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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曾山-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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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曾山》再现革命家传奇
曾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在党内传为佳话。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内务部部长，曾任中央财经委副主任兼商业部长、交通工作部部长等。1972年4月逝世时，毛泽东曾赠送花圈，周恩来、朱德等参加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高度评价曾山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
？？？？由新华出版社推出的《我与曾山》一书，再现了曾山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卓绝的光辉一生。该书作者为曾山夫人、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红军战士之一的邓六金。1995年12月，在曾山诞辰一百周年时，邓六金不顾88岁高龄，口述回忆曾山的一生，经录音纪录，整理成文，由出版时政读物见长的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我与曾山》（第一版）。但由于曾山家属的低调和谦虚，此书一直未公开发行，只在一定范围内的机关和院校中内部少量发放。近年来，随着本书第一版在高端读者层中逐步产生影响，许多人为本书丰富而生动的内容所感动，不断投书出版方，呼吁编著和发行者应着眼和立足党史、党风和党性建设的高度，再版并公开发行《我与曾山》一书，以彰显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风范。出版者在征得家属同意后，遂组织力量进行再版事宜，并首次公开发行此书。
？？？？这部图文并茂的人物传记，可以唤起许多中老年人对近现代史的发展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中青年读者则可以从中感悟到弥足珍贵的精神和道德力量，对他们的成长起到励志和教育作用，并受到精神的净化和启迪。书中的介绍中多有生动而详细的情节，显示了主人公革命者的凛然正气和情操。比如，他在和战友突围的生死关头，互道珍重，将一面绣有“艰苦奋斗”4个字的红旗裁开各半，约定会师时再缝起来以作纪念；他在敌人到处张贴“缉拿曾山者，赏洋8万元”的布告时，化装成一介农夫，日夜兼程数百里，只身找到党组织；他满门忠烈，其父其兄其弟都为革命捐躯；他处高位而不骄，体现了崇高的道德情操。当三个孩子在外地工作时，每个月都给孩子们写一封信，告诫他们要认真学习工作，顺利时不骄傲，困难时不灰心……这些内容读者自会有所感悟和回味。
？？？？值得说明的是，本书的作者邓六金也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曾创办了华东保育院，先后抚养和培育了近千名革命后代，其中不乏国家栋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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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邓六金已88岁高龄，文化又低，写作成文比较困难。几位热心的研究人员知道后，主动来帮助邓六金。邓六金口述回忆，他们录音记录，整理成文。本来是讲邓六金知道的曾山，后来又难免讲到邓六金自己。开始文字并不多，只想写篇纪念文章。但他们几个年青人，觉得邓六金讲的曾山和邓六金自己的历史，他们听了也很受教育，对年青人还能起到教育作用，就希望结集出版一本书。他们又用了很大的精力调查采访，还又收集了许多照片，使回忆材料越来越丰富。邓六金本来是不同意专门出书的，但考虑到邓六金们走过的革命道路，也有助于年青人从一个侧面了解邓六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走过的艰难困苦的革命历程，有助于年青人更加坚定地保持邓六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干革命的优良传统，邓六金就同意以这种形式出版这本书了。如果能在这些方面起到一点教育作用，那么，邓六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邓六金口述、他们编辑整理形成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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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
一 从童养媳到红军女战士
1 苦难童年
2 “朱毛”来了，我成了村里第一个“红军通”
3 剪辫子，闹革命
4 喝鸡血酒，宣誓入党
5 扩红，“土窝窝里飞出了三只金凤凰”
二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1 参加长征，女同志体检中我第一个合格
2 长征中的特殊连队
3 “马克思保佑我们”
4 “一定要赶上部队”
5 朱总司令带我们采野菜
6 过雪山、草地
7 女战友们
8 长征女战士的特殊苦难
三 延水河畔识曾山
1 任职妇女部
2 《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
3 延水河畔识曾山
4 西安结婚
四 战斗在祖国东南
1 参与组建新四军
2 “三姐”
3 妇女参加抗日救亡
4 皖南岁月
5 初回吉安
五 革命一家人
1 毛主席称赞的革命家庭
2 急流勇进干革命
3 组织官田暴动，“公开革命”
4 “二七会议”，毛主席支持他的意见
5 半面旗，一生志
六 曾山在东南局、华中局
1 组织部——干部之家
2 “文化村”与文化人
3 搞好财经，支援前线
七 干革命与带孩子
1 上海“治病”，甩掉特务
2 反“扫荡”，打埋伏
3 寄养孩子，我要工作、学习
4 过封锁线
5 银屏山突围
6 “我自己找工作”
八 全国胜利前夕
1 “最坚决的土改路线”
2 转战山东，“把好一点的野菜留给农民采”
3 海上早产
4 饿肚子的“接管大员”
5 “清清白白地接管城市”
6 全力支前，决胜华东
7 组建华东保育院
九 华东财经战场上的“沧海战役”
1 “一定要照顾好烈士的子女”
2 “银元大战”
3 “两白一黑”之战
4 治理淮河
十 “我们还是红色的”
1 我们全家团圆了
2 坚持回乡务农的婆婆
3 “女儿，劳动光荣啊！”
4 晕倒的副市长
5 品德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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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妇女部
1935年9月，队伍长征快到陕北时，蔡畅大姐找我谈话，说：“中央到陕北后要建立全国性妇女组织机构，组织打算要你担任妇女部长，你和危秀英两人到中央妇女部工作。”
我很吃惊，说：“我怎么能当这个（妇女部长）呢？我没有文化，当不了。”
蔡畅大姐坚定地说：“你当不了也要当，不会当可以学嘛！长征这么难，你不是也走过来了吗！”
后来，长征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我们随着中央红军大部队，从下寺湾直接到这里的。群众手举红、蓝色的三角纸旗欢迎我们，敲锣打鼓，十分热烈。老乡们手捧大红枣儿，送给我们，那枣很甜呀。
我们红军的队伍很特殊，战士们有的赤着脚，有的打着裹缠，有的长裤变成了短裤，有的腿上、胸前裹着麻袋片或羊皮，负了伤的拄着棍子，挎着绷带行走。担架上面铺着草，但没人坐。骡子、毛驴都驮着箱子之类的东西。还有女同志背个竹篓子，里面放着孩子。虽然如此，但队形整齐，枪都扛在肩上，不时给欢迎的群众敬礼，唱着歌曲，精神抖擞。我们要给陕北民众一个好的印象。
到瓦窑堡之后，我就按照组织安排，开始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妇女部是中央组织部下设的机构。那时，我任部长，危秀英任副部长，还有两三个青年当秘书、干事。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它意味着要实现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我们要打日本鬼子了，抗击日本的侵略。
会后，我们妇女部传达学习了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等重要文件。根据新的形势，我们妇女部积极开展妇女工作。
到了陕北不久，蔡畅大姐、李坚真大姐就催促我去检查身体，她们被我过雪山时的大吐血吓坏了。马海德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他说我身体不好，面黄肌瘦，极度虚弱，要我完全地休养一段时间。蔡畅大姐、李坚真大姐听说后，就命令我一定要完全休息。我不同意，就和她们争呀、吵呀，说让我工作比什么药都好。最后，她们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我继续工作。
我和危秀英等妇女部的同志，经常背着包下乡去搞调查研究。因为刚到陕北，对这里的风俗习惯不懂，对妇女的处境也没有了解，我们就下乡调查了解陕北妇女的情况。那时，冬天冷风刮得很厉害，还夹着沙土，打得人脸疼，我们就找块布围着头。但不管怎样，我们下乡的工作不能耽误。那时候山里的野鸡很多，当我们从荒山野岭的草丛矮林旁走过时，经常从脚下窜出来几只野鸡，叫着从头上飞过，吓人一跳。危险倒没有什么，就是晚上，听到远处传过来呜呜的狼叫，还真让人害怕。
之后不久，蔡畅大姐调任陕西省庆阳县委书记。一天，当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找我谈话。说：“蔡畅大姐到庆阳去工作了，她那里很需要干部，你到她那里去工作可以吗？”我很敬佩蔡畅大姐，当然很高兴和大姐一起工作，经组织批准后，就到庆阳县委任组织部副部长，陈时夫是部长。在庆阳县，我协助大姐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选拔干部，工作顺利，心情特别舒畅。我年轻，好说好动好热闹，但对工作是非常负责。蔡畅大姐、李富春对我各方面都很关心，我的工作能力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庆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又调到中央妇女部任巡视员，继续做妇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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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1）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交通闭塞，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很苦。农民吃的就是土豆、小米，经常要吃野菜，三顿都能吃饱土豆就算好的了。住的是黑乎乎的窑洞，窑洞里面的炕冬天还挺好，下面烧柴火很暖和，上面盖一床薄薄的被子就可以啦，夏天又很凉快。我们刚到陕北时，大多住在逃亡在外的地主、豪绅的家院和商号中。炕不多，有时就铺干草睡在地上。我们是南方人，生活习惯与北方不太一样。由于经常吃高粮、土豆，把胃都给吃坏了，经常胃疼，也是在这里，我得了胃病。
在陕北，睡觉、吃饭都是在炕上，炕上铺一张席子，放一张小桌子。我们去了，也学群众的习惯，与他们一起在炕上学习、开会，和妇女们拉家常、话年景，并给她们讲革命道理，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们基本了解了陕北妇女的情况。陕北妇女很苦，从小就缠足、穿耳朵，不能随便出家门，外出时头上要戴面纱，骑在毛驴上都要把脚藏起来。婚姻更没有自主权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要挨打受气。地理条件、自然灾害、封建压迫和保守思想使这个地方显得要相对落后些，妇女解放的任务也更艰巨些。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不是羞耻而是光荣。陕北的女人在劳动方面主要是纺纱。陕北妇女很少出门下地去劳动。她们在家里挺勤快，但是犁地、耙田这些下地的活儿，她们很少会做，而且也不敢做。当时群众很迷信，说“妇女犁地、耙地要遭雷打”。我们想，妇女们不能到地里去，我们的部队要扩红，男青年都当兵去了，生产谁来搞啊？还不把地都给荒了，吃什么呢？这可不行。
1936年2月，我在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办的《红色中华》报上还发表了一篇叫《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的文章，鼓励妇女参加生产，“我们要响亮地提出妇女参加生产，这是最光荣的事业，坚决地反对过去认为妇女种地是羞耻是污辱的不正确观点。”要求党团员带头学会耕种，在各乡春耕委员会下成立妇女生产小组，学会各种农活。考虑到陕北妇女小脚占多数，还进行了适当分工，小脚妇女做饭、送饭、带孩子，大脚妇女学习犁耙、撒种，还组织竞赛，表扬成绩突出的，大大提高了她们的热情。
为了鼓励妇女参加田间劳动，我和妇女部其他同志还现身说法，先向一些有经验的老农学习当地的耕种本领。他们开始觉得不愿意不合适，后来我们恳求他们教我们，可能是真心诚意打动了他们吧，他们就仔细地给我们讲解、示范，我们练熟之后就召来妇女们看示范。我们也是女同志呀，但是犁地没有遭雷劈。她们信了，胆子也跟着大起来，和我们一起到地里干。妇女能参加劳动生产，这让我们更加高兴，前线在打仗，后方的妇女既能织衣纳鞋，又能生产粮食，这不是能作更大的贡献吗？到1936年夏秋时节，陕北根据地已有2万多妇女参加了生产学习小组。
反对妇女裹小脚，宣传放脚，是我们妇女工作的重点之一。我们大力宣传，用事实说明，妇女裹小脚害处太多了。小脚妇女不能走路，走起来一翘一翘的，太慢；小脚妇女什么活都干不了，顶多做做饭，做点针线活，养养鸡，不能当生产的主力；小脚妇女身体差，多病，生活困难；小脚妇女因为了这些不好，只能依赖男人，不能独立，不能男女平等。女孩三四岁就要裹脚，女人受的罪几乎从小就开始。我们用事实宣传说，脚放开后，就可以劳动了，男女平等了，妇女才可以解放。
我们宣传妇女放脚，刚开始她们思想不通，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脚越小越好，越小越漂亮，小脚的女孩子才能嫁个好人家，大脚很不好看，嫁不出去。”她们的思想被毒害太深、太守旧了。我们考虑到，千百年来养成的旧习惯旧风俗，也不是一时就能改变的。我们不勉强她们，只能靠不断地宣传、示范，让她们理解不裹脚的好处，走路、劳动的方便，才能自觉自愿放脚。我用自己做例子，告诉她们我从小就没裹脚，我们家乡妇女也很少有裹脚，和男人一样能劳动，很有好处。经过一段时间，她们就相信了放脚的好处。事实在那里，她们是真信，不是假的。这样一来，她们慢慢地思想开明、开朗起来，主动把脚放开，特别是不让小女孩再裹脚。在我们的动员下，一些妇女不再裹脚，特别是父母亲不敢再强迫女孩子裹脚了，这就是很大的进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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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2）
在陕北，女孩子除裹脚、不学文化外，最大的不幸就是包办婚姻。三四岁时便由家长作主订婚，到十五六岁时就出嫁。另外，还不准女人出门，女人就一天到晚缩在家里。我问她们：“女人不是和男子一样可以劳动，可以出门吗？为什么你们不出门呢？”她们就说不行，出门、上街、串门要挨骂，别人会说是出去疯、去搞对象。一些守旧的男人说，女人不能出门上街，不然回家就生病。这明明是迷信！只许男人上街，女人就不行，一天到晚就拴在家里头，做饭呀，做针线活呀。你看，那封建束缚有多么严重。我们向她们宣传婚姻自由、恋爱自由时，她们不信，说：“我们没这个规矩，你们那里可能有这规矩。这里父母认为可以就可以，自己没有选丈夫的（权利）。”我们就做工作，利用各级妇女组织，宣传婚姻自由的好处和包办婚姻的坏处，禁止包办婚姻，对包办婚姻造成悲剧的，就严厉批评。象《小二黑结婚》那样的事，我们碰到了许多。婚姻自由的思想开始慢慢深入人心。
我们的另一个任务是动员劳动妇女特别是女孩子学习文化知识。刚开始，群众也很难接受，说“女孩子上学没用，即使上了学也要嫁人，不如不上。妇女在家作饭、伺候男人、生孩子，要文化也没有用”。我们宣传说，不管是嫁人也好，在家也好，识字总比文盲好，可以不受人愚弄嘛，在生产上也有好处。
边区的农村妇女大多是文盲，为了让她们学文化，妇女部发文件，要求各级妇女组织办识字班。我也现学现卖，将在党校学到的新知识讲给她们听。妇女们的学习热情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不少妇女不论白天在田头休息，还是晚上抱着熟睡的孩子，都坚持学习，争取早日摘掉文盲的帽子。一些妇女干部也成长起来，不少人能写信、算账，甚至还学会了写讲话提纲。
我们下乡吃住在老百姓家里，虽然宣传的是妇女解放，对象是妇女，但工作还必须针对男同志，因为是男人要求女人裹脚，是男人不让妇女出门，是男人不让女孩子上学堂。我们的宣传也针对男人想了不少办法。办学习班，让有顽固不化旧思想的男人学习，批评阻拦妇女进步的男家长，是我们当时常采用的办法。
扩大红军队伍、筹款筹粮也是妇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前方作战直接杀敌打仗，离不开后方筹集军粮军费的支持。我们动员妇女支援前线，组织妇女做军鞋、军袜和军服。妇女自身解放了，男女平等了，革命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延川县禹居区的妇女，在四天内就赶做了三千套军服。“节食省粮，支援红军作战”，“丈夫当兵、妻子把田耕”，这种情景在根据地到处可见。延安县东区四乡一个青年妇女送丈夫参军，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做发动工作，带动全乡在五天内完成了扩红任务。
我们还动员妇女讲卫生讲文明。陕北农村的妇女很少洗澡，主要因为没水。那个年代里，妇女的卫生知识也很缺乏。陕北妇女生孩子简直是一场灾难。生孩子时，不许铺席子，更不用说铺褥子，而必须在土炕上，放一层炉灰，人就坐在炉灰上生孩子。这不仅不卫生，造成妇女和婴儿的疾病和死亡，而且是对妇女的一种摧残。生了孩子后，产妇要喝三天稀米汤，这三天，每天每顿只能喝用三个手指捏起来的一点点小米做的汤，把人都饿昏了。我们向她们宣传，妇女生孩子，要吃点好的，吃点鸡蛋，她们反而说就是这个规矩，即使有钱人家也不许吃。这样的风俗，使许多妇女得了妇女病，生下来的孩子也发育不良，妇女的死亡因此也特别多。我们就请懂医学的人给她们讲生理卫生知识，讲卫生保健知识，破除不良的旧习惯，取得了一些成效。
米脂那一带，妇女比较开朗、开明，妇女大部分大脚，有的还识字，那里的妇女工作就比较好开展。
对妇女部的工作，我们定期用书面报告的形式总结出来，向组织部长李维汉汇报。
陕北的妇女淳朴可爱，她们实实在在，讲话直来直去，干事踏踏实实，对人也非常热情。我也越来越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黄土高原，喜欢这里的朗朗晴天，更喜欢这里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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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水河畔识曾山（1）
1938年，组织送我进中央党校学习。我在十四班学习，班里的学员都是像我这样参加革命较早又文化较浅的团以上干部，主要是识字学文化，还学些理论、修养、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教员都是由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兼任。徐特立、谢觉哉都给我们讲过党课，李维汉等也讲过课。其他班的学员是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高中、大学及留学回来的知识青年。我以前在瑞金党校学习过一段，但时间太短，又被工作打断。这次有了学习机会，就想认真地补上学习这一课。
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我们党坚决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延安成了全中国人民向往的抗日圣地，从全国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更多了。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坡上沟里，窑洞内外，到处是出操训练声、读书声、歌声、笑声。部队迅速发展，窑洞也不够住了，到处都是建窑洞的场面，干得热火朝天，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我们年轻人好高兴呀。
那时在中央党校上课，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缺桌子少凳子，条件艰苦，但大家的学习热情高涨。中央领导、教师们很关心我们，讲课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现实问题，让我们听明白。
听课记笔记是一件大事，对于我这样好多字不会写的学员来说，真是伤脑筋。于是我就尽自己的能力，记下大概的意思来。因为写得慢，所以有很多遗漏，课后只好找别的学员，大家对笔记。有的我记下了，别人没记下，有的别人记下了，我没记下，于是互相补充上去。这样的方法很管用，大家都进步不少。
通过学习，我字认得多了，理论上也学到不少东西，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有了更多的认识。对比以前，我更感到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文化，能看书，能写字，工作才能做好。要是不识字，不会写字，不会从书、报上得到知识，那就很受限制，工作也不好开展。
在党校学习期间，我们还经常背着书包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学用结合。这一段的生活过得特别充实、热烈，使我终生难忘。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前后，我认识了曾山。
第一次见到曾山，是在1937年11月。一天危秀英拉着我说去见一个人，带我到了延安中央机关的一间窑洞里。我看到一个中年人，眉清目秀，高高瘦瘦，很诚恳的样子，坐在那里。危秀英介绍说：“这是我们江西省苏维埃的曾山主席，这是我的战友邓六金。”危秀英以前在江西省苏维埃妇女部当部长，和曾山很熟悉，一别三年多，都经历了无数的生死考验，现在又在延安见到面，都很激动。曾山也热情地和我握手。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长征前就听说过曾山这个名字，但没见过。大家坐下后，曾山就讲了他的一些情况，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在江西打游击，失利后，突出重围，化装到了上海，又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两年，刚从苏联回来。我这才想起，前几天，是有一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才找准跑道降落下来，原来是他和一些领导干部从苏联回来了。第一次见面，曾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老革命，人很稳重，实实在在，还在苏联学习过，他的经历使我产生敬重感。
第二次见曾山是在1938年夏末，我正在党校学习。各根据地许多领导干部来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次，贾拓夫找我谈话，我请假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又看见了曾山。贾要介绍，我忙告诉他，我们已经认识了。当时，我有点害羞和拘谨，曾山温和地笑着告诉我，他是来参加六届六中全会，还简单讲了在南方组建新四军的情况。这一次，我感到贾拓夫是有意识地让我们见面，建立朋友关系。我对曾山也产生了朦胧的好感。
1938年10月的一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叫我去一下。我到后，见曾山也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相互笑笑，点头示意。大家就坐后，李富春说：“现在抗战虽然打了些胜仗，但东北、华东的广大国土都被国民党给丢了。为了动员各地群众起来抗日，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去加强这些地区的工作，中央组织部决定派你去地方工作，你看去哪里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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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水河畔识曾山（2）
我考虑了一会儿，说：“我去东北工作。”当时想的不多，选择东北，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过那里。
李富春说：“你不要到东北，组织决定你去华东工作，那里缺少妇女干部。”说完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曾山。曾山用殷切期望的目光看着我。
我看组织已经决定，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我便表示同意。
李富春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曾山同志是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到时候你们去华东的同志就跟他走。”能和曾山同志一起工作，我当然挺高兴，但想到要离开延安，我还是有些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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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结婚
那次，一共从延安派了二十多个干部去华东，女同志有两个。1938年底，我和在党校学习的涂振农、陈光、饶守坤等二十多人，带上行装，随曾山步行离开延安，准备经西安去南昌。
从延安去西安用了两天的时间。当时，下着雪，雪花漫天飞舞，寒风刺骨，天气特别冷。但我们这些马上就要投身抗日前线的年轻人，感受的只是内心的火热。一路上，曾山对大家都很好，他心很细，考虑问题很周到，我们所有的人对他都很尊敬。曾山在路上还给我们讲了两个苏联故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故事是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富翁到苏联旅游，爱上了一个年青漂亮的苏联姑娘。大富翁便向姑娘求婚，说他有很多很多财产，只要你同我结婚，我的财产都可以供你享用。姑娘回答说：“先生，我们苏联有辽阔的国土，富饶的资源。作为苏联公民，这里面都有我的一份，不比你那一点财产多吗？”姑娘谢绝了他。那个大富翁被奚落了一顿，灰溜溜地走了。
另一个故事是说：有一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到苏联的幼儿园参观，孩子们看到资本家太太手上戴着金镯，都很惊奇，资本家太太问孩子们奇怪什么，孩子们回答：“在奴隶社会，这是奴隶的标志呀！”那资本家太太感到晦气，赶快离开。
这两个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两个故事反映了共产党人的理想、情操和追求，反映了我们对金钱、爱情的态度。我对曾山的印象更好了。
由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了很长时间，也有了单独相处的时间。曾山和我深入谈过几次话，起初他对我讲了很多他自己的事，包括革命经历、家庭情况。后来，曾山对我说，他爱我，要我和他结婚。
我既爱他，又怕结婚，很矛盾。我从小是童养媳，就对结婚挺害怕的，长征路上又看到那么多女同志生孩子的可怕情景，更害怕结婚了。我当时想，结婚就要生孩子，生孩子就会影响革命工作，而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我非常犹豫，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对曾山的感情压倒了害怕，我同意了。
中央来电催曾山想办法快到东南分局去处理工作，而这时几个年轻同志闹着要曾山和我确定关系再走。曾山也想快点走，和我商量后，向中央组织部打电报申请结婚。很快陈云同志回电，代表组织批准。同行的几个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附近街上的一个小饭馆，订了两桌很简单的饭，大家喝了喜酒，然后借了办事处一间房子和两床被褥，我和曾山就算结婚了。
因为东南分局有紧急情况，中央催曾山赶快走。结婚后，曾山只在西安住了两天就走了。他是一个人搭乘飞机从西安先到重庆，然后，又从重庆坐飞机到了南昌。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时间很短，这期间又要学习，又要工作，一切都实实在在、平平淡淡。组织上也可能是有意撮合，但主要还是我们两人互相都有好感，能说到一起。曾山这个人，一见就能感觉到，他善良、稳重、可靠、思想好、思想进步，值得托付终生。
那时候，曾山很穷，我们共产党人都穷，他甚至连一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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