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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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富有，实际税率就越低。前1％富豪群体的收入税率为23％，前0。1％富豪的收入税率仅为21％，纳税最多的前400名纳税人的缴税额占不到总税收的17％。资本收益对于顶级富豪而言是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你在收入分布图上的位置越低，资本收益就越不重要——2012年的资本收益税率仅为15％。

　　　　温特斯认为，美国的寡头之所以能享有如此低的实际税率，是因为一群职业的律师、会计师和说客正为他们提供服务。他将这一“侍臣”群体称为“收入保卫从业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待在一些由顶级富豪资助的智库中，绞尽脑汁地精心策划反对税收的方案，他们肯定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如果说美国实际上是由寡头集团统治，那么这些寡头形成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派系。毕竟，一些最著名的顶级富豪，比如备受瞩目的沃伦巴菲特强调了他们享有很低的实际税率，并呼吁政治家提高税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阶级斗争的确存在，这一点儿也没错，但正是我所在的富豪阶层挑起了战争，而我们是占优势的一方。”

　　　　百万富豪与亿万富豪之战

　　　　曾研究过苏联领导人并做过其顾问的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阿斯伦德在2004年底访问了乌克兰基辅，那时“橙色革命”正达到高潮。阿斯伦德回到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后，写了一篇令人惊讶的评论。

　　　　大多数报告都这样描述“橙色革命”：意志决绝的人们冒着零下几度的寒冷天气，在首都中心广场安营扎寨，西乌克兰的民众反抗政府对俄罗斯的支持态度，而充满理想的学生再也不愿对政治压迫忍气吞声了。以上两种刻画都是正确的，但阿斯伦德发现还有第三种动力在起作用。他对我说，“橙色革命”是百万富豪对亿万富豪的反抗。一小撮最富裕而且关系紧密的寡头，把乌克兰的裙带资本主义运作地天衣无缝，但是新兴的中产阶层却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这些正在崛起的小资产阶层最终受够了气，一同为更公平的游戏规则而抗争。

　　　　百万富豪对抗亿万富豪的战斗早已在世界各地打响。开罗解放广场的抗议就是其中之一，最受瞩目的抗议组织者是瓦埃勒戈尼姆（他是谷歌驻迪拜高管，受过MBA教育），他迅速地获得了埃及富裕的军队精英的支持。在印度也是如此，随着逐渐繁荣的印度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觉醒，资深的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组织的反腐败绝食抗议赢得了热烈的支持。在莫斯科也能看到此类现象，一位房产律师发表的几篇博客文章意外催生了反对普京手下那帮“鸡鸣狗盗之徒”的抗议运动，身着裘皮大衣的职业人士也走上了街头。

　　　　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划分出了不同的政治战线——99％对1％。但如果你更深度地挖掘数据，你能在１％的群体里发现更为悬殊的差别。超级富有的0。1％群体遥遥领先于金字塔尖其余0。9％的一般富有者。这一划分关乎文化，也关乎经济——如果越发与政治相关，那么全国的争论焦点都会为之转变。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更广泛的公众讨论几乎没有触及前１％群体内的差别。一部分原因是当失业率接近9％，工人阶层的家庭严重受挫时，去考虑金字塔尖那群人的财富等级差别可能会令人作呕。但是前１％富豪群体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同财富等级间的差别，就好比一位印度媒人会细微地区分种姓制度中的等级差别。

　　　　皮特彼得森的女儿霍莉彼得森用灵巧的笔触暗暗记录下了前１％富豪群体的历史，她同样讲述了富豪阶层中的紧张局势。

　　　　“我想，拥有500万~1000万美元的人一定不会认为他们赚够了，”她对我说，“拥有私人飞机难道不好吗？即便年收入高达500万美元，也欲壑难填。对于这些比顶级富豪矮一截的人而言，他们设定了自己无法承受的生活标准。他们刷爆了信用卡，到12月份就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同依靠10万美元收入生活的中产阶层没什么两样。我不认为他们会觉得自己富有。他们想豪赌一把，可是有些事他们也无能为力，最后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实在是件令人沮丧的怪事，可这就是真相。”

　　　　看一下数据你就能明白收入分布图的顶端发生了什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的两位经济学家布雷恩贝尔和约翰范雷南细致地研究了英国的超级富豪。他们在观察前1％富豪群体后发现，1％内部的倾斜同整个收入分布的倾斜程度几乎相当——1998年，前0。02％富豪的总收入占前1％富豪总收入的11％，2008年这一比例达13％。位居英国和美国最富的前1％金融家的财富和人数明显不成比例，收入向分布图顶端的富豪的倾斜尤为突出。

　　　　美国政治学家温特斯想出了另外一套方法来观察一般富有人士与超级富豪间的差别。他发明了MPI（materialpowerindex，物质力量指数），这一指数是最富的前10％美国人的平均收入除以剩余90％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得到的数值。结果显示，富裕程度越高，收入极化现象就越严重，好比一座大山越接近顶峰，越是陡峭。最富的前10％美国人MPI值是4，这意味着他们的平均收入是其余90％美国人的4倍。最富的前1％美国人MPI值是15，而前0。1％的MPI值跃升至124。在温特斯看来，这就是一般富有人士与寡头之间的界线。“2007年，大约有15万名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达400万美元以上，”温特斯这样描述前0。1％的美国人，“超过这条线就是寡头的天下了。”

　　　　要观察前1％富豪群体的内部动态还可以一窥美国精英大学内的情况。哈佛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和克劳迪娅戈尔丁记录下1969~1992年间12个哈佛班级学生的家庭和职业选择，然后汇编了一组数据。他们的目的本是了解性别对于生活和工作的影响，然而他们最终从数据中意外收获了对精英群体的细致刻画。最令人惊奇的是，最富有的哈佛毕业生们与其他人拉开了惊人的差距：2005年，哈佛男生的收入中间值是162000美元，轻松位居全国收入分布的前10％；而将近8％的男生劳动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位居收入分布的前0。5％。造成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银行家和其他人的差别，哈佛毕业的金融家的收入比他们的同班同学高出195％。

　　　　在前1％富豪群体中，那些没有从艺术史转专业到经济学的人发现自己是这一群体中垫底的，他们难以忍受这种失落感。其中一个因素是卡萝尔格雷厄姆提出的“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格雷厄姆的一项全球研究发轫于对俄罗斯和秘鲁的研究。研究发现，穷困潦倒的受访者报告了较高水平的幸福感，而迁移性更大、机遇更多的富人报告了低得多的幸福感，他们对于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状况的挫折感也更强。
第16节。
　　　　格雷厄姆博士告诉我，挫折感的其中一个来源是“周围人的收入比他们高许多，而且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那么多钱。”同前0。1％顶级富豪群体的比较造成了不满足感，格雷厄姆博士将此归咎于贪婪。她提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曾发现：你越富有，就越贪婪——《圣经》中“针眼”谚语在现实社会中的版本。格雷厄姆同时指出，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原因之一。在某些社会，跻身富豪阶层会被认为靠的是人脉关系而不是真才实学，这些社会里的中产阶层成功人士最为沮丧。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详尽阐述了“位置商品”（positionalgoods）理论。“位置商品”指因稀缺性和高热门度而具有较高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的特点是“你有则我无”。哈佛新生的录取名额或理想的私立学校学区房就是“位置商品”，而苹果手机或谷歌电子邮箱账户则不是。贪婪的心态很容易解释对“位置商品”的需求——预定最热门的新餐馆或购买限量版手提包。但如何解释器官移植手术呢？以及如何解释精英教育——这个引起前1％富豪群体中最底层那些人最大忧虑的“位置商品”呢？╬米╬花╬书╬库╬ ；http：//__

　　　　前1％富豪和前0。1％富豪之间的差距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即便在美国，2007年的亿万富豪仅有412名，前0。1％富豪群体中的纳税人为134888名。前1％富豪群体中纳税人多达749375名，平均年收入为486395美元；而前10％的群体有750万名纳税人，平均年收入为128560美元，两者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太大。这些位于收入分布图顶端的垫底者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关重要，对顶级富豪而言也在政治上至关重要——一旦超级精英失去对于财富的热衷，那么顶级富豪就可能变得非常孤立。

　　　　在美国历史上，一般富有者认为自己基本等同于超级富豪。前1％富豪群体中垫底的奋斗者同顶级富豪之间的差距就在于缺乏一个伟大的创意或工作，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属于同一个上层中产阶层。他们可能正一如既往地竭力维护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但是前1％富豪群体往往认为自己并不富有，稍加时日就会富有。有迹象表明，身家接近百万的富豪开始怀疑亿万富豪在使用不公平的手段。其中一个迹象是“裙带资本主义”不仅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众矢之的，而且成为“茶党”宠儿萨拉佩林以及保守派军师保罗瑞安的战斗口号。

　　　　热爱商业和金钱的美国前1％富豪群体中的垫底者和美国前0。1％顶级富豪群体之间形成了新生的分歧，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分歧比“占领华尔街运动”推翻现有体制的理想更具煽风点火之势。我们向来了解美国的左翼人士对巨额金融交易心存疑虑，可令人惊奇的是，华尔街的“侍从们”也已经开始对他们的老板起疑心了。

　　　　纽约投资顾问乔舒亚布朗为高净值人士、慈善基金会和退休计划提供服务，一些华尔街高管向他抱怨，如今他们在美国被不公正地诋毁。我们来看一下布朗对他们的回应。

　　　　布朗将长篇大论《改邪归正的经纪人》贴在他的博客后，该文章立马被疯狂转载。“我们不仅不像你们和其他顶级富豪所认定的那样憎恶你们，事实上，我们热爱你们，”布朗写道，“我们热爱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成功故事，我们能够追随精英的脚步，即使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但这就是美国人的独特想法。所以，我们并不憎恶富人。美国憎恶的是唯利是图者美国憎恶不正当的特权、不公平的赛场以及没有破产风险的裙带资本主义。美国憎恶私有化的利益和社会化的损失，憎恶规则变更为以多数人的代价让少数人受益，憎恶那些灾难时获得援助却在灾后余波的大苦大难面前丝毫没有流露出悔恨或谦卑的人。”

　　　　在民主时代，如果每个百万富豪都坚信自己有望成为亿万富豪，那么超级精英就能够生存下来。如果这种信念崩溃了，百万富豪对亿万富豪的战火将从开罗和基辅烧到伦敦和纽约。

　　　　女性到哪儿去了？

　　　　2011年，参加纽约马拉松比赛的选手共有47763人，跑得最快的前18名均为男性，而剩下的选手则男女兼有。女性选手不仅可以同男性选手一起赛跑，而且随着像耐力跑这样要求较高的运动在社会上越来越接受女性选手参加，女性选手的人数甚至比男性还多。但是跑得最快的前0。04％的选手，即前18名选手，仍然同1971年之前一模一样，全部为清一色的男性。1971年前，理论上认为女性的纤弱身躯经受不住高强度的运动，她们被禁止参加10英里以上的比赛。

　　　　成为顶级富豪就好比成为那18人中的一个。女性的体格可能使她们在马拉松比赛中永远处于劣势，但我并不是在暗示女性因为某种生理原因被剥夺进入顶级富豪圈的资格。现实的写照阐释了超级精英崛起现象中一个意义重大却很少为人提及的方面：男性占了绝大多数。我们来看一下2012年《福布斯》亿万富豪榜。1226名亿万富豪中仅有104名女性，再剔除亿万富豪的妻子、女儿和遗孀，人数就更少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富豪的空缺同社会其他阶层的趋势极不吻合。在前1％之外的99％群体中，女性挣的钱越来越多，接受的教育越来越高，获得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在全世界范围、在社会的各个行业都已成为事实。如果你不是顶级富豪，你的上司越来越有可能是女性，家庭也越来越可能主要靠女性养家糊口，你所在班级的顶尖学生也越来越有可能是女生。虽然99％群体中的女性人数稳定增长，前1％富豪群体仍旧是男人的俱乐部。可以这样来理解其他人同前1％富豪群体的差距：世界分为由女性主宰的中产阶层和由男性精英统治的富豪阶层。

　　　　通过哈佛大学卡茨和戈尔丁的研究也可以窥见顶级富豪阶层中男女比例如何变得越加悬殊。大学是中产阶层女性正在占领的地盘之一，如今超过一半的美国大学本科生是女性，她们的平均绩点高于男性本科生。年轻女性更倾向于在获得文学硕士后继续读研深造。经济衰退扩大了性别鸿沟，年轻女性面对困难的就业行情很可能选择回到学校提升自己的技能，而年轻男性却不会这样。哈佛大学于1973年才打破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对女生的“隔离”，哈佛2004年招收的一年级新生中女生多于男生。

　　　　然而，哈佛女生一旦毕业后，进入顶级富豪圈的概率就变小了，原因在于她们所选择的工作。卡茨和戈尔丁发现，金融和管理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金融家赚取了上文提到的195％的超高工资溢价。男性对这一金钱刺激反应热烈——哈佛大学1990届学生中，38％的男性毕业后的15年里从事过金融和管理工作，而女性的比例仅为23％。2007年，一毕业就从事金融或管理工作的女性比例升至43％，而令人吃惊的是做出同样选择的男性比例高达58％。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收入差距：2005年，哈佛毕业的8％的男性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而仅有2％的女性越过这一门槛。

　　　　没有太多人谈及超级富豪中女性的空缺。一部分原因是自布尔什维克女权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同列宁发生著名的争辩之后，斗争持续不断，而左翼向来欺凌那些勇于讨论财富顶端性别问题的女性。参与讨论的上层阶层女性一直被认为是在关切自身的利益，因为人们敦促她们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底层的姐妹们，那些人的困难更迫切地需要得到解决。而从历史上看，右翼人士偏好一律回避有关性别和阶层的讨论。

　　　　顶级富豪圈中女性的空缺是前1％富豪群体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超级富豪区分于其他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职场上，这会造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大多数的顶级富豪没有女性匹敌者。这一因素也影响了女性的个人生活。2009年对于美国职场而言是一个分水岭——数据表明，美国“在职人员名单”上的女性人数首次超过男性。2010年，10个职业女性中约有4人成为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相比之下，顶级富豪仍旧生活在《广告狂人》的时代，越富有的家庭就越可能由男性当家。2005年，前0。1％富豪群体中纳税人的配偶仅1/4有工作。对于前1％富豪群体，这一数字略高，达38％，但比全国范围的比例要低很多。正如在一场晚宴上，我坐在一位私募股权投资家旁边所发现的那样，这些前0。1％富豪的妻子所做的选择十分自然。这位投资家将近40岁，没有小孩。我们聊天时，我得知他和他的妻子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相识。但是当我询问他的妻子在哪个公司工作时，我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如果你丈夫年收入1000万美元，你还选择做按时计酬的苦力活实在有点儿异乎寻常。（果然，他的妻子将时间用于研究家庭投资组合、学习艺术史以及装饰他们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市内宅邸。）

　　　　顶级富豪的家庭主妇大多是耶鲁法学院等顶级学校的毕业生。1979年，美国税务局表示前1％富豪群体中将近8％的富豪配偶从事蓝领或服务业工作——政府的说法是秘书嫁给了她们的老板。自那以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经济学家所谓的“类聚婚配”（assortivemating，倾向于选择和你相像的人结婚）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超级精英阶层中雄心勃勃的极客迎娶的是同班同学而不是秘书，而他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很可能会放弃工作。

　　　　我个人猜测，大多数顶级富豪私底下之所以认为女性没有成功跨入顶级富豪的行列，是因为她们缺乏某些特质。许多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还记得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因此丢了乌纱帽，而他恰好在大力支持女性接班人的事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某位私募股权行业的亿万富豪对我说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可以在此透露一下。他说，问题不在于女性没有男性聪明，或数学能力没有男性强：他曾在一些初始岗位招聘了女性，她们的技术熟练程度同男性不相上下。问题在于她们还没得到“蜂王浆”：“她们没有杀手的本能，她们不想斗争，她们不想攻击对方的要害。”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当他告诉一个女下属她犯了错时，她簌簌落下了眼泪。“这样子你永远赢不了。”
第17节。
　　　　第三章

　　　　超级明星

　　　　由知识工作者主宰的社会正受到新阶层冲突的威胁。该冲突是：占小部分的知识工作者与大部分靠传统工作方式谋生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后者包括不需或需要特殊技能的体力工作者，以及不需或需要特殊技能的服务业工作者。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

　　　　大众作家为自由市场辩护基于以下理由：自由市场经常回报那些应得奖励的人。这很可能是一种不幸，当这似乎成为普通大众能理解的唯一辩护理由时，我们可以预计市场秩序的前景凶多吉少所以，我们面临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年轻人坚信只要努力必能成功，或是干脆强调必然会有一些拙劣的人能取得成功，而一些优秀人士反而会失败。三米三花三书三库三 ；www。7mihua。com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海克

　　　　聪明的蝌蚪可能会协调自身以顺应不利的环境。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死去时还是条蝌蚪，再也没有下文了。但那些更幸运的蝌蚪总有一天会甩掉尾巴，鼓起嘴巴和腹部，轻盈地跳上干燥的陆地，对从前的伙伴呱呱地发表演说，告诉他们：具有优秀品格和潜力的蝌蚪依靠哪些品德能长成青蛙。

　　　　——英国经济学家？RH托尼

　　　　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

　　　　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将诗人形容为“人类未获承认的立法者”，他指的其实是创造阶层（creativeclass）强大的道德力量和想象力，并没有暗示该阶层已经控制了国家机器或是拉动了经济杠杆。而一本写于1973~1974年，之后被偷偷带出共产主义匈牙利的地下出版物却明确地做出了不同的断言。小说家乔治康拉德和社会学家伊万塞莱尼在他们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中认为，马克思构想了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国家或一个最终政府完全消亡的乌托邦，而这样的构想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彻底走样。因为一个新的阶层掌权了：这是一个由工程师、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对，还有诗人组成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

　　　　这本书的写作属于革命壮举——两位作家只能在匈牙利布达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中隐居起来写作，以躲避秘密警察的抓捕，他们每天晚上将书稿埋在花园里保护好，以防第二天大清早它在令人胆战心惊的警察搜查中被找到。1979年，他们完稿后的第5年，该书在西方国家出版，引起了意料中的轰动。这一年正值“冷战”刚刚开始谱写最后的胜利篇章，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开始了长达15年的统治。任何对所谓“工人阶级天堂”的抹黑，尤其是来自内部的声音，都成了一起地缘政治事件。

　　　　《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建立在一本更具开创性著作的基础之上：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这本书被更早的一代人偷偷带出东欧。康拉德和塞莱尼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写作，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却属于贫穷而又受社会宠爱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总书记铁托进行党派斗争及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时，吉拉斯作为更早一代的革命人士曾是他的得力助手。20世纪30年代，吉拉斯因参加革命运动被关进监狱，而他因《新阶级》——这本书自然而然地立即引起了全球轰动——被判7年监禁并被关进同一监狱。一位社会主义阵营的高级官员公开谴责自己曾协助创立过的体系，这还是头一遭。1945年，乔治奥威尔在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发出了同样的指责声音。13年后，吉拉斯表达了对意识形态极具颠覆力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的工人阶级国家已由一个新阶级——即共产党组织——取代了原先的资本家统治阶级。吉拉斯进一步估计了这个新的精英阶层与它统治下的人民间的物质差距，他引述了苏联异见人士尤里奥尔洛夫的报告内容：省级或城市党组织首领的收入约为一般工人的25倍。

　　　　康拉德和塞莱尼对上述分析补充了重要一点：这一新阶层的统治实际上等同于知识分子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夺取——在封建社会，传宗接代和军事实力可能决定了权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和出色的商业头脑决定了控制权。他们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技术能力和高等教育是新的党派精英阶层最重要的决定性特征。

　　　　他们的分析道出了许多真相，也说明了为什么东欧和苏联的旧知识分子阶层的成员（更不用提他们在西方国家的朋友们了）十分怀念旧秩序。但是，今天你再捧起《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时，你会发现最惊人的一个悖论：书中对《华沙条约》缔结下的社会主义颇具异见的剖析竟十分适用于21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对于康拉德和塞莱尼研究过的知识分子阶层，即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专家而言，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兴起最终成为通往阶级权力的真正道路。

　　　　21世纪西方经济学家的语言比20世纪70年代欧洲几个重要异见人士的语言还要单调，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初美国的学术争鸣并不时常提及“技术专家已经崛起并最终将掌握阶级权力”的原因。但是，尤其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有很多研究涉及“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学界达成了共识，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最有力地提出了观点。他认为，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事实上已经将技术专家送上了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奥托说，这种技术革命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顶端的富豪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他们受过专门教育，具备利用新技术的技能；那些做着“卑微”工作的低收入底层人民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两者中间曾经支撑中产阶层的高薪工作逐渐消失了。

　　　　当然，到底是什么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目前学界还在激烈地辩论。研究这一现象的几位最诚实的学者归结出了多个原因。学界普遍认为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是其中一个或可能是唯一的因素。2012年1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艾伦克鲁格就经济不平等发表演讲，他提到的一件事可以表明以上共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群经过挑选的职业经济学家正在纽约美联储参加会议，克鲁格请他们就造成收入两极化现象的主要因素参与投票，结果他们几乎一致地投给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超过40％的人认为它就是罪魁祸首。第二热门的解释是“未知因素”（这体现出了动人的谦逊态度），“全球化”排名第三，最低工资的降低和工会组织的日渐式微等政治转变位列第四。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笼罩下，受优待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些人已经崛起，并将最终掌握阶级权力。这样的情形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因为并不是所有高级知识分子都会变得同样富有。如果你获得了英语文学博士学位，你可能不会感觉自己属于精英统治阶层。甚至在某些群体中，如银行家、律师或计算机编程员，教育培训使这些人一跃成为前1％富豪群体的一员，但是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产生的影响有所扭曲，这群人因而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富有。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超级明星”效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往往在许多领域和公司里产生了一个成王败寇的经济竞赛，你若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内成为最拔尖的人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但要是得到第二名，经济价值就会大幅缩水，更不用说第五名、第十名了。

　　　　直观地看，技术达人在西方发达的后工业经济体中显然是赢家，因为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在当今的“双生镀金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胜利是一个全球现象。高级知识分子正在引领印度的外包奇迹，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懂技术的人，甚至在西方人士眼里普遍拥有游艇、乐于娶超级名模为妻的俄罗斯寡头大多也有数学或物理的硕博学位。

　　　　在“二战”后时代，规模巨大、在文化上起主导作用的中产阶层的崛起，促进了美国和西欧强劲的经济复苏，中产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是蓝领工人，或是做着比较常规中层工作的文秘、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技术极客——尤其是他们当中超级成功人士的崛起，标志着与“二战”后时代的彻底割裂。在这个时代，超级聪明的人正在获取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而蓝领和中层工作机会逐渐消失，这也是平民主义者厌恶技术达人的原因之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两个党派对此的反应颇为相近：“占领华尔街运动”对自身的定位是99％的百姓表达心声的平台，保守的“茶党”和前者敌视精英阶层的程度一模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而又令那些满腹牢骚的中产阶层沮丧的是，左翼和右翼都有人爬上了政治阶梯的最高处——知识分子的阶级权力正体现于此。事实上，在激烈的两党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悖论之一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自的顶尖人物有太多的共同之处：米特罗姆尼和巴拉克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