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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李鸿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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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李鸿章的理论，那就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在这种大政方针下，李鸿章概括了几点具体方案：一是“海防”重于“塞防”；二是反侵略之战不能意气用事，必须以全局观来进行统筹，采取理智务实的态度；三是在西北边境，屯兵耕种，积蓄力量；四是节省的军饷全部用于东南海防，否则首尾难以兼顾，如同鱼与熊掌一样，不能两全。
对于李鸿章提出的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的观点，左宗棠表示坚决反对，左宗棠认为，收复新疆是整个国防战略形势的需要。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因此，北方和西方的稳定直接关系到都城的安危。在这关键时期，如果不立即平定新疆的叛乱，日久之后，必然生变。就眼下来说，俄国、英国尚不会介入中国平定叛乱之举，所以趁此机会速战速决。从经费上说，海防本来就有经常之军费，而塞防本来的经费就不多，即使得全部停了，对于“海防”也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第六章 如日中天（3）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在这样的“摆平衡”中，掌握得应该还算不错。毕竟，无论对李鸿章，还是对左宗棠而言，他们都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上提出问题。而就朝廷本身来说，在精力、物力和财力许可的范围内，当然是愿意两者兼顾。于是，朝廷一方面令左宗棠不惜一切代价收复新疆等失地；另外一方面，立即让李鸿章、沈葆桢等，积极组建南北洋水师。1876年，左宗棠率军西征，先后收复新疆南北路，阿古柏服毒自杀，西征军取得大胜，为后来迫使俄国交还伊犁创造了条件。
在很多人看来，左宗棠的“塞防”毕竟是有结果的，国家通过西征维持了领土完整。而海防呢，李鸿章所花费巨资打造起来的“北洋水师”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的一“得”一“失”，在后人心目中的轻重顿显，所以有不少后人在评价李鸿章、左宗棠时，难免一抑一扬，泾渭分明。这也是李鸿章在大众评价范畴中远远不如左宗棠的重要原因。
就个人出发点来说，在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他们的不同，只是看法的不同，也是所处位置的不同——李鸿章淮系的主要地盘在北洋及东南沿海省份，他当然要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而左宗棠湘系的势力由东南已移到西北，他当然要强调西北边疆的重要，主张收复新疆。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坚决反对丁日昌提出的建立北、东、南三洋海军的建议，认为沿海一水可通，只要各处驻有轮船，自可联成一气，所以海军应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不可分而治之。应该说，左宗棠这一点主张是切合实际的。
孰料好事多磨，正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准备着手办理的时候，1875年初，20岁的同治为八大胡同的风流付出了代价，得了梅毒魂上九天。慈禧太后立醇亲王之子载 入继大统，年号光绪。15日，两宫皇太后宣布再次垂帘听政。海军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任命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没两年，沈葆桢去世，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对于一个古老帝国来说，兴办这样一支全新的近代国防军，而且是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上白手起家组建全新的海军，无疑是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李鸿章开始慢慢启动酝酿已久的种种计划，从宏观到微观，从眼前到将来，从经费、购船，到人员的培训、洋员的聘请、港口的选址等等，分步实施。李鸿章频频给滨江沿海的总督和巡抚写信，鼓动他们积极响应，出钱出物。这当中的事务性工作量是惊人的，这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不仅仅是经费如何落实和购买船舰的问题，还有相应的港口建设和炮台设置问题，海军舰队与陆军炮台如何协调的问题，沿海各省如何“连成一气”、遇事时的机动行动问题，中国的管带和洋教官的合作问题，军舰和炮台的常年维修问题，各级人员的培训问题……这样的问题汗牛充栋，多如牛毛。
水师组建之路并不平坦，“摸着石头过河”的李鸿章很快为水师的组建交了一笔昂贵的费用——
一开始，李鸿章是指望自己的江南制造总局来生产军舰的，而且，江南制造总局也生产了好几艘船只。但很快，李鸿章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轮船无论从样式、性能、功用和成本上，都大大落后国际同行业水平。这些船只能运送粮草兵员，根本不能在海上打仗。经过一番考察后，1875年，李鸿章准备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艇。消息传出后，当时清国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便向李鸿章提议：英国阿摩士庄的炮船先进，最适合中国军队使用。李鸿章相信了赫德的话，当即决定购买4艘。第二年，被称为“蚊子船”的4艘舰艇驶抵中国。接着，李鸿章又为南洋大臣沈葆桢代买了4艘同样性能的军舰。当4艘新舰艇到达后，李鸿章一看这四艘军舰的性能比上一批的好，就留下了新的，把原来的4艘送给了沈葆桢。不久，赫德继续向李鸿章游说，告诉他英国又新研制了一种更新的舰艇，这种船要比“蚊子船”先进很多。李鸿章一听，既然有这么好的船，便又托赫德买了两艘。不久，李鸿章发现上当受骗，这10艘战舰不仅式样陈旧，且性能极差，炮重船小，行动迟缓，根本无法进行深海作战。1886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路过天津看望李鸿章，问及“蚊子船”近况，李鸿章闭目摇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5年后，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不能再进行航行，只能作废。
第六章 如日中天（4）
就在李鸿章积极组织北洋水师之时，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水师建设的步伐不得不停顿下来，投身到抗法战争的硝烟中去。
战争总像是不可避免。法国对于越南，从来垂涎已久。1873年11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国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条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到了1882年3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8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此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李鸿章力图避免的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李鸿章的态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极大反感，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书，言之凿凿李鸿章有“六可杀”理由。当慈禧将这部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说言和了。在此期间，李鸿章又自撰楹联一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很是自嘲了一番。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16000人，由越南北方大举向中国方向进攻。清军不敌法军，节节败退。在这样的情形下，清廷正好借机完成了内部的权力斗争，一直主张洋务运动的奕下台。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清廷又想起了谈判，派在中国任二品官的英国人赫德以及金登干和法国人交涉。法国人狮子大开口，谈判破裂，法国重开战火，双线作战，一线在越南北部作陆军进攻，另一线则由水路分别攻击台湾基隆和福州马尾的南洋海军基地。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分别向福州和基隆进发。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8月23日，中法马江海战爆发。停泊在马江（马尾）水面的法军8艘军舰、2艘鱼雷艇向福建水师发起攻击。新组建的福建水师哪有什么抵抗力呢，很快全军覆灭，兵舰11艘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官兵殉国760人。而法军仅5人被击毙，15人受伤。8月26日，中国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爆发。
在海上，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的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5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2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此后，法军进攻镇海，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的座舰也被击中，孤拔身受重伤，6月11日死于澎湖岛。
第六章 如日中天（5）
在陆地，中法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发生正面激战。1884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李鸿章淮军旧部、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法军准备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7尺、长3里、底宽1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法军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与法军面对面进行搏斗，终将法军击退。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正当清政府全力对付法国的时候，新兴的日本在背后又捅了一刀。1884年12月，日本在朝鲜制造了“甲申事变”，朝鲜亲日派乘清政府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抽出兵力的机会，发动政变，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驻守朝鲜的袁世凯当即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往北京，要和清朝谈判。后院起火，无疑动摇了清政府战争的决心。正如赫德所分析的：“中国如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还可以好好打一阵子，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前途真是够严重的。”与此同时，俄国正虎视眈眈中国的东北和朝鲜，英、德、美等列强也想借此机会谋取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清国不得不与法国进行停火谈判。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李鸿章像傀儡一样被推到了前台，因为中法谈判李鸿章并没有参加，所有的条文都是赫德和金登干在与法国谈判后拟就的，李鸿章只不过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出面进行签字画押罢了。6月9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一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二是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三是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四是此约签字后6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五是法军退出台湾、澎湖。这一次条约，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罕见的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的条约。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清国而言，已是相当难得了。
烽火岁月中，李鸿章是一刻也没闲着。每天，李鸿章都是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府关注来自各方面的情况报告，心惊胆战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1884年2月底，即中法马尾海战半年前，李鸿章曾向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部”，统管全国海军。因在当时，南洋、福建、广东3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在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然而，李鸿章的这一急迫的建议并未得到朝廷赞同。这样的各行其是，直接导致了新组建的福建水师在马尾的全军覆没。战局起伏过程中，李鸿章还在外交上利用一切手段给予了前线以极大支持：利用国际公法，奏请总理衙门致电各国遵守中立；致电曾纪泽，让其在各国舆论面前揭露法国的侵略；利用外国轮船运输，保证京城的其他地方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与前线兵将联系，支持全力抗法。刘铭传调任台湾之时，李鸿章让刘铭传在淮军之中抽调骨干130多人，这些人后来在坚守台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铭传一度形势危急放弃基隆扼守淡水，在清廷引起了强烈震动，左宗棠等激怒地表示要对刘铭传进行弹劾，这时李鸿章极力为刘铭传进行辩解。
李鸿章为中法战争心急如焚，他一直担心的是，这场不该来的战争会耗尽清国自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十几年“同治中兴”以及自强运动所培育的一点气韵。李鸿章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接二连三的打击，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数千年中积蓄的荣光和底气早已耗失殆尽。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哪怕有着短暂的苟延残喘也是好的，那会让偌大的帝国得到喘息的机会，也可以为下一次的出击积蓄一点力量。中法战争的爆发，使得好不容易积蓄的一点气力耗费殆尽，而原本就松动的基础立马变得摇摇欲坠起来。
第六章 如日中天（6）
中法战争之后，朝廷各派别在组建海军的观点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统一，组建海军的事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折当中说，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于到处受牵制的地步。李鸿章可惜的是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人未出师身先卒；的确让人痛心。李鸿章加快了组建的步伐。算起来，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的十几年间，李鸿章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水师的组建上了，可以说，李鸿章是为这支庞大的海军费劲了心血。1888年，朝廷批准颁行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终于成立。到这一年为止，这支水师以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了4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清国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且构筑了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天津大沽、东北旅顺、山东威海为重点的京畿环渤海防御体系。至此，李鸿章终于感受到命运所赐予隐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暂的、实现理想的极大快乐了。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李鸿章壮怀激越。
李鸿章没有想到这样的高峰只是短短的瞬间。命运跟李鸿章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它让李鸿章只能注视幸福，却不能拥抱幸福和保住幸福。在经历一次短暂的极乐之后，李鸿章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那种快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时间很快又到了1892年。刚过新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条新闻，透露说彼岸20岁的大清国皇帝正在跟两个曾受英美教育的国子监学生学外语。《纽约时报》评述说：光绪皇帝屈尊学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都认为，死死抱住3000年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要顺应当今形势，就必须相应改变国家制度。李鸿章也从有关方面看到了这一则消息。在李鸿章看来，光绪皇帝学外语，最起码是一件好事。虽然，在李鸿章看来，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要真正学好外语，会比登天还难。
这一年，按照中国传统，李鸿章70大寿。正月初五是李鸿章的生日。还没进入新年，李府上下就忙得不亦乐乎了。从朝廷到地方，不断有寿礼拉来。慈禧一贯是喜欢热闹的，这样笼络权臣的机会她自然不会放过。慈禧派人送来的真是大礼啊——赐以“调鼎凝厘”的匾额一块；“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御笔“益寿”字一幅；另有御笔蟠桃图一轴，上有“锡以大年”横批和“慈禧皇太后之宝”图章；无量寿佛一尊；貂褂一件；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绸十二件。礼是让李鸿章的侄子、翰林院庶吉士李经畲专程送来的。李鸿章自然大喜过望，感恩不尽，“当即跪迎至署，叩头谢恩……”一纸谢恩折子奏上去，慈禧照例给了三个看起来轻描淡写的字：“知道了。”
光绪皇帝赐的东西也不少，有“钧衡笃祜”匾额一面；“圭卣恩荣方召望，鼎钟勋贳富文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江绸十六件。也是让李经畲几百里地一路送到天津。李鸿章照例是叩拜一番，然后递上一本谢恩的折子，满纸同样都是感激涕零的肉麻词语。
至于其他官员的礼物，那就更多了。京城里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淮军旧部，甚至平日里的死对手，都送来寿礼。其中以刘铭传送的礼最为独特，也最有意思——刘铭传只送来一担挂面圆子，并自赋诗一首：“挂面圆子加烘糕，台湾治理正操劳，礼轻仁义重如山，如同千里送鹅毛。”刘铭传是李鸿章的老部下了，也是李鸿章的亲信和同乡，诗中的“挂面圆子”和“烘糕”都是合肥的土产。对于刘铭传送来的土特产，李鸿章自然笑纳。那一段时间，李鸿章整天迎来送往。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里，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
但这样的喜庆似乎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正月初六，也就是李鸿章生日后的第二天，李鸿章15岁的儿子李经进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紧接着，没过半年，李鸿章的继室夫人赵小莲去世，年仅55岁。70岁的李鸿章在这一年只是迎来了短短几天的喜庆之后，便坠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年真是一个喜忧参半、苦乐胶着的一年。70岁生日刚过，李鸿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第六章 如日中天（7）
1892年是一个转折，在这一年中，李鸿章似乎感觉到人生的无常，也感觉到天命不可违。这一年的凶相表明，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更加不祥的事情还会接踵而至。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1）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不妨假设一回。如果命运女神真正垂青东方这块土地的话，也许，李鸿章就能成功了。
说这话是有理由的。如果历史按照李鸿章所设想的一直平平缓缓发展，没有出现大波澜的话，那么李鸿章“始作俑”的洋务运动必然会成气候，而且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经济和近代化的进程。这样的进程发展到一定规模，又会带动相关领域，譬如政治、文化、社会、教育、民风等各方面的发展。这样，洋务运动所体现的，就不仅仅是它技术方面的功效，更重要的，会以一种示范的作用来带动整个社会，由洋务运动散开广泛的力量，慢慢推动民间和上层的改变。于是，当民间和市场形成一定气候的时候，那种加速度的效应必将来临，那时，韬光养晦的李鸿章也许会迎来一飞冲天的时候。
但李鸿章偏偏就被甲午战争撞上了，可以说，甲午战争撞碎了李鸿章的强国梦，将他的努力付之东流，也使他的整个人生乾坤颠倒，坠入深渊。
在此之前，李中堂可谓如日中天，他不仅担任直隶总督，而且还兼任北洋水师的总管。他拥有重兵，旗下又有很多亲信爪牙。并且，李鸿章还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当时清国的外交，与总理衙门“分庭抗礼”形成“两个外交部”，形成当时清国政坛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中国驻外公使的公文常常既送总理衙门，也送给李鸿章。李鸿章可以不经咨照总理衙门而直接向驻外公使发出指示。可以说，李鸿章的政治影响力、朝廷的宠信程度等，在当时的汉族大臣中，可以说无出其右。当然，更重要的，是李鸿章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洋务运动，也初见成效，并在各方面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动力。
但历史显然没有按照李鸿章所设想的和愿望的方向发展，命运狠狠地将一个烂柿子掷向了李鸿章。阴差阳错中，一切都走向了反面。相隔不远的岛国日本，在最关键的时候捅了清国致命的一刀。
1840年的鸦片战争，冲击的，不仅是幅员辽阔的中国。它给岛国日本带来的，同样有巨大的冲击波。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给日本造成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中国。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日本引起的震荡是举国性的。对于岛国日本来说，几千年来，一直都以不远的中国为榜样，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也是世界的中心，但这样一个强大无比的国家，竟然轻而易举地被西方打败。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孩童心中力大无穷的巨人，竟然三下五除二地被一个外来人轻易击倒——轰然倒塌声中，那种恐慌和失落肯定是致命而彻底的。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散落在太平洋的岛屿之国与中国一衣带水，在历史与文化上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地理环境对于民族性格的影响来说，这个一直被汪洋包围着的民族在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岛屿人才具有的恐慌意识，他们一直有着寻找归宿的靠岸心态。这种天生的陆地意识和求生感，决定了居住在岛屿上的人们必然要向外扩张，并为此进行疯狂的努力；也决定了他们具有高度的警觉和攻击性，他们能迅速察觉恐惧的存在，然后，一旦意识到危险时，便会如野兽般一跃而起，先下手为强展开攻击。
1853年7月8日，当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4艘海军舰队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开港通商时，日本没有进行抵抗。他们不是不想抵抗，而是实力相差太大了，抵抗无疑就是送死。而且，日本已从中国鸦片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几天后，日本允许美国官兵上岸，市政最高官员浦贺奉行以总督的名义接受了佩里递交的以蓝色天鹅绒包着的国书。
黑船的到来引起了日本巨大的震动。不久，佩里再一次率领舰队来日本。1854年3月，日本幕府几乎全部接受佩里提出的要求，签署了日本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日本开放下田和箱馆两处港口，向美国人提供淡水、粮食和煤炭；亲善条约还规定了最惠国条款，承认美国在下田驻领事的权利。随后几年，俄国、荷兰等国也相继同日本缔结了亲善条约。日本锁国的大门彻底被西方列强打开。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2）
国门大开促使了日本自身的分化与改革。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在日本历史上持续600年的幕府，扶持刚刚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从此，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决意向西方学习，对日本实行全面改革。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代表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考察，代表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3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这支庞大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共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共花了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后，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报告。这个团队规模之大，政府投入之巨，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历史上，都可以称得上前所未有的。
行进在陌生的西方列国之中，这支日本政府团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样，拼命地吸收着发达国家的营养。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的结构和方式，都使他们着魔。这支日本代表团的工作重点就是调查和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制度，探讨将西方制度移植到日本的可能性。使节团到达美国后，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工作要点中有这样一句话，集中体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初衷：“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德国，日本使节团似乎找寻到了自己国家发展的模式。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欢迎日本使团的宴会上实话实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都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段带有嚣张气焰的大实话让日本人茅塞顿开。他们不仅认同了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化的进程，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本国各方面的进步。同时，他们也在内心当中认可了一种方向，那就是军国主义的扩张国策。
从溯源的角度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比清国的洋务运动要整整晚8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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