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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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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埃尔–埃利安生活在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部所在的加州纽波特比奇，但他讲不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我有三本护照，”埃尔–埃利安最近来纽约时对我说，“我不属于某一国家。我属于许多国家，属于整个世界。”他说话时，我们正步行穿越曼哈顿中城。埃尔–埃利安深情地回忆道，他小时候每天乘坐穿越市区的巴士去联合国学校上学。那天晚上，他要赶飞机去伦敦。而几天之后，他在圣彼得堡有约。
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感到，如果美国企业不积极地进行国际化，就会面临落后的危险。虽然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触角已经伸向全球，但其总部仍在美国。而超级精英主导的商品和资本浪潮比以往更频繁地绕过美国。以投资银行“复兴资本”的联合创始人、52岁的新西兰人斯蒂芬詹宁斯为例。“复兴资本”的总部在莫斯科，詹宁斯在那儿长期居住（他在英国牛津郡和新西兰均有农场，他的孩子在英格兰上学），他采取的商业策略包括将公司定位于捕捉新兴市场间的投资流，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而纽约与他的目标渐行渐远。2009年，在新西兰惠灵顿的一场演讲中，他讲到了对这一“后单极”（post…unipolar）商业现实的看法：“全球最大的钢铁集团在印度，最大的铝业集团在俄罗斯在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利亚，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
在詹宁斯所在的莫斯科高科技办公大楼里，另一名租户最近达成的一笔生意
第13节。
，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新兴市场内的交易。2010年春，俄罗斯最大的投资公司数字天空技术投资集团（DST）与南非传媒公司纳斯帕斯集团（Naspers）以及中国科技公司“腾讯”结成合作伙伴。这三家公司的发展都十分迅猛且具有全球视野——同年秋天，“数字天空”通过资产分配形成的一家名为Mail。ru的分公司上市，并迅速成为欧洲最具价值的互联网公司，市值高达57。1亿美元——但它们完全没有重点关注美国市场。在新兴市场内部经济的另一个相似案例中，印度电信巨头巴帝集团收购了科威特扎因电信公司的大部分非洲资产。一位加利福尼亚的科技公司高管（他自己也是在欧洲和亚洲生活、工作的全球游民）向我解释道，像巴帝电信这样的公司具有引爆非洲市场的巨大竞争优势：“它们能够以比我们公司低得多的成本提供手机。在非洲这样的地方，西方公司怎么可能比得过它们呢？”；米；花；书；库； ；http：//__
有思想的贵族
正如铁路创造了新的城市，私人飞机以及像NetJets公司推出的私人飞机分时使用权促进了超级精英的全球化——当环球旅行像中产阶层乘坐小汽车那样容易时，在世界各地购置住宅和洽谈生意将更为便捷。新科技也助了一臂之力——即时移动通讯使环球旅居成为可能。此外，在过去的20年里，政治变革打开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门。
然而，最重要的转变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预言的。该书写于1776年，工业革命刚开始不久。斯密预言，当财富从地产转变为股份时，它们的流动性变强了：“土地的所有者一定是这块地产所在的某个国家的公民。但股东实际上是世界的公民，不一定属于某个国家。”
斯密发现，制造业公司以及各类股票的股东将最终取代土地成为经济的引擎。科技革命已经为经济活动创造了一个崭新、强大、几近无形的空间，急剧地推进了上述取代趋势。斯密预计，一个由经济利益驱动他们进行全球化思考的精英阶层最终将形成：“他（股东）在原先的国家要接受令人恼火的质询，缴纳负担较重的税收，他往往会放弃待在这个国家。而将他的股票转移至另外一个国家，在那里，他能更舒适地从事生意，享受财富。”虽然资本和资本家实行了全球化，但政府的运作和其他大多数中产阶层公民的生活仍然以国家为界限。弄清楚顶级富豪与其他人的联系是全球超级精英崛起引发的挑战之一。
《观察家》随笔作家哈里芒特酸溜溜地感谢全球超级精英“购买”了英国上流社会的传统夏季节日，并为之增彩：“英国上流社会的夏季节日一改往日的喧嚣、外行和黯淡，取而代之的是职业化和熟练的运作，这都归功于蜂拥而至的国际资金。”
但是这一“海外并购”的讽刺之处在于，即使昔日为初入社交界的少女而办的舞会、狩猎活动和帆船赛可能还没有过时，但离过时也不远了。21世纪，顶级富豪活跃在各大国际会议上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写照。“我们没有城堡和贵族头衔，要用什么表明我是精英阶层的一员呢？”安德鲁佐利解释道，他来自“大众科技”（致力于成为高端平台的思想论坛和社会创新网络）。
最著名的会议当数每年在瑞典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每一封论坛邀请函都标志着一位壮志凌云的顶级富豪将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里没有贵族头衔，取而代之的是等级分明的会议胸牌。这块胸牌是何等的重要，一位首次与会者谈到所有人都盯着他的胸口看，这竟让他第一次感觉仿佛自己胸前有条深深的“事业线”。相比之下，每年彼尔德伯格集团在欧洲和北美召开的会议更为排外，也更加隐秘。该集团关注的焦点更集中在地缘政治，而很少关注全球商业和慈善。每年春天在中国海南岛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彰显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对于全球顶级富豪文化的理解。比尔克林顿致力于推动他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进入定期举办的国际要会行列。一年一度的TED会议是信息技术专家的重要一站。每年１月，约西瓦尔迪和出版商布尔达媒体集团共同在慕尼黑举办DLD（数字、生活、设计的首字母缩写）聚会。赫布艾伦举办的太阳谷峰会专为媒体巨头而设，而阿斯彭理念节为更有政策头脑的人而设，并明显偏重美国本土。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些会议都属于全球精英阶层。TED会议负责人克里斯安德森对与会者说：“总体而言，我们联络了全球（至少是美国）几乎所有值得关注的人。”
一些公司认识到全球秘密集会的价值后，也开始自筹会议。谷歌的“时代精神会议”是其中之一，我主持了好几年的会议讨论。最近的一次聚会于2010年5月在格罗夫酒店举行，酒店位于英国乡村，曾经是地方属地，如今300英亩的土地已摇身变成了高尔夫球场。许多房间的天花板很高，里面的家具将古色古香和现代感融为一体（仿制的路易十四座椅即是明证——眨眼一瞧，竟是用高级塑料制成的）。“太阳马戏团”在一个大型帐篷里为500位来宾进行了私人表演。而在前一年，谷歌为庆祝成功收购YouTube视频网站，邀请众多网络红人从世界各地飞过来参加庆典。
尽管“时代精神会议”十分奢华，但气氛还没达到奢靡逸乐的程度，更像是优异毕业生的一次严肃而又庄重的聚会。与会者从不会“逃课”：在会议日，会议室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都是满座的。在休息时段，草坪上挤满了用黑莓手机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查看信息的高管。
2010年“时代精神会议”的演讲嘉宾中包括一些著名人士，如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当然还有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这类会议最强大的通行证不是名望，也不是金钱，而是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口中的“新新事物”——可能改变世界的洞察、算法和技术。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出席了会议，包括行为经济学先驱丹尼尔卡尼曼。36岁的企业家谢家华是与会的商界明星之一。2009年夏，他以十多亿美元的价格将鞋类网上零售店美捷步（Zappos）出售给亚马逊。最受欢迎的会议环节是谷歌的展示环节，将Nexus手机等一些新发明的产品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种对创新和创意的极客激情在一些更私人的全球精英聚会上表露无遗。私募股权公司亿万富豪亨利克拉维斯和经济学家妻子玛丽–约瑟克拉维斯在他们典雅的上东区公寓里举办了许多次华贵的曼哈顿晚宴。虽然公寓里的瓷器产自法国塞夫尔，油画是18世纪前欧洲大师的作品，但餐桌上的谈话即便搬到研究生讨论会上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克拉维斯夫人不仅把她的丈夫和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等顶级富豪召集在一起，还请到了一些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如资深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克拉维斯夫人引导他们讨论从全球财政失衡到阿富汗战争的众多话题，她对此颇感自豪。
事实上，“思想会议”正合时髦，甚至有一对纽约人举行了一场“思想婚礼”。2011年12月，戴维弗里德兰德和杰奎琳施密特在纽约布鲁克林举行婚礼，每位来宾都拿到一张姓名牌，并被要求宣布一项承诺。由另一张卡片来敦促他们“说出在未来的24小时内你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实现你的承诺”。不像在其他婚礼上，紧张不安的家人和朋友要为新郎新娘发表贺词并举杯狂饮，这场婚礼的主要环节是一系列TED风格的演讲，配以幻灯片演示，演讲的主题是这一对新人所关心的话题——神经科学、环境和身心一体疗法。
以思想为主题的婚礼可能太过于前卫了，尽管更贴近真实生活的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Post）为这对新人竖起了大拇指，但《纽约时报》和八卦博客Gawker都厉声批评这一举动。在这个精英时代，精英们热衷于“开箱即用”（outofthebox）和“杀手级应用”（killerapp）这样的短语，他们最觊觎的地位象征不是游艇、赛马或爵士身份，而是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并通过积极管理的方式来体现发起者拥有重塑世界的伟大思想。
2010年夏天进入耄耋之年的乔治索罗斯对于那些投身社交活动的亿万富豪而言，绝对是个先锋模范人物。索罗斯可能是“二战”后时代最成功的投资家，不过他对“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SocietyFoundations）最感自豪。他投入几十亿美元资助各类事业，如毒品合法化、中欧和东欧的民间社团以及金融危机后对经济设想的反思。
在慷慨的索罗斯的鼓励和建议下，曾是美国尼克松总统内阁成员的共和党人皮特彼得森从黑石集团的大笔横财中抽出一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旨在减少美国赤字和福利津贴开支；同样，如今比尔盖茨为他的基金会投入了大部分精力和才智，他致力于支持特许学校（charterschool）、抗击非洲疾病等事业中；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于2011年秋天，捐赠了一亿美元以改善新泽西州纽瓦克地区的公立学校；保险和房地产大亨伊莱布罗德成为对干细胞研究和学校改革的资助者；“黑莓”手机制造商——移动研究公司（RIM）联合创始人吉姆贝尔斯利建立了自己的国际事务智囊团。当然，慈善家名单上远远不止这些人，难怪比尔克林顿卸任总统后也致力于树立全球慈善“品牌”。
超级富豪们早就认识到，慈善不仅能使他们受到道德嘉奖，也是获得社会认可、甚至是不朽名声的途径。安德鲁卡内基曾经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通过建设医院、音乐厅、图书馆和大学，把自己从“强盗贵族”转变为“世俗圣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希望人们不是因炸药的发明，而是因他为社会所做的其他贡献而记住他。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富豪利用财富的方式与创造财富的方式如出一辙：具有企业家精神。他们会运用财富不断试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而不仅仅是将财富捐给优秀的慈善团体或是赠予现有的机构（虽然他们也会这么做）。
第14节。
马修毕晓普和迈克尔格林为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慈善资本主义”。毕晓普和格林在他们的同名书籍中解释道，“这些新慈善家认为他们在改进慈善，使慈善能够解决当今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中的新问题他们试图将成功赚钱的秘密应用于捐赠方面。”
“新慈善家正在尝试复制商业技巧和商业思维方式，”毕晓普对我说，“他们作为商人的思考模式同捐赠方式间有一定的联系。如果你向前追溯，你会发现从中世纪开始的每个时代里，赋予商人财富的经济进程最终面临毁灭，而他们是率先应对毁灭的一群人。中世纪如此，维多利亚时代如此，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的时代也是如此——只是在经济规模上有所区别。商业越来越全球化，于是他们开始关注全球问题，更加关注如何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习惯大规模经营，因此也想大规模地经营慈善事业，而且不同于以往，他们在年纪轻轻时就开始这样做了。”и米и花и书и库и ；www。7mihua。com
要想知道参与社会活动对超级富豪有多么重要，只需看一下如今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他们也正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建设自己的基金会和智囊团。当苏联寡头首次冲出边境时，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予以讽刺的新贵阶层：他们购买游艇和球队，身旁簇拥着身着时装的超级名模。15年后，他们正在探索如何花钱进入思想的世界。
其中决心最大的一位是乌克兰企业家维克托平丘克，他的商业帝国从石油管道制造到电视台几乎无所不揽。拥有42亿美元净值的平丘克不再满足于收购现代艺术作品。2009年，他启动了一个为年轻艺术家设立的全球竞赛，他设想通过这一由基辅“平丘克艺术中心”运作的竞赛，将乌克兰文化引入国际文化的主流。在达沃斯论坛（社会名流切尔西克林顿是2012年的会议主持人）的外围活动中，平丘克主持了一次午餐会。他还推出了一年一度的“思想”论坛，这一为地缘政治而设的论坛在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同一幢克里米亚别墅中较低调地举行。在2010年9月的会议上，我担任了会议协调员。与会者还有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的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波兰总统布罗尼斯拉夫科莫罗夫斯基，以及时任俄罗斯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的阿列克谢库德林。极其讽刺的是，在欢庆晚宴上，主讲人比尔克林顿谈到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带来的经济后果。
为了获得全球超级精英行列的入场券，平丘克的努力似乎正在奏效。2010年这位寡头访美时，在华盛顿会见了奥巴马总统的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在《时代》杂志编辑里克施腾格尔的纽约新书发布会上，他与美国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查利罗斯亲切交谈。在美国有线电视网副总裁理查德布莱勒位于上东区的一所市内宅邸里，他曾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之女卡罗琳肯尼迪一同进餐。回国后，他曾在基辅那套富丽堂皇的住宅里（其特色是住宅自带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和日式花园）款待收藏大鳄埃利布罗德。平丘克还和索罗斯联手资助过乌克兰的民间社团项目。
慈善始于家乡，但家乡在哪儿？
在顶级富豪的生活中，慈善也会带来压力，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很难决定具体资助哪个地方。如果你是个“全球游民”，那么你是将慈善活动放在你的出生地，还是你生活的地方（如果能确定是什么地方的话），抑或是你生意往来最频繁的地方呢？也许正确的答案不取决于你的族群或情感的归宿，而是要运用同你进行商业投资时一样的客观逻辑，试图找到地球上的某个地方，你能为那儿带来最大变化。
我在达累斯萨拉姆曾听到两位跻身全球前0。1％富豪行列的顶级富豪在谈论以上话题。在2010年5月闷热的几天里，世界经济论坛在这个坦桑尼亚的城市里召开了一次地区峰会，因此这样的谈论十分应景。其中一位谈话者是位澳大利亚人，他居住在香港，大部分时间在东南亚和中国工作。另一位是出生于亚洲的技术专家，在硅谷赚得金盆钵满。
那位澳大利亚人对做慈善的最佳地点毫无疑问，他认为不是出生地，也不是移居入籍的城市：“我总是将焦点放在能产生最大影响以及人们最需要的地方——所以，我的资助目标总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缺乏教育的女孩。”而那位亚洲企业家总觉得更有义务帮助与他本人有联系的社会，所以他将目标集中于两处：为自己祖国建设学校，以及资助加利福尼亚州贫穷儿童的教育。
这是一种双重关注，既帮助国外最贫穷的人，同时又为自己家乡的底层人民做点儿事，许多顶级富豪都想达到这样的平衡。我们到肯辛顿宫的草坪上看看另一个例子。戴安娜王妃曾在这座红砖的官邸里居住，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居住于此。2010年夏，在这儿举办的最奢华的庆典是一年一度的特别拍卖会，拍卖会由对冲基金经理阿帕德比松（他常同超级名模约会）主办，为他成立的ARK儿童慈善基金会筹款。
比松毫不讳言自己支持“慈善资本主义”。ARK是“给孩子的绝对回报”（AbsoluteReturnforKids）的首字母缩写，这里运用了对冲基金术语即所追求的绝对回报——经常使用激进式手段，如卖空等。这是与总体上更为保守的共同基金相对而言的，共同基金追求的是相对回报，其目的是跟上更广泛的投资组合的回报水平。比松认为ARK需要像对冲基金一样运作。他对英国的《观察家报》说，“如果我们能将企业原理应用于慈善，我们就能试图产生真正强大的影响，从而改善孩子们的生活。”
当比松被问及选择哪里的孩子进行资助时，他的回答是全世界的孩子。比松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游民”——他出生在法国，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工作过。他有两个儿子，妻子是澳大利亚模特艾拉麦克弗森。ARK在东欧、非洲、印度和英国都有慈善项目。上一代慈善家不太可能想到这样的地域混合，对他们而言，家乡的穷人同第三世界的穷人不属于同一类。但是对于踏遍全球的顶级富豪而言，伦敦保障房里的穷孩子与新德里贫民窟里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慈善资本主义
比松认为应该将商业技巧应用于慈善，这反映了当今全球超级精英行善的典型特点。比尔盖茨的效率可谓登峰造极，他的基金会拥有33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并具有严格的分析作风，让全球的慈善活动、有时甚至是公共政策都随之改头换面。在顶级富豪圈，“盖茨基金会”已经具有决定性的文化影响力。在盖茨和联合捐赠者沃伦巴菲特的影响下，人们觉得不仅有必要捐赠自己的大量财富，而且有必要积极参与财富运作的过程。盖茨像一个福音布道者，广泛宣传他的想法：资本主义必须行善，行善者必定更拥护资本主义。他甚至将此想法命名为“创造性资本主义”，他在200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理所当然的地点）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个词。
马克思有句名言，即之前几代的哲学家试图描述世界，而他意图改变世界。盖茨和其他顶级富豪正在对慈善世界产生着类似的巨大影响。他们不想资助社会部门，而是想改变它们。他们对美国教育产生的影响即是一例。盖茨和其他关注教育的亿万富豪将焦点放在可以衡量的结果上，引领了一场数据驱动的改革。第一步，将考试放在教育的中心，学生学习的产出就可以得到衡量；下一步，使教学工作更多地由数据或奖励驱动。2010年11月，盖茨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必须搞明白是什么成就了优秀的教师？”为了达到此目的，其中的一项工作是对教室中的教师进行视频录像，然后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予报酬。
惹人注目的是，慈善资本家的抱负不仅仅在于转变慈善的运作方式，他们还意图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这些慈善资本家创立企业的方式是通过最小的努力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资本家运用杠杆，技术专家运用规模），他们认为慈善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
“我们的基金会往往更多地资助前沿研究工作，我们在物资分发方面充当合作伙伴，但是政府的资助还是占了最大部分。”2010年4月，盖茨到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时对学生说。
“以分发艾滋病药物为例，我们在博茨瓦纳做过的试验性研究表明，在非洲分发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RB）是可行的，然后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接踵而至，光是美国政府的这一资助计划每年投入资金就达50亿美元，大大超过我们整个基金会的资助金，这还只是美国一个国家——随着资助经验的增多，会有更多机构参与进来。”
这是对世界经济中顶级富豪的金融和才智力量的衡量，他们的目标是引导整个国家。事实上，慈善资本家有时可以不经意地扭曲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对此有所抱怨。在那里，盖茨的艾滋病药物、肺结核和疟疾疫苗项目获得了大力资助并受到持续关注，而从事这些项目的回报已经吸引了大批当地医生和护士离开迫切需要他们而又平淡无奇的日常护理工作。曾在非洲工作30多年的儿科医生彼得普尔博士警告前来调查的《洛杉矶时报》记者：“这些人做的事也可能带来危险。他们可能大肆破坏了卫生系统——而这正是他们口口声声说要试图改善的。”在非洲莱索托，一位来自西方的援助人员雷切尔科恩也赞同这一看法：“在整个国家，人们都对ART员工（对盖茨资助的卫生人员的称呼）所获的物质激励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些员工的收入是其他卫生护理人员的两倍多。
慈善资本家对全球卫生和美国教育的影响偶尔会引起争议，不是每个人都对学校增加的测试，或为抵抗非洲艾滋病所采取的特别措施予以认同。但是，慈善资本家的目标却不容置疑，几乎没有人会认为美国的学生需要更少的教育，或非洲人就应该缺乏医生和药物。而一些受思想驱动的顶级富豪冒险踏入了竞争明显更激烈的领域。
顶级富豪政治家正成为全球精英统治阶层的重要一员，他们中有渴望登上公共舞台的实际问题解决者，如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和米特罗姆尼；也有新兴市场的亿万富豪，如俄罗斯的米哈伊尔霍多罗科夫斯基和埃及的纳吉布萨维里斯，巨额财富使他们斗胆挑战权威统治者。顶级富豪政治家能用金钱直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还能通过个人基金会进行与政治不明显相关的捐款来获得市民的广泛支持。
一些有远见的顶级富豪不仅试图利用财富当上政府官员，而且要用财富转变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现有的意识形态。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对于民主的出现以及东欧和苏联多元化的出现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一些保守派亿万富豪，如科赫兄弟，一直坚持不懈地培育一个右翼知识分子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由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选举政治和立法进程影响巨大的多个智库组成。
第15节。
至于你怎么看待顶级富豪涉足与政治明确相关的投机活动，这就取决于你本人的政治主张了。如果你支持毒品合法化，那么你也许会支持“索罗斯们”投入数百万美元资助这一事业；如果你支持同性恋婚姻，你可能会举双手赞成共和党人保罗辛格为纽约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运动所做的贡献。
当慈善资本家用他们的财富资助与个人商业利益或整个顶级富豪阶层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议程时，情况真正变得复杂了。例如，科赫兄弟力图减少政府对工业的监管，包括州政府为保护环境所做的施力。他们一辈子都是自由意志论者，从心底里怀疑气候变化的存在；他们恰好拥有一家公司，旗下资产包括数家石油提炼厂、石油管道和木料制材厂——美国环境保护局的管制越少，这些业务的获益也就越大。｜米｜花｜书｜库｜ ；__
下面，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谈谈顶级富豪的阶级利益。平衡预算不仅仅是某个社会经济群体或政治派别的想法，享有优厚社会保障体系的德国人对于赤字有着同美国“茶党”一样的强硬态度。顶级富豪皮特彼得森从他的财富中拿出10亿美元用以缩减政府福利开支，但是依赖这些福利计划最多的是穷人，缩减所谓的津贴开支反而可能对他们产生更大的损害。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家杰弗里温特斯认为，美国的超级精英一直十分有效地使用政治民主的工具来保护他们这些少数派的权益，而理论上，在民主社会，多数派应该是统治者。美国首个永久性联邦收入税明确被设定为向顶级富豪征收的税种。1894年，这一税种首次被提出，并计划对前0。1％的富豪征收——总数6500万美国人口中的85000人。不出意料，两位身为国会议员的百万富豪的抗议尤为强烈。其中一位警告：“这不是民主，而是共产主义。”另一位勃然大怒：“成功人士竟落入平庸者的掌心，沦为法律牺牲品，简直太不像话了。”整整19年后——即便其间经历了一次宪法修订——该税种最终还是于1913年被纳入法律。毕竟，当时“镀金时代”正迎来高潮，“进步时代”刚刚拉开帷幕。美国正变得富有，顶级富豪人数虽少，却拥有规模极大的财富和权力，美国越来越担心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收入分布前0。1％的顶级富豪开始反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耗费了高昂的成本，富豪的起始税率非常高，在1918年达到了77％的峰值。21世纪初，富豪的实际税率降至1918年时的1/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超级富豪的税率下降了，但是位于收入分布图较低一点儿位置的那些人的税率不降反升——在税率的政治斗争中，顶级富豪用计谋击败了一般富裕人士。1916年，公布的百万富豪（在那个时代算是超级富豪）收入税高达65％，比一般富裕人士高出将近35％，资本收益税率同一般收入税率一样高，而且大多数美国人不用交纳收入税。如今，“越富有纳税额越高”的累进曲线完全颠倒了过来。2009年，在前１％富豪群体中，你越是富有，实际税率就越低。前1％富豪群体的收入税率为23％，前0。1％富豪的收入税率仅为21％，纳税最多的前4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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