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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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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你为了画漫画，在重庆还跑到妓院了解情况，画成了彩墨漫画《花街》？
丁 聪 对。重庆有一个最下流、最低级的地方，我把它画出来了。徐悲鸿非常肯定。有这样的现实，我就要画。
李怀宇 周有光讲过一个笑话，抗战时期你经常去他家，他儿子十分崇拜你。有一次家中闲谈时，周有光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他六岁的儿子就向你告密。等到他儿子七十岁的时候，对周有光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丁 聪 周有光当时也在重庆，他跟我们也很接近，那个时候大家都向往共产党。当时我到了重庆不到半年，就赶上皖南事变。重庆的共产党疏散了，进步人士又跑去香港。我跟张光宇说，我们刚回来挺热闹，就要回香港么？那个时候唐瑜从仰光回重庆，唐瑜是我们活动的主心骨，我、张光宇就跟唐瑜去了仰光。到了仰光，张光宇一个月就住不下去了，我把他送回香港。后来我的护照要过期了，三个月以后我也从仰光经过新加坡回到香港。在香港我有《大地》画报可以画，也参加了不少话剧团。在报馆里，铜版印刷不方便我们就开了木版印报纸。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我们没有路可以走。我们周围吃了好多炸弹。我就找组织，去了东江纵队。到了东江纵队，一边被国民党包围，一边被日本人包围。我们在里边待了一百天，后来到了桂林，又到了重庆。我花的都是唐瑜的钱，用唐瑜的关系。现在我们依然来往。八一电影制片厂是唐瑜搞起来的。那么老的人物，现在只是一个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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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笔底才情敌万夫（4）
李怀宇 抗战时期你和唐瑜、盛家伦、戴浩他们在重庆“二流堂”的事很有名。
丁 聪 “二流堂”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根本没有这么一个集团。我最早跟电影接触，跟唐瑜结识。唐瑜后来跟潘汉年去武汉，就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唐瑜很早就参加共青团了，从仰光到上海进了电影界，随从潘汉年发传单、坐监牢。唐瑜的哥哥是仰光的华侨，做生意发财，就供给弟弟一个房子。唐瑜比我大四岁，我们一直很要好。唐瑜靠近共产党，出狱以后一直与潘汉年有联系。我又与唐瑜在一起，所以也就与地下党很熟悉。我跟共产党很多年，当时并没有想加入，只是一心想画画，能够发表就满足，与共产党有了不小的缘分。“二流堂”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到最后才平反。现在关于以前“右派”的事情，我统统不讲了……
李怀宇 抗战胜利后，你画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漫画。当时整个文化界的风气是怎么样的？
丁 聪 因为整个文艺界抗日协会都是周总理在领导的，文艺界的天下都是共产党的。夏衍、陈白尘、阿英他们很早就是地下党。
1949年后，丁聪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从此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无法在内地公开发表漫画。“文革”结束后，丁聪以超常的精力，创作了大量的讽刺漫画和文学书籍插图。1979年《读书》创刊后，他的漫画专栏从未中断。
李怀宇 1949年之后，漫画界的风气如何呢？
丁 聪 1948年年底、1949年年初，我们跟阳翰笙、张瑞芳一批回到北平，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国。后来，开文代会、青代会、政协会议。解放初期，周恩来他们也很平易，后来就不一样，但是周恩来对我还是很好，给我敬酒。解放以前，我们很大胆，以为不是共产党，好做事情，什么事情我都好做，那个时期反而是共产党比较困难。就算我被国民党抓到监狱，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共产党。那个时候，反而最大胆。
解放初期是很好的。可以画东风压倒西风，可以骂外国人，骂帝国主义。开始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反右”后才慢慢清楚……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跟第一次慰问团和廖承志去了，画画也都是凭概念的。刚刚建国以后，廖承志就找我去上海买邵洵美的机器，招工人。1950年年初运回机器，就让我们创建《人民画报》。其实我不想编画报，这样就没有时间画画了，我是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因为不是党员，后来就被打成“右派”。
李怀宇 1957年到1977年二十年之间，有没有画漫画？
丁 聪 我偷偷地画，在北大荒我画了很多。1958年，我们去了北大荒，聂绀弩后来也去了。我当时也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画。我们当时怎么会反党呢？这样是胡说八道、没有理由的。现在我还搞不清，也根本不问了。在编《北大荒文艺》时，也为他们画出了一些插图，当然不是用自己的名字。这些都不是漫画，真正画漫画还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了。我一个人主要搞技术，每个月我在农垦局的印刷厂里设计版式、排版和校对，一待就是半个月。等刊物印出来后，再用牛车把它们运到火车站，装上货车，押运回来。这样，在编杂志的半个月里，我便有时间画画。我在《北大荒文艺》，聂绀弩当时关在监牢，我就把他也弄到杂志社。帽子不摘我就不回来。后来，我到了北京才摘了帽子，摘了帽子还是一样，还是“摘帽右派”。平反以后，我仍然不能在内地发表画，但可以在香港发表。我和龚之方合作，在香港《文汇报》上刊出《北京小事记》，他写文章，我配图，写北京的题材，都是歌颂的题材。
李怀宇 “文革”结束后，你又进入一个创作的高峰期，这时的创作环境怎样？
丁 聪 “文革”结束后，我们才基本恢复以前的工资、权利。断断续续地，我跟陈四益合作写了很多本书。1979年，范用、冯亦代他们请我去《读书》。但是受上海电影制片厂之邀，我去了上海搞电影，戏没有拍成。回来以后，我也不回《人民画报》。最自由的时期，还是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因为“四人帮”压得太厉害了，文艺界需要喘息。三中全会以后，我也画了很多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画。只要有机会、有氛围，我就会画……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实际上对政府是有好处的。英美都没有限制，法治国家，什么题材都可以，只要不违法，都可以。
丁聪：笔底才情敌万夫（5）
李怀宇 范用写过一篇叫《相约在书店》的文章，讲你们一起到三联书店旁边吃饭谈天，朋友间的情谊很让人感动。
丁 聪 跟《读书》那些人，我们是好朋友。范用、沈昌文、董秀玉都退了，我是最老的了。我跟吴彬她们关系也不错。二十多年来，我还在拿《读书》的稿费。我对《读书》有感情，尽管脑子跟不上了。这两天我又要给《读书》发稿子了，连标题也是我做的。
我们现在也是总跟几个老朋友一起吃饭，有黄苗子、郁风、邵燕祥、李辉、杨宪益、沈昌文他们，有些已经九十多岁了。我都怕这个聚会又被宣传、造谣。以前，跟唐瑜他们也是这样吃饭、聊天，就被打成“二流堂”。我们这些朋友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几年不见面以后，再见面依然如故，就好像昨天见过一样。我们都是很真的好朋友。对国家、对党，我们都只有好，没有坏。这些都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丁聪的漫画生涯，是现代中国漫画的一个缩影。杨宪益打油：“丁侯作画不糊涂，笔底才情敌万夫。今日语言无禁忌，只缘身畔无仙姑。”回首风云，他对中国漫画有自己的思考。
李怀宇 廖冰兄2004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漫画已经死了。你怎么看？
丁 聪 对。他比我大一岁。现在没有气氛画漫画了。我现在还在画，因为我没有别的本事。
李怀宇 你觉得漫画在绘画的几种题材里有自己什么样的特点？
丁 聪 漫画应该是一个讽刺的东西，是一个讽刺的工具。我们总是要把不好的东西去掉，要去掉不好的、腐朽的东西，反腐倡廉嘛！
李怀宇 你怎么看待漫画的幽默元素？
丁 聪 漫画都是讽刺和幽默的两种味道，当然也有卡通，供人娱乐也可以。真正讲到点子上的东西，当然是大胆、分量很重的讽刺了，但是就有人怕这个啊。其实，有什么可怕呢？只要是讲道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啊。如果没有地方讲道理，才可怕啊。至少我认为，从我个人的漫画成长经历谈起，漫画应该是讽刺的。漫画要有讽刺的东西，如果兼顾幽默自然更好。
李怀宇 那么在技法上，你觉得漫画的个人风格如何表现？
丁 聪 我是这么认为的，只要你画的、想的、感受的都是中国的、民族的，慢慢地你就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开始我们可以找自己的老师，也可以学习外国人的，但是画着画着就要表现自己个性的东西。完全模仿外国人是不可能的，必然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感受，其中就会形成自己的个性。30年代，我主要也是接触外国人的漫画技法，但是我画的主要都是中国的事情。人物都是穿中国衣服、长中国模样，反映的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国社会的现实，那么就慢慢形成我自己的风格。
当然还有一个表现方式的问题，有人愿意这样画，也有人愿意那样画，个人的漫画表现方式应该是多样的。如果规定种种所谓的“纪律”，这个不允许谈，那个不允许谈……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还是要讲事实的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标准谈或者不谈。今天他在台上，你就不能碰他，他下了台，人家才可以碰，根本不是讲法治的……
早期我漫画中的西方技法很多，现在我的风格也形成了，很难改变了。本身我还想学一些新鲜技法，但是也难改变了。所以，虽然开始是学习国外的，但总是形成了我自己的风格。我现在不用署名字，都能看出是我的画。国民党时期我也是一直署真名的，因为我署假名也没有用，别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当时国民党警告过我几次，我曾经想过改风格，但是后来觉得一改就是证明了自己的胆怯，我就不改了，随便他们怎么样吧。
李怀宇 我看过你一张非常有意思的漫画，一个人在创作，背后有另外一个人在押着，标题叫《监督》，为什么有这样的创意？
丁 聪 有个人的影子在他的思想里，他创作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掉这个影子，如果去掉了，就不知道自己哪天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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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笔底才情敌万夫（6）
李怀宇 现在出现了蔡志忠、朱德庸、敖幼祥的新漫画，你怎么看？
丁 聪 那是有别于我们的另一种，就是供人娱乐的。开开玩笑也可以，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要怎么样。现在有一种东西打破了，就是漫画像。除了领袖之外，其他都可以画了。电影明星、体育明星都可以画了，这些很有意思，很好玩的。
李怀宇 有学者说，你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现实主义漫画家，所有作品都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
丁 聪 漫画与时代应该是紧跟的，不同时期的漫画应该有不同风格。因为社会在变，有权的也要求变，这些事情都难做了。我这个人是很守规矩的，我画的基本上没有把人丑化。我画的文人肖像，没有大夸张，只是让人觉得有趣而已。有的人没有欣赏水平和幽默感，我画夸张了，对方可以说我丑化。既然不允许太夸张，我也不想惹麻烦，我就小夸张，一般的夸张。漫画给我带来了很多好朋友，但是我不能放开了说话。我认为漫画如果离开了现实，就不成其为漫画了。现在就是缺乏讲真话。巴金讲真话，他有好日子过么？比死还难受！非要说不好的人好，我也做不到，难啊！
何满子：天地有罗网 江湖无散人（1）
胡风的文章我老早就看，他的文章当然写得好，他的一些意见我也很同意的，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在桂林的时候我是见过胡风的，但是没有来往，通过一两次信。当时他是“诗坛领袖”，他说我的新诗不是诗，是分行的散文，我就从此不写诗了。后来他写信邀请我去谈谈，我心想我又不写诗了，就不去了。
何满子先生的书房名为“一统楼”，取意鲁迅的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安静的“一统楼”临近繁华的上海徐家汇，这里不仅是读书写作的地方，还是客厅、饭厅、课室。房中挂着聂绀弩、赵朴初的字，陈从周的画，一件件说起来有亲朋同乡之缘。
由聂绀弩的字说到他的旧体诗，不免感慨。何满子曾写诗赠聂绀弩：“先生越老越风流，千首诗轻万户侯。不独文章惊海内，更奇修炼出人头。”回忆起来，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桂林就认识了。“‘文革’结束后我们才重新见面。他吃的苦比我们多。他后来不写杂文，写旧体诗，其实诗也是杂文。”何满子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号“江湖散人”，笑道：“聂绀弩有一次跟我开玩笑说：‘天地有罗网，江湖无散人。’”
这位“江湖散人”，曾经阐明处世的信条：“要我成为某个组织的一员，这是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的。从我进入人生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了三条，也可说是‘三不主义’吧，我始终遵行着：一是不做官，神气一点叫做不羡权势；二是不随人俯仰，高攀一点叫做坚持独立思考；三是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这条大概没有什么好名目可攀附，只是图个尽量少受约束。”
拥有安定的晚年，在“一统楼”中教书和写作是何满子的乐事。早些年给研究生上课就在这个书房里，一直到七十多岁时才不带研究生。何满子感慨多年的运动把文化切断了：“我们这一代后来没有机会念什么书。文化一代一代传下来，名师才能传高徒，不然越教越坏。”曾经，他每天要写一篇文章，近年慢慢减少写作。
何满子晚年写得最多的是杂文，文风犀利，自称“常青筋暴露，偏激浮躁，极欠蕴藉”。然而，跟他漫谈了半天，却感觉“人不如其文”，这是一位忠厚可爱的老头儿。谈话中，他烟不离手，笑道：“医生叫我不抽烟，我还是抽。我原来喝酒很厉害，现在戒酒了。住了一个月医院，医生说，你再喝酒的话，就不要来了。”我笑着提起：“吴中杰的文章中说，你跟章培恒喝过三次酒，都被打败了。”他忙道：“不是被打败了。我不能喝黄酒，我喝白酒，他是喝黄酒的，黄酒没有味道……”
何满子原名孙承勋，祖父孙蓉第当过南昌直隶州州判，大外祖父是前清道员，为杭州巨富，人称“陆半城”，是两浙师范学堂创办人之一。何满子童年多在外祖父家居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37年，抗战爆发，何满子随胞姐孙晓梅参加战地服务团。1938年，何满子到达延安，几个月后离开，辗转各地从事文化工作。
李怀宇 你小时候家学深厚，一直有很好的读书环境。
何满子 我小时候多数住在大外祖父家里，在杭州长大，一直到抗战，正好十八岁。我只念了一年初中、一年高中，其余都是在家里读书。我从小喜欢读书，七八岁开始读小说，我妈妈念《西游记》给我听。那时候家里有钱，教我外文的老师，一个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个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一个教数理化，一个教外国地理、历史、文学。我的老师因为火灾摔断了腿，生活已经无趣，能教学生是很开心的事情。教中国传统四书五经的是一个举人，我通读过二十四史，十五岁之前，“前四史”已读完了。
李怀宇 你还有几年的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读书？
何满子 我外祖父去世，我就有几年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每天都去。历史、外国文学读得多。我外祖父家在抗战中败掉了，房子全部让日本人炸光了。
李怀宇 你姐姐孙晓梅是烈士，她是如何参加抗战的？
何满子：天地有罗网 江湖无散人（2）
何满子 我姐姐跟冼星海的老婆钱韵玲是同事，钱韵玲是钱亦石的女儿，两人同在一个杭州的小学教书。抗战时我姐姐到新四军去，二十九岁牺牲了。
李怀宇 1938年你到了延安，怎么去的？
何满子 抗战一爆发我就到上海浦东参加钱亦石领导的战地服务团，日本人打到上海，我就跟着逃到武汉，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里，后来到《大汉晚报》工作，武汉危急，我在沙千里介绍下，到延安去了。到延安要一个有资格人士介绍，我认识沙千里，沙千里介绍我去了延安。我十五六岁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很向往，1938年9月到延安。
李怀宇 那时候看到的延安是什么样的景象？
何满子 觉得很新鲜，满街都是歌声，唱着抗战歌曲。我在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讲课的主要是何干之、李凡夫等人。张闻天经常来讲课，他讲哲学，讲得好。毛泽东也来作报告。他们来讲课都是露天的。陕北公学原来是基督教教堂，有大会堂，不大用，中共中央开会都在那里。年底时，总校搬到分校里去了，成仿吾是校长。
李怀宇 后来为什么会离开延安了？
何满子 我不能适应，书太少了，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翻译的版本。有莫斯科出的几本中文的列宁著作，还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年5月，我就离开了。
李怀宇 离开之后曾被国民党抓起来？
何满子 到西安时，###已经开始了。我被抓起来，送到青年招待所，那不是一般招待所，后来改成了青年劳改营。幸亏我碰到一个老师，他是洛阳《阵中日报》的主编，我是作者，他认识我，帮我出来了。后来我到了成都《黄埔日报》，当副刊编辑。
李怀宇 在那时候认识你太太吴仲华？
何满子 她当时还在念书。
李怀宇 听说当时很多人追她。
何满子 给我骗了（大笑）。
李怀宇 她家里也是书香世家？
何满子 她的祖父很有名的，叫吴光耀，搞金石文字，国家图书馆有一个他的专柜，他写过一本《慈禧三大功德记》，歌颂慈禧的。
李怀宇 怎么认识你太太的？
何满子 当时我在当编辑，通过作者的关系认识她。后来我出了事情，国民党要抓我。
李怀宇 出了什么事情？
何满子 我的作者都是左倾人士。正好那时皖南事变，听说黄源死了，我就写了一篇《悼黄源》，因为我认识他。国民党就觉得：怎么国民党的报纸悼念共产党？要逮捕我，有人通知我，当时好在换一个地方就完事了，我赶快走了。我姐姐孙晓梅在新四军，我准备到那里去，经过衡阳，打仗，过不去，我就在衡阳定下来了，在《通俗日报》当编辑部主任。这些事情都巧得不得了！我一到衡阳马上丢了钱，五百块钱丢掉了，一点办法都没有，简直要上吊了似的，一出来碰到陕北公学的同学程嘉哲，他是衡阳人，把我接到家里去，由他的哥哥介绍到《通俗日报》。在衡阳时我常常到图书馆，当时长沙大火以后，所有的图书都搬到衡阳的一个中学，正好我碰到一个熟人，几乎天天去。抗战时很多经历是很奇怪的。在衡阳、桂林这两三年里，我专门搞音乐，读书记笔记。在衡阳、桂林、长沙这一带来来往往，混到1944年，我回到成都，我们结婚了。
李怀宇 先是住她家里去了？
何满子 住在她家里，后来才结婚。结婚之后找不到事情，我就到空军通讯学校的印刷科工作，混饭吃。又出了事情（笑）。毛泽东到四川跟蒋介石谈判，《新民报》发表了他的《沁园春·雪》，好多人和他的词，我给这首词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唱就完了，没想到印刷厂印了几百张，拿到书店去卖，有些人传，一下子卖光了。这就引起人家注意，当时虽然说是国共合作，上面哪里是这么想的？我赶紧想办法调走，避了一下。曾敏之当时在重庆办过一个小报，他曾经写过一条消息。我老是闯祸。
何满子：天地有罗网 江湖无散人（3）
李怀宇 你一直对音乐很感兴趣？
何满子 钱韵玲的缘故。她是冼星海的老婆，我跟冼星海接触之后经常谈音乐，我到延安，他们夫妻也到延安去了。有一两个月在一起，冼星海去世的时候，我写过悼歌，我写的词，谱的曲。以后还写了一个冼星海的电影剧本，1955年胡风事件时被没收了。
李怀宇 你跟马思聪也熟，跟广东人很有缘？
何满子 马思聪家里很有钱，抗战快胜利时他到贵阳去当艺术馆馆长。马思聪在广东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叶帆带我去看他，他说我很懂音乐。其实我哪里懂？马思聪是拉小提琴的，我写了提琴曲小品，请他看看。一直到解放以后我还跟马思聪通信，我写了冼星海的剧本请他看，因为他们在巴黎时认识，马思聪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指出我的剧本里巴黎哪些街道写错了。
李怀宇 抗战胜利之后，你在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又闯了一次祸？
何满子 （笑）天津《益世报》的采访主任孟秋江是有名的记者，想请我去天津《益世报》，我说天津我不去，他就让我在南京当特派员。后来天津《益世报》并入南京《益世晚报》，我当采访部主任。我在晚报上面写了一部小说《西国水神梦》：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混在一起，一天一段，写了一个月。这是游戏文章：有一个老先生，抗战时跑到山里面去，一下雨，这五本书混在一起了，其中的人物就互相来往，里面写到唐僧追王熙凤，讽刺当时天主教南京区的大主教于斌，他是“政治和尚”，正是《益世报》的老板，就把我开除了。我第一天离开，第二天就去了《大刚报》（笑）。《大刚报》原来是在衡阳办的，后来去了南京，这是陈立夫的报纸，我管你什么报纸，有饭吃就行了。后来《大刚报》停办了，我到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就到了上海，后来就一直在上海了。
在上海安定下来后，何满子夫妇有了颇为理想的工作，妻子吴仲华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何满子则在朋友贾植芳的力荐下，到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贾植芳多次请何满子去见见胡风，何是“江湖散人”，没有去。1955年，胡风事件爆发，自以为和胡风没有一点关系的何满子却被捕了。
李怀宇 什么时候跟贾植芳认识的？
何满子 解放的前一年，我们认识是梅林介绍的，梅林曾是抗战文协的秘书，老舍是文协总务处主任，梅林是老舍的大管家。贾植芳在苏州，我在上海一个书店当总编，他翻译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我出版了这本书。我们俩喜欢喝酒，常在一起。到了1951年贾植芳在震旦大学当中文系系主任，我也到震旦大学教书。我不同意院系调整，当时思想改造，我是反对的。大学是通才教育，清华大学原来是很好的大学，变成工科大学。院系调整时把我派到安徽师范学院去，我不去。
李怀宇 贾植芳让你去看胡风，那时候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看他呢？
何满子 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胡风的文章我老早就看，他的文章当然写得好，他的一些意见我也很同意的，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在桂林的时候我是见过胡风的，但是没有来往，通过一两次信。当时他是“诗坛领袖”，他说我的新诗不是诗，是分行的散文，我就从此不写诗了。后来他写信邀请我去谈谈，我心想我又不写诗了，就不去了。
李怀宇 当时你有一个外号叫“江湖散人”。
何满子 这个外号是梅林取的（大笑）。他要我参加文协我不参加，任何协会我都不参加，我连工会都不参加。除了机关单位里面要吃饭，要拿工资，其他的我都不参加。到现在我也不是作家协会会员，也不是任何协会的会员。
李怀宇 1955年5月，胡风事件发生了。
何满子 1955年5月13日是星期五，很不吉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提供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我5月17日就被关起来了。我以前觉得我跟胡风没有一点关系，《七月》和《希望》上面我没有写过一个字。上海的贾植芳、耿庸、张中晓，我都是认识的，往来也不是很多，老贾是我的同事，其他人不大联系。所以我大吃一惊：舒芜怎么这样干？！星期五《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东西，星期天，王戎通知我：你要写个检查。我说：我凭什么写个检查？他说：不是我要你写的，是吴强让你写的。吴强就是写《红日》的那个人，他是市委文艺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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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满子：天地有罗网 江湖无散人（4）
我回来以后，那时候我们几家人才有一个电话，16日下午，人家告诉我一个姓吴的打电话找我，我就知道是吴强。我打回电话过去，吴强不在，我说他要向我讨教什么事情，他自己骑车方便，让他来找我。
第二天，5月17日早晨，一家人刚刚起床，我那天没有课，有人敲门进来，我说：“你找谁啊？”“你是何满子吗？”我说：“是啊。”“你被逮捕了。”我说：“凭什么？”他就拿出逮捕证来，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签署的。带我上了车子，兜来兜去到了一个地方，我一进去，听到耿庸的声音，他要抽烟。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李怀宇 在里面关了多长时间？
何满子 从5月17日到第二年9月28日，我说，你们给我结论。没有，说是给我宽大。走遍了全国去查，对我一点毛病也找不出来，他们说：为了你花掉几万块钱，也好。
李怀宇 “二流堂”专案组在查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何满子 （大笑）他们对我说：“花了那么多钱，把你的问题搞清楚了，对你是好的。”
1956年，何满子获得自由，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在社长李俊民的领导下，出版社汇聚了金性尧、鲲西等一批文化人。何满子后来在《李俊民的人品》一文中回忆：“俊老是经学和小学宿耆黄侃的弟子，又编过报刊和从事文学创作多年，新旧文化都懂行，在他领导下做事，人人都顺遂愉快。俊老要求把出版社办成大学和研究单位的规模，常常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应该是可以胜任的。”在出版社工作期间，同仁的得意之作是出版了陈寅恪的著作。
李怀宇 得到自由以后还能教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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