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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密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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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人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叫嚷着：“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有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小蒋看得清楚，有一批不三不四的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了：
“抗日救国，人人有分！”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再合适不过了。
雷宁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一杆子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台上台下都安静了。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参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脯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
可是，台下又鼓噪起来，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
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4）
小蒋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一个人喊：“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的，给我出去！”
那个人一抬头，见是蒋经国，不能不安分些停止拌嘴，东看看，西望望，在找寻什么，分明在听候幕后指挥。
小蒋又抬出身份来再说一遍：“我是保安处副处长，捣乱的听着，出去！”
那些人没有出去，只是老实些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觉。但是小蒋不肯罢休，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出去！”
那些贼眉鼠眼的人，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他们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小蒋放下了手，摸一摸下巴颏从容不迫地说：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挡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拥进来的都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台上马上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谱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汹涌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蒋经国站在台上，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衬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腰上的风纪带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橙橙的灯泡，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几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晕，扩大开去，把台下群众黑压压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光的玻璃窗，闪烁着闪烁着，给人一种热烈而迷离的感觉。只有群众的情绪是热烈昂奋的。
10月间，江西省抗敌后援会召开常委会，蒋经国以常委身份建议在后援会中另设一个行动委员会，小蒋为主任委员，周百皆（蒋的秘书）、曾伯雄（进步教师）和汤彤瑢为委员。并在该会之下成立了一个农民工作团，由曾伯雄任团长，汤任队长。任务是准备在南昌沦陷后到乡下打游击。
汤和一些青年朋友就这样在南昌近郊莲塘、樵舍等处，顶风冒雪地干了起来。从此以后，周百皆成了汤和小蒋之间联系的纽带。不久，小蒋同周百皆都到抚州新兵督练处去了。汤也就被调离了该团。
“蒋太子”行为方式很新鲜
蒋经国到保安处上班后，无事可做，甚感无聊。因为日常工作都由处长、参谋长处理。他只好自己找事做。
有一天早上，他身穿便服，头戴一顶半新半旧的遮眼礼帽，独自在南昌市区走街串巷。逛到府学前东侧的菜市场，他看见一个国民党警察正在殴打一个卖菜的农民，警察扭住农民的胸口上衣，脚踩菜筐，气势汹汹地向农民拳打脚踢。
小蒋看不下去，走上前去把警察拉开，顺手一推，警察猛不防往后退了好几步。一群男女老少围上来看热闹，人群中议论纷纷：“恶狗碰到恶猪婆，看他怎奈何！”
只见被奚落为“恶狗”的警察火冒三丈，拖住眼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恶猪婆”喝问：“你是什么人，敢来管我们的事！”
蒋经国没有回话，只是在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在警察眼前一晃。警察不看名片也罢，骤然一看名片上“蒋经国”三个字，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刚才还是神气十足的“恶狗”，一下子蔫成呆鸡，忙不迭“立正”、“敬礼”。
那时的南昌市的警察的确凶恶。南昌市号称“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国民党的省、市首脑对整顿市容和检查街道清洁，正搞得热火朝天。一伙警察把经念歪了，借此机会向老百姓敲诈勒索。南昌市警察局长黄光斗对敲诈勒索老百姓格外来劲，经常亲自督阵，闹得满城鸡飞狗跳墙。群众怨声载道，说：“南昌出了黄光斗，迷死猫儿害死狗。”局长既然如此暴戾，无怪乎警察对市民百姓逞威行凶，殴打卖菜老农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蒋经国看到警察软了下来，用告诫的口气说：“警察对老百姓要讲道理，哪能动手打人？下次如再胡闹，便要处分你！”说完，在菜市场转了一圈，径自离去。
警察当场丢丑，当然也是对黄光斗局长的一个打击。事后，黄光斗埋怨那个警察连蒋经国都不认得，其实小蒋如此行为方式，他心里也犯憷，于是连忙严令：“在提倡新生活运动中，警察打人，罪加一等。”
1938年初的某一天，小蒋在侍从的陪同下，身着便服游逛南昌街市，步行到豫章公园（今中山堂）对门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进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踏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小蒋跑过去看，原来是在房间里吃饭的一位上校军官，因招待员上饭稍慢了一点，就大发雷霆，将端上来的一碗饭朝服务员迎面泼过去，还打了服务员几个耳光，十分盛气凌人，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小蒋本来就喜欢打抱不平管闲事，见此情景更是火窜脑门，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你身为军官，岂允许侵犯人身？”
那军官见对方是个其貌不扬的“普通市民”，便傲慢地反唇相讥：“你是什么东西？关你屁事！多管闲事。”
居然被称为“东西”，蒋经国被激怒了，责问那军官：“你违反军纪，殴打店员，是不是犯法？我倒要问你是什么东西？”
那军官有眼无珠，不知对方的来头，气势汹汹地掏出手枪，在桌上一拍，喝道：“老子毙了你！”
小蒋的侍从正待拔枪，被蒋制止，但那军官还在神气十足，骂骂咧咧。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己的名片。名片就是等级就是特权，“蒋经国”三个字比所有官衔都值钱，小蒋本心虽然不讲特权，平易近人，但在特定场合他也要使使名片代表的特权。那军官一见名片脸色大变，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被名片镇住了，显出了一副狼狈的样子，连连认错求饶。三街两市观热闹的百姓则拍手叫好。
小蒋看了一看军官番号和符号，便随手写了一张字条，递给那军官，厉声说：“我命令你，拿这张字条，自动到军法处去报到，听候处理。”
那军官一看字条吓软了，立时臭汗淋淋，立正敬礼，当面请罪。蒋经国把手一扬，那军官屁滚尿流地拿着字条灰溜溜走了。
后来蒋经国告诉毛宁邵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阿爹，以后关了那个军官六个月的班房。”
管了警察又治军官，小蒋因为这“菜市场”和“六扒馆”事件 ，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誉。
小蒋在街头转悠得多了，便渐渐了解了一些民情，知道了警察、军官后面的一些污七八糟的事，在一些公开场合直率地指责当时的江西省政府民主作风欠佳，官僚腐败风气甚盛。
他的这些言行，严重地损伤了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利益，引起官场许多人私下议论和不满。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1）
小蒋“私行察访”上了瘾，一发不可收拾。1938年的元宵节，他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
毛宁邵开车送他到景德镇，刚住下，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都来向蒋经国借钱买烟抽，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蒋副处长兼任着江西伤亡管理处长，找到他就有办法。伤兵们把大门围住了。当时，恰好毛宁邵在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毛宁邵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吧。伤兵们散了，准备明天再来。晚上毛宁邵和蒋经国商量，惹不起躲得起，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让难缠的伤兵们扑了个空。
他并没有离开景德镇，而是化妆成平民百姓，穿布衣，着草鞋，出没民间。他突然来到乐平。当时彭克勤任县长，酆景福任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小蒋不公开拜访他们，悄悄地住进一家旅店里，每日便服简从，出没于城市乡村，混迹在大街小巷，东瞧瞧，西听听，了解民间疾苦，搜集社会弊病。他居无定所，行无定踪，究竟在乐平呆了多久，谁也说不清。弄得专员和县长到处打听他的行踪，惊恐不安。
最后，小蒋终于在县政府露面，赫赫“蒋太子”，突然下访小小县令，让彭克勤这个芝麻官手脚失措，啼笑皆非。
次日，小蒋饬令彭克勤召集保甲长，火速口头通知各家各户，要在县政府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
阴天细雨，又是元宵刚过，乡民们都还窝在家里烤火、打牌，一般都不会出门。这天男女老少齐出动，多半出于好奇心，想瞻仰一下“太子”的风貌，济济一堂，连门口和窗户前都站满了人，大家昂首翘立，静候“太子”驾到。
衙门都难进，老百姓平时也不愿意靠近。这天县府门口却撤去了岗哨，大开正门，任凭自由出入。礼堂不加任何布置，台上不设任何座椅，不摆花卉。只是在讲台上放一张长条桌，后面用个木架撑着一块大黑板，条桌上放一匣粉笔和一块擦子，和课堂一式无二。这大概是小蒋的要求，好让老百姓不感到拘束。
不久，彭县长恭引蒋处长登上讲台。百姓眼中的“蒋太子”中等身材，有点胖，身穿戎装，神采奕奕。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讲写写，写写讲讲，好像教师上课一般，足足讲了大半天。彭克勤则毕恭毕敬以立正姿势侍立在侧，当讲到官吏受贿、苛政虐民等弊端时，彭县长芒刺在背更是汗流额面，无地自容，可怜又复可笑。百姓则窃窃私语，指指划划，好不开心。
他们最开心的还是小蒋的讲话，说出了人民的疾苦和群众的心声，说出了一些平民百姓平素敢怒而不敢言的事，批评了国民党军政部门的许多弊端。他讲得慷慨激昂，痛心疾首，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时间虽长，无一人中途退场。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只间或有人唏嘘嗟叹而已。
小蒋的演说才能当地官吏无人可比，更无人可比的是他不讲空话，痛贬时弊都举出许多实例，亦庄亦谐，形象生动。
实例之一：“克扣粮饷”，不给士兵吃饱。
当时乐平县设有一个自卫大队，队部设在大寺上“上谕亭”（清代迎接圣旨的地方，后改为女子小学）。其中有个军官，南昌人，长着一颗患过癞痢的光秃秃的脑袋，绰号“蕃瓜头”，为人凶悍，常见他打骂士兵和百姓。一天，自卫队开午饭，他手执皮鞭，站在饭甑旁边监督士兵盛饭，一般大的饭碗，不准冒尖，不准压紧，不准再添，多数士兵吃不饱。谁想多盛一点，“蕃瓜头”举手就是一鞭。这个情景正巧被微服的小蒋亲眼看见，这个军官就倒了大霉。蒋处长在大会上火冒三丈地说：“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自卫队连饭都不让士兵吃饱，还指望他们冲锋陷阵保家卫国吗？国家发给每人每月45斤粮哪里去了？不是有一半被你们这些当官的层层吞吃了吗？”
他用手一指彭克勤说：“你们这些当父母官的为什么不管一管？”彭克勤正结结巴巴想解释，他又一拍衣服荷包，“中国这些当地方官的，上任的那一天，的确是两袖清风，口袋里空空的；可是走的时候，全身上下的口袋都破了，怎么破的？叫金条、银元和钞票胀破了……”礼堂里暴发一阵大笑，把个彭县长整得恨不得钻地缝。
实例之二：“强买蛮夺”，当兵的欺侮老百姓是常事，老百姓怕兵是常理。凡是穿军服的，老百姓都称之为“披着老虎皮的凶神恶煞”。特别是进城卖菜的农民更是吃惯了当兵的苦头，见到当兵的上街买菜，莫不纷纷向街道两旁的小巷躲避，躲不及的只好自认晦气。菜价任凭赏赐，一言不合，不但菜担翻天，瓜菜满地滚，还要挨顿饱打。这土匪江湖场面也叫这位“蒋太子”亲眼看见了。他亦庄亦谐气愤地说：“我们的老百姓太苦了，一担菜也来得不容易呀，辛辛苦苦挑上街来，想卖几个钱，得到的报酬却是‘五吊’（一掌五指，谐称五吊）‘一元’（即一拳）和‘一角’（一脚）。”他边说边比划，引得哄堂大笑。接着，他严肃地说：“当兵的不讲理，欺侮老百姓，这样的兵，老百姓会拥护吗？能拿去打胜仗吗？归根结底，还是要怨当官的，平时教育不严，克扣他们的粮饷和伙食费，他们不敢找当官的，只好在老百姓身上出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麻虾，倒霉受苦的还是老百姓……”这些话国民党的官员哪个敢讲？只有小蒋敢讲，他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人们自然给他热烈鼓掌。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2）
实例之三：“贪污舞弊”。抗日战争初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一日数涨，因而田赋改征实物。这便给承办人员大开了贪污之门，收进以优为劣，压级压秤，扣潮扣杂，百般挑剔，千般盘剥。这种情况也被小蒋打听得清清楚楚，举出实例，使得彭克勤面红耳赤。
实例之四：深夜搜查，借故勒索。夜深人静，当人们一天疲劳进入梦乡时，突然响起一阵砰砰的急促敲门声，人们都习惯地知道“查户口”的来了。赶忙披衣起床，全家列队静候点名应卯，经过一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角头角落的搜查，如果有漏报人口的临时来客，就成了他们的“猎获物”，机警的户主懂得其中奥妙，塞点烟酒钱，也就化险为夷，万事大吉。否则，也许当场像变戏法一样，会在床上搜出一块大烟土（鸦片）来，或者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把你一锁就带走了。这些社会黑幕，小蒋以生动的描画和诙谐的语言形容得淋漓尽致，听众捧腹，笑中带泪。
实例之五：“抓丁抓夫”和“捆绑壮丁”。政府只管要兵，不重视士兵福利，不保障军属生活。进了兵营，吃不饱，穿不暖，不死也得脱层皮。人人不愿当兵，兵源愈来愈困难。终于变成了“抓丁拉夫”，被抓去的壮丁形同囚犯，剃光头，受禁锢，行动不得自由，连大便都有人监视。送部队点交时用根又粗又长的麻索缚住手臂，像蛤蟆一样串成一长串，走不动的就拳打脚踢，视之如猪狗。这些丑恶场景恰好也被小蒋撞见，他痛心地说：“这些被抓来的壮丁是人，人不是牲畜，却受到这种种非人的待遇。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就因为穷，没钱行贿，就被抓来当兵，这样抓来的兵又怎能敌忾同仇去保家卫国呢？”
官员们哪有把老百姓当回事的？偶尔把老百姓呼来不是训斥打骂，就是摊派勒索，而蒋处长既不训斥打骂又不摊派勒索，说的都是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听了叫人痛快。只有站在一旁的彭县长灰头土脸，被奚落嘲讽得好不自在。
小蒋视察乐平之后，开车前往五区专署，视察国防工程。五区专署设于景德镇，这国防工程所在地距景德镇有十余华里，不通汽车，按当时官场惯例，已备好轿子伺候。蒋经国对于象征腐化的轿子看都不看一眼，拒绝乘坐，坚持步行。这可把当地官员整苦了。陪同视察的五区专员酆景福、浮粱县长屠孝鸿、波阳县长吕伯荩、乐平县长彭克勤等，各自都有自己的轿子，蒋处长不坐，他们哪敢坐？只好随同步行。这班专员县长们平日养尊处优，被伺候惯了，一个个身体肥胖，行动不便，对于这往返约三十余华里的步行，叫苦不迭。蒋经国哪管这些，何况又成心要他们难堪，他健步如飞，除运动员出身的波阳县长吕伯荩勉强能跟上外，其他人均远远落后。小蒋看到这种情形更是乐不可支，更加快步奔走，专员、县长们不得不拼命跟随，累得气喘嘘嘘，疲惫不堪。被小蒋整得心神交瘁的乐平县长彭克勤一不小心，“扑通”跌倒在地，幸亏侍卫急忙扶起。
蒋经国没有放过他，又在###上演说：“国难时期，凡我公务人员均应加倍振作。现在有的县长连路都不会走，跌跤了，这怎么行呢？”
蒋经国整得县长跌跤，在江西官场一时传为笑话。
地方党政首长被整得狼狈难堪，他们不敢跟“蒋太子”公开较劲，只有秘密告状一途。因为小蒋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弄得地方官员个个紧张，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和告状信件，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不过，那时候他的确与共产党打得火热。他不仅经常参加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活动，还担负了另一个任务，为在南昌的苏联航空大队做翻译，照顾他们的起居。
为了帮助缺少空军和飞机的中国抗日，苏联飞机不断地飞来南昌，而且越来越多，南昌和武汉两地，经常驻有一百几十架各种类型的战斗机。接待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任务，原由江西励志社负责办理，办理得不好，因蒋经国在苏联多年，并一度学过空军，对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了如指掌，便换了他来办理。由于他参与此事，使接待工作做得更为周到。蒋经国常组织些联欢节目，激发了苏联空军人员的战斗意志。抗战初期武汉空战大捷，苏联飞行员一举歼灭敌机十余架。
后来在苏联空军担任少将的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回忆说，那时，他也在南昌航空大队，几乎每天都见到蒋经国，那是个卓越的人，关系处得很好。小蒋还悄悄告诉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的党证，他从未退出苏共。在小蒋的努力下，苏联航空大队跟他夫妇一起看过一场电影《夏伯阳》。那是小蒋从苏联大使馆弄到的，由他本人担任翻译，中国年轻的飞行员边看边欢呼，挺崇拜苏联英雄的。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3）
蒋方良跟苏联飞行员也处得很熟，常在一起喝茶。苏联飞行员发现，小蒋跟妻子一起时，都是说俄语，从不说中文。
1938年8月，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临回国时，蒋方良来看他，感伤地对他说：“阿廖沙，你要走了，替我亲吻祖国的土地！”
阿廖沙劝她：“你也回来看看吧！”
“不，这不可能！”
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阿廖沙理解她是没有自由的。蒋方良从不干预丈夫的工作，从不参政，好不容易适应了在中国金丝笼似的生活，好不容易获得周围中国人的尊重，她也爱着自己的丈夫，回苏联是不可能的，她只好把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愫深埋心底。
在南昌这段时期，蒋经国为人随和是人所共知的。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适应。对爱歌唱跳舞的，他能随同合唱或参加表演；对好讲笑话的，他也能说些引人哄堂大笑的故事；对商讨问题的，他常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已作出决定的安排，他也从不变更。这一切，无疑是受人欢迎的。
有人欢迎就有人怨恨。小蒋在南昌呆着是越来越让熊式辉头疼。小蒋因为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的###上演讲，招待苏联航空大队看苏联电影，又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种太过进步的举动招来嫌疑。连蒋介石也接到报告，指控小蒋过分热心，采取左派做法在南昌搞得翻天覆地。熊式辉会做官，他心里虽然不满小蒋的言行，但表面上却为小蒋辩护，在老头子那里为蒋公子开脱，说他的言行基本上符合国民党的规范。不过，这些指控还是起了作用，戴笠奉蒋介石指示，召见安徽省“忠义救国军”（戴笠控制的另一个特务组织）负责人文强少将，布置特别任务。文强出身于湘江岸边的世代为官的豪门大家，是文天祥的23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他作为共产党的早期干部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历任连营团旅师长，也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和军委代理书记。他脱党后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他和蒋经国有类似红色经历，年龄也差不多。戴笠告诉他，蒋介石要他定期和蒋公子谈话，讲解中国国内政情，继续洗脑，这样“太子”才不致于继续受到共产党影响。此后一年半的时间，文强每个月和小蒋见面谈话一次。
蒋经国倒很欢迎这种谈话，他从苏联回来不久，就被幽禁在溪口洗脑，对中国国情和官场习气实在了解甚少，有人来谈谈还不好？他和文强见面时很注意聆听，借此机会了解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以及重要人物的习性、根底和特点。但是在谈话中，小蒋在苏联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依然影响他的思想，对苏联的好感也不是一下子能从脑海里抹去，一不小心就从他嘴里溜出来。他经常以“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蒋家姻亲，对这些当时的大人物显得很不恭敬。后来他接受文强建议，在谈及知名人物尤其是亲戚时，不要用这种不屑的说法。不过，蒋经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借用他父亲婚姻关系带来的方便。文强虽然同情敬佩小蒋的观念，但职责所在也必须提醒小蒋，不要对苏联屡有好评。文强每次和小蒋谈完话，都做下笔记，呈交戴笠，戴笠再转呈给蒋介石。可怜贵为蒋委员长的儿子又是少将保安副处长的小蒋，仍然受到监视，不能随便说话的。
后来他发现，这种监视是太普遍了。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中国后，很快就发现国民党编织了相当广泛的情报特务网。当时最大的两个情报单位，一个是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军统），一个是陈氏兄弟主持的中央统计调查局（中统）。此外，各军种、中央警察、省政府、中央银行及其他官僚机构，也全都设有特务组织机构，互相窥伺，也侦查日本及中共的活动。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不但监视军人，也针对特定民间人士进行侦察监控。这种普遍的特务情报网络，他倒不感到新鲜，他感到困惑不安的不是情报机关的任务，而是它们和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秘密帮会关系密切，像藤缠树树缠藤一样，错综复杂。他厌恶这种现象，蒋经国以后在他自己的辖区内，努力清除与黑社会的关联。不过，他依然相信非常需要维持一支秘密警察，情报网络也要搞，只是不要跟黑社会有瓜葛。
“蒋公子”不同凡响的行为方式令南昌百姓感到新鲜，也有好感，却令地方官员越来越头疼，告状的越来越多，甚至告到了重庆他老子那里。熊式辉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寻找机会，把爱管闲事有些共产党味道的小蒋调出南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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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1）
熊式辉终于找到了挤小蒋出南昌的机会。
1938年春夏之交，赣北战事稍见平静，熊式辉决定创办集训区、乡两级行政骨干的“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选定坐落郊区梅岭原用来集训学生的夏令营作为院址，派在保安处无事可做的小蒋兼任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的总队长兼训导处副主任（主任是民主党派的名人许德珩），负责训练基层政治干部。
有事做就行。小蒋把拟定的办院初步方案给了喻松一份，要他加以研究提出意见。喻松看后，获知该方案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集权于总队，设总队长和总队政治指导员统揽其事。他认为总队的职责过重，似应设置相应的机构以补不足。小蒋便恳切地要喻松去和他共事，并希望他能出任总队政治指导员之职。喻说：“保安团的工作怕离不开。”小蒋说：“这个你不用去管，完全由我去办。”
几天之后，地方政治讲习院的组织方案和主要负责人选都决定下来了。熊式辉本人兼院长，省政府委员肖纯锦兼教育长，下设三个处和军训总队。教务处长王造时，教育厅厅长程时痊兼副处长；训导处长许德珩，小蒋和民政厅厅长王次甫兼副处长；建设厅代厅长杨绰庵兼总务处处长；蒋经国任军训总队队长，原保安二团长曾戛初兼副总队长（因筹建预五师未到职），喻松任总队附。雷洁琼为妇女连生活指导员。教师中多系民主党派知名之士，学者名流，如孙晓村、潘大逵、彭文应、程希孟、许鹏飞、陈忠经、罗时实、熊芷、沈兹九、刘清杨等。中###员夏征农亦参加任教务处出版股股长，主编院报。该院第一期招收和调训区、乡、镇人员共1200余人，训练期为三个月。参加受训者，一部分是沪宁沦陷区流亡的大中学校青年学生，另一部分是江西省本地人中志愿担任地方各级行政干部的人员。入学前均须经过甄审和考试。
一开始，蒋经国、曾戛初和喻松便把军训总队的工作全盘规划出来了，计划将千余名学员分别不同班次编成三个营、十二个连，以便实施军事训练和生活管理。可是，大批的军事干部来自四面八方，行动难于划一。为了使他们对学员的生活管理有个明确的认识，对军事训练有统一的规范，于是赶在5月1日开学之前，对军事干部进行了一次统一步调的短期教育。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高潮时期，熊式辉为了迎合这一历史潮流，有意把讲习院办成江西的“民主橱窗”。因此，延聘来的导师，如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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