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密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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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高潮时期，熊式辉为了迎合这一历史潮流，有意把讲习院办成江西的“民主橱窗”。因此，延聘来的导师，如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未到职）、雷洁琼、潘大逵等人，都是较为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而且把现任厅长列为副职，就更见其标榜的用心。
　　开学不久，天气阴凉。有一天在操场上开会，场上建有一个小讲台，那是给首长预备的，可以遮阴避雨。大会由兼院长熊式辉主持，省府委员肖纯锦等也来参加，他们都站在台上，熊式辉在讲桌后“训话”。本应也在台上的蒋总队长，穿着一套褪了色的草黄色粗布军装，腰扎士兵皮带，光足丫子蹬草鞋，站在台下听讲。
　　开会不久，忽然天昏地暗，大雨滂沱。站在场子上的官佐学员，当然是硬着头皮淋雨，尤其是蒋总队长，站在前列，正好在讲台滴檐下被淋得更凶。熊式辉请他站上台去，他谦逊不肯上去，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全身上下一齐湿透了。弄得熊式辉挺尴尬，内心感到不安，也不好夸夸其谈了，草草结束讲话之后，对左右说：“把讲台的顶棚拆掉，开会时下雨大家淋雨，要同甘共苦嘛！”
　　次日顶棚果真拆掉了。以后熊来开会时，也轻车简从，不再讲究排场了。小蒋的作风把他将了一军。
　　熊式辉举办讲习院的目的，除了装点“民主橱窗”，主要是在蒋介石面前夸耀他那套能从根本上巩固政权的所谓“新县制”，并东拼西凑地编出一套“理论”，说什么“中国的行政制度是个倒宝塔，头重脚轻，应该把它颠倒过来，才能稳如泰山。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充实基层，加强区、乡两级的力量，政权基础才能巩固”等等。
　　小蒋对于上司熊式辉的这套“理论”，始终不予表态。有一次，熊式辉刚上过大课之后，小蒋和喻松同站在总队部办公室门前，喻松故意对他说：“刚才熊院长说的这些，全是自欺欺人之谈，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老一套。”蒋经国听后，不作任何表示，只是一笑置之。
　　每当旭日东升，集合号音吹响之前，蒋总队长总是身先士卒，在操场上等大家集合。每天早上6时，全体学员例行半小时朝会。在朝会时，多半由许德珩先生或小蒋自己作简短的讲话。其内容大都是有关抗战的胜利消息，以及日寇的残暴行为，间或也讲些国际形势，勉励大家搞好学习，做一个革命干部；要大家动员人民团结抗日，争取胜利。尤其是蒋总队长一定要登台讲话，从不间歇，他说的是一口带着浙江乡音的“普通话”，讲得既通俗，又实际，而且措词生动，引人入胜，吸引着每一个学员全神贯注地静听。因而每天早上的朝会讲话，竟成了颇受大家欢迎的一节短课。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2）
有一次课外活动，一个中队围了一个圈子席地而坐，唱歌唱得正热闹，蒋总队长也参加进来与他们坐在一起，队员们不约而同地鼓掌拉歌子：“总队长来一个！”他频频点头，笑容满面地说：“好好好，我唱一曲《大刀进行曲》。”
　　说罢，他和同来的副官二人对唱，虽然他的嗓子并不算宏亮，略带沙音，劲头却非常之足，唱到最后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他弯着腰低下头，副官乘机双手比划着冲他头上砍去，引得全场的人哈哈大笑。
　　这天夜深人静时，队员们都沉酣在各自的美梦中。忽然有一个同学惊呼：“有贼！”大家“呼”地钻出了被窝。
　　只见一个人站在他床前轻声说：“不要叫，莫吵醒别人，肚皮要盖好被子，勿要受凉！”
　　大家睁眼一看，原来是总队长来巡视宿舍。第二天早晨朝会时，他对大家说：“昨晚我看了大家睡觉的样子，有的人赤身露体光着肚皮睡大觉，会受凉的；还有人穿着臭袜子睡觉，不卫生！”
　　江西地方政治学院开学不久，“四友实业社”（江西地方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在院内设置了一个贩卖部，给学员们香烟、糕点及其他日用品。喻松也同总务处打了招呼，让漆裕元在贩卖部的隔壁增设了一个书刊贩卖部，给学员供应宣传抗战的进步书刊。蒋经国也去看过，没有提出异议，多数人也认为有此必要。
　　可是不多几天，有位什么秘书得知书刊贩卖是喻松设的，便去问蒋经国。蒋经国半开玩笑地对这位秘书说：“设置这个贩卖部，事先我都不知道。但觉得有好处，给人方便。吃的能充饥，看的也同样充饥。”弄得这位秘书哭笑不得，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他常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工装服，爱与工人、学生交谈，比较深入群众。小蒋虽然是“贵胄”，但不爱与上层人士打交道，出席校务会议时很少发言。任保安处副处长时，常当面严厉批评高级职员的官僚臭架子和不负责任，引起当时省里高级职员的恐慌，而得到一般人的同情。
　　在军训总队部，喻松同蒋经国住对面房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喻向他询问有关苏联的情况也比较多。总的说来，他对于苏联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不满的谈吐，总的评论还是好的。他较多地赞扬托洛斯基，但也没有贬低斯大林。
　　小蒋说：“托洛斯基有过人的记忆力。比如，用一百个人单行横排着，每人报个两位数字，等到最后一个人报完后的两三分钟，这一百个人所报数字的总和，托洛茨基便正确地说出来了。”
　　小蒋还说，托洛斯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素为苏联红军所称道。他颇称颂苏联红军的纪律性和苏联人民的警惕性。他说：“苏联红军执行命令十分严格，凡是规定不能越过的警戒线，任何人也休想前进一步。警戒人员的态度很好，能耐心委婉地向你解释，也很有礼貌地和你说明道理，但原则是决不会放弃的。不管在城市或乡村，只要发现一个陌生人，大家都会警觉起来，会自动地严加监视，一定要把陌生人的来踪去迹查得一清二楚，否则决不轻易放过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蒋经国还告诉喻松：“苏联的军事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尤其是空军，已大大超过美国。苏联现正派出大批空军支援我们抗击日军，南昌将成为苏联红军的驻留基地。”
　　蒋经国是位闲不住的人。他常说：“不怕工作忙，就怕没事作。”在讲习院工作时，蒋经国身强体健，又爱劳动，干劲很足，与学员同吃、同住、同上课，以身作则，表现出一股朝气。每逢星期六，还带领学生打着赤膊和赤脚，清扫讲习院内的厕所，挑大粪送到农民的地里。夏收期间，他曾几次率领全体学员帮助附近农民抢收抢种。他对插秧割禾样样在行。
　　星期日上午，他带领学员下田参加义务劳动。他身穿工作服，赤脚穿草鞋，带头下水稻田，帮农民拔草。当地农民耘田完全靠双手双脚，弯着腰用手拔，双足踩，劳动强度大。在炎日如火，泥水蒸人，稻叶如刀，苗茂不透风等条件下，就是从小做惯的农民，也视耕田为畏途。俗话说：“读书人怕考，种田人怕拔草。”但是蒋经国却率领学员一下田就半天，不怕烈日晒，不怕溽暑蒸，不怕田里污泥脏，不怕苗里不透风。学员见到总队长以身作则，也就拼命去干。农民见到他这样不怕苦，为他们义务劳动，无不感谢。
　　有一次外出劳动，下乡去帮农民插秧，队员雷少山是一个在小集镇上生长的小伙子，没下过田。当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躬着腰杆插秧时，偶然看到左腿爬上了一只蚂蝗，正在津津有味地吸他的血，他吓得惊叫起来，不知怎么办。这时左侧有个人，用手掌替他拍落，还慈母般地说：“这怕什么！”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3）
他抬头定睛一瞧，竟是蒋总队长。他不觉为自己的大叫大喊脸红，再看总队长插的秧，整整齐齐，笔直顺溜，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
　　休息时，他对喻松和雷少山说：“我在苏联参加过劳动，种过地，打过铁，还扫过厕所。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劳动，现在手指也显得细了。”
　　政治讲习院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些人不把小蒋放在眼里，对蒋总队长从苏联列宁格勒政治军事大学学来的军训这一套，不加欣赏。但是每当小蒋率领学员义务劳动、收工归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浑身大汗，半身黄泥半身水，整支队伍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走进院大门的时候，许多教师、职员也就心悦诚服，自愧不如了。
　　训导处主任许德珩是一贯支持蒋经国的。他常在留学欧美的教师面前说：“小蒋能带头赤脚下田劳动，这种不怕苦的精神，是我们之间办不到的。我们应该认输，承认不如他。”小蒋对这些老人也以父辈视之，以晚辈自居，谦虚谨慎，恭而敬之。
　　在讲习院要结束时，喻松发现第三营营长在学员伙食上有贪污行为，便据实转报了蒋经国。他把这位营长找来，大动肝火，当众厉声斥责：“你还要不要做人？你这么搞，就离太阳远离土地近了。”
　　喻松同蒋经国去看过好几处难民收容所。有一次他们到石头街难民营吃了一餐饭，办得还好。一问难民，都说：“只有这一餐好。”蒋经国便批评了乱弹琴的所长。
　　蒋经国不只是光看难民们的住、吃情况，而且还深入难民之中去询问温饱，并调查难民中能为抗战出力的人才，一有发现，随即登记。例如，韦安仁是小学教员，蒋经国把他从难民收容所调到讲习院军训总队搞文书工作。韦后来跟蒋经国到赣南，当了定南县县长。如遇到难民控诉管理人员克扣伙食，他轻则当众斥责，重则转知有关部门撤换。可见，蒋经国对于他所认为的“四害”，确乎是深恶痛绝的。
　　当时，讲习院预定8月份停办，喻松顺便问蒋经国：“下一步作何打算？”
　　他答得干脆：“两个打算，一个是去西北开垦；一个是在江西选个县来作实验。”
　　大约是1938年的7月上中旬，正在讲习院临近结束阶段，蒋经国勿匆忙忙跑来对喻松说：“老头子来了电报，要我火速回去，这里的事情你照应。”
　　喻松说：“目前没有什么，不过在结束前你得赶回来，那时可能有许多事要处理。”他连说了几声好之后便大步走了。
　　这一去就是半个多月，直到7月底才回来。小蒋一回来便急着向喻松询问工作情况，是否有什么遗留问题得解决。
　　喻松告诉他：“结束工作基本解决。各县保送来的学员已悉数回县，只剩下在南昌招考的几十名区指导员班学员尚留院等候分配工作。”
　　小蒋立即拉喻松同去民政厅找王次甫厅长。他说明来意后，王次甫一面表示设法解决，一面又诉苦说：“我是老牛拉破车，分下去的人县里不一定接受。”
　　蒋经国却一变常态，用严峻的口吻对王说：“这个事你要负全责，务必在最近几天里分下去。”用这种责备的语气对人说话，在小蒋是极少有的。
　　这次蒋经国一回来，喻松就发现他情绪不对头，他变得表情深沉，素有的那种蓬勃朝气也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喻松去到他的卧室，他正坐在桌边思索什么。喻松先发问：“这次何以去了这么久？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咳了一声说：“一言难尽！”
　　喻又追问：“到底是为什么事？”
　　他低声说：“挨了老头子的训。”停了一会，他又稍稍提高嗓门说，“不知道什么人捣鬼，把我在江西的情况，添油加醋、捕风捉影地编造了厚厚一册‘情报’，送到老头子那里去了。老头子见面，话还没说，便气愤地将那册‘情报’往地下一掷，说了声‘你在江西做的好事，你自己看去，’便起身走了。”
　　喻松又问：“那册材料编造了些什么呢？”
　　他说；“总括来一句话，无非是指责我在江西包庇共产党。”
　　喻再问：“后来怎样呢？”
　　他说：“打这以后，每天有党国###来对我进行教育，戴季陶、于右任、居正、陈果夫等都来过，要我明确党的光荣史和伟大业绩，要体验创业的艰难，要领导抗战到胜利等等。稍后，陈立夫来了，他开门见山地要我参加国民党，并说：‘这是老头子的意思，如不办好参加党的手续，就不能回江西去。’”
　　喻进一步问：“你办了参加手续没有？”
　　他说：“办了，不办不行。回来前，老头子曾短时接见，再三叮嘱要以党的意志为本，三民主义是永远不能动摇的。”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4）
小蒋其实在上海上学时就加入了国民党，但那是秘密入党，到苏联留学后国民党籍就取消了，得到的是苏###籍。这时候他迫不得已公开加入国民党，他的联###证当然也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蒋经国回来后的头几天，郁悒寡欢，言行上也明显地收敛了，既少找人，也少说话，由“朝天椒”变成了“蔫茄子”。也不由他不蔫，小蒋回来后不久，蒋介石派了40名武装卫士来到南昌。当时，小蒋还在讲习院，他要喻松安排这批武装卫士的食宿。约一周后，这40名武装卫士便随蒋经国去了抚州温泉新兵督练处。
　　在讲习院这段时期，喻松有一点印象感受较深，即小蒋对父亲的命令是坚决服从的。蒋介石每月都给他写信，而且是用毛笔正楷书写，内容多半是嘱他认真学习《曾文正公家书》，并领会齐家修身治国之道，以及尊重上级、爱护部属之类的话。同时，也要蒋经国用毛笔正楷书复。在当时，这对于他确实是个难题，可是他认真对待，常一遍又一遍地书写，总要写到自己认为可以时才封发。他小条桌上摆着的惟一东西，就是蒋介石派人为他送来的四大本《曾文正公家书》，据说是蒋介石亲手用朱笔批点过的。
　　有一次，喻松故意指着《曾文正公家书》问他：“你对这个感兴趣？”
　　他只稍稍摇晃了一下脑袋，并没有吱声。这显然是表示不感兴趣或兴趣不大。可是，他还是每天按时阅读，很少间断。
　　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第一期区乡镇人员训练班，自1938年5月开学到7月训练期满，正当办理结业分配计划筹办第二期之际，日军沿长江进犯，赣北湖口、马当失陷，九江告急。讲习院连遭敌机空袭，部分房屋被炸毁，不得不暂告停办。王造时、许德珩、罗隆基等参政员赴重庆，蒋经国回到江西保安处坐冷板凳。
　　1938年冬，政治讲习院迁往泰和小溪头，1939年春，又南迁至赣州七里镇的梅林，继续开办第二期。不久，蒋经国接任赣南行政区专员，迫切需要大批基层干部。为适应他的需要，熊式辉在政治讲习院专门为赣南培训了一批区乡镇干部，其生源主要是原赣南11个县的在职干部，并公开招考了一部分，训练三个月后，全部都交由赣南公署分配工作，其中一部分成了小蒋的亲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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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练的新兵被小蒋练得服服贴贴（1）
江西政治研究院不办了，蒋经国又只有仍当那个虚设的保安处副处长。闲来无事，他便往下走动，常与保安团的下级军官来往，在士兵当中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兵役制度，揭露征兵时用钱买卖壮丁、虐待士兵的弊端，得到青年人的拥护，却又让熊式辉头疼。他又想把小蒋打发得远远的，免得尽在眼皮子底下找麻烦。可往哪儿打发又颇费心思。
　　蒋经国曾要求熊式辉派他出任南昌附近的永丰县长，但永丰县在江西是个比较大的县，熊式辉认为蒋经国太年轻，怕稳不住阵脚出乱子，没有同意，只允许安排他到赣南的偏远小县——安远县当县长。据说蒋经国曾到安远县去看了看，很不满意那块闭塞落后的巴掌大地方，就没有去。
　　小蒋仍然无事可干，东游游西逛逛，到处打抱不平，又在外面批评这指责那，甚至指责到省政府头上来了。熊式辉甚感厌烦，就像手里不小心抓了个刺猬。就在这时，熊彬出了个主意，成立一个新兵督练处，让蒋经国去管，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来管壮丁。熊式辉拍手称好，立刻批准，拨了四个团的壮丁交给他去训练。任命蒋经国为处长，柳昕为副处长。柳昕是熊彬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属熊式辉的亲信，派柳昕到新兵训练处，完全是为了暗中监视蒋经国的行动。
　　新兵难训，这难不倒蒋经国。
　　训练新兵，得找一个僻静地方，蒋经国听说临川温泉不错，就前去勘察。这里原来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人烟稀少，乱草丛生。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有一次宋美龄跟着路过这儿，她看到有温泉就来了兴致，下车洗了洗手，然后对蒋介石说：“大令，这温泉真好，可惜这儿太荒凉了，要是在这儿盖所房子，砌个池子就好了，我们可常来这里洗洗澡。”
　　宋美龄也就是顺嘴随便说说。一路跟随委员长夫妇的熊式辉省长，为了讨好宋美龄就马上征调民夫，只几个月的工夫就在这儿修起一座别墅，还开办了一个“励志社”。可是别墅修好后，宋美龄早就回到南京去了，日本人一来又到了峨嵋山，这儿就废弃了。
　　真是父母栽树，子女乘凉。蒋经国在温泉转了一圈，认为这是个练兵的好地方，夏天可以避暑，冬天可以洗澡，士兵们一定会高兴。于是他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场地选定后，小蒋就着手制定了练兵计划。他胃口很大，决定第一批要训练六个团。蒋经国虽说是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红军军政学校毕业的，但他没有亲自带过兵，尤其是国民党的懒散兵和当时威武雄壮的苏联红军又完全没法比，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国民党的兵多半是抓来的，莫说训练了，连把他们拘在军营都难，刚从农村抓来的壮丁甚至连做梦都开小差，一跑就是一大串，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小蒋的同事们都为此犯愁，怕兵多了不好管，六个团的新兵得多少人才能看住他们？
　　蒋经国也伤脑筋，正在他也一时无措的时候，他在俄罗斯军校和野营的训练经验在脑海活跃起来，他忽然灵机一动，高兴地说：“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苏联红军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的办法？”
　　部属问：“那是什么办法呢？”
　　小蒋说：“在加强军事训练的同时，要深入地对士兵进行保家卫国的教育，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说明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军人的神圣职责，把国家的安危和他们的家庭利益紧紧地联系起来。”
　　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不妨一试。蒋经国又眉飞色舞地说：“光这还不行，我们还要关心士兵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官长要去掉军阀作风，不许随便打骂士兵。另外，还要通知地方政府，让他们照看好军人家属的生产和生活。这样才能使战士安心服役打仗，去掉后顾之忧。”
　　新官新作风，蒋经国率先垂范，树立榜样。他把前苏联的官兵关系搬过来，运用自如，虽然山高皇帝远，他也不能太放肆，所以要贴上中国标签。刚好他在溪口学了王阳明的“知行统一”的哲学，那可是他老子喜欢的哲学，是很好的保护伞。他自己本来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如同家人。于是，令南昌官僚头疼的小蒋，在偏远的临川温泉热热闹闹地练起了兵。
　　经过深入的思想教育，树立了新的官兵关系。蒋经国又对一些“专以卖身给有钱人家顶替壮丁来赚钱的兵痞”进行惩处。这些兵痞十分可恶，他们卖一次得一笔钱，到了部队就跑，跑出来吃喝嫖赌干坏事，钱花光了再卖，有的已经卖过三次了。他对这样的“兵痞”执法如山，严惩不贷！这样一来，开小差的显著减少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纪律实在坏得很。有的人只要一披上军皮就趾高气扬，欺压老百姓，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视兵如匪。
　　

难练的新兵被小蒋练得服服贴贴（2）
为了整顿纪律，蒋经国明令宣布：公平买卖，不许骚扰百姓，不许调戏妇女，如有违犯，定要重办不饶。蒋经国再三强调：“我说话是算数的！”
　　小蒋在这个职位上，第一次杀人，下令把一名逃兵判处死刑。光毙不行，还得抚。他也制定若干新法令协助农村征募来的兵员，例如新兵在偿付旧债之前可以有三年的宽限期，地主必须继续把土地放租给士兵家属等等。
　　农历七月，烈日如火，炎热难耐。
　　一天上午，蒋经国正隐蔽在温泉对面的山坡荒地和竹林里，举着双筒望远镜观看战士们的军事演习。他放下望远镜低头一看，惊讶地发现两个穿着补钉衣衫的老太太和一个老爷爷哆哆嗦嗦跪在地上求救：　“蒋处长啊，这怎么得了呀，您老人家救命啊！”
　　蒋经国忙让卫兵把三位老人扶起来，问清缘由。原来在温泉附近有一家伤兵医院，住着一些轻伤员，还有一些伤愈后不愿出院上前线的兵痞，经常三五成群，到乡村里偷鸡摸狗，强奸妇女，欺老凌幼，无恶不作，老百姓叫苦连天，无人敢惹。
　　那一天，离伤兵医院附近的一个村子，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正在村外池塘边洗衣服，忽然从那边的大道上走过来五个伤兵。两个姑娘见了如狼似虎的伤兵端起衣服就往村里跑，可是已经晚了，回路已被伤兵堵住。他们强拉着这两位姑娘就往山脚下的甘蔗田里跑，姑娘们吓得大哭大喊。村里人闻声赶了出来要前去解救，伤兵们拔出手枪威胁说：“哪个敢过来，老子就送他上西天！”
　　乡亲们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推选老人拼着老命找蒋经国，请这位已有“为民除暴”名声的蒋处长替他们作主。
　　蒋经国听了三位老人的控诉，气得浑身发抖，气愤地骂道：“他妈的！不敢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躲在后方欺压老百姓，这群祸国殃民的狗东西，我叫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他处事素来果断厉害，立刻派了一个连，跑步把甘蔗林包围了。那五个兽兵正发狂地轮奸两个姑娘，两个姑娘哭爹喊娘已经气息奄奄，忽听外边枪声大作，知道事情不好，提起裤子没命地往外跑，屁滚尿流。外面己布下天罗地网，只好一个个束手就擒。
　　蒋经国随即召集全村老乡开会，控诉他们的罪行。村民们有的用棍子抽打，有的往他们脸上吐唾沫，受害姑娘的家属边哭边骂，又撕又打，五个兽兵被打得鬼哭狼嚎，满地乱滚，体无完肤。老百姓控诉完了，蒋经国下令把那五个家伙当场枪毙。
　　蒋经国这一举动，威震临川，民心大快。伤兵们躲在医院里，再也不敢出来为非作歹了。新兵团士兵们也受到震慑，纪律得到进一步加强。小蒋陆续制定了禁止对新兵体罚、开展文体活动、改善士兵生活等一套办法，并切实执行。基本上解决了士兵的逃跑问题，使得那些新兵都安心接受训练。这样新兵就好训了，用不着他多操心了。他沉下心来写一本如何练兵的小册子，不但要出实践成果，还要出理论成果。
　　

探望庐山孤军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938年7月，日寇沿长江西犯，马当要塞失守，九江陷敌。
　　江西省保安第三团及十一团，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手令，掩护薛岳、张发奎两大兵团安全转移后，自己却陷入了日军重围，被困在庐山。庐山三面被日军所围，上下山的道路九断其八，只剩下山南一条羊肠小道未被发现。两团官兵2000余人，由第三团团长邓子超与第十一团团长胡家位联合指挥，困守庐山之巅，在粮食极缺、弹药无继的困境中，坚持与敌顽抗。
　　保安第三团及十一团已成孤军，环境险恶，但壮士们并没有气馁。日寇多次仰攻扫荡，都被孤军凭借有利地势打退。日寇派来诱降的汉奸，被十一团团长枪毙。
　　蒋经国听了这些消息，又感动又焦急，决定冒险潜越日寇防线，亲上庐山劳军。8月底，小蒋奉命率领“江西省各界慰问孤军代表团”，从星子县境走小路登山。他穿草鞋，着士兵服装，身背驳壳枪，带领代表团人员和运输队，翻越岖崎山路。他好不容易上得山来，庐山已非昔日他拜见父亲时的面貌。他会见了团长邓子超、胡家位后，便去各处慰问官兵，到各个山头视察工事和观战，并在五老峰举行慰劳仪式。抗日将士发出了慷慨激昂的誓言：“我们誓死保卫庐山，抗战到底，消灭日本鬼子！”
　　蒋经国接着训话：“你们不是孤军，全国全省同胞都在支持你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抗战到底，一定能够得到最后胜利！”
　　“蒋太子”少将保安副处长冒险上山慰问，鼓舞了孤军的士气。一个姓章的分队长，率领八名壮士黑夜下山，摸到高垅陈村日军驻地，一刀结果了哨兵的性命。又摸进敌营，甩了几颗手榴弹，炸得日寇血肉横飞，争相逃命。八名壮士将缴获的日寇的枪支和一门迫击炮抬上山来。十一团在山下打埋伏，截击日寇，也缴获了机枪一挺。他们的英勇行为，得到蒋经国的当面嘉奖。
　　小蒋在庐山住了一个星期，住在十一团团部庐山图书馆内。他离开庐山的前一天，集合两团营以上的军官，在大月山上举行庄严的升旗礼。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在飘扬的国旗之下，蒋少将以悲壮的语调慷慨激昂地进行训话：“国旗代表国家的主权，国旗在什么地方，主权就在什么地方。现在庐山升起国旗来了，我们要拥护这国旗，保卫国家的主权，誓以血肉粉碎敌人对庐山的进攻！”
　　蒋经国沙哑嗓音里迸发出来的这一番话语，使孤军官兵们听得热血沸腾。邓子超当即代表孤军全体官兵表示：“我们在庐山升旗，是宣示我们的决心。我们决心以血肉保卫庐山神圣地区，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也要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
　　大月山上的升旗仪式，是蒋经国的杰作，它像一把烈火，烧旺了庐山军民的抗日情绪。当晚，便有400壮士奋勇下山，插到东清坂袭击敌营，毙敌200余人，杀死敌军官3名，缴获马枪10余枝、手榴弹和日军军旗等物件，极大地振奋了孤军坚守庐山的勇气和信心。
　　这支庐山孤军，后来遭遇重大损失终于撤下山来，庐山周围的游击队和民众，一直坚持抗击日寇至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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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赣南“土匪”式民团（1）
蒋经国一来到江西，就听说江西的南门口与广东接壤的赣南社会秩序不好，土匪横行，社会糜烂，民不聊生。
　　当时赣南有三大股土匪，专门为害老百姓。最大的那股土匪头子是赖天球，他本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师长赖世璜的部下。赖世璜是赣南石城人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是熊式辉的同学，北伐时，担任江西第四师师长驻守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