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历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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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这两年来，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沐浴在春风里，幸福地访问着文化界的前辈们。本书记录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
　　时间真是奇妙，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间。前辈常会感慨新时代的健忘。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沈君山1999年住院时，杨振宁前往探病，被门房小姐挡了驾，一番周折后才能进去。杨振宁坦然告诉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坐加长轿车而去，他的场面虽然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历史还算公正，时至今日，林语堂开的文化公司还没有倒闭，而杨振宁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户晓。正是抱着对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为前辈们留下回忆。
　　访谈是件苦差事，事后回忆起来却总是甜蜜的。几乎每一场访谈都让我想起年少时考试的情景，访谈前苦做功课，访谈时谈笑风生，访谈后细心整理，从始至终都如履薄冰。每次见受访者前，我总恨不得把相关的资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到了和受访者面对面时，我总提醒自己：忘记那一堆繁杂的资料，只选几个最感兴趣的问题。笑谈之中，相激相荡，自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我是一个好奇爱问的年轻人，在前辈面前，又时时克制自己：只做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尽可能用最简洁的问题，引出最详尽的答案。我自认是沈昌文的“粉丝”，努力向他学习与大文化人“谈情说爱”的本领。沈昌文自称是“小文化人”，那么，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访谈时如同一个空杯，尽量从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陈年醇酒。
　　回忆是靠不住的。如果有朋友问我：“你记录的访谈内容真的可靠吗？”我会很负责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我年方而立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就常常不准确，推己及人，怎么能苛求我爷爷的同代人在笑谈风云时如背史书呢？我常想，《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难道其所记之事就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吗？我不止一次发现，受访者面对我说的话，与其亲笔所写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访谈，内容并非一致。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杨宪益和杨苡兄妹、黄永玉和黄永厚兄弟回忆起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有出入。亲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间的回忆更有诸多版本。我喜欢这种多元，历史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就不好玩了。我不大相信所谓的绝对权威与标准答案，一家之言需要众多旁证，心存疑问的求证往往更能走近真相。我乐于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位前辈的一家之言，为历史留一个存疑的版本。
　　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难度之大，几乎无法完成。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陈寅恪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钱穆则说对历史需保持“温情与敬意”，可谓深知史海之浩瀚与人生之无奈。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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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2）
我无意用我的访谈记录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想在和前辈们的对话中，留下每个人饱含温情的笑声和泪影。重构历史世界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代人“群体”的精神。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绵绵不绝，使我对独立的“个人”更为珍视。尊重个人，追求自由，容忍多元，是我和前辈们毫无代沟的共鸣。在我的访谈录里，“大家”是你我身边的平常人。我不相信完人，也无缘拜圣人，只是幸运地访问过有情有趣的文化人。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1）
维也纳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奥地利那时候属于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所以有苏占区，有西方国家的占领区，光是维也纳就分成几块。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要访问西方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书记处在维也纳的苏占区，有各国的人，我记得总书记永远是法国人，因为法国共产党是第一大党。
　　清晨先见到资中筠，原来陈乐民一早又上医院了。资中筠娓娓地回忆了清华园愉快的生活后，陈乐民才回来，略显疲倦，所以说得不多。陈乐民患有尿毒症，完全要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每个星期有三天要在医院里，他开玩笑说：“我的有效生命还剩下一半，星期一、三、五基本上干不了任何事情。”
　　墙上挂着陈乐民的书法，气韵清雅。空闲时，他会写书法，画国画，生病后手扎了针，对握笔有些影响。当年他在书画上练过“童子功”，后来忙于“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不大专注于书画丹青了。在维也纳时的顶头上司李一氓对他教益良多：“氓公兼通中西学问，雅好诗词，写得一手熔篆隶于一炉的‘李体字’，又是古文物收藏鉴赏家。我生性喜爱文墨，与这样的领导相处，追随左右，那种徜徉文事的氛围，自然如鱼得水，大大抵消了日常工作的枯燥乏味。”
　　房中还摆着资中筠的钢琴。她在高中毕业时开过一个独奏音乐会。进入清华园后，学校的音乐团体就来找她，大学生活是宿舍、图书馆、音乐室三点。有趣的是，在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工作的那几年，由于严守组织纪律，她很少沉浸在音乐世界里。半个世纪后旧地重游，目睹维也纳人古典音乐的普及程度，她有感而发：“从历史纵向而言，人家虽历经战乱，但没有经历过文化断裂。我国现在把‘高雅’、‘古典’与‘通俗’截然分开，并把前者与‘贵族’相联系，而所谓‘贵族’，其实就是昂贵的价格，为少数钱包鼓胀的人所享用，并不等同于文化意义上的‘贵族’。西方精致的文化开始也在宫廷和王公贵族的沙龙中传播，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日益普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精致高雅的文化也就渗入百姓中。”
　　陈乐民和资中筠都钟爱读书。从他们的回忆中，我发现，早年两人各有一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泡在北海以西文津街那座古色古香的北平图书馆。资中筠感慨：“那时候泡图书馆太方便了，而且管理员态度好得不得了，很在行，你问他什么东西，他一下子就能拿出来。到现在为止，我都对图书馆有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离图书馆太远，去不了，而且进去之后，手续太麻烦了。”
　　两人如今生活简单，早饭之后各自工作，下午写文章或看书。他们有一个喝下午茶的习惯，4点多钟喝红茶，吃点心。
　　1947年，资中筠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考清华大学二年级英语专业，1951年毕业。1949年，陈乐民考入燕京大学，两三个月后在校医普查身体时查出患有“肺结核”，回家休学，后入读中法大学一年，1950年转考清华大学二年级法语专业，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科并入北京大学，到1953年毕业，他像走马灯一样上了四个大学：燕大、中法、清华、北大。
　　李怀宇　　你的父亲资耀华是金融家，著有《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
　　资中筠　　我父亲原来是公费留日的，1900年出生，十七岁出去，在日本差不多待了十年，上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回国后，发表了一些在当时比较新的“如何办银行”的文章，被陈光甫看中了，陈光甫正在创办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私营银行，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找到我父亲，正好很谈得来，先让他做调研部主任，做各种调查。他们那个时候各种调查是非常细的，一块钱就可以立户，定位是为普通市民服务的。陈光甫是英美派，大概觉得日本留学的资历还不够，就把他派到美国著名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念了两年硕士班，但是叫他不要念学位，因为念学位就要为了学位而上许多不一定需要的课程，然后到美国银行去跟班学习，再到英国去考察。回来以后，陈光甫就让他到天津去开分行，所以我们全家从此就在天津。我小时候在天津上过一个学校叫耀华学校，刚巧跟我父亲的名字一样，只是巧合。这个学校非常好。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2）
李怀宇　　小时候英文念得好吗？
　　资中筠　　念得不好。抗战的时候，我们在英租界，开头还没有感觉到日本的影响。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势力就进来了，学校里逼着非得念日文，基本上不念英文了。但是大家都对日文反抗，不愿意念，上课的时候就捣乱，总之我们念了五年日文，现在我只记得字母（笑）。那时候是这样，谁要是把日文念好了，大家都看不起他。日文没有学好，英文底子也没有打好。
　　抗战胜利的时候，正好是我从高一到高二的那年暑假，还有两年要考大学了，我们的英文特别差，所以就拼命补，高二高三在课外我也请老师补英文。我的数学特别好，国文底子也还好，就是英文差。那时候我们考大学也是特别难的，特别是国立名牌大学。第一年我没有考上清华大学，所以上了燕京大学。那时候考大学是错开的，可以考好多学校。我脑子里就想着上清华，当时是西南联大三校联合招生。复员后的1946年、1947年这两年特别难考，因为原来只在内地招生，这时是全国招生，而规模没有扩大。国立大学是不用学费的，燕京大学的学费比较高，当然也有奖学金。
　　李怀宇　　在燕京大学读了一年以后，怎么去考了清华大学？
　　资中筠　　上了燕京大学以后，我那时候其实很小，而且比较晚熟，不大善于交际，比较孤僻一点。我还是不甘心，第二年还是下决心要上清华，就去考转学，就是上了一年级以后，可以考清华的二年级。但是有一点，你要考清华的转学，就必须从燕京退学，才能拿到学历证明去报考，不能给自己留后路，不能脚踏两只船。后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退学了。那时候我在燕京已经成绩非常好，下学期可以得奖学金，免学费了。但是我不管，我去退学，学校教务处的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一再警告我：这样你就回不来了。我就不知道哪里来那么一股劲，非要退不可了。但是退了以后，我没有把握，万一真的考不上，我就什么学校也没有了。考完清华以后，我舅舅在上海，我又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结果那一年我三个学校都考上了，我就赶快回去上清华了。
　　那一年暑假，我家在天津，可是我没有回家，住在北平的一个亲戚家，每天跑北平图书馆，那时候北图在文津街，借书特别方便。我中午买一个烧饼，一整天就在里面读书，一个暑假就在北平图书馆。上午复习要考试的东西，下午就随便看《西厢记》那些东西。那个暑假特别享受！
　　李怀宇　　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有哪些老师？
　　资中筠　　我去的时候，系主任是陈福田，他是夏威夷的华侨，在清华不算是名教授。我上课上得比较多的，一个是温德，这个美国人在中国教了三四十年的书，最后是一百零三岁在北大去世的，他有好几代学生，从季羡林到我都是他的学生。我跟他上的是莎士比亚、英诗、散文。另外一个上得比较多的老师是钱锺书，他1950年从英国回来，我正好是三年级，他开西洋文学史，讲得非常好。后来他是我的毕业论文的导师。杨绛教我们英国小说，我们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Young　lady”（笑），她是苏州人，讲话细声细气。他们夫妇其实只在清华教了一年多的课，正好是我赶上了。
　　那时候的先生上课都非常有意思。首先他们不用讲义，开口就讲，在黑板上写几个关键的字。我们就拼命记笔记，谁的笔记记得好的话，考试的时候就好一点。老师告诉你一些参考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借来看，但是他的那种讲法就有一种吸引力让你借这些书看。而且到图书馆借书也非常方便，只要老师提到的书，都是有好多本的。我之所以非要上清华不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华的图书馆特棒。我在清华的时候就天天泡图书馆。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还有教世界通史的雷海宗。
　　李怀宇　　人家说他是“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
　　资中筠　　应该是这样的。那时候老实讲，都是名教授，我当时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并没有这种特殊的感觉。不像现在的学生，一看那个教授特有名，就跟着那个教授。我当时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上课就上课。雷海宗一上来，就脑子里有很多年代，在黑板上写西方历史多少年，相当于中国历史多少年，他老是这么讲，具体内容我忘了，但是记住了世界史上的年代相当于中国史上的什么时候。他真是学问如海，原来是开中国通史的，我听的是世界通史，那时候就拼命记笔记，可惜我那些笔记现在全丢了。我是善于记笔记的，考试的时候同学都向我借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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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3）
李怀宇　　同学之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人？
　　资中筠　　1949年以后，走了一批同学，去参加南下工作团，我们班上原来有三十几个同学，走了一半，班就小了，大家关系比较密切。我们班上女同学多于男同学，同班的冯钟璞（即宗璞）跟我特别要好，我们到现在也是最要好的朋友。
　　还有比我高一班的英若诚，他英文好得不得了，因为他从小就上美国学校，英文本身已经用不着再上课了。他喜欢戏剧，那些必修课，他选了就跑了，只到考试的时候去应付一下。那时候学校特别的松，所以他所有的时间都在选戏剧课，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那时候外文系里专门有开戏剧课的，他一直都是到处晃悠，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听戏剧课。他后来的夫人吴世良跟他同班，跟我们一起住在女生宿舍，他一天到晚来找她，所以我们印象深刻（笑）。
　　李怀宇　　你在清华大学的时候，认识陈乐民先生吗？
　　资中筠　　没有。他也读清华，可是他进清华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因为他比我低两班。我是1951年毕业，他是1953年毕业，还算北大毕业的。他是法文专业，我是英文专业。我们很晚以后才认识。
　　李怀宇　　陈先生上了四个大学，哪个大学给你印象深一点？
　　陈乐民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清华大学，虽然我没能在清华大学毕业，当时院系调整把文学院调到北大去了，我正在外面工作，回来时，清华文学院已经并到北大。从时间来讲，我是在清华的时间长一些，另外还是赶上一点清华在学术比较繁荣的时候。
　　李怀宇　　有没有听说同一辈的人在四年间读了四个大学的？
　　陈乐民　　哎呀，读了两个大学的倒有，读四个大学的没听说（笑）。
　　资中筠　　不过，我觉得赶上抗日战争的时期，到处读来读去的人很多。
　　陈乐民　　我这个不是战争影响，是解放战争以后了。
　　李怀宇　　资老师说在清华的时候不知道你，你知道她吗？
　　陈乐民　　我也不知道，她比我高两班。我上燕京大学的时候身体不太好，耽误了一年。
　　李怀宇　　清华大学的学术气氛对你影响很深？
　　陈乐民　　当时教我的老师在清华还不算突出的学者，但是清华的学术气氛很好，只要你进到清华园去，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地方是学术大师云集的地方。如果不是院系调整，你就会感觉清华园这个地方是那么的和谐，大师云集。但是我进去以后，赶上的时间就越来越短。比如说，我进去没有多久，就赶上知识分子学习改造教育，你看杨绛写的《洗澡》，就是那个背景。这些老先生上台去做检讨，把自己骂一通，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这是清华，别的地方不可能有这么一批老教授。
　　李怀宇　　现在来看，院系调整对当时中国高校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资中筠　　非常大，而且每一个大学的传统都给打断了，重要的是把文科打断了。它是大力地发展工科，比如把清华的文科并到北大，各个大学的文科都并到北大，并不是说北大文科就壮大起来了，而是整个萎缩了。
　　陈乐民　　不仅把清华大学的文科打掉了，同时把清华大学文科对理科和工科的影响也给打掉了。过去清华大学理工科的老先生都有文科的基础，以后把文科一弄掉，清华大学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工科学校。
　　资中筠　　当时的理念是连理科都不要了，跟工科分开，学苏联的那种，而且高度实用主义。
　　李怀宇　　对你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陈乐民　　我那时候临时调出去工作，等毕业的时候我回到清华，清华大学说：你已经不在清华了，你到了北大了。我的同学已经把我的铺盖拿到北大。我到北大去，没有怎么上课，就毕业了，我也没有毕业考试，但是给了我文凭。
　　1951年，资中筠毕业后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1953年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这一年，陈乐民毕业，也分配到这里。1955年，陈乐民被派到维也纳工作，一年后，资中筠也被派去。不久两人相爱，1957年7月结婚。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4）
李怀宇　　毕业后工作没多久，“三反”“五反”时资老师家就受到了冲击？
　　资中筠　　那时候政务院底下有文教委员会，我跟宗璞一起分配到对外文化联络局，跟专业对口，但是报到的时候被宗教事务局留下了，他们说需要外文人才，就把我们两人给留下了。我们不高兴，当然也没有办法，那时候得服从分配。后来我不太安心工作吧，还被批评了。“三反”“五反”了，我就开始挨整了。原来我已经入团了，并且要求进步，希望将来能够入党，因为我们这些人叫做“历史清白”，解放以前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活动。我父亲被认为是“进步民主人士”，参加了第一届的政协筹委会。忽然一个“三反”“五反”，他们都有问题了，都停职反省了，而且天津报纸头版头条登出来，说他是大奸商。然后我们单位就开始动员我划清界限，从那开始，我就老检讨，老是跟家庭划清界限，老得改造，没完没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跟家里就比较疏远了。当然后来运动过去以后，对我父亲做了结论，叫“完全守法户”，不存在违法的事情。我们全家就从天津调到北京来了。私营银行没有了，我父亲的职务就变成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一直到他去世。从此，他就不怎么说话了。
　　李怀宇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资中筠　　1953年我被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他那一年毕业分配过来。但是我那时候对他没印象。我们开始熟起来是都被派到维也纳。他1955年去，我1956年去。
　　李怀宇　　当时在维也纳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资中筠　　没事的时候就出刊物，每个礼拜都得开书记处的会议，我们做翻译，公文来往得翻译成中文，给领导看。工作语言是法文，也是整个机构的共同语言。我们不懂德文，但是奥地利的报纸是德文的，所以还有一个奥地利的工作人员每天把新闻从奥地利报纸摘成法文，我们再给领导念。世界和平理事会有各种各样的会，每次开会之前要准备好多好多材料，整天就干这个。现在回过头看，都是配合苏联的外交，凡是苏联要跟美国谈判，就要制造舆论，召开和平理事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其实那些决议都是支持苏联的观点。
　　维也纳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奥地利那时候属于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所以有苏占区，有西方国家的占领区，光是维也纳就分成几块。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要访问西方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书记处在维也纳的苏占区，有各国的人，我记得总书记永远是法国人，因为法国共产党是第一大党。中国的书记是李一氓，当然底下就需要有翻译兼秘书，陈乐民先调去了。1956年我临时出国开会，完全不知道要长期留下来。我们到瑞典去开会，那时候去的西方国家只能是瑞典，因为瑞典是中立的，而且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多国家都不承认。我随代表团去那儿开会，忽然就通知我不要回国了，到维也纳去吧。我记得后来还托人把衣服带来。我还记得到维也纳去，就是陈乐民来机场接我的。他非得来接我不可，他是工作人员，管这些事嘛。我就在那儿住了三年。
　　那个地方圈子很小的，中国人只有几个。没有建交，所以没有使馆，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李一氓和他夫人，陈乐民和我，再加上一个厨师。李一氓是四川人，他是美食家，专门从四川调了一个厨师，所以我们那几年吃饭吃得特别好。
　　李怀宇　　后来变成两家子加上一个厨师了。
　　资中筠　　这是一个很小的圈子，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不方便，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纪律得两个人出去，不能一个人出去，怕被绑架或自己跑了，所以在这种纪律之下，我只能跟陈乐民同行。我不能说要出去买东西，让李一氓夫人陪我去吧。他们是大领导，我们是普通工作人员，就只能在一块了。
　　李怀宇　　第一次见资老师的印象还记得吗？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5）
陈乐民　　第一次见她，我们在工作，我是在联络部一科，她是在三科吧。
　　资中筠　　不记得了，反正不在一个科。
　　陈乐民　　毫无印象，我们是同事关系。我们好像没有怎么……就自然而然地恋爱了（大笑）。
　　李怀宇　　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了？
　　资中筠　　1956年碰上一个共患难的事情，就是“匈牙利事件”。这一年，匈牙利发生一个大游行，反对苏联。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右”，跟“匈牙利事件”的刺激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候有一股自由化的浪潮，反对原来的思想禁锢，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匈牙利和波兰开始群众游行。
　　那时候正好是李一氓回国了，决定不再调他回来，但是新的领导没有来，结果剩下我们俩，加上一个厨师。那时候是没有使馆的，我们很难及时直接地接到国内的指示，要得到指示，得从维也纳到捷克的使馆，当然很近了，坐火车去，陈乐民去跑的。当时很年轻，一点经验都没有，忽然一下没领导了，碰上“匈牙利事件”。那时候不是苏占区了，整个奥地利统一以后，奥地利政府可以对它所有的区域都实行主权了。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组织，所以奥地利政府就把书记处封了。那时候我们特别紧张，又没领导，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想，我们的关系是经过这个事情密切起来的，有点共患难的感觉。也许看小说看多了，我们还想着，说不定就会被抓去坐牢了，帝国主义把你关起来了（笑）。后来把整个世界和平理事会赶走了，赶到了芬兰，因为那时候的苏联对芬兰影响较大。而那时候领导还没有来，就我们跑那儿去了，空了三个月没有领导。“匈牙利事件”之后，我就觉得关系更进一步了，因为共患难了。
　　陈乐民　　那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是一种神圣感。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二十多岁，住宅又被封了，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那一年真是一种缘分，有一点觉得……
　　资中筠　　担负了很重要的历史使命的感觉！（陈乐民大笑）我们两个年轻人都不是党员，忽然在敌对势力的圈子当中，觉得自己要站稳立场。
　　陈乐民　　我们的这种做法还被我们上面的一位领导批评了，说我们没有经过组织的同意。
　　资中筠　　我们自己请奥地利的同志吃了一次饭，那时候我们没有权力请人家吃饭。
　　陈乐民　　我们还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擅自同外边接触了，而我们这么年轻，根本不够条件、不够资格这么做。后来也没有把我们怎么样。
　　资中筠　　那时候还算宽容了。
　　李怀宇　　什么时候结的婚？
　　资中筠　　1957年7月结婚，那时候国内正在“反右”，我们暂时回来了一下，莫名其妙地参加了几次会。本来没有想着在那个时候结婚，后来领导动员我们：你们干脆结了婚出去，方便一点。后来就结婚出去了。那时候结婚无所谓的，就去登记了一下，我们那时候住集体宿舍，就让我们占一间屋子。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什么仪式都没有。我记得那时候布票都是分配的，结婚以后可以去多领几丈布，做被子，还挺人道主义的（笑）。同事们凑钱送一个暖壶、一个脸盆，挺实用的。
　　李怀宇　　婚后又去了维也纳两年？
　　资中筠　　后来又回到维也纳了，因为苏联跟奥地利交涉以后，又可以到维也纳办公了。待到1959年回来，我们认为是临时回来，所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