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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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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京还从来没见过皇上这么发火，早叩头捣蒜，承认不对，下殿去了。
皇上气还没消，又将他的折子拿给安石：“爱卿说得实在对。这冯京不受人迷惑还可以用用，一旦受人惑乱，就一塌糊涂了。您看他上的这个折子，专攻薛向，荒唐极了！叫朕狠说了一顿，这才叩头认错下殿去了。”
安石一看那折子，不过老生常谈而已，没有任何新鲜东西。
“看冯京的折子，恐怕不宜让他久在言职。他要扯起旗来，领着一帮小人乱说一气，还得了？可要不用他，那些邪辟小人又该信口雌黄了！怎么办呢？”皇上不无忧虑。
“陛下，《尚书》说：‘惟辟作威。’又说：‘去邪勿疑。’一切都在陛下赫然独断，雷厉风行。让不称职的人做陛下的耳目之臣，是自毁城墙。想战胜流俗，决不可能！尧、舜那么英明，都还害怕NB665兜、共工，陛下有所忧虑，臣完全理解。只是这去邪却奸，与打仗除贼没有两样。敌人越多越强，盘根错节，岁月长久，越是要当机立断，勇猛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才成。陛下待臣，宠信不疑，深恩似海，臣不敢不言无不尽。还请陛下圣裁！”安石终于放胆直言，说出了久憋在心里的想法。
神宗点头道：“爱卿说得有理。冯京的中丞不能再当了，让他改任别的吧！”
大宋遗事 第九十回（4）
薛向听到消息，先给皇上上了一份折子，诉说了自己的担心：不是担心升官与否，而是担心目下的事业能不能再做下去！皇上当时就下了一个手诏，着专人加急送给了薛向。手诏写道：
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故朕托卿以东南赋入，皆得消息盈虚，翕张敛散之。而卿忠识内固，能倡举职业，导扬朕意，底于成绩，朕甚嘉之！前览奏，且虑流言致惑，朕心匪石，岂易转也！卿其济以强，终之不倦，以称朕意！
薛向见到手书，自然感激涕零，益发效忠皇上了。
就在这前后，枢密院有了空缺。这冯京被用，岂不是十二万分的无奈吗？
就这，第二天神宗还是动摇了。他问几个执政：“朕想想，冯京还是有些问题，太弱！大家看看，能不能与司马光一起用呢？”
“我看可以。”公亮说。
“司马光比冯京多少是要强一些，但流俗以他为宗主，就更不好应付了！而且，枢密院的事，司马光果真明白吗？”安石说。他身处第一线，不能不关注双方力量的消长。最后一问，也实事求是。
“不明白。”神宗想起司马光先前辞枢密副使的折子，如实说道。
“既不明白，虽强于冯京，与枢密院的事有何补益？不过徒然增加流俗的力量，与新法抗衡罢了！”安石说。
“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公亮说，“真宗用寇准的时候，有人问他为什么用寇准，他说：‘就是要异论相搅，大家才会各自小心，不敢为非作歹！’”
也不知道他想表示什么，他自己或许也有些不大清楚，或者，一系列的激烈斗争，终于叫他有些晕头转向了，他当真有些退缩了？这话可不像丞相说的话。安石一时明白不过来，不由自主地瞅了他一眼。这是大是大非，不能不辩：“丞相这话，自然不无根据。可照实理说来，却不够全面。倘若朝廷果真人人异论相搅，还怎么治理天下？我倒是以为，朝廷任事大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天下事是再办不好的！”
“对。不能让异论相搅，必须步调一致！”神宗也深有体会。
公亮这才懊悔起来：真是老了！怎么会突然说出这种话呢？至于司马光，他还是想留在枢密院。
“这事怕也由不得朝廷！前不久，朝廷不是也用过他？他因为言事不听，一再辞了的。这次，他要是再坚持不采纳他的意见，就不就职，朝廷怎么办？”安石说。
怎么办？没法儿办！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还是算了吧！神宗到底下了决心，只用冯京，不用司马光了。
这事虽然了了，可安石一想起曾公亮的话，就非常不安：已经步履维艰，再要来个异论相搅，简直待都没法儿待了，更甭说别的了！到与皇上单独相对，安石到底向他袒露了自己的心迹：“陛下，君子从来不肯与小人厮搅。之所以还与他们应付，不过等着人主觉察，当机立断，有所判别而已。假如始终要君子与小人厮搅，他们只有卷怀而去了！君子入仕，不只是为了高官厚禄，主要还是想行其大道，忠君报国，造福苍生。倘若白首余年，只与小人厮搅，还有什么指望呢！”
神宗虽明白这话的分量，可除了安慰与空洞的承诺，一时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安石原只要皇上明白自己的心迹，并没幻想出现奇迹，说过也就算了。虽然如此，君臣之间毕竟又多了一分了解，日后相处也就有了一条更实在的底线。这对于双方，都不无益处。
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的君实，终于请求外调了：想去许州或西京洛阳。
神宗挽留他说：“爱卿怎么能走呢？朕正要重申前命，让您去枢密院，您就接受任命吧？”
君实苦苦一笑：“臣旧职都应付不了，哪里还敢升任！”
“您何必这么说呢？”神宗问。
“微臣实在不敢再留在朝中！”君实好像有无限苦衷。
皇上沉吟了好大一会儿，还是劝道：“是因为安石吗？您与安石关系一向不错，干吗多心呢？”皇上可能忘了君实专攻安石的密折，要不，就是有意回避？劝人嘛，总要拣能说的说不是？皇上也不例外。
“臣与安石是不错。可自他执政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意见相左。”君实自己倒是说得转了，“如今忤逆安石的，比如苏轼这些人，谁都被栽赃陷害，中以危法，臣怎能不心惊胆战？只要能保持清白，不被糟践，贬谪削黜，臣都认了！且不说这些人。我与安石交情再深，怎么也比不了吕公著与他的关系！那又怎么样？开始荐公著的时候，将他说成一朵花；后来诋毁他，又成了千古罪人！同样一个人，前后怎么就有那么大差别？说出来也要有人信哪！”
“安石与公著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好，到他有罪，安石丝毫不敢隐瞒，说明他大公无私，一切以国是为是，不正求之不得吗？而且，像青苗法，已经很有成效了！”神宗的逻辑完全相反，君实倒踢了一个乌龙球，反给安石平空加了一分，也实在没有办法！
“这事天下都认为不对，只有安石与他的同党才这么认为罢了！”君实再不提公著，只说青苗法了。
这么说，朕也成了他的同党喽！可与他较不了真，还是说别的吧！“苏轼不是什么贤士，爱卿怕是偏听偏信了。他的奏折，朕还不知道，早就传得朝野尽知了！他葬苏洵，韩琦送他三百两银子他不要，却用官船贩卖盐与苏方木、瓷器。这样的人，能是贤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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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回（5）
“这不过是安石的姻亲谢景温造谣攻击罢了，臣所以不敢不去咧！而且，苏轼再坏，也比那个不为母亲守丧、禽兽不如的李定强多了！他不还是一样被用作御史吗？”君实大概认准是最后一次，毫不相让地辩道。
神宗反倒笑了：角度不同，看问题就完全两样。看来，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他一摆手：“咱们也不必斗嘴了，爱卿还是考虑考虑朕的意见吧！”
隔天见着安石，神宗笑着告诉他：“司马光对您成见颇深，似乎很怨您！”
“那为什么？”安石平淡地问。
“不过那些事。他请求调出去，说谢景温是您的羽翼，上书揭发苏轼。他举荐过苏轼，怕是心虚吧？”皇上推测说。
“陛下，臣每每称赞谢景温平直，是有原因的。韩琦掌权，知名不知名的都走崔公孺的路子，总在韩琦面前夸奖崔公孺，愣是让韩琦认为崔公孺真是个能人！其实，平常稀松得很。崔公孺呢，也投桃报李，在韩琦面前说那些人的好话：他们也同样官运亨通了。”
“等等，这崔公孺是谁？怎么能成为路子？”神宗打断安石的话，问道。
“陛下不知道？崔公孺是韩琦的妻弟。”安石说。
“我说呢，不相干的一个人，怎么能成为路子？”神宗笑道。
“当时只有谢景温不买崔公孺的账，所以臣一直记在心里，每每为他延誉。”安石解释说。
“是这样，这自然应该！”明白了原委，神宗也点头称是了。
“用人最忌有才而奸邪的人，因为他深不可测。不过，也不是没办法对付他。只要陛下深考事理，明用典刑，有才而奸邪的人即使想怎么样，也不敢动心，只好服服帖帖。至于司马光一类人，他们怎么能迷惑陛下呢？”安石说，他似乎始终未将君实当做同一级别的对手。
神宗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司马光说如今是非淆乱，很难分清是非，倒也真值得忧虑。”
“不过，也不是没有是非。验之以事实，考之以先王之道，是非就泾渭分明，不容随意涂抹了。当初司马光说不当让薛向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可《尚书》就有‘懋迁有无化居’的话，说的就是这件事。他又说薛向一定会失陷官家财物，事实怎么样？不但没有损失，还为国家创造了许多财富！其他事情，大致也都如此。比如李定、苏轼的事，一提出来，朝廷就要下面一查到底，也是一视同仁，并没有包庇一个，放过一个。谁在陷害苏轼？查清了，他不就洗刷干净了吗？”既有理有据，神宗当然不能不信。
“有人拿党锢之祸比附现在，爱卿怎么看？”神宗想起最近的流言。
“臣只能说是胡说八道。什么是党锢之祸？人主昏乱，宦官专权，迫害士大夫，这才有党锢之祸。如今哪儿来的党锢之祸？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恕臣斗胆直言一句：陛下明智，前世君主无人能比，只是刚健不足，不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所以异论才纷纷攘攘。如果陛下能圣威独断，凡事都裁之以理，再力行不倦，久而久之，风俗人情自然就会改变了。陛下且将春天与现在比比，是不是大不一样了？只要陛下勇往直前，会越来越好的。”安石绵中有刚，既有批评，也有鼓励。
“爱卿说得对。目下西夏又蠢蠢欲动，边疆臣子要是不受用，怎么办？”神宗的思路一向快得出奇，又跳到西夏去了。
安石一笑，安慰神宗：“陛下放心！法行，则人人可用。以天下人了天下事，怎么会无人可用呢！关键在于法出令随，有法必依，犯法必惩。舜做天子，他父亲瞽叟杀了人也不能不受惩罚！这可是尧舜所为、孟子所说的事，不是申不害、韩非他们说的。”
“不错。武后能驾驭那么多豪杰之士，还不就是因为她执法如山吗？”神宗举一反三，又提出唐朝武则天的例子。
“陛下圣明。如今的士大夫，还有谁能比姚元崇、宋璟、狄仁杰这些人更强？他们都能为国法所驾驭，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陛下尽管放心吧！”
安石说的这些人，都是武则天手下的能臣。这种比较最有说服力，神宗会心地笑了。
由司马光引发的新一轮斗争，终于以他的出知永兴军而告结束。他的官衔则由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史馆修撰等，改成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照算该是正三品了。陛辞的时候，皇上叮嘱他：“爱卿去守长安，边界上有什么动静，务请及时报告朝廷！”
司马光却说：“回陛下，臣守长安，离边界还远着呢，怎么能知道边界上的情况？”
“怎么不能？王陶当年守永兴军，西夏人进攻大顺，就是王陶最先得到的情报。”神宗提醒他。
“王陶耳目心力过人，臣怎么敢比他！职分之外的事，臣一概不敢过问！”司马光冷冷地说。
“那就多管管本路民间的事吧！”神宗知道与他计较不得，只好改了口。
“那是自然。”司马光回答。说完，磕了头，径自下殿去了。也就打这一天起，他三缄其口，再不轻言朝政了。
神宗不是担心西边有事吗，需要一个重臣去宣抚陕西。
安石主动请缨：“陛下，臣还没有经历过边事，应该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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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回（6）
皇上先也同意了。可韩绛原是知过庆州的，又想为安石分忧，也请缨说：“朝廷正倚重安石，怎么能没有他？要去，还是我去吧！”
安石不同意：“您比我更重要，还是我去的好！”
神宗见他们都拣重担挑，又高兴又感动，说：“你们二位是朕的左臂右膀，朕谁都离不开！倘若韩绛要去，有需要也可以商量着来，内外相成，也就同在朕身边一样了！”
“陛下说得对。我有事，可以给安石写信。安石在中书为里，臣在陕西是外，正好互为表里！”韩绛接口说。
“臣因为不习边事，每到议论决策，总是犹豫不决，不敢果断行事。眼下陈升之请了病假，中书必须留一个熟悉情况的人，还是留韩绛，我去陕西的好！”安石还是争道。
皇上权衡结果，还是叫韩绛去做陕西路宣抚使，而且特意放权给他：来不及奏报的机要事情，许他便宜处置。又亲自下令，要两府大臣都到韩绛府上去给他送了行。
韩绛西征，参知政事不又有空缺了吗？补的谁？还是冯京。韩维倒是不错，但他对新法根本不热心；有个吴充，资历、人望等各个方面虽都够格，尤其是比别人更懂实际事务，可他与安石是两亲家，安石的女儿嫁了吴充的儿子，已经权了三司使，安石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做参知政事！皇上想想也是。一来二去，又落到冯京头上了。这官场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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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一回（1）
立保甲图长治久安
惊民变兴断指之谣
司马光与冯京这一出一升之间，朝廷也发生了其他一些变化。最主要的，大致有两件事：一是，三司条例司并归了中书；二是，曾布成了一颗上升的新星。
三司条例司，不是早就成了不少人的眼中钉了吗？凡上书反对新法，就没有一个不提三司条例司！到陈升之为相，不还动过它的念头，叫安石给堵回去了？后来，是韩绛进了条例司。两府中除了陈升之，文彦博也一样请求过皇上，要求罢去条例司，并归中书。神宗听都听烦了！但也不能一口拒绝，只说等事情告一段落之后，再看。眼见许多事情都大致有了眉目，神宗又征求安石意见了：“爱卿，三司条例司做了许多事情，功不可没。眼下，主要事情都有眉目了。等手头的事情大致了结了，是不是可以将它并到中书去？这是许多人的一块心病，不去掉，他们始终坐卧不安！”
神宗最后的调侃，叫安石忍不住笑了。变法的主要策划工作，确实可以说已经大体完成了：有些已经形成法规，正式实施了；没实施的，也有了条文，正发往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当然，肯定还会有没想到的东西，那可以在未来慢慢发现，不一定非得靠现在这个机构。原是权宜之计，既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还留着干吗呢？条例司培养锻炼的一批官员，已经逐渐成熟，也应该让他们到各个衙门或地方去发挥作用。有些事情，正好名正言顺地并入相关衙门去办。中书有韩绛与自己在，升之大抵病假多于上班的日子，公亮原是不妨事的，并入中书也无大碍。皇上已经提过不止一次，君命哪有不遵之理？问题是要做好善后工作，充分发挥这一部分人的骨干作用。
“陛下说得对，是该将条例司并进中书了。”安石说，“正如陛下所说，条例司功不可没，在那里勾当公事的应当有所安排，让他们各安其位，继续为朝廷效力。就臣看来，这一批人里颇有一批人才！”
“那是自然，朝廷好不容易培养锻炼的人，怎么能不用？你们先拿出意见，朕再斟酌！”神宗说。
斟酌的结果，三司条例司并入中书条例，所有条例司的吏员都转成了额外的在编官员，原来的任官则大体都得到了升迁；原归条例司管的青苗法、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划归了司农寺。原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吕惠卿，加集贤校理，同判司农寺，成了司农寺的主管官员。原任同判司农寺的人，则改成了兼判，就等着调走了。惠卿一进司农寺，就请示朝廷，改组加强了司农寺的力量，提高了属下的待遇。正准备大干一场，父亲却不幸去世，他只能离职守丧了。
皇上既看好曾布，官运还能不一路飙升吗？不过等着机会罢了。曾布先已由删定编辑敕文，改为编修中书条例。惠卿一守丧，有了空缺，神宗立马又将他由著作佐郎升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补了惠卿的缺，由正八品升成了从七品。眼见司农寺也需要得力的人去主事，很快又让曾布同判司农寺了。曾布自己不愿讲书，好歹请求皇上免了讲书，改为集贤校理，兼中书户部检正官。惠卿之后，也就数他最耀眼了。
也就是惠卿与曾布前后手，司农寺做了一件大事：颁布了《畿县保甲条制》。一项新立法，所谓保甲法，开始在京畿各县正式试行。
这项新法，原是源于安石的一个梦想：恢复府兵制。
府兵制也是范仲淹的一个梦，十件事中列在第七条，那是早就破灭了的！仲淹十事，有的还多少折腾过一阵，唯独这府兵制，连个气泡儿都没鼓起来，就无影无踪了。这样一个无法兑现的梦，安石怎么还要抓住不放呢？他也是万不得已！
大宋三冗，官冗、兵冗、费冗，第一要害却是兵冗。兵一多，可不是官也多了，费也多了吗？治了冗兵，其他两冗也就不难根治了。兵冗到了什么程度？庆历年间单是常备军——禁军与厢军，还不算番兵与乡兵，就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其中八十二万六千是禁军，四十三万三千是厢军。皇祐年间更达到一百四十万之多。英宗时裁过军，蔡襄当三司使的时候，禁、厢军合计是一百一十八万；后来，减到一百一十六万。这一百多万军队，是个什么概念？英宗治平三年，全国有人户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户，男丁是二千九百零九万二千一百八十五个人。这就是说，每二十五六个男人就有一个做了常备军！加上乡军什么的，恐怕每十个男丁就得有一个当兵了！这不是太可怕了吗？说到费用，更叫人咋舌！禁军费得多，厢军费得少，但也得军费养着。吃喝拉撒平均一个人一年五十贯，一年就得五千多万贯。而当时三司一年的财政收入，据蔡襄统计，只有六千万贯。蔡襄在奏折中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蔡襄以后，大臣们上书说天下岁入，十之###养了兵，也都是凿实之言。
要治冗兵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裁军。但士兵手里有家伙，可不是随意让人拨拉的！尤其是大宋的士兵，成分非常复杂。招兵的时候，专招凶汉不说，还将军队变成了一个“藏污纳垢”与解决社会矛盾的收容所。太祖有句名言，说：“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凡三教九流、罪犯等等，怕他在社会上闹事，都统统收进军队；荒年缺食，怕饥民造反，军队也敞开收人。既是收容所，社会或许因此而安静了，军队本身却成了火药桶。怎么治呢？也有办法。除了加强军纪管束，还有一招绝的：就是在士兵脸上烙上印记。到哪儿都能认出你是个兵，你还敢不服管制，撒野生事吗？当兵既成了最屈辱的事，谁还当兵？所以民间到处传着一句话，叫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偌大一个大火药桶，谁敢轻易碰它？裁军？想想罢了！
大宋遗事 第九十一回（2）
安石也一样担心这个。皇祐年间军队最膨胀的时候，文彦博、庞籍做丞相，也嚷嚷着要省兵，安石就曾忧心忡忡地写过一首《省兵》诗，说：
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攻已破散，后拒方完坚。以众抗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
施置有后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早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一面指望靠兵多勉强应付局面，一面就是害怕“骄惰已久”的士兵裁减下来，依旧成为社会的一个大包袱。他将省兵的希望寄托在将来：百官爱民，发展生产，当兵的游民真正羡慕乡野草民富足安乐的生活，那时再裁兵择将，就不至有任何风险了。
从那以后，省兵就成了他常常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他的思路，渐渐集中到三个方面：一是，目下的这种募兵制，应当有所改变；二是，省兵不能削弱国家的常备力量；三是，改变必须稳妥，要采取渐进的方式。结果，府兵制自然成了他最理想的选择。府兵不脱产，寓兵于民，平时是庄稼汉，战时才上前线。第一大好处，是养兵的费用全省下来了。此外，农民出于田亩，比市井无赖、罪犯等等，要单纯多了，便于管理指挥。募兵的两大弊病，正好全都被克服了。当然，比起脱产的专业士兵，不脱产的民兵，战斗力无疑要差一些，但也事在人为。只要抓紧平时训练，一样能胜过专业士兵。隋唐的府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是明证！
以府兵代替募兵，又要采取渐进的方式，究竟该怎么办，他心里并没有底。他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古代。春秋的时候，鲁成公有所谓丘甲制度，规定方圆四里为一丘，四丘为一甸，以丘甸为单位，向国家出牛马、兵甲。郑国子产，也有类似的制度。齐国管仲、秦国商鞅等，更实行过什伍制，或五家一保，或十家一保，有罪而不举报，同保几家都要连坐。东汉的仲长统仲公理，在他所著的《昌言》中，也提倡“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一样主张按军队编制来组织地方丁壮。仿照古代建立类似的一种保甲制度，一面维护地方治安，一面训练百姓练武，或许是最好的过渡方式？也不光是古代。仁宗手里，夏竦就立过保伍之法，维持治安那是没得说的！朝廷还明令推广过。欧阳修也上书专门谈过这件事。只是后来，渐渐就不了了之了。夏竦人虽不怎么样，可也不能因人废事呵！不过，暂时他也就想想而已，或偶尔与皇上略略谈谈，还得等待相应的机缘。根据自己的经验，这些事都急不得，得有相应的外在引发，然后才能水到渠成，不费力气。
很快，安石就等到了机会。
自从参知政事，为了广开言路，安石早将政事堂向所有的人开放了：不管什么人，官大官小，士农工商，只要有所建言，谁都可以直登政事堂，找执政大人聊上一聊。为这，他也没少被人骂：骂他将个政事堂，变成了茶馆酒肆、勾栏瓦舍，什么人都可以进。可他我行我素，照样宾迎八方来人。他的一些好点子、好措施，有不少就是在这里得到了启迪。保甲法，也同样是从这里得到引发的。
说到这事，还要归功于那个扳倒了姜潜的大理寺寺丞赵子几。
他因为贯彻新法得力，很快又被提升为太子中舍人、权发遣同提点诸县镇公事，由正八品升了从七品。新任的职责，是主管开封府界内各县、镇的刑狱、盗贼、场务、河渠等事儿。他老在郊县混，又是个爱琢磨事情的认真主儿，并非那种只做官不费心的庸官，日久天长，还能不琢磨出道道儿来吗？很快，他就发现了京畿各县治安上的老大一个漏洞。
京畿各县，最近若干年盗贼很多，有时都会在大白天公开抢劫。老百姓势单力薄，谁也不敢当面跟他们干。有那胆子大些的，事后告到官府，能不能讨到公道且不说，就是有了公道，将罪犯抓起来了，可他们的党羽还在，总要找机会寻衅报仇，还是吃不了兜着走！从来真穷真富的人，并不害怕盗贼：穷横穷横，根本没有油水，盗贼没准还怕他们打自己的主意，不会来惹他们；大富大贵的人，有的是钱势，不仅武力可以自保，万一失了手，也有后台为他撑腰，一般的盗贼，心里虽想，却也不敢随便碰他们。最怕盗贼的，是那些不上不下的财主：有钱无势，标准肥羊，谁都想啃他们一口。他们既无力自卫，又没有后台可靠，只能任人宰割，最是苦不堪言。仅得温饱或略有余钱的人家，自然也怕盗贼惦记。赵子几一问起盗贼的事，只要没有闲人在跟前，这些人都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苦，要求朝廷一定得替他们做主。
“怎么办呢？”子几也着急，“他们又不成大股，没有个派兵征剿的？县尉衙役，也难顾全所有地方，只能马后炮，跟在他们后面跑。这事，只能靠地方自己维持。你们过去也是这样吗？”
“过去哪有这样乱哪！”一个老丈说，“除了盗贼不像现在这么多，咱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噢，请问老丈，是什么办法？”子几一听有办法，眼睛一亮，赶紧问道。
大宋遗事 第九十一回（3）
“老规矩，是地方上各以居住远近结成保甲。出事之前，大家互相盯着，坏人还没举事，先就有被揪出来的。及至出事，保甲之内相互也有个照应。一声招呼，大家一起上，人多势众，盗贼也不敢不敛手！”老丈回忆说。
“这办法好呵！”子几一拍手，夸道，“现在怎么样？是不是保甲没啦？”
老丈一声长叹：“唉，可不是没了嘛！有，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个样子！”
“怎么就闹没了呢？”子几想不出原因。
“嘿，这不是常事吗？一件事情再好，岁月一长，渐渐就淡了，无影无踪了。而且，当初立保甲的时候原也不大严密，缺少约束监督。有些地方甚至专藏坏人，聚众闹事，反倒成了地方公害，老百姓也不想办下去了。”是老丈身边发生的事，他自己就参与了，说起来清清楚楚。
“照您老看来，这保甲法还能恢复起来吗？”子几已经看到了希望，为了更把握起见，还想请老丈进一步谈谈。
“怎么不行？我们都盼着呢！只是，要再结保甲，必须制定一些严格的条款，让大家有权有责，不好再推诿，才能成事！”老丈建议。
子几谢了老丈，隔天就去中书向安石汇报了。他想得很细，怎样组织编户居民，怎样委官管理，如何先在畿内推行，取得经验再推向全国等，几乎都想到了。说完大致想法，还怕安石不同意，又补充说：“结了保甲，富户有穷人拱卫，安享富贵，再不用担心；穷人也靠富人周济，得以存活。穷富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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