低了，那么各州就可以提高税率，而不至于增加其公民的净税负。但是，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增税所面临的政治反对可以被摆平，这一调整也会是一个十分耗时的过程。如果不是花联邦政府的钱去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削减联邦税收、提高各州税收，然后再把各州增加的税收投入到许多本应由联邦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中，这会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所有本该获得的东西都已经因经济危机而推迟了，就各州的计划来说，是相当严重的推迟，这些计划被各州的财政问题所阻断，如果联邦资金可以投入的话，这些计划尚可很快得以延续，否则的话就只能等待州议会通过立法来提高税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政府的应对措施（2）
为促进经济从萧条中复苏所采纳的财政支出计划将永久耗尽财政预算之危险，在考虑到下述因素的情况下，就不那么严重了：公共设施项目（经济刺激计划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尤其是道路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尤其是那些由州政府或者市政当局规划或者开工，但却因经济萧条造成税收收入减少（且借款能力下降）而拖延的基础设施项目。联邦政府可以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直到经济萧条结束；到那时，各州就可以用自己的税收收入来继续这些工程，如果它们愿意的话。
当经济萧条结束时，政府也应该能够终止其昂贵的反萧条措施，从这一角度来说，公共设施建设措施是最好的方案，而非税收转移支付措施是最差的方案。税收的起伏是相当频繁的，但转移支付措施针对的是特定的群体，会创生出一些预期和权利感，从而使这些措施日后的终结在政治上遭遇巨大困难。
考虑到政治因素，有理由猜测，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很多项目的成本都会超过其收益——至少如果忽略这些项目为抗击经济萧条所带来的收益、而只是考虑它们为国家的交通系统、教育系统所带来的改进的话，就会是如此。这是一个关键的限定，尽管显然被经济刺激计划的很多反对者忽略了。
在赤字财政支出的盛宴结束之际，政府会背负更沉重的债务。这些债务可用更廉价的货币（通货膨胀）来偿还，或者通过提高税收并将税入增量分配给债务偿还。不过，政府是否可以走税收这条路，取决于它为抗击经济萧条借款的额度，进而取决于它为偿还债务需要将税收提高到何种程度。我们必须避免让未来的税负沉重到严重扭曲资源分配的程度——更别说窒息经济从萧条之中的复苏了。
如果赤字财政支出项目创造的额外公共需求在填补私人对产品与服务需求之不足后还有剩余，那么就肯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另一个危险是，当经济刺激计划终了，需求将会下降，我们会退回到经济刺激计划之前的状态。但如果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地提高了经济产出，就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种最佳的抗击经济萧条的刺激计划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它应该瞄准这个国家里失业或其他闲置资源比例最高的行业或领域。它应该是短期内可实施的，无须为规划、签约等事项长时间拖延。它应该是可在经济萧条结束的时候终止的。除了为终结经济萧条做出贡献之外，它还应该具有社会净价值。我们这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符合这些条件吗？当然没有。那么它因此就像经济学家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所说的那样，是一个8000亿美元的错误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政治维度上审视这场经济萧条。通过激起人们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刚一上台的时候取得的非凡立法成就的回忆，这场经济危机为奥巴马总统在其执政之初实现其很多的立法议程提供了机会。但是要抓住这个机会，他必须把他的立法规划作为应对经济萧条的对策——经济刺激计划——提出来。他的立法规划的部分甚至全部内容都能对刺激经济生产和就业发挥出某种作用，尽管其作用要小于专门设计用以改善经济状况的立法。经济学家忽视了其双重目标，批评它没有向经济萧条发动激光式的攻击。在这样批评的时候，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一点。
这两种救济方案对应着解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发生原因的两种理论：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美联储放任货币供给萎缩，造成通货紧缩；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尾随股市暴跌而来的私人对商品与服务需求急剧下降，以及由股市暴跌造成的银行破产、货币供给萎缩，是经济活动没落的结果而非原因，因为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减少了。第三种解释理论，尽管与第二种类似，认为那场经济萧条是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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