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罪-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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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企先死后，田珏等失势，蔡松年、曹望之、许霖三人敦促辽王宗弼以田珏等人结朋党欲造反的罪名，向熙宗上奏。于是，熙宗下令，将田珏等人打入牢狱，同时四方搜捕他们的党羽。
　　田珏、刑具瞻、王植、高凤廷、赵益兴、龚夷鉴等人都死在狱中，他们妻子和有所往来的34人都被发配到海上。另外牵连者有40余人，制造了一大冤案。而蔡松年、曹望之、许霖却都得到了提升。田珏冤案的受害者都是中正之士。他们含冤身亡，使熙宗朝失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国家自然也蒙受了损失。
　　经过这三大冤案，希尹、韩企先多年选拔的朝中文人队伍几乎灭绝。此后，宗弼以蔡松年一派代替了韩企先集团。
　　公元1149年，熙宗驾崩，海陵王完颜亮继位，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建设，实行全面汉化政策。但是海陵王对皇统党冤狱案却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与海陵朝当政的宰相有关，张浩是海陵朝重要辅政者，他是蔡松年的密友，海陵王即位后，擢升蔡松年为吏部侍郎，不久又升任户部尚书。到了正隆年间，也就是公元1156年到1160年的时候，蔡松年又升为右丞相。张浩和蔡松年联袂辅政，注定使田珏冤案在海陵朝遭受冷遇。海陵朝虽然对田珏冤案漠不关心，但是由于舆论压力，还是赦免了孟浩等32人，恢复了他们的人身自由。。　最好的txt下载网

金朝皇统冤案—（金朝）（2）
公元1161年，世宗即位，朝中人才短缺，世宗眷念已故的韩企先。于是，在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的时候，他召见并起用田珏冤案的幸存者孟浩、田谷、王补、冯熙、王中安等人，任用孟浩为侍御史、田谷为大理丞、王补为工部员外郎、冯熙为兵部主事、王中安为火山军事。冤案的其他幸存者李子翰、王仲通、马柔德等人也都一一复官录用。后来，这些田珏冤案的幸存者都为世宗朝的政治、文化、经济建设做出了功绩。可是，世宗对田珏冤案的冤死者却没有*昭雪。
　　世宗死后，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崇尚儒雅的章宗即位，在这一时期名士辈出，明昌初年出现了良好的政治局面。章宗曾下诏追复冤死者，但由于当时蔡松年密友张浩的儿子张汝霖执政，官官相护，横加阻止，死者的冤屈没能得到昭雪。为了田珏冤案的彻底*，朝中君臣曾作过不少努力，最后才得以追封加爵，他们子孙才得到抚恤。
　　金朝政治上的混乱和矛盾，其官吏制度的弊病和政治集团的*在整个皇统党狱过程中暴露无遗。
　　熙宗初年，公元1135年，女真改革派完颜希尹、汉人宰相韩企先、金朝扣留的宋朝使者洪皓等人，共同制定了礼仪、制度，为“天眷新制”的完善和施行做出了重要功绩。
　　因此，熙宗时期的天眷改革，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统治，同时也加强和提高了汉人官员的地位。其后，宗弼当政，独断专行，接连制造冤案，对朝廷政治建设造成很大的破坏。到皇统年间，熙宗本人也变得固执多疑，他既不喜欢女真功臣，也不喜欢汉族文官，终于导致田珏党狱。
　　皇统党狱的构成，一方面对国家造成人才损失，而且挫伤了广大汉族文官的锐气，造成汉官对政务的缄默。皇统党狱后，朝廷在职的人员苟且混日，成为风气。皇统党狱所带来的严重恶果，熙宗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制造冤案的宗弼却缺少政治家所具备的远虑，为人骄矜刚愎，树党固权，造成朝廷内外极大的混乱。皇统政治的*，不仅挑起帮派争权和民族偏见，而且导致了海陵王的宫廷政变，结束了熙宗朝的统治。
　　公元1149年到公元1161年，海陵王在位，他把加强集权制和统一江南作为他执政的目标。海陵王十分重视任用汉人官吏。由于在海陵朝蔡松年、张浩执政，田珏冤案未能提到日事议程。这里无须指责海陵王。其主要责任在于蔡松年和张浩二人。
　　再说世宗，他天资仁厚，即位的第二年，公元1162年，就召见田珏冤案的幸存者，恢复他们的官职，为皇统冤案的彻底*打下了基础。世宗任用田珏党人，除了大定初年人才奇缺的客观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一向注重。遗憾的是，世宗明知田珏党案都是蔡松年造成的，但他对此案却没有予以彻底*。这一点，可以反映出世宗“善于守成”和“贪安”的政治作风。
　　到了晚年，世宗更是沉溺在享乐之中，没有任何作为。到了公元1189年，章宗即位时，田珏冤案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才下诏追复亡者，但是，又由于当时的执政者张汝霖的阻止而搁置。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张汝霖死后，章宗才下诏追复死者的官职，抚恤他们的子孙。可惜，章宗初年的正常朝廷秩序没能保持多久，就由奸佞之臣把持国政，勾结李妃，继续制造了一系列新的冤案，致使金朝最终走向衰败。
　　

谁制造了胡惟庸案—（明）（1）
胡惟庸当了宰相，执政两年半，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被杀。野史里有一个“云奇告变”的故事。讲述了胡惟庸的死因。然而，这是事实，还是杜撰呢？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不是公元1380年正月，而是公元1380年的夏季。这一天，位居中书左丞相的胡惟庸请朱元璋驾临到他府上观赏“醴泉”。“醴泉”是什么景观呢？就是一口井，据说这井里的泉水像美酒一般香醇清新。真有这样奇特的“醴泉”吗？胡惟庸说有，他告诉朱元璋，这是祥瑞之兆，陛下您来看看。
　　朱元璋很好奇，决定去看看。这一天是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出宫，往胡惟庸府上去。护卫他的车队走了没多远，有人从道路旁边冲出来拦驾。卫士以为是刺客，冲上去对拦驾的人拳打脚踢。事实上，这人根本不是刺客，他是个宦官，西华门的内史云奇。挨了一通乱打，云奇奄奄一息地手指胡惟庸府的方向，说不出一句话。朱元璋多精明的人，心想这里面有事儿，旋即转身返回西华门登楼远望。这一望可把朱元璋望出了一身冷汗！怎么样呢？他瞅见不远的胡府亭台上站着很多披甲执剑的武士，埋伏在走廊和墙后。
　　明摆着，这胡惟庸要谋反！要暗杀自己！朱元璋急忙派兵前去围剿，三下五除二，就逮捕了胡惟庸，将其赴市正法。
　　而那位大忠臣云奇被打后，伤势过重，很快也死了。
　　事情真的就是如此简单吗？胡惟庸真有谋反之心吗？
　　朱元璋当皇帝以前，胡惟庸的官职一直不高，最高才做到正三品太常卿。这个官也没什么大权，就是负责祭祀啊、礼仪啊等事情。先前他还担任过县令、通判等职务。
　　到了明军夺取了大都城，胡惟庸才做了中书省参知政事。大家知道，明朝是延续元朝的旧制，这中书省就是国家的最高部门，下管六部和各地行政机构，参知政事是从二品的官儿。
　　这时候，大明朝的宰相是跟着朱元璋起家打天下的韩国公李善长。可他年老多病，常常不能料理政务。一切事务实际上都是由右丞相杨宪说了算。在这种情势下，朱元璋打算换个年轻点的代替李善长。他想到了刘伯温。可好说歹说，刘伯温就不答应，一次又一次推辞。朱元璋没办法，就问刘伯温，你看杨宪这个人怎么样？
　　刘伯温对杨宪的评价褒贬参半，说此人能力是有，可器量狭窄，如果当了宰相，恐怕不能做到公正。
　　得，就这个评价，把杨宪从候选名单中画去。
　　接着，朱元璋又说了一个人——中书省左丞相汪广洋。
　　刘伯温的回答更糟糕，说此人的器量还不如杨宪。
　　左也否决，右也否决，朱元璋想了又想，想到了胡惟庸。刘伯温说，胡惟庸是一匹劣马，哪能驾车。
　　这么一来，朱元璋所提的人选一个都不合适。然而，朱元璋只是咨询，并没有听取刘伯温的意见。他坚持己见，发布了两道任命。一道是任命汪广洋为右丞相，另一道是将胡惟庸从参知政事擢升为左丞相。
　　这刘伯温既是个乌鸦嘴，又是个预言家。他说汪广洋不能担任丞相一职，果然说中了。这汪广洋喜欢喝酒，喝起来没个够，不仅不管事儿，还误事儿。朱元璋一气之下，把他贬为广东行省参政。
　　右丞相的位置又悬空了。谁来接替呢？这个时候，李善长挂个太师的虚名隐居了，汪广洋也给贬了。就剩下个胡惟庸。这么着，胡惟庸当上宰相，独揽朝政大权。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谁制造了胡惟庸案—（明）（2）
这胡惟庸和汪广洋不同。汪广洋是个玩家，胡惟庸是个干实事的主，办事能力很强。因此得到朱元璋的宠信。本来就是一步登天，再被圣上一宠信，胡惟庸有点儿忘乎所以，渐渐变得骄横而狂妄。
　　根据《明史》中的记载，胡惟庸的越轨行为可归结为三方面。
　　第一，办事不汇报朱元璋，自个儿独断专行。
　　第二，私拆朝廷各部上奏朱元璋的奏疏，有对自己不利的就私藏。
　　第三，收受贿赂，要升官的，犯错了想逃避处罚的，都给胡宰相送礼。礼物五花八门，有珠宝有名马有古玩。胡惟庸从来就不拒绝，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那么，权力欲高速膨胀的胡惟庸，这时候还不满足吗？他一定要谋反，除掉朱元璋自己登上帝位吗？
　　看一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朱元璋给胡惟庸最初定的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擅权植党”。这一罪名要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九月说起，当时占城国来进贡，可是接待人员没上报给朱元璋。这事让一个宦官知道了，就私下通报给朱元璋。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即责问胡惟庸和汪广洋。这两人磕头请罪，申明说这个事情应当由礼部负责，所以过错在于礼部。
　　朱元璋质询礼部。礼部又推向中书省，说这事儿应该由中书省负责。
　　这可把朱元璋给气坏了，你推我，我推你，踢球呢？于是，朱元璋下令，把所有相关人员全部关进牢狱。说来这只不过是一次办事人员的疏忽大意。可朱元璋不这么想，他感觉受了一伙大臣的蒙骗，自个儿被架空了。这朝廷上还有谁可以信任呢？必须查，查清楚。可查来查去，没个结果。没办法，只得找一个替罪羊，谁呢？倒霉蛋汪广洋。朱元璋将他赐死。
　　这事儿到这里也就算过去了，哪知道节外生枝——这汪广洋有个叫陈氏的侍妾，汪广洋死后，她自杀殉夫。
　　朱元璋认为这个女人品德很高尚，要给予表彰。可一查这陈氏的出身状况，才知道她是犯官之女，被卖为官奴的。按照规定，官奴只能赐给功臣，不能纳为妻妾。朱元璋再度愤怒，再一次审查相关人员。这次审查六部官员，包括胡惟庸都受到了牵连。这么一搞，朝中人心惶惶，相互弹劾。想的都是把对方整倒，把自己从是非堆里摘出去。
　　公元1380年正月，大臣们纷纷上疏弹劾胡惟庸。
　　御史中丞涂节诬告胡惟庸有谋反篡位之心。前御史中丞商嵩也弹劾胡惟庸，说他擅权。朱元璋派人彻查胡惟庸，并未查处谋反迹象，所以，先定了个“擅权植党”的罪名。不久后，又查出胡惟庸的其他罪名——勾结北元、勾结倭寇等。案子审理整整十年，不仅查出胡惟庸的诸多罪恶，而且他的同党也暴露出来，这其中有太师李善长、大将陆仲享、名臣宋濂等。朱元璋是大开杀戒，受到株连而丧命的人多达三万余人。
　　由此可见，所谓“云奇告变”一事，是野史学家的段子，并非历史真相，这是其一。其二，胡惟庸真的有那么多罪恶吗？
　　我们知道胡惟庸担任宰相的时间，他从洪武十七年开始当宰相，到洪武十三年正月被处死，算起来总共的执政时间才两年半。如果他要谋反，势必需要一系列的安排和筹划。因为胡惟庸虽然当了宰相，可终究是一个文官，手里也没掌握兵权。如果他要造反，只有拉拢有兵权的人。他拉拢了吗？准确地说，是乘虚而入。　。　想看书来

谁制造了胡惟庸案—（明）（3）
朱元璋手下的武将大多是开国功臣。所以居功自傲，骄纵枉法。遭到朱元璋训斥、贬官后，怀恨在心。这就给胡惟庸提供了一个空间。他将这些人拉拢，作为自己的党羽。
　　这里头有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吉安侯陆仲享，一个是平凉侯费聚。他们很快和胡惟庸结成死党。胡惟庸利用他们招兵买马。这时候，胡惟庸并不是要造反，而是为应付变局所作的准备。这之后，胡惟庸还把老上司李善长拉下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然后利用李佑去游说李善长。年事已高的李善长已经没办法制约胡惟庸等人，只得说，我年纪老了，你们等我死了再胡作非为吧。
　　这一切说明胡惟庸具有谋反之心，但没有下定决心谋反。他的谋反之心多半在于自保。因为朱元璋对王朝内部权势显赫的王侯将相越来越猜疑，加上那些开国功臣的骄纵违法，官僚中形成各派集团，有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有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间的矛盾，他们互相倾轧排挤，在朱元璋面前攻击对方。面对这份乱劲儿，朱元璋必须向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和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开刀。而官僚集团之间的相互攻击，恰恰可以为朱元璋所利用，他可以一个个地来收拾他们。
　　胡惟庸当然撞在刀口上，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他。同时被杀的还有陈宁、涂节等数人。可是，单以这一条罪名，就把宰相给处死了，实在有些说不通，于是，在胡惟庸死后，案子又接着调查，又给胡惟庸加上“通倭”、“通寇”和“谋反”的罪名。并且案子不断牵连扩大。
　　到了十年后，案子又有了新的突破。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明军与北元军交战。所谓北元，就是元顺帝被赶出大都后，逃回北部草原，史称“北元”。这北元军中有一名将领叫封继，他在明军大将蓝玉北伐时被俘。据他供认，宰相胡惟庸曾经通过他与北元太子爱蝤识理达蜡联络，打算向北元借兵，推翻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朱元璋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封继被押回南京后，居然被李善长给藏匿了起来。
　　同年五月，封继再度被捕。招出这件事。太师李善长自然就给牵扯进去，与此同时，他的家奴卢仲谦，以及陆仲享的家奴封帖本等人，纷纷向朱元璋告密，说李善长、陆仲享等人曾参与胡惟庸的“谋反”，是“胡党”中人。
　　于是，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将李善长、陆仲享、毛麒、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李伯昇、丁玉等人全部诛杀，受到株连的有三万余人。并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朱元璋念他年纪已老，赐他自缢，而他的家属七十多口全部被诛杀。
　　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疏朱元璋，为李善长申冤。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认为李善长等人是被冤屈的。
　　从根本上说，胡惟庸案的发生，来自于朱元璋的猜疑和不信任。而朱元璋这种猜忌心理很早就形成了，早在农民战争期间，他就严密防范部下将领，为防止他们叛变，凡是将领出征，就把他们的妻子留在京城做人质。就这样仍不放心，还派心腹去监军。即便如此，也是防不胜防，在严酷的战争中朱元璋也确实没少经历部将谋叛的事件。咱们就说其中的两个事件，第一个——邵荣谋叛事件。
　　绍荣是与朱元璋一同起事的战友，骁勇善战。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绍荣和徐达一起攻克宜兴，至正十九年败张士诚军于余杭。《明通鉴》记载：“太祖自起兵，所任将帅最著者，徐达、常遇春与荣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因为屡立战功，绍荣被擢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在常遇春之上。
　　可是，至正二十二年的时候，绍荣自处州平定苗军叛乱回应天，与参政赵继祖密谋击杀朱元璋，被宋国兴告发。朱元璋立即派兵搜捕了绍、赵二人，用铁链锁着，备下酒食，然后和二人一起喝酒，朱元璋问：“我与尔等同期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绍荣回答说：“我等连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
　　赵继祖接着说：“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饮。”
　　朱元璋听了以后，就把他们二人缢杀了。
　　再说第二个——谢再兴谋叛事件。
　　谢再兴也是朱元璋的旧将。而且，他还是朱元璋侄儿朱文正的岳父。朱元璋称他为“亲家。”
　　至正二十二年，谢再兴守卫诸暨。当时，金华、处州的苗军反叛朱元璋，张士诚乘机派张士信率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苦战二十多天，打败张士诚军。这次战斗后，谢再兴派自己的心腹左总管、糜万户两人私往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结果被朱元璋查获。朱元璋怕泄露军机，就杀了这两个人，并且把两人的头颅悬挂到谢再兴的办事厅里，这对谢再兴来说，是一种侮辱性的警告。
　　这之后，朱元璋又擅自做主把谢再兴的次女嫁给徐达，又派参军李梦庚去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这让谢再兴愤怒至极，连续受辱，明摆着拿人不当人，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谢再兴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的部将吕珍。
　　这两起反叛事件，对朱元璋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当皇帝之前，就考虑到如何对待功臣宿将的问题。明王朝建立后，为了使王侯将相忠于他的朱明王朝，为了预防臣僚的反叛，朱元璋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措施，可是他总是不放心。因此，胡惟庸一案的发生绝不是偶然，此案的发生，既是官僚各派集团的权利斗争所致，更是朱元璋对王侯将相、昔日部将始终不信任所致。
　　朱元璋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帝王。这样的帝王，最终成为冤案的制造者，即便胡惟庸一案不是冤案，但牵连甚广，使太多无辜者都付冤屈中。
　　

建文帝失踪疑案—（明）（1）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6月13日。
　　这一天，燕王朱棣统领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南京金川门。当燕王来到皇宫时，惊异地发现，整座皇宫已是一片火海。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更想不到的是，建文帝也不知去向，他失踪了。这位皇帝使用的玉玺，也同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常见的观点，也就是正史的记载，建文帝是在宫中*而死。在后来，燕王朱棣登基，成为明成祖后，他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诏书，书中说：“不期建文卫权奸逼胁，阖宫*。”
　　可是有两点很奇怪。首先，太监们在火灾现场的灰烬中反复搜检，只找到了马皇后和太子朱文奎的遗骸，而建文帝的尸骸始终没有找到。其次，建文帝使用的玉玺下落不明。
　　这个建文帝是死是活，若是死了，却不见尸；若是活着，那他上哪儿去了呢？
　　先说说建文帝这个人。他叫朱允炆，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他的父亲是朱元璋的长子，也是当时的太子朱标。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的时候，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为了避免出现兄弟争夺皇位、自相残杀的惨剧上演，他就立朱标的长子，也就是朱允炆为皇太孙。
　　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是学习汉高祖刘邦的做法。大封同姓王，巩固朱姓天下。封了多少呢？看一个记录就知道——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分封第一批皇子9人。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分封第二批皇子5人。
　　洪武二十年，公元1391年，分封第三批皇子10人为王。
　　至此，朱元璋诸子全部被封为王。这些诸王驻守各地军事、经济重镇。其中有9位分别镇守西起甘肃，东到辽东的广阔地域，称为九边，具有很厚的实力。尤其是驻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最有权势。他招兵买马，铸钱养民，手里掌握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皇太孙的叔叔们对朱棣很不服气，但因为父皇在上，只好隐忍不发。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无疾而终，他在遗嘱中称赞皇太孙朱允炆处世聪明，恪守孝道。同时，朱元璋叮嘱诸位大臣尽心辅佐这位皇太孙。他还强调，封地的诸王都驻守原地，不用赴京会葬。
　　同年闰五月十八日，朱允炆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建文元年，史称建文帝。
　　登基以后的建文帝朱允炆以太祖朱元璋的遗诏为由，禁止诸位王叔入京。当时燕王朱棣已经到了淮安，听到这个诏令，只得转回北京。之后，在诸王方面，有了传言，说有人想挑拨皇帝和诸位王叔的关系，于是，诸王们惶恐不安，开始日夜操练兵马。
　　朱允炆很紧张，他向心腹大臣兵部尚书齐态请教对策。得到的对策只有一个，就是削藩。先逐步解除诸王的武装，剪除燕王朱棣的羽翼，再集中力量消灭燕王。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6月，建文帝开始实行削藩，首先废除了燕王同母所生的弟弟周王的王位，将之贬为平民，发配到遥远的云南。这之后的一年之内，建文帝又相继废除了代王、岷王、湘王、齐王。燕王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早晚的事儿，因此他积极备战。
　　燕王朱棣也确实有夺取皇位和天下的野心。不但有心，且有实力。他手下兵多将广，武器精良，更牛的是，他还有个足智多谋的高僧兼能臣的姚广孝，为他出谋划策。
　　明太祖朱元璋周年祭的时候，朱棣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熙、朱高燧到南京参加典礼，尚未返回北京，考虑到儿子的安全，朱棣不敢轻举妄动。他写信给建文帝，以自己生病为由，请求放还儿子。建文帝的智囊之一黄子澄认为，如果放还燕王的三个儿子，可以消除燕王的疑心，而后出其不意一举擒之。

建文帝失踪疑案—（明）（2）
建文帝听从了黄子澄的建议。
　　燕王没想到儿子能如此顺利地返回北京，喜出望外。认为是上天的庇佑。很显然，建文帝的决定是错误的，他这一举动，不仅没有消除燕王的野心，而且还使燕王再无后顾之忧。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11月，建文帝派工部侍郎张昺任北平布政使司，谢贵、张信掌管都指挥使司，控制燕地兵权，监督燕王行动。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3月，燕王府小官倪谅告发燕王府将领于谅、周铎。两人被押解到南京正法，建文帝下旨斥责燕王不法。朱棣为掩人耳目，假装得了疯病，在大庭广众屡屡出丑，但这一招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由于燕王府长史葛诚告密，张昺等人了解了全部内幕，建文帝决定抢在燕王之前动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张信投向燕王，泄露了朝廷的全部计划。
　　同年7月4日，燕王借口身体康复，大宴宾客。这次宴会，可以说是明代的“鸿门宴”。席间燕王将张昺、谢贵以及告密的卢振、葛诚等人全部擒杀。足足花了三天时间，燕王朱棣才平定了北京城。接着，他以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齐态、黄子澄为由，打出靖难的旗号，废除建文帝的年号，续称洪武三十二年，设立完备的中央机构，打这儿起，靖难之役正式开始。
　　7月24日，建文帝以“伐燕”诏告天下，把军务全权托于齐态和黄子澄。这里要说明一点，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中央军事力量大力削弱。因此，建文帝“伐燕”战争一开始就节节败退。虽然战场上硝烟弥漫，建文帝却醉心于在深宫和老师方孝孺探讨周代礼制，按《周礼》更改官职，搞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
　　由于这两个因素，建文帝不败是不可能的。
　　经过4年的战争，燕王朱棣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全面胜利。他进入南京城的皇宫后，建文帝就不知去向。如果建文帝已死，必有陵墓。朱棣也曾做祭典建文帝的表面文章，可是后人都不知道建文帝的陵墓在哪里，连明代皇帝也搞不清楚，明末的崇祯帝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建文无陵，从何处祭典？”
　　那么，这个失踪建文帝，真的是*，把自个儿烧得连根毛都找不着了吗？必须说明的是，关于“*”，只是正史的记载。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南京城破之时，建文帝曾想要自杀，但在左右亲信的劝说下，他改了主意，决定逃跑。于是，他剃掉长发，穿上僧衣，化装成和尚，从地道逃出了皇宫，从此浪迹江湖。
　　朱棣登位后，也感到如果建文帝还在世，对他的皇位是一种威胁。所以，他多次派心腹大臣四处查访。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在随行使团的官员中，就有锦衣卫的人员，这显然有暗中查访建文帝的用意。一个事实是，明成祖朱棣曾向天下寺院颁布《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重新造册登记，对僧人进行了一个总调查。
　　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起，明成祖朱棣还派人以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四处搜寻建文帝的下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
　　有现代学者考证，当年建文帝出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山鼋山普济寺内，后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病死于此，葬在庵后的小山坡上。
　　由此可见，关于建文帝失踪一案，主要有“焚死说”和“逃亡说”两种。
　　关于*说。《太宗实录》中记载：燕王进入金川门后，建文帝也想出来迎接燕王，然而又自叹道：“我何面目相见耶！”于是与皇后一起闭宫*。朱棣看到宫中火起，急忙命人前来抢救，可惜没有来得及。从灰烬中找到建文帝烧焦的尸体，燕王朱棣不胜悲戚，抚尸痛哭，说他只是前来帮助皇帝学善，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事后，朱棣备礼以葬建文帝，遣官致祭，辍朝三日。近人孟森等学者持建文帝*说。
　　但是，《太宗实录》的可靠性为人们所质疑，因为朱棣就曾经三次修改《太祖实录》，目的就是要美化自己，为自己夺取皇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太宗实录》所记的建文帝*事，就有很多人持怀疑的态度。由于永乐朝的政治高压、文网严密，对建文帝出亡之事没有留下记载。天顺、正德朝之后，严峻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关于建文帝逃亡说的史料开始多起来。
　　万历二年十月，12岁的神宗曾向张居正问及建文帝下落一事，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可见首辅张居正也倾向于建文帝出亡之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传闻已经入天子耳中，而且这时谈论建文帝出亡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关于建文帝出亡一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建文帝并非*，而是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