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曾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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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曾山很穷，我们共产党人都穷，他甚至连一件微小的结婚纪念品都没有送给我。因为我们是干革命的，从心里鄙薄任何私有的东西，组织上的同意和身边战友的祝愿就是最好的礼物。以后的几十年，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但都能互相体谅和理解，我很高兴自己当年的选择。
　　由于国民党阻挠，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西安滞留了一个多月，经过中央和国民党交涉，才给了我们通行证。我们坐大卡车从西安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再坐火车到南昌，在南昌住了几天，又坐大汽车到了皖南云岭。
　　这一路走走停停，沿路大大小小的车站都挤满了人，流亡的难民、学生和伤兵到处可见，头顶还不时传来敌人隆隆的飞机声，抗战的气氛越来越浓。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皖南。
　　

我们全家团圆了
到上海后，机关给曾山安排了一处离机关很近的住处。那是一处银行家的洋房，说是为了照顾曾山。曾山坚持要先去看看。一看，条件太好了，房间很大，还有花园草坪，肯定超出规定。他马上就不高兴了，黑了脸说：“这地方不能住。”“住房只要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必须按规定办。”立即让机关另行安排小的房子住。
　　我们在复兴中路住了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财委秘书长李人俊住在楼下。我们家用了三间房，一间是我们的卧室兼曾山的办公室，稍大的一间让五个孩子和保姆挤着住，另一间用作吃饭和接待客人。楼上还有不少房间，曾山让机关都给锁起来，不让用。他把房子里原有的沙发、地毯之类的贵重家具和花瓶、鱼缸等陈设，统统锁在其他房间里，不准家里人动用，不久都让国家拉走另派用场。
　　到上海不久，我们把丁儿从江西老家接回身边。后来才知道，他在战争年代也受了不少苦。丁儿四五岁时，有一次，日寇“扫荡”，他和家人失散了，他跑到村外的树洞里躲了两天，才幸免遇难。婆婆那次可吓坏了，以后就时刻把他带在身边。婆婆对丁儿像命根子一样，万分爱护，一到念书年龄，省吃俭用也把孩子送进学堂。丁儿刚回家里时，对爸爸、妈妈都很陌生，吃饭时拘束得很，还老看我和曾山，看父母是不是真的。我很心疼，吃饭时就把好吃的挟到他的碗里，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真的。
　　1949年底，我们又把孩子的祖母、伯母、叔母，还有孩子们的两个姐姐（曾山前妻所生）也从江西老家接到上海。我们一家十几口人终于团圆了，全家人都特别高兴。
　　　。。

坚持回乡务农的婆婆
曾山妈妈一辈子很苦。家里为革命牺牲了那么多人，解放了，还是在农村劳动。曾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回家乡探望多年不见的老母亲。我们写了好几封信，她才同意来上海。那时，母亲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曾山还坚持把孩子们的伯母、叔母也接来上海。婆婆、兄嫂、弟媳在上海时，我陪着她们转了几次，但她们都是小脚，也走不动，只能在主要的地方转了转。老太太在上海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提出要回家乡。
　　她说：“这里车太多，楼那么高，看得头晕，走一走就分不清方向了。生活也好，你们对我也好。可是我在这里不习惯，睡不着觉，老想家里的鹅呀猪呀。”
　　妈妈劳动惯了，闲不住，老人都这样，金窝银窝，舍不得家里那个老窝。家里还有房子，老房子比较旧了，但还能住。分了好几亩地，自己养了鸡鸭，鱼塘里养了鱼，院子里还有柚子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还都是女的，没有男劳力干活，那在农村就很困难。但妈妈不想给曾山增加负担，想着离开后，曾山可以一心一意为党工作。
　　曾山很孝顺老人，他的父亲、哥哥、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儿子，给老母亲养老、照顾嫂子弟媳是他的责任，他把老母亲和嫂子弟媳接来上海，生活在一起，就是想尽些孝心。所以刚开始他不同意妈妈回去。
　　妈妈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没活干，坐着又吃又穿又用，要花不少钱，回到乡下，不能干重活就干点轻活。”
　　看到妈妈手足无措、坚持返乡、没着没落的神情，曾山也没有办法。那时曾山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更没有什么星期天，虽然母亲在上海，也没有时间陪她。曾山与我商量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是老党员，工作不能不做呀。妈妈苦了一辈子，劳动了一辈子，享不了清福，不让她干农活，她比什么都难受。可让老人家回家乡，没人照顾，她那么大年龄，还要劳动，我确实是不放心，怎么办？”
　　由于老太太执意要回乡，最后我们也只能同意了，安排两个女儿送三位老人回吉安。老人家回到家乡后，还像以前年轻时那样要强，轻活重活都干，由于生产和养猪搞得好，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
　　妈妈离开上海后，就再也没有到过我们家。曾山和我们全家人都惦记她。1962年，我和曾山回乡探望老人，他感慨很多，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家慈”是妈妈康春玉，勤劳慈祥，生育了五男二女，有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只有延生、洛生（曾山）、炳生长大成人，哥哥延生和弟弟洛生为革命英勇牺牲，家慈的七个儿女只剩下曾山一个人。下联是说父亲曾采芹，为人忠厚，在孩子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以教书为掩护做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敌人逮捕，他英勇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狱中。曾山给妈妈讲对联的意思，老人家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1964年，我们回到吉安家乡探亲。那时，妈妈已经80多岁，嫂嫂、弟媳也是花甲老人了，生活很清苦。省民政厅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受，觉得对不住三位烈属，为了表示对烈士亲属的关心，给每位烈属补助20元钱，共60元。曾山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后，就将60元钱退给省里的同志，说：“我是内务部长，应当关心全国的烈士家属，你是省民政厅长应当关心全省的烈士的家属。我家烈属有困难，我会解决，你们不能给予特殊照顾。”
　　曾山是个孝子，十分敬重母亲。我们有五个孩子，虽然生活也不是很宽裕，但解放后，他总要省出三分之一的钱寄给母亲和嫂子、弟媳，赡养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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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劳动光荣啊！”
解放初，我的子女还小，都在华东保育院。而曾山的两个大女儿已经都结婚了。有一天，曾山的大女儿庆绣到了上海，说想找个工作。曾山就让她去纺织厂学纺织。大女儿去纺织厂工作了一段，有一次，回家后就说不干了。因为工厂的同事不久就知道了她是曾山的女儿，人家都说她：
　　“你是副市长的女儿，是大小姐，怎么能干粗活？”
　　大女儿从小在农村，也没有什么文化，一回家就哭。我问她原因，她就说，人家笑她是市长的女儿，还干这种工作，要换个别的工作。
　　老头看见她从纱厂回来不愿做工，就劝她坚持干下去，她一时想不明白。曾山就对她说：“你不愿意做工，那就回乡下好了，我这里按照规定只能留你三天。”曾山接着又给女儿讲了许多道理，说我们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劳动光荣，现在是新社会了，是劳动人民的天下，劳动更加光荣，分工不同，但都是为国家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深情地说：“孩子，劳动光荣啊！”后来，大女儿想通了。不久，她和爱人一起到了湖南常德纺织机械厂，她在那里当工人，一直工作到退休。
　　不久，二女儿庆绘也来上海找工作。她知道爸爸的脾气，就主动提出要当工人。父亲叫她到吴淞国棉八厂工作，并亲自送她，还要组织对她不能有任何特殊的照顾。她在工厂干得很好，没有人感觉她是副市长的女儿。她进厂后三个月就学会了检验纱布的技术，以后很快还入了党，全家都为她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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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倒的副市长
在生活上，曾山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当时，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按照供给制度发。生活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公职人员差不多平均分配。谈不上好，但都能吃饱穿暖。但像水果这样的稀罕物还是很少吃。家里如果哪一天有了水果，他必定先问清来历，如果不明不白，他就送到保育院给烈士的孩子们吃。
　　曾山太忙，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饭也顾不上吃。紧张时，干脆不吃了，两顿并做一顿，或者白开水把米饭一泡，放一点辣椒，吃几口对付。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对胃很不好。我说他，他也不听。有一次，他们单位的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曾副市长晕倒了，从楼梯上跌了下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很惊讶，说是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医生都不敢相信，大上海的副市长劳累过度还可能，怎么能营养不良呢？老头就是这样，工作起来不要命，对自己的生活太苛刻。一能动，他就立即又开始工作，谁也拦不住。
　　曾山对我和家里人说：“我们是党的干部，是为人民做事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公私要分明，绝对不能沾公家的光。”
　　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物资短缺是当时的困难之一。他任副市长，负责城市接管和财经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仓库里，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他管理的钱物也是成万成亿。他向财经干部宣布纪律，不允许私拿任何东西，他自己以身作则。
　　曾山那件旧棉袄已经穿了多年，很破了。我想给他再做一件，他不同意，让我给补一补，接着穿。后来，补的补丁多了，穿出去实在不像样子，他只同意让做了一件罩衫套在旧棉袄外面。可能讲究穿着打扮的上海人怎么也不会相信，那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头，就是上海市副市长。
　　那时，我在保育院上班，几个孩子也都在保育院。保育院离我家还有一大段路，可以坐电车，但我天天上下班都走路，我坐不惯电车，一上车就头晕，走路可以节省钱，还能锻炼身体。我也不搭曾山的车。这方面我很注意，从来不要他的车送。
　　上海经济困难，他带头厉行节约。我们家屋前五六米处有一眼井，他看到用自来水洗衣服太浪费，就自己找来铁桶和绳子，从井里打水用。之后，他就要求家里人也一律从井里打水用，节约自来水。
　　孩子们看别的孩子们的爸爸常带孩子出去玩，也要老头带他们出去玩。可曾山工作太忙，他没时间，孩子们对他有时也有一点小意见。遇到这种情况，我就领着孩子们到市委礼堂看一次电影，这就算是出去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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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的感召力
上海刚解放时，情况比较复杂，特务很猖狂，搞暗杀、搞爆炸，经常打冷枪，美蒋的飞机也来轰炸，虽然比以前打仗时天天枪炮声不断好多了，但局势还不安定。
　　到上海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华东局社会部发现建设银行的几只鸡、一条狗被毒死了。社会部的同志分析这是敌人要下毒的信号。果然，不久，发现在我们家里工作的一位管理员服毒自杀了。从他的绝命书中才知道，他是被一个女特务勾上了。女特务利用色相迷惑我们的管理员，又拿了好多钱给他，说：“钱你先拿着用，不够再给你，做饭时你把这种药放进饭菜里。”要管理员下毒药。这个管理员下不了手，因为他看到的曾山，根本不是旧社会那种“官老爷”。曾山对同志对自己都挺关心爱护，晚上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早上四、五点又起床工作，天天开会、看文件、批文件、谈话，好像从来都不会休息，经常累得眼睛透着血丝；公家的财务他一分一厘都不沾，一点便宜都不要；老母亲从家乡来了，也不让买东西送东西；衣服破了，补一补接着穿，坚持不让做新的；吃饭更是简单，要求炊事员一切从简，有辣椒就行；有时，我看老头太辛苦，给他弄点好吃的，他还不愿意，说：“要勤俭节约过日子”。对这样的人，只要有一点良知，确实很难下毒手。这个管理员思想斗争激烈。凭良心他下不了这个毒。他几次想找保卫处马爱真处长坦白，都因为屋里有别人没有谈成。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出路，长叹一声：“曾市长是好人啊！”自己服毒自杀了。
　　还有一次，有四五个特务带了枪，夜里翻墙爬到我们家里，准备搞暗杀。警卫班发现了特务，在院子里开枪打起来了，特务的刺杀没搞成，趁天黑逃走了，没抓住。
　　发生了这些险情，组织就建议我们搬家，说那房子小，不便警卫。曾山不同意，说房子可以了，我们还有枪，怕什么。华东局就加强警卫工作。那时曾山是军管会副主任，陈毅是主任。为了安全，组织安排他上下班都是两个车，有一个车拉他，后边一个车坐警卫员。那汽车玻璃挺厚的，一般的子弹打不进去，晚上也加强了警卫。
　　我们都是长期参加革命的战士，战争年代枪林弹雨更危险，那时是置生死于不顾的。现在天下太平了，这一点危险对我们来说确实算不上什么。但形势紧张时，我也不免为老头担心，直到他平安回来，我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抵制“左”的错误（1）
“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次严峻考验。能不能坚持加入共产党时的宣誓，能不能不说假话，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重要的时刻，才能显示出来。
　　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机关的造反派说我在监察委工作，知道情况，把我拉到左家庄，吃住都在那里，一个多月不让回家，也不让与家里人联系。造反派对我有两条要求，一条就是要我揭发局党组领导人的问题，还有一条是要我揭发曾山的所谓问题。造反派说，曾山家里有一万亩土地，是大地主，搞富田事变，是AB团，反毛主席等等。我当时感到气愤，对他们说：
　　“你们说的不对。我与曾山在抗战初期就结婚，几十年了，对曾山我了解。他是苦出身，人很老实，忠于党，拥护毛主席，我相信他。我也是穷苦农民出身，从小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你们要相信我。”
　　他们不让我出去，剥夺了我的行动自由，日夜逼我揭发。但我不能说假话呀，一是一，二是二，总不能胡说八道吧。说假话、诬陷人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对造反派的逼问，我实事求是做了回答。他们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好放我回家了。但回到家，另外的斗争还在等着我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内务部一共402人，就有7个造反组织。有的要保曾山，有的要打倒曾山。造反派把我们家里和住的胡同里贴满了大字报，到处写着“打倒走资派曾山”的标语。一次，造反派冲到我们家里来批斗曾山。老头子对我们说：“你们到里边屋里去，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的事情自己处理。”造反派一群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让曾山坐在小板凳上，厉声要他交待自己的问题。老头子平声静气回答造反派的问话。对有些故意找事、出言不逊的问题，我们听着都难受，可老头子还是不急不躁，说：“我的问题，中央都知道，我也写了材料，你们可以调查。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干了一辈子革命，问心无愧。我自己的进退，都听党的安排。”
　　1967年1月，“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更加严重。各种造反组织都搞串联。内务部机关总共才400多人，一下住进了10000多名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造反派，把内务部除了档案室、机要室外的所有办公室、会议室都住满了，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为了扭转工作瘫痪的局面，周总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就地闹革命”。曾山立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尽全力抵制“左”的错误造成的混乱。他不顾机关造反派已经提出“打倒曾山”的复杂局面，立即在机关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会议刚一结束，造反派就抓住曾山不放。幸亏有王青争、韩英等掩护着，曾山才从后门脱离开了会场造反派的围追纠缠。
　　“文革”开始不久，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有几次，周总理到机场去迎接外宾，都找不到与对方相应的人员陪同。起初，他找相关部门领导代替，后来部级干部几乎全被打倒了。有一次，周总理给我们家打来电话问曾山：“你被打倒了吗？能出来吗？”听说还没有被打倒，周总理立即让他到机场迎接外宾。总理曾经说过：“我了解曾山，信任曾山。”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但造反派对曾山的批斗还是逐步升级，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坏了。
　　1967年9月，造反派用欺骗办法，把曾山秘密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强迫他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我们全家人看不着曾山的影子，到处找不到，很着急，没办法就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后来才知道是被造反派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
　　后来听人说，批斗会散后，曾山一个人靠在金水桥的栏杆边，花白的头发散乱不堪，手捂着腰，脸色发黄，流着虚汗，疼痛难忍。老头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造反派还不放过他。家里人看见他这个样子，难过极了。
　　国务院内务办的严佑民副主任和孙宇亭，很快把造反派折磨曾山的消息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了解曾山，非常惊讶、气愤。周总理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了一份文件，要求内务办以最快的速度发下去。文件的标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有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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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左”的错误（2）
第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决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涉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中央对曾山的四点指示传达后，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批斗还是少不了的。可他回家后什么也不讲，心胸很宽阔，只是说：“哪个单位都有造反派，来了运动，受点委屈也难免。我自己知道自己，中央也知道，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相信党。”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但老头子很镇定，很坚强，他那种坚定神情真让人难忘。
　　1969年，在作党的“九大”筹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对内务部军代表万海峰说：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他去苏联也是党安排的。曾山是个老同志、好同志，应该把他选出来参加党的九大。”
　　经过军代表做工作，曾山以全票当选为“九大”代表。在党的“九大”上，曾山与陈毅在一个组。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诬陷陈毅，四处搜集材料，罗织罪名。他们点名要曾山“揭发批判”陈毅，但遭到曾山的坚决抵制。这自然招致那一伙人的忌恨。后来毛主席出面说话，曾山才被选为中央委员。
　　文革期间，曾山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很愤慨，又为党和国家处于混乱局面而担忧。他对自己的境况考虑很少，泰然处之。他多次对我说：
　　“六金，我的情况中央是清楚的，我自己也问心无愧，我们都是老党员了，对党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不能再为党工作了，就回江西老家种田去。你思想上也要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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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病逝
1969年2月，曾山突然接到老家来的电报，说：“妈妈去世了！”电报是大嫂拍来的，要曾山和我们家人赶快回家，为母亲送终。这个电报象晴天霹雳，把老头打倒了。老头子忍不住悲痛，哭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哭得那么伤心，他真是太难受了。
　　后来才知道，是内务部的造反派跑到江西吉安家里，说要挖曾山的黑材料。造反派在老家也贴了标语，写着“打倒曾山”，还在家门口游行喊口号。他们恐吓妈妈说：“曾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被关起来了。”老太太一听，就晕过去了。你想，曾山妈妈一直在家乡农村种田劳动，虽然她没有什么文化，不懂什么大学问，但她思想进步。在革命战争年代，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三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但她依然竭尽全力支持革命，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曾山是她的希望和支柱，她为自己革命的儿子感到骄傲。而现在，她的儿子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她相信自己儿子的人品，但老太太又实在想不明白。她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支柱倒了，她自己也一下子病倒了，没几天，就带着迷惑、伤心地去世了。临去世前，妈妈还颤抖着，费力地抬起手，指指北方，意思是惦记她儿子，想见见曾山。
　　曾山接到电报后，让我赶快收拾行装，他立即向组织请假。没想到造反派那么不通人情，竟然不同意他回家。我老头子一听说不准回家，在自己的办公室就泪流满面。回到家，我本来在收拾行李，一听说不让回老家，忍不住，我也哭了。找孩子们商量，让孩子们回去，结果他们单位也请不了假。没办法，我只能劝他说：“别哭了，别哭了，我们回不去，孩子们也回不去，赶快想别的办法。”我们给家里拍了电报，寄了钱，请嫂子、乡亲们代曾山和我们全家安葬老人。因为不能回家为妈妈送终，曾山难受了很长时间。
　　后来，大嫂也病了。“文化大革命”搞得乡下也很乱，家里很穷，没钱买药治病，她也过世了。家里也是打来电报，让曾山回去，曾山还是请不下假，回不去。我们只好给家乡打电报，请乡亲们帮忙安葬。乡亲们也都愿意帮忙，安葬了老人。老母亲、大嫂、弟媳，她们几个老太太都葬在家乡一块地里，埋成了一排，还在一起。
　　家人的相继去世给曾山的打击特别大。他很早就出来闹革命，没有时间在家孝敬长辈、照顾亲人，这本已使他觉得非常愧疚。解放后曾山想接母亲和嫂嫂弟媳到城里来，她们又住不惯，牵挂这，牵挂那，又回乡务农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无辜的亲人们又因为曾山受到冲击，作为儿子、弟弟、哥哥多重身份的他，甚至不能为她们送终，不能亲自回去看最后一眼，　这能不让曾山难过伤心吗？
　　

疏散湖南
1969年10月，中央决定一些老领导干部战备疏散到各地。有个办公室主任通知我们说：“苏联要进攻我们，要准备打仗。高级干部要疏散，中央决定你们也要疏散。你们愿意到哪里？”曾山说要回老家，他们不同意。曾山就说：“那你们安排吧。”最后，曾山和叶剑英被安排在一起，疏散到湖南长沙，陈毅被疏散到了河北。当时办公室主任问他要带什么人，曾山说：“什么都不带；我们老两口带一个孙子。”我当时想，情况那么复杂，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家当，还是像从上海搬家到北京那样，找了抗战时期留下的那两个灰布马褡子，把被褥、衣服、生活必需品装进去。曾山还有一个箱子，那还是出国访问时，国家给买的，装上书也带上了。我们带着小孙子，到南苑机场坐飞机走。机场的工作人员还笑我们寒酸：“这个首长，把文物都带上了，两个马褡子？”叶剑英和我们是同一架飞机走的。
　　到长沙后，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刚开始，伙食什么都还可以，也还可以在院子里走走。后来又奉命搬到湘潭，慢慢地就不行了，早上吃的是馒头、稀饭、咸菜，中午一个素菜，荤菜很少。不让接触社会，不让自由活动，实际上是给软禁了起来。那时，叶帅、曾山都七十多岁，也都是古稀老人了，身体也不好，这不是整老人吗？
　　叶帅的子女都在各地工作，夫人也去世了，没人管，怪可怜的。有一次，叶帅去了一趟广东，回来后，造反派就斗他。造反派凶狠狠地问他：“去广东干什么？不让串联不知道吗？”叶帅说：“我不是串联，是回家看看，有点事。”这样还过不了关，斗了好几天。
　　两个老头子经常在屋里、院子里谈话，他们对形势很不理解，说“经济现在这么混乱，都不抓生产怎么行？群众怎么生活？”忧党忧国忧民忧军，但也是无能为力。就这样，天天在那个院子里呆着，没一点事，两个老头着急，就向看管的造反派提出：“我们到乡下去看看，看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搞点调查研究。”但是，造反派不批准，不让去。两个老头子革命了一生，奔忙了一辈子，就这样关在院子里，没病也要闷出病来。
　　一次，王震到湖南看望叶帅和曾山。王震当时被疏散到江西。老朋友见面甭提有多高兴了。王震对曾山说：“我俩换个地方就好了。”他的意思是让曾山到江西，自己去湖南。因为曾山是江西人，而王震是湖南人，大家听了都苦笑起来。
　　由于生活不好，水土不服，曾山病了。那次是痔疮破裂，大出血，血流不止，很吓人。我们把他送到当地的医院，医生简单地用线把出血口给扎起来。曾山病得厉害，我们不得不写信告诉周总理，总理回答说：“你们先照顾好曾山，立即送回北京治疗。”这样，我们立即乘火车赶回北京，下火车后就马上送到医院。但治病也不顺利，造反派说不能给“走资派”看病，把病案都拿走了，不让他看病。最后，还是总理说话，让曾山住进北京医院。医生马上给他做手术，曾山的病才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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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1）
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曾山努力想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同时对“四人帮”迫害革命一生的老干部那一套非常义愤，他长吁短叹，睡不着觉，精神不好，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山把公务员撤了，炊事员也撤了，让吕阿姨做饭。后来索性汽车也不坐了，和司机老杨一齐挤公共汽车，中午回不了家，就在街上小饭馆吃饭。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很沉闷，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学习《列宁选集》。
　　1969年，在党的九大，毛主席曾经评价曾山说：“曾山对党的土地革命是有功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建设是有功的。”这给曾山包括我们全家以很大的安慰。
　　从湖南回来后，大家没有抱怨个人的处境，但都更加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了。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全国人民都非常震惊，并引起了全党深刻的反思。中央组织了一个老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