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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李鸿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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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者慢慢多起来，天下就不稳定了，所以应该除了有关军事上的机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如果说王文韶的想法是由于他来自内陆省份，思想的局限性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在思想上的局限就让人扼腕叹息了。沈葆桢曾经是办洋务的名家，光绪元年升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而他在任期间所办德政之一，是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竟下令拆掉！这样的认识水平，不仅仅是沈葆桢一个人的，也代表着整个权力上层对于西方文明的看法。
第五章 洋务运动（6）
沈葆桢为什么要拆掉铁路呢？那是因为他不能容忍和英国人合营一条铁路，也不能与他们共同管理，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加以控制才行。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沈葆桢这样的人去主持变革维新，结局自然会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李鸿章才具备一颗“勇敢的心”。这样的比喻，指的是李鸿章自始至终对于时局和国家，有着真正负责的态度，这种负责，不仅仅是被动的坚守，而且，以一种勇敢的积极态度，去应对这种改变。这一点，李鸿章几乎与所有的大臣们都不一样，他不是被动地防御，而是主动出击。从结果上来说，李鸿章几乎就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了。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李鸿章所走的是一条独木桥，但他毕竟以自己的亲历亲为给民众开了一个头。李鸿章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历史对他的不支持，而是在这种战战兢兢走钢丝过程中，失败的概率太大。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显然缺少好运气。
李鸿章几乎是“一根筋”地投入到他的洋务运动中。从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内容来看，他的着眼点一是在军事上，如购船、购械、造船、筑炮台等；二是在商务实行上，如铁路、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说派留学生、设医学堂等。可以说李鸿章考虑得非常周到了，而且意识到在诸多方面的落后，想奋起直追。
李鸿章主持下的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一事，应该说，是洋务运动中重要的一步，也是这场运动中的一个生动的插曲。
派留学生，是唐廷枢的同学容闳建议的。容闳自己就是一个留学生，早年，他曾得到教会的支持，到美国耶鲁大学读书，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耶鲁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宏闳回国后，担任了为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的任务。不久，容宏通过唐廷枢，向李鸿章建议派遣赴美留学生。李鸿章很快采纳了容闳的建议，派容闳主持此项工作，与留学生一起赴美，担任留学生副总监督一职。所有事情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最初，几乎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子弟交给清廷，以让他们赴美。首批学生，只好由那些热衷洋务的干将们安排了自己的子弟。谁知那些留学生到了美国后，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到了自由的天地。很快，这一批留学生有了很大的改变：有的开始信仰基督教；很多人以长长的辫子为羞，把辫子挽起压在帽子里，有的甚至把辫子剪了；有的再也不愿意学习孔孟之道了，只愿意读西方书……容闳本人甚至在美国娶了一个白人女子为妻，这在清国的官员看来，无疑是妖逆之举了。留学生到美国后的变化，让容闳的同事、同赴美国的总监督陈兰彬大为恐慌，赶忙打报告回国，建议火速召回留学生，说要是再不召回的话，华夏留学生都将变成洋蛮子了。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在朝廷引起了很大恐慌，很多人纷纷支持召回留学生。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中国留学生要求进美国西点军校等事宜受阻，旧势力的压力更大了，朝廷也没有了主意，只好同意撤回留学生。李鸿章虽多次据理力争，但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留学生还是回到了国内。李鸿章主持下的第一次外派留学生一事，在无奈中打了一个水漂。
尽管留学计划不幸夭折，但这次时间不长的留学生涯，还是为清廷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那些归国的留学生当中，从事矿山、电报、铁路等行业的有30多人，包括6名工程师、3名铁路局长；从事外交、行政行业的也有20多人。在他们当中，后来比较有名的有开平煤矿采矿工程师邝荣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以及外交总长梁敦彦等。
李鸿章修铁路的事情，同样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的艰难，也可以说明李鸿章的苦心孤诣以及坚忍不拔。
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人类改变生活观念的一个标志，是集人类想像力、创造力和挑战自然雄心为一体的里程碑。李鸿章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收到上海27家英法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复。此时的大清，从皇帝到农民，其观点都是惊人的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中国的牛车尽管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青山转，绿水还”，这样的感觉多富有诗意啊。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建设那种丑陋的庞然大物呢？更何况，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让地下的祖先之灵不得安宁。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当然不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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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洋务运动（7）
但李鸿章一直锲而不舍，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铁路，那本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就曾阐述了应该修铁路的理由。朝廷对于此事，根本没有表态，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李鸿章等得千辛万苦，见朝廷一直无声无息，只好阳奉阴违，准备在唐山的煤矿区修一条10来里长的铁路。就这条短短的铁路，也费了李鸿章九牛二虎之力。为了避免朝廷的非议，李鸿章特意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机头，而以驴马拖载，这才得到了朝廷的恩准。
1881年6月9日，这条10多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也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来剪彩，真是用心良苦。通车的那一天，李鸿章在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车，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很快，流言蜚语来了，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替代——中国第一条铁轨上出现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驴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奔跑。
第一条铁路的废用，李鸿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一时，关于李鸿章修铁路的动机的传言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专制制度的习惯做法是，人们的赞同与反对，往往都是对人不对事。在清廷当时的机制下，大臣与大臣之间，在更大的程度上却不完全是思想的不同，而是权力的争夺、利用以及别有用心……结果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件事情的办成很难，而毁坏一件事情却相当容易。直到1882年，唐山矿区的铁路才恢复了机车牵引。
铁路之事还是耽误下来，这一耽误，又是好几年过去了。1880年，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上，刘铭传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国内大兴铁路。刘铭传的奏折，跟丁日昌的要求建水师的奏折一样，同样是李鸿章的授意。这是李鸿章习惯的“挺经”方式，正面“强攻”不成，就采取迂回战术。刘铭传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京城，面见慈禧时，李鸿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不久，一条长1500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直接地感受到现代化的车轮滚滚。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慈禧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5个月之后，清廷终于发布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
这一年，距李鸿章首次上书倡导修建铁路，整整过了14年。在这14年中，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这样的耐心和执著不由让人叹息。对李鸿章而言，认识上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而由认识差距所造成的阻力，才是李鸿章平生感到最耗精力的一件事。
从李鸿章派留学生和修铁路两件事来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所遭受到的阻力，是如何强大了。而李鸿章为求得清国一点一滴的改变，竭尽了自己的全力。
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尽可能隐忍，低调做人，积极做事。这与后来康梁的戊戌变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缓洋务运动的步伐，避免由这一切而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当矛盾稍稍缓和，李鸿章又以退为进，重新采取积极之势。在这方面，李鸿章算是老谋深算，他懂得妥协，知道妥协在政治活动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洋务运动等一些问题上，李鸿章也避免在理论和口号上进行争论，力求只埋头做事，不涉及理论的较真。这一点可以说是李鸿章的智慧和精明之处。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一点。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没有将自己对于“道器统一”的认识向前推进，从而触及到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李鸿章从不想介入实质性问题，他只是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不涉及到问题的核心，从很实在的角度打开国门学习西方。
第五章 洋务运动（8）
年届半百的李鸿章就像一匹驽马一样颤颤巍巍地拉起了整个朝廷。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像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央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充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作出评判。”
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梁启超在比较李鸿章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讲述了这样一段话，应该说，“伊（伊藤博文）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之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除了政治上的势单力薄之外，就李鸿章以及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来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这使得他们每每到了关键时候，总是难以突破自己。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们服装是最贤明的。我们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合我们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第五章 洋务运动（9）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对话，从服装入手，谈到了古今之变的根本。李鸿章的思想在对话中暴露无遗。就李鸿章而言，他所承认的西方的进步只限定在军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上，这是他处心积虑想学习和拿来的。至于西方其他的东西，包括服装，李鸿章似乎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也不想去改变。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思想容易改变，习惯却难根除，而在很多时候，习惯和思想又联系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鸿章的习惯和思想中，还是潜伏“唯我独尊”意识的。或者说，在李鸿章看来，西洋的文化与枪炮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它们完全可以割裂开来。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彻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机意味。所谓“体”，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政体已经落伍，根本不想在这一方面改变，在他们眼中，似乎这个落后的、呆板的、腐朽的政体与近代化所创造的“器用”并不矛盾。殊不知，在一个腐朽、专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么会有健康发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烟雨水榭。
因为这样的认识，使得李鸿章洋务运动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学习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浅尝辄止，以小聪明来揣测大智慧，以器用来否定根本。由于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聪明，洋务运动走的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整个社会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实行市场化，广大的民间力量被忽略，这也使得洋务运动成为国家机器的游戏，背离了广大的民间力量，洋务运动就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郭嵩焘曾经就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方式这样评价：“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郭嵩焘曾经将他的想法告诉过李鸿章。不知道李鸿章听后有什么反应，但想必也是一声长叹吧。聪明的李鸿章可能是想撇开“深挖洞，广积粮”的方式去走一条致富的捷径吧，但这样一意孤行的走法，步入的，却是一座奈何桥。这样的增强国力的方式就像一记险招，甚至几近于赌博，但李鸿章就是想当一回这样的赌徒，来为这个泱泱的东方大国作最后一搏！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贫穷的国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苍白的精神之上的。李鸿章一直想走一条先强国，而后民富的捷径，这样的捷径在无情的规律面前，只会仓皇地败下阵来。李鸿章在这一点的愚笨是有着传统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君为重，民为轻”、“民为微，国为大”。在华夏这个文明古国中，这种最简单的错误方式，就那样本末倒置，悬挂了五千年。
不管怎么样，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样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在科技和现代化上的尝试，而且，重要的是通过尝试让人们的精神和认识得到了改变和提高。正因为李鸿章们的洋务运动的努力，西方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了中国，使得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地前进了一点。社会发展总是由点点滴滴的积累而成的，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造就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风流人物；而不断派出的童子留学，也造就了第一批经过训练的人才和一些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开端，都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前行。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就像那条固执延伸的铁路，铁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便利和快捷，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一声长鸣震惊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使得无数人从千年沉睡中醒来。
第六章 如日中天（1）
1886年，李鸿章63岁。这个年龄，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可能是终老南山看夕阳了，但对于李鸿章来说，此时正是如日中天。在此之前，历经3年的中法战争结束，从战争结束那一天起，李鸿章又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北洋水师的建设上。3年后，也即1886年，北洋水师终于建设完毕。光绪亲生父亲、醇亲王奕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委托，带了200多人的巡视团，在李鸿章的陪同下，视察了新组建的北洋水师。那一天阳光灿烂，海水轻拂，李鸿章和巡视团以及各国公使，乘上了排水量达2800吨的“海晏号”，在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超勇”等8艘军舰的护卫下，威风凛凛地从天津直驶旅顺。到了旅顺之后，醇亲王和李鸿章登上黄金山炮台，居高临下，远处清国的军舰像箭一样驰骋在海面上。李鸿章与醇亲王观看了8艘军舰表演打靶，又观看了鱼雷发射……海天之际，轰然一片，水柱冲天。当看到威武雄壮的北洋水师弹无虚发击中目标时，醇亲王和李鸿章忍不住舒心地开怀大笑。醇亲王当即赋诗赞颂，李鸿章也作了两首诗唱和。
雕弓玉节出天阊，士女如山拥绣裳。
照海旌旗摇电影，切云戈槊耀荣光。
饮飞禁旅严千帐，罗拜夷酋列几行。
德协谦尊齐赞颂，力辞黄屋福威扬。
万千气象蜃楼高，忽地齐烟涌六鳌。
慈佛护持看献瑞，仙舟共济敢辞劳。
自怜坚壁心偏苦，却愧屯田诏屡褒。
无限临歧依恋意，漫吟潭水答云璈。
平心而论，李鸿章这两首诗写得堆砌而雕琢，毫无称道之处。相比较李鸿章少年时所著的10首《入都》诗的意气风发，要差很多。人生就是这样匪夷所思，等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时，真气就会虚弱；而春风得意之时，诗情和意蕴往往都会大打折扣，思想的火花也会变得暗淡无光。
李鸿章实在是太高兴了。也许，人一高兴，也就简单浅薄了。诗毕竟是次要的，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才是毕生的梦想，如今美梦成真，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如果从头到尾算起来，北洋水师从动议到完成，有近20年的时间。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京，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清王朝度过了覆灭的危机，再也不用担心寿终正寝了。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捻军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坚持了数年之久，但却无力回天。对于清国来说，由于长年的军事作战，对洋人的屡屡赔款，整个国家的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列强，包括相邻的沙俄，乃至新兴的日本，都开始虎视眈眈。
1865年以后，清国边境狼烟四起——在西部边境，沙俄以“代管”为名，进占伊犁。英国为了不让新疆落入“北极熊”之口，对于从中亚入侵南疆的阿古柏政权予以外交承认。清廷在这样的情形下，将“铁血大将”左宗棠由福州调任陕西，任陕甘总督。在陕甘总督的位置上，左宗棠花了7年时间，平定了西北。到了1873年，左宗棠终于腾出手来，一边派军进驻河西走廊，一边向朝廷报告，准备进军新疆收复失地。
东海同样也是硝烟弥漫。1874年，新兴的日本为了转移因改革维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入侵台湾。消息传来，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军舰“安澜”、“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清军的到来，给日军以强大震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自出马来到北京，和清国进行谈判。清政府此时因西北在阿古柏的控制下，中法关系也因越南问题有紧张的趋势，加上英、美、法三国的调停，决定妥协。经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大久保利通在结束北京的谈判来到天津，李鸿章在会见他时，谈到了两国的变革，李鸿章感慨地说：“贵国眼疾手快，万事运转通畅。而我国，如足下所知，国古而旧弊凝结，改革非易。”日本的狼子野心虽然被平息下来，但“蕞尔小国”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对清国的震动很大，朝廷大为震惊，再次正视海防问题，从而引发了海防、塞防之争。
第六章 如日中天（2）
实际上清廷的此次大讨论的幕后操盘手正是李鸿章，是李鸿章在与恭亲王奕唱“双簧”。李鸿章在组建中国海军上的努力，与修铁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为了引起朝廷对海防的重视，1874年11月，李鸿章授意正在广东提阳老家养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提出建设中国海军的设想。丁日昌早在1867年任江苏布政使时就提出设立“三洋水师”的构想，到1868年，正式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名为《内外洋水师章程》，并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其主要内容，即是将沿海划为三洋：设北洋提督于大沽口，辖直隶、盛京、大沽各海口；设中洋提督于吴淞口，辖江苏、浙江各海口；设南洋提督于厦门，辖福建、广东各海口。但在当时被曾国藩压下未报。仅有少数知交好友如薛福成等知道。6年以后，丁日昌再度递上这份条陈时，他又拟出六条具体的建议，主要有：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之人；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选练陆兵；四、沿海地方官宜择精干仁廉之员；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六、精设机器局。条陈递上后，总理衙门认为颇有参考价值，也提出了六条意见，和丁日昌的奏折一起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讨论，限一月内复奏。陕、甘不属滨江沿海地区，本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认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别咨请他参加筹议。
总理衙门文书下发后，滨江沿海的各官员们纷纷上奏，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总体上说，有主张专事海防经营而放弃塞防的，有主张塞防而放弃海防建设的，有主张海防塞防并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算是粉墨登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海防思想了。奏章向来简短的李鸿章这一次破例写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海防问题的看法，内容不仅涉及海防，而且还引申到洋务运动及其他问题。可以说，这一份奏折集中体现了李鸿章的洋务——改革思想体系，是理解李鸿章关于国策有关思想的重要文献。
李鸿章首先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的六条“救时要策”，逐条给予论证，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李鸿章承认“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现实，表示了“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的不满意态度，说出了此前与日交涉“几于管秃唇焦”的费力和辛苦。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对近邻日本的快速兴起看得很真切，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呼吁与日本竞争才是当务之急。日本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留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针对国内的形势，李鸿章给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变革和奋起。针对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呼吁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务实策略，改革内政、兴办洋务以自强；对外惧战以求内部自强发展的和平环境，切不可逞意气孤注一掷，把国事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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