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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游击战战争史奇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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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军采取放弃若干次要据点,以伪军接替部分防务等措施,以相对集中兵力,继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治安肃正”,及在沿海地区实行“屯垦”计划,进一步掠夺棉盐资源。苏中军区为打破日伪军对江都(今扬州)、泰州、海安及李堡以南进行的“清乡”和在东台沿海地区实行“屯垦’计划,于1944年 1、2月间,以高邮,兴化、宝应、东台以北和泰州、泰兴、如皋地区为重点,对日伪军连续发动攻势,相继攻克宝应以南之大官庄、王家营,如皋以西之运粮河,古溪镇以及东台以南之安丰等17处据点,并争取伪军1000余人反正。随后,苏中军区为贯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的战略联系,进一步改善苏中的斗争局面,于3月上旬在淮安、宝应以东发起以夺取车桥为目标的攻势作战。
车桥是位于淮安东南约20公里处的一个大镇,是联系苏中和苏北的战略枢纽,是日伪军控制淮安东南及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也是日军第65师团和第64师团的接合部。日伪军在车桥高沟深垒,四周筑有大小土围子、外壕及明暗地堡,并以日军1个小队和伪军1个大队及补充大队、别动队等部共500余人驻守。但车桥据点相对突出、孤立。据此,苏中军区决心集中5个多团的兵力,采用攻点打援的战法,攻取车桥,并歼灭援敌一部。根据攻点打援的需要,苏中军区将参战部队统一编组为3个纵队和 1个总预备队。具体编成和部署是:以第3旅第7团和炮兵大队编组成第2纵队,担任攻取车桥,歼灭车桥守敌的任务;以第1旅第1…团、第3军分区特务营、泰州独立团1个营编组成第1纵队,于芦家滩及其附近地区阻歼由淮阴、淮安来援之敌;以第 18旅第;52团和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各1个营编组成第3纵队,于官田、大施河一线阻歼由曹甸、宝应方向来援之敌;以第 4军分区特务团(2个营)和师教导团第1营编组成总预备队,位于赵阳庄地域待命。
3月5日1时50分,担任主攻车桥任务的第2纵队部队避开日伪军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在炮兵大队的火力支援下,一举突入车桥镇内,经1夜激战,全歼伪军1个大队,并将日军压缩包围于核心工事。新四军部队对车桥的进攻,使驻守淮阴、淮安、泅阳、涟水等地区的日军第65师团大为震惊,立即以第72旅团1个大队,由淮安分乘装甲车和汽车增援。5日16时许,第一批增援日军200余人乘汽车7辆,进至车桥西之韩庄、芦家滩,遭担任阻援任务的第1纵队的沉重打击,被迫退入阻援部队预设之地雷区,阻援部队乘地雷群爆炸奋勇出击,将日军全歼。随后,日军第二批至第五批增援分队,每批一二百人,先后赶到,均遭沉重打击,被迫猬集于韩庄。黄昏后,第1纵队向韩庄日军发起攻击,从四面突人敌阵,将其分割包围,展开白刃格斗,将日军大队长山泽以下大部歼灭。6日晨,车桥之残余日军乘隙逃窜。各纵队乘胜扩大战果,到13日,相继收复曹甸、泾口、周庄、塔儿头、望直港、张家桥,扬恋桥,蚂蚁甸,蛤拖酥家庄等日伪军据点12处,淮安、宝应以东大片地区获得解放。在战役过程中,“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盟员勇敢地参隘喊话,松野觉光荣牺牲。
车桥战役,共歼灭日军460余人、伪军480余人,创造了华湘军歼灭战的范例。在此次战役中,苏中军区部队采取“掏以,担任攻点任务的部队绕过敌人的外围据点,直取车浊引周围日军来援,并以大部兵力歼击援敌,从而取得了攻由援取胜利。这一战役的胜利,打乱了日伪军的“清乡”,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根据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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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间的巾帼英雄(1)
1935年夏,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疯狂“###”,敌人的铁蹄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极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巾帼英雄赵一曼,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殉国的。
赵一曼,原名李绅泰,四川宜宾人。她性格刚强,富有正义感。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曾经多次带领同学们举行爱国学生运动和反封建礼教的斗争。1926年入党,10月份被党组织保送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赵一曼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她可以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赵一曼离开武汉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一年的9月,她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去苏联途中,她与同去东方大学学习的黄埔军校学生陈达邦相识,在学习期间经组织批准,两人在苏结婚。但一年后,由于国内急需搞地下工作的优秀干部,赵一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告别陈达邦回国,此时,她已有5个月身孕了。
回国后,赵一曼被党中央派到宜昌从事地下工作。在那里,她生下了儿子宁儿。做了母亲后的赵一曼并没有耽误为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带着儿子从宜昌到南昌,再从南昌到九江,又从九江到上海,其间的经历绝不是一句“艰难困苦”所能说完的(她带着儿子要过饭,被敌人追捕过,还曾在儿子的脖子上套一个草圈假装沿街叫卖孩子)。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得到党组织的批准。临行,她将儿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哥哥家里,然后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她扑过来的儿子,到东北去了。 到东北后,赵一曼先后在沈阳和哈尔滨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年春,经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和她谈话后,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我游击区展开工作。
在游击区工作期间,赵一曼以坚毅果敢、平易近人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抗联老战士梁铭岫回忆说:“那是1935年2月,当时我刚满13岁。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中午,一支抗联队伍开进了我的家乡——珠河县刘家村,只见一位20多岁身背长筒猎枪,步态轻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系着腰带,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司令是亲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会上解释说:“乡亲们,请大家不要叫我‘女长官’,我们抗联同志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没有什么长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东北抗日烈士传》一书中讲的有关赵一曼夺枪和运枪的两个小故事就很能反映出赵一曼点子多、考虑问题周到的特点:
“在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上,设有伪军的一些哨所,是我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搞掉这些哨所是抗日斗争的当务之急,又能给我部队补给武器。一曼同志为此精心策划出了一套完整的办法:由雷炎同志带一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打先锋,一曼同志和另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在夜间逐个端敌人的哨所,每到一个哨所,敌哨兵未发现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敌军熟睡时进入哨所抓俘虏、缴枪械、割断电话线;敌哨兵发现时,雷炎同志就地蹲着装解手,一按皮球就会发出噼噼啦啦似的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放松警备或转身时,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虏、缴枪支、割电话线……”
“一次中心县委设法从伪军处买了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因为敌人盘查严而无法运出。一曼同志和另一女战士小沙主动接受了转运这批武器的任务。他们到交接地点领到武器,用油布、油纸包起来,放进了马拉的大粪车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卡,日军捂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乱翻乱搜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快走!快走!”车老板猛加几鞭,粪车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转到部队了。”
赵一曼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在敌人那里也挂了号的。在当年的《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都登有《###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1935年秋,也就是在日伪对我珠河根据地“###”最残酷的时候,赵一曼挑起了中共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和第3军第2团政委的重担。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赵一曼和二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沟里,随后在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们都没有突围出去的机会。直到天黑下来以后,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说:现在机会到了,你带领部队和伤员突围吧,我带一班掩护。
王团长说:这怎么行?你是女的,你先走,我掩护!
赵一曼说:什么男的女的!快!你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
这样王团长带着部队在赵一曼等人的掩护下,突围出去了。赵一曼等在完成任务后撤出时,与敌人遭遇了。在这次遭遇中,赵一曼的大腿部被击中,而且是贯通伤!于是,她只好带着其他3名同志在珠河县第3区春秋岭的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一些后再去找部队。但是,就在她住下没几天以后,敌人便得到了这一消息,并由第3区###队队长张福兴亲自带着全副武装的伪军前来抓他们。在与伪军的搏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一枪,昏迷后被俘。
白山黑水间的巾帼英雄(2)
在伪警务厅,赵一曼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审问,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直到她大腿的枪伤化浓后,才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禁闭起来。但即使是在医院里,他们每天也都要来审问赵一曼。
在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仍未能获得任何东西之后,敌人彻底绝望了。8月1日,他们把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儿子。她向敌人要来纸笔,留下了给儿子的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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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建奇功的敌后武工队(1)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敌后军民为扭转反“扫荡”的被动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创造出了全能的敌后武工队。即当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蚕食”时,根据地军民也以部分力量深入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锄掉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成员反正,或引导他们在适当范围内为人民做些工作。这部分人民武装力最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活动的武装工作队。
1942年初,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的八路军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士气低落、伪军恐慌动摇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打击并分化瓦解日伪军,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打破日伪军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每个武工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以军事斗争同###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地向群众开展宣传,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展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形成“隐蔽根据地”,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开展政治攻势的声音。武工队员还访问伪军家属,要他们转告自己的亲属早日弃恶从善。日、伪军抢粮时,武工队员及时出现,帮助群众进行抵抗,夺回粮食。这样,日军在所谓的“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1943年是敌后武工队最活跃的一年。年初,山东军区和115师就派出600余人,组建了43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敌后武工队是在根据地、敌占区或边沿地区进行隐蔽斗争的有效形式。它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即敌占区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地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是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与汉奸、特务作隐蔽斗争,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后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以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
“敌后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日伪军抢老百姓的粮食。当时敌占区的大多数人都要交双份粮税,一份交给“皇军”,一份当作“国税”交给伪军和汉奸。同时伪政权的工作人员又趁火打劫,从中盘剥,害得穷苦百姓腹空肠断。武工队深入这些地区后,迅速在群众中进行串联,搞“不资敌公约”,即借用群众习惯的传统形式搞起来的一个反“征粮”合同。由于当时群众受够了日伪军抢粮的苦头,一旦有八路军武工队给他们撑腰,他们就纷纷参与,建立反“征粮”合同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大多数地区都开展得很顺利。到了收获粮食的季节,武工队即帮助群众抢收粮食,当日伪军到乡下抢粮、催粮的时候,他们就以袭击的方式打击敌人,抢回粮食。有些武工队还利用敌人夜间不敢外出的特点,在夜间组织群众收获粮食,由武工队担任警戒。一过半夜,就打一阵枪,然后把伪装成粮车的大马车赶到日伪军的据点附近,故意让敌人发现,但敌人却不敢走出据点。到第二天,武工队便放出消息,说八路军把粮食抢走了。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压力。
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击伪军和汉奸。他们经常化装进城或进敌人的据点,对罪大恶极的卖国分子就地正法,杀一儆百,以打击汉奸的嚣张气焰。北海区的九区川里乡有个伪乡长,名叫蒋仁斋,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汉奸,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虽然武工队多次教育,但他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作恶。北海武工队就决定除掉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武工队潜入蒋宅,活捉他,予以枪决。第二天武工队以县政府的名义,把蒋仁斋的罪行写成布告,张贴于大街小巷。武工队的这一行动,极大地震动了当地的其他敌伪人员。这些家伙坐卧不安,生怕武工队找上门来算账。有的还找到武工队,请求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对于一些可以利用的分子,武工队则尽量争取他们,为八路军和群众办事。武工队根据具体情况,对敌伪人员区别对待,除一些罪大恶极的人外,对其他的人则实行以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方针,通过各种关系,积极进行争取,使不少敌占区的伪乡长、伪村长转而倾向抗日力量一边。他们表面上给日伪军办事,实际上却为抗日民主政府办事。
武工队还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以点“黑红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中谁做了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对伪军进行喊话时,先将这种方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临沂南王家镇马石河紧靠伪军的据点,有个汉奸叫刘清臣,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几次警告他仍不改。当地武工队将他捉住处决,并把“汉奸刘清臣作恶多端,八路军代表人民处决”的字条贴在其尸体上。这种行动对其他汉奸和伪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屡建奇功的敌后武工队(2)
武工队还利用伪军家属,争取和瓦解伪军。召集伪军家属开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劝说伪军改邪归正。这就是当时的“唤子索夫”和“一封信”运动。武工队还对伪军进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在这一基础上,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物色策反对象,与其交朋友,不要求他们轻易反正,以便在敌人内部积蓄力量。或让他们的组织成为表面上应付敌人,而实际上却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服务的两面政权。对于一般伪军人员,武工队组建的民主政权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家伪军的招待所,颁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经过以上工作,仅在1943年,山东的八路军就瓦解伪军7000余名,在伪军内部建立了1000多个秘密关系。 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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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名远扬的铁道游击队(1)
铁路是日军输送侵华战争物资的主要通道。切断敌人的铁路运输线,将会使敌陷入极大困难。在敌后铁路线上,活跃一群铁道打击队。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原型就是鲁南铁道游击队。
鲁南铁道游击队于1940年2月成立于山东煤城枣庄,队长洪振海,是小说和电影中刘洪的原型,政委是教书出身的杜季伟,副队长是王志胜,队员主要是爱国矿工和铁路工人。开始时称为鲁南铁道队,亦称鲁南铁道大队,隶属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部(后改为苏鲁支队)领导,不久归鲁南军区建制。在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时,铁道游击队成了铁路沿线敌后武工队的组成形式。而鲁南铁道游击队则是众多铁道游击队中的佼佼者。
鲁南铁道游击队以微山湖为依托,活跃在津浦、临枣(临城—枣庄)、台枣(台儿庄—枣庄)3条铁路线上,打票车、劫货车、扒铁路、炸桥梁,神出鬼没,飘然而至,隐忽而逝,有力打击了日军的战略运输。平常,他们以微山湖中的微山岛为生活基地,与当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枣庄以北就是115师主力所在地。当敌人出动大部队“围剿”时,游击队就暂时隐蔽到山区去;敌人一退,他们又立即上岛,继续寻找机会在铁路线上与敌人作斗争。
在整个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进行了几次著名的行动。其中有打票车(运钱的火车)、二次血染洋行、奇袭阎团和临城、沙沟截布等。
1940年7月,铁道队接到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弄一部分资金,以解决部队的困难。铁道队的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搞一次日军的票车。于是他们通过关系找到了跑连云港的伪车队长,了解了日军票车的行动规律。每星期六,铁路沿途各站都通过这辆车向济南交钱。于是,他们派人化装侦察,摸清了日伪军押车的有关情况。按照打票车的行动计划,铁道游击队选择了12名作战勇敢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情况,选择目标,稳住敌人;副队长王志胜带20名精干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队长洪振海和曹得清则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到了星期六,铁道游击队按计划开始行动。先期上车的队员都盯上了自己的目标,列车过了枣庄站,洪振海、曹得清就跃上火车头,打死了一名司机,另一名司机则被捆绑起来。随后,驾驶着火车向前行进。列车一到预定伏击地点,猛一刹闸,车速放慢,王志胜带领队员爬上了火车,与车上的侦察员们互相配合,全部杀死了押车的20余名日本兵。随后他们来到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的袋子一一抛下。这次行动共得款8万余元,并缴获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1门和机枪1挺。而铁道游击队则无一伤亡。
打完票车后,铁道游击队还觉得不过瘾,决心再打一次枣庄国际公司,来个二次血染洋行。时间定在8月,当时的洋行戒备非常严,但王志胜在洋行的三掌柜金山(日本人)的带领下,对洋行进行了侦察。王志胜回到队里后,介绍了洋行的情况,大家决定当天就行动。晚上约10点钟,王志胜带领32名队员到了洋行附近。因为墙上有电网,他们只得从墙上钻洞进去,直到凌晨4点,墙才钻透。进去的人分为4个小组,按照预先的作战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将4个房间的敌人全部干掉。这次行动共杀死13名敌人和1名翻译,缴长、短枪6支、手表和怀表100多块。
1941年6月,铁道游击队又进行了一次奇袭阎团、临城行动,并取得了胜利。阎团即由阎成田任团长的一个伪军团。当时,该团由太安调至临城一带驻防,其中一个营驻在微山岛上。这个团与日本人一起在周围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并直接威胁到在湖区活动的抗日武装。因此,铁道游击队与其他兄弟部队决定歼灭敌驻岛的那个营。在一天夜里,铁道游击队与其他部队一同登上了微山岛,铁道游击队直捣敌营部,击毙敌营长,俘虏敌副团长,全歼该营,缴获轻重武器200余件。后来,铁道游击队又化装成阎成田团的伪军,袭击了临城车站,并成功地把此事嫁祸于阎成田。日军把阎成田团的300余人押解到东北煤矿做苦工,阎成田及其主要副手,则被绑在电线杆上用刺刀捅死。
1941年11月,鲁南军区被服厂遭日军破坏,部队穿衣成了问题。铁道游击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从日军手中搞一批布。他们在沙沟车站找到内线,并了解到不久将有一批布南运。内线在火车停在沙沟的时候,将沙子放进了火车的油壶里,迫使列车在临城站修理,拖延列车开出的时间。到了晚上,列车终于开动了,但内线又准时拔掉风管和销子,使两节运布的车厢停在了沙沟南面的塘湖附近。两三个小时后,布大部被卸下,没卸下来的被放火点燃。就在这时,又从对面开来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军列,还没等军列靠近,铁道游击队就对敌进行射击。军列不但没停,反而加速,结果与燃烧的运布车厢相撞,日本兵死30余人,重伤不计其数。这次行动共缴获布万多匹,日军军服800余套,还有部分毛毯、药品等。
铁道游击队还时常担负安全护送高级干部过铁路的重大任务。由于铁道游击队十分活跃,敌人加强了对铁道两侧的保护,沿线碉堡林立,探照灯彻夜不灭,并且还在铁道两侧挖了与铁道平行的深沟或筑起封锁线,以限制铁道游击队的活动。因此,护送干部过铁路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但铁道游击队依靠自己的忠诚、勇敢和高超技术,多次把从华中新四军根据地到延安或从延安来华中的干部安全护送过铁路线。仅1943年,便护送了300余名干部,均未遭受损失。1943年5月陈毅由苏北去延安,就是由铁道游击队护送越过津浦铁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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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名远扬的铁道游击队(2)
此外,铁道游击队还参与和单独实施了多次其他作战行动,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根据地内到处传颂着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而且在日本人当中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1945年10月,新四军第19旅要求鲁南津浦铁路沿线及临(城)枣(庄)支线上部署的一个日军铁路联队投降,但遭日军拒绝。日军的大队长声称只向“飞虎队”交武器,“飞虎队”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别称。
水上神兵雁翎队
水上游击战主要是在华中水网地带进行。千万军民利用河湖港汊的复杂地形,采用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等办法,使日军汽艇难以行驶,而敌后军民的小木船则可以在广阔水域里出没自如,寻找机会狠狠打击日、伪军。
白洋淀位于河北省中部,它是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一片水泊,连接着大青河和海河,是天津和保定之间的一条重要水上通道。
在白洋淀,习惯于水上生活的游击队员们摇着小木船,在一丛丛芦苇、一片片荷塘的掩护下,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因为游击队在胜利返航时,常把几十条小船排成“人”字形,宛如大雁在高空飞行时排成的队形,所以乡亲们亲切地把游击队叫做“雁翎队”。
1941年初夏,日军对冀中平原进行大“扫荡”,根据地变成了一片焦土,白洋淀也未能幸免。敌人在沿岸修了许多碉堡据点,又调来100多艘汽船,企图封锁和消灭游击队。雁翎队员们隐蔽在星罗棋布的苇丛中,忽东忽酉,忽聚忽散;饿了,就抓些鱼虾填肚;渴了,就捧起淀水润嗓。夜晚,衣服被露水湿透,白天,靠体温和太阳再把衣服烘干……就这样,整整过了两个月的水上“原始生活”。直到敌人“扫荡”过后,他们才从苇丛中钻出来。
炎热的夏天到了。这天拂晓,雁翎队员头上顶着荷叶,轻舟快桨地划进茂密的苇丛和荷塘中。远远望去,芦苇葱绿,荷花盛开,湖面平静如常,只有一两个渔翁悠闲地撒网捕鱼。原来,雁翎队接到情报,敌人的一艘汽船将要路过这里,他们决定在途中打一次伏击,那两个“渔翁”,就是担任望任务的侦察员。太阳偏西时,敌人的汽船开了过来。两个“渔翁”急忙躲进了芦苇丛中,队员们知道敌船来了。等敌船驶近雁翎队的埋伏点时,队长一枪打死了掌舵兵,敌船立即在水中打起转来。雁翎队一齐冲出苇塘,包围了敌船,有的射击,有的投手榴弹,船上的几十名伪军都丧了命,汽船渐渐地沉入了水底。
郭里口伪军队长佟文祥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作恶多端。 1942年的一天,佟文祥在一大群“保镖”的簇拥下,乘船到新安城开会。雁翎队得到情报,决定乘佟文祥返回时除掉他。侦察员赵 船。佟文祥在哪只船上呢?待船儿走近,赵波发现第一只船上只有两个渔民装扮的人,佟文祥的打手都在第二只船上,便放过第一只船,向第二只船发起攻击。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打后,队员们冲上敌船,才发现佟文祥不在这只船上。藏在第一只船上的佟文祥听到后面的枪声,正以为得计,不料迎面又有一只船拦住去路。这时后面赵波的船又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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