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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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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交替［50］。他在1958年说：“波浪式的前进形式就是谨慎和草率的对立统一”，就是“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51］
最后（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最后，因为我们在谈到毛泽东关于人在辩证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时，还会谈到这一点），他常常把“波浪”当作整体自然的象征来谈论，因为它是人们在前进过程中必须与之斗争的对象。在毛泽东的诗词《游泳》中，他引用了孔夫子对波浪的象征意义的解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但是，前面的几行诗句显然改变了象征意义：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任凭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52］
显然，波浪对毛泽东来说，是自然界辩证运动的一种象征，它也曾使毛泽东的祖先们产生过同样的联想。但是，在谈到当人们面对这种运动的态度时，他却毫不犹豫地背离了这种象征意义。他在1964年说：“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游泳者与大自然搏斗”［53］。 “波浪”同样也被看成是他政治生活的一种象征：1966年7月，他再次跃入扬子江，以表明他精力旺盛，正在作为“第一线”领导人重新出现，准备在开始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主导作用。［54］
有意义的是，毛泽东提出要抛弃恩格斯的第三条辩证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理查德？伯恩斯坦用一种颇有启迪的类推法指出，黑格尔运用“否定”这一术语是要描述新事物产生的过程：“当辩证过程的某一个‘要素’得到充分发展或理解时，就会引起它自身的否定，当然它不会机械地遇到某个反题，相反，这个过程倒更像悲剧英雄，因他自己性格的发展而导致‘失败’这样一种不幸的过程。”［55］相比之下，毛泽东有关合题实现过程的思想，可能由于他只是通过恩格斯才了解黑格尔的，因而更具机械性而不是有机性。他实际上把相对平衡阶段当作量变过程来描述，并且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内部和外部原因所引起的。［56］在其他地方，他还论述说，在这一阶段，冲突得到“发展”，变得“尖锐”和“深刻”起来。他认为，量变阶段的最好例子，就是一个面对正在崛起的先进阶级而自己正在衰落的统治阶级。［57］照毛泽东的说法，在这一相对平衡或量变阶段，辩证法变成了一种“比较方法”，矛盾的双方据此而并存，并表现各自相对的力量。［58］相反，事物向新质状态过渡的质变则是以扬弃，即事物的原有状态被取代为先决条件的，用毛泽东的术语说就是“飞跃”，这种质变是一种由矛盾固有的力量必然造成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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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物辩证地取代旧事物，人们用综合的实现来指称这一阶段。毛泽东在用他自己的说法代替这个黑格尔式的术语时，表现得最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在1937年［60］，他巧妙地问道：“什么是综合？综合就是把东西吞掉，就是大鱼吃小鱼。”［61］
大约30年之后，他澄清了这个异乎寻常的表述，但在这样做时，又使该过程更像折衷而不是综合。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军队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不要的，用哲学名词说，叫“扬弃”，……吃饭也是分析综合。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是洋哲学，我讲的是土哲学。［62］
当这种解释无法自圆其说时，最重要的不只是他在对辩证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作的解释中有意识地回归到“本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辩证法源头的程度，还有他运用质变这一概念的范围，他把这一概念与“革命”相提并论。他在1958年指出：“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63］。
为了完成对毛泽东所运用的辩证法的简要评述，我们还须转到有关人类在辩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上来。在这里，着重指出下面这点有很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并不是把辩证法（用矛盾作为一种分析和研究的方法）仅仅当成可以用于无序的世界从而获得一种有序的解释的多种可能的方法或范式中的一种。正如托马斯？库恩对科学活动所作的描述那样［64］，任何一位科学家，虽然都运用暂时的主导性的范式，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范式在某种意义上会与人们所观察的自然现象相一致，但是，辩证论者毛泽东却过于刻板地理解这种一致性。*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分析方法，因为它是建立在矛盾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而这一基础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所依赖的根据是相一致的。由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毛泽东所使用的术语是“绝对”———因而，辩证法也就具有一种绝对的性质。为了理解世界的这种矛盾性质和这种辩证法的矛盾性质怎样与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活动过程相一致，我们须继续探讨毛泽东所理解的有关冲突的第三种特性：冲突的有益性。
* 确实，大多数科学家都在某种可接受的范式的框架内从事着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或“解决疑难”的工作，并相信在他们的范式和所能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常规的科学家的一致性思想，与辩证论者的思想相比，其自觉程度要少得多。另外，科学家在其操作观念中存在的开放性信念要比辩证论者的自我印象中的开放性观念大得多。科学家对其开放性的自我印象中包含了一种抛却陈旧方法和假设的特殊心理，其前提是这些方法和假设已无法说明出现的异常现象。然而，这种自我印象常常被埋没，这是库恩的主要观点之一。另一方面，辩证论者很少用这样一种能使问题得到有效验证的方法提出问题，从而，在不具有对作为整体的范式提出怀疑的可能性这种意义上，是库恩所谓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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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有益性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谈道，马克思对社会科学所作的贡献，如同他的同时代人达尔文对自然科学所作的贡献一样。［65］而且他们两人研究工作之间的那种关系，表明了其同时代性以及重要性；另外，他们都对19世纪欧美思想以相信前进运动的积极性为特征的一种深刻信念，做出了重大贡献。［66］
对于自然科学家达尔文来说，进步的概念是用“适应”这一术语来解释的，而这一术语与它的早期形式“适合”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与一系列本身就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既定环境条件相一致。当这一思想被引入到社会领域后，适应这一概念便具有了一种更为抽象的积极内涵。虽然对于达尔文本人来说，进化过程相对而言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但那些后来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人几乎都认为社会进化是朝着某些预定的目标发展的。［67］
达尔文的著作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曾考虑把《资本论》奉献给达尔文。也许正是在用辩证法来解释达尔文的著作（显然它本身并不是辩证的）这一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及其门徒的著作时所发现的必然的前进运动这一相当空泛的概念，才被注入了物质的科学的内容。［68］在古希腊和中国，辩证法在其最早的创始人那里，具有一种三合一的结构，对立面的两个互补要素被包含在第三个要素之内，这是一个不变的框架，冲突就在这个框架内发生。有时，这个不变的框架就是季节的自然循环；有时，它又是生命的循环。中国的太极图就是这种框架的象征，阴和阳的冲突被束缚在这个圆圈内。然而，在现代的辩证论者那里，这种循环圈被打破了。冲突取代互补成为对立的主要形式，而且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循环圈的比喻也被表示循环和前进或上升运动并存的螺旋的比喻所取代。对于马克思和毛泽东，以及对他们的唯心主义先驱者来说，冲突的每一次解决，每一次综合，都标志着发展过程前进了一步，并且实际上只吸收了导致这种前进的冲突力量中的积极因素。毛泽东在1955年写道：“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69］
这种辩证法与达尔文式的进化概念的结合，使人类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在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让人类扮演的是两种角色：一种是自然界冲突力量的受害者或被动的经验者；另一种就是对这种力量的观察者。在黑格尔及其继承者的先验图式中另外增添了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不明确的，另一种角色是明确的。不明确的角色就是显示权威的角色———人不再仅仅观察这种冲突，而是处于一种能辨别或规定社会冲突应导向之目标的地位，并在这一过程中判定，什么是积极的力量，什么是消极的力量。明确的角色就是人充当变革代理人的角色———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行动者，依靠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超越了只想解释世界的哲学家，试图积极地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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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社会发展宏大而长远目标的活动方面，相对而言，毛泽东论述得较少。我们会看到，他那种思想依赖于经验观察和实践的观点，使他不可能详细确立遥远目标，同样的观点也在某些程度上使马克思不能制定详细的长远目标。然而，在那些较为直接的目标方面，那种冲突的确定者或仲裁者的角色都相当明显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对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以及这种思想所包含的权威概念进行阐释时，将会作更详细的探讨。这里，我们只要说到这一点就可以了：解释者或仲裁者这种不明确的角色的出现，是由于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通性与矛盾的有益性之间的潜在冲突，保证一切冲突都会以一种促进积极前进的发展的方式自然而然地使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是什么意思？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这一决定论的方面（这种决定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中是不明确的）预先假定，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为矛盾本身所固有，并不依靠人的力量的作用。假如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向前运动，那么，那种引起前进性发展的冲突也就一定会自然而然地使自身得到解决，并以这种方式对进步做出贡献。正如冲突本身是客观的一样，冲突自然而然地得到正确解决也必定是客观的。而不正确的或倒退的解决只在短时期内才有可能，这只是规律的一种例外。它对人类的判断力不会带来重大影响。构成进步和发展的东西是由冲突本身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参与观察这一历史进程的人所决定的。
然而，马克思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人必须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以便替代人自己所创造的抽象观念。马克思在超越费尔巴哈而继续前进时指出，应以积极活动的主体的人作为研究的中心，这一主体是改造其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行动者。［70］这种人文主义使得马克思没有采取僵硬的决定论立场，马克思和他的某些继承者反对这种立场，称之为“机械唯物主义”。我要指出，马克思那种为人道主义服务的辩证法是以作为仲裁者的人类为前提的，人类有能力确定人类的异化问题，至少是能够说明历史进程的发展所要实现的族类的非异化状态将是什么样子。这样，就可以根据这种实现非异化的运动来理解进步。我们将会看到，虽然毛泽东重新确定了马克思的核心问题———异化问题，但在他的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中，显示权威的需要仍然是固有的。
为了讨论辩证法的现代拥护者们在辩证法中赋予人类行为者的第二种角色，有必要说明一下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围绕着唯意志论和决定论的相对重要性而展开的争论。仔细阅读过马克思本人有关这个论题的著作的人，都会遇到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马克思既讲到“铁的规律”，又讲到人类活动对社会进步发生作用的必要性。［71］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以一种更倾向于决定论的方式解决这一理论上的两难困境。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内，在有关行为者影响历史发展的作用这一问题上，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立场。在这个框架所包含的一系列立场的一个极端，可以把人类行动者看作是受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摆布的木偶；居中的立场，可以认为行为者无法改变历史事件的进程，但至少可以影响事件发展的速度；而在另一个极端，则可以认为行为者通过肯定或否定的活动，不仅可以影响历史发展的速度，而且还可影响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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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17）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像马克思一样，在这个包含一系列立场的框架中，采用了所有这些不同的立场。例如，在《矛盾论》（1937年）中，他指出：“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72］。然而，在同一篇文章的后面几页上，他又采取了这样的观点：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73］第一段话以一种鲜明的决定论立场为前提，而后一个陈述则表明了两方面的思想：一方面，即使是从特殊矛盾中引申出来的“解决方法”，在理论上也与矛盾本身是分离的；另一方面，它有人们要“运用”适当的方法这种含义。其结果是，必须把这种陈述当作更接近于唯意志论的一种典型观点来看待。*毛泽东试图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观点，来解决他的立场中明显的矛盾。他还用朴实的，有时甚至是太通俗的例子说明他的观点：“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74］
* 毛泽东在1955年的一个定义反映了这种类似的“唯意志论”观点，他说：“打破平衡，寻求平衡，这就是辩证法。”《关于反对右倾保守的谈话》（1955年12月6日）。Martin Glaber…man在他引起争议的文章“ Mao as a Dialec…tician”［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第8期（1968年），102~107页］中，认为毛泽东有关解决矛盾的观点是“外在性的和操作性的”，因而使他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相脱离。格拉贝曼的论点在其所涉及的范围内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说明这种“外在性”和“操作性”在马克思改造黑格尔思想模式的过程中所内含的程度。对那些虽然把注意力集中于列宁的理论而不是马克思的理论，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理论的革命行动者来说，没有一定程度的操作性和外在性，他们会毫无作为。
把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运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就限定了人类活动的有效范围：“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就会被历史所抛弃。”［75］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76］这些界限被作了如下的规定：“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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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另外一面，即活动自由这一面看这一问题时，毛泽东在1962年概括了他的观点：“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78］总之，毛泽东在思想倾向上遵循马克思的观点，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力量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高度评价人类活动的作用这个方向上，毛泽东开始与马克思分道扬镳的地方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他逐渐认识到，由于人们的失误，也可能会颠倒历史发展的进程。
毛泽东在阐明人类实践活动对解决矛盾并进而促进发展的作用时，是清晰而详尽的，这甚至远比那些认为他的思想离开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从这一观点批评毛泽东的思想的人所希望的，更具有系统性。当他讨论与社会冲突有关的人的活动问题时，常使用这样两个术语———“解决”和“处理”。在使用“解决”这个术语时，他往往更倾向于用被动语态而不是主动语态———冲突是“被解决的”，但没有具体说明解决的主体。他用“处理”冲突———我们也可以说“办理”———这种说法时则显然是主动语态。在讨论处理矛盾的问题时，毛泽东详尽阐述了四种在他看来极为重要的区别，他认为，在涉及特定场合的矛盾时，必须作出这种区别。第一，就是确定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哪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事实上处于相互矛盾之中；第二，就是他所谓的“主要的”（或支配的）和“非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之间的区别；第三，就是仔细分析出矛盾双方哪个方面是主要的，哪个方面是次要的；第四，就是必须对他所提出的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作出区别。
在具体的时间和场合下，有关的社会冲突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用自然界的矛盾作为例证来阐述他们的观点，这确实让人非信不可，研究者很难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但对于我们来说，社会矛盾就似乎不是那么不证自明的了。但毛泽东不这么看，他认为：“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79］正是由于这类矛盾错综复杂，因此，在特定的客观情境中识别出这类矛盾，就是那些直接接触现实环境和有经验的研究者的任务了。关于这一点，在下章中我们将作更详细的讨论。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列出一系列矛盾的过程，在这些矛盾中最终会被发现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一事物发展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在1958年提到，这是一个“设置对立面”的过程：“所谓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80］后来，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又说：在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对立面，可由人工设置起来，如修水库、办工厂。但自然界必须有这个材料，有这个条件，有物质基础。［81］他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可以作为他本人实施这一过程的实例。他在这个讲话中提出了有关中国发展的“十大关系”，如工业和农业，经济发展和国防，沿海和内地，等等。［82］
论 冲 突（19）
社会领域里的有关冲突一经确定，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区别就是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作出区别。根据冲突所要实现的目标，可以判定主要矛盾就是那种“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83］，主要矛盾的解决会推动社会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在处理矛盾时，必须要作的第三种区别是极为重要的。在主要矛盾内，矛盾的双方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非主要的”或次要的？毛泽东对这种区别的论述［84］，有许多地方模棱两可。有时是依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大小作为区分的根据；有时是依更为抽象的定性判断作为区分的根据。附带说一下，这种模棱两可也表明，毛泽东追随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必要性进行了含混不清的否定。［85］例如，毛泽东谈到，矛盾主要方面，就是通过与矛盾另一方面的斗争而使其“由小变大”，进而获得了支配地位的方面。［86］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作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区分———“新”与“旧”的区分。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特定的矛盾中，“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87］。假如人们像毛泽东在其经历的这一阶段所认识的那样，认真地接受这种随时间推移必然会产生积极变化的思想，那么，他在这里以新生事物（人们可以首先假定这是一种有可能验证的性质）的名义提出的区别，实际上是一种无法验证的价值判断的区别。因为从这种语言氛围中产生的“旧”字，很明显具有贬义。既然为推进事物发展过程所要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只有在人们把其力量投入到矛盾的“新的”或积极的一面时才能采取（并进而增强了这一面的力量），那么，在矛盾“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的这种区别，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 这里所作的区分使人联想到1938年毛泽东在讨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时所作出的结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75~476页。“文化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特殊矛盾的例子，新颖的事物、美好的东西和强盛的事物并不始终与矛盾的同一个方面相联系，如我们在对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区分进行分析时看到的。实际上，如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的那样，一旦掌握政权，革命者就会发现，新颖的东西并不常常等同于他们所认为的强大的和肯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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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20）
最后，在处理矛盾时需要作的第四种区别是非对抗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这种区别要依赖于第二种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划分人民和敌人的界限，要依据人们对待特定社会里特定时期的主要矛盾的态度。*当然，这种区别反过来决定人们在解决矛盾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采取斗争的行动方式；在非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采取毛泽东所谓的说服和批评的“民主”方法。
*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最早在1937年《矛盾论》中提出，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34～336页。而在写于1956年12月的一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又作了详尽的发挥。在1957年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和敌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种主张可追溯到《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有关区别对待同盟者和敌人的论述，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68～1482页。Arthur Cohen已探索了这种思想的根源，认为它来源于毛泽东在1937年引用的列宁的这样一种思想：“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系统地阐明这种观点之前，早就有苏联和中国的理论家们提出了这种观点。在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的笔记中也可发现这种观点。
然而，人们发现，在“处理”矛盾这个宽泛的题目下，为了使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为了通过这种解决来促进事物发展，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必须采取的行动有好多种。
在我们总结毛泽东扼要阐明的有关冲突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人类在促成这种积极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一些观点时，回顾一下康德的那种目的论区分，也许是有意义的。康德解释说，人类希望和谐，而自然寻求斗争并将人类从懒惰的生活中拯救出来。［88］在现代辩证法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自然界之倾向于冲突和人类之不倾向于冲突之间的差异，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前辈们来说，一般是无法接受的，这正像古代原始辩证法思想的奠基者们对此感到无法接受或无法理解一样。事实上，毛泽东显然有意地去模糊人类的冲突和自然界的冲突两者间的区别。对他来说，既然人类的目的最终取决于人类与物质力量的关系，因此，人类之间的冲突，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自然力量的冲突。这样一来，毛泽东不仅不同意康德所作的那种区分，而且对康德有关人类心理的观点，他很可能也要质疑。人类“在本性上”喜欢稳定和和谐、不喜欢冲突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找不到这一假设的明确表达。然而，我们会看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许多原理中，却以不明确的方式提出，如果让人们自行其是的话，他们宁愿过宁静的生活，而不希望生活在一种不稳定的不断冲突的环境中。在康德看来，自然界的冲突是正常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人类之间的冲突则是反常的。在原则上，毛泽东反对康德的这种观点，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的这种看法都是不明确的。另一方面，对康德的自然界的冲突是有益的而人类的冲突（除了由自然力量引起的外）都是有害的观点，毛泽东始终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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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21）
冲突的永恒性
我们已经看到，在毛泽东早期的哲学著作中，他强调冲突的“绝对性”：“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通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89］
当我们在下一章里考察毛泽东的认识论时将会看到，那些被视为普通和永恒真理的任何概念都以某种根本性的方式背离了前面的理论。尽管前后存在明显的矛盾，但毛泽东还是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矛盾对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来说都是一种永恒的特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冲突的性质———尤其是社会冲突的性质是可以变化的，但冲突本身是不变的。
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如果说毛泽东的看法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他的这种看法变得愈来愈肯定了。到晚年，他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甚至是他自己早期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断都进行了修正，而正是这种修正为他的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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