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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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前言（1）
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1］
　　毛泽东漫长而又富有争议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时过境迁，现在，用一种新的观点来认识他的一生，认识从其生涯中产生并指导他的政治思想已成为可能。就像他自己在上面引用的那句话中提及的，或许只有通过回顾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一生及其思想的形态或模式。本书试图以我们现有的对毛泽东全部著作的研究为基础，历史地理解他的政治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模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作为一位革命活动家，毛泽东的一生跨越了近现代中国近60年的历史。他不仅是社会活动家，而且是思想家。在这60年间，他频繁地写作，不停地演说。本书首先假设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和从中形成的政治哲学的独创性或适用性的历史地位，不再对其真理性提出问题，然后在假设这些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历史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展开。
　　所以，这一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人们对毛泽东的批评，捍卫毛泽东的思想。诚然，尽管我不时提到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手重要文献，但我并没有企望以任何系统的方式，将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同那些论述这些思想的卷帙浩繁且数量还在激增的解释性文献相提并论。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一部过分冗长且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的著作。在本书中，详尽阐述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也不是我的目的。尽管我承认，我对这一难题颇感兴趣，但我的专业是中国政治和政治理论，而不是思想史，所以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根源的思索，只能作为个人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至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毛泽东同其前辈的关系（无论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这一相关而又众说纷纭的问题，我听从那些比我更看重这一问题的人的意见。我想，毋庸置疑，毛泽东认为自己是从对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理解出发并在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框架内工作的。在这里，我试图并行地陈述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前辈与毛泽东本人的观点，以便对这些观点进行比较。因为我相信，这一研究将成功地表明，无论如何，正像他一生所展示的那样，毛泽东日益敏锐地认识到他所从事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生活和工作的历史时期的独特性质。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合乎正统或不合乎正统的修正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在政治基础层面上才能最终得以解答的问题。无疑，毛泽东本人确实关心过这一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因而，我希望阐明他对这一政治问题的看法。但是，相对于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前辈的思想，对毛泽东的思想的正统或非正统性、独创性或派生性的问题，另外提出一种外在的判断并不是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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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前言（2）
最后，在任何完整的意义上，这本书都不应被视为传记著作。尽管要谈论毛泽东一生的思想演变而不时常提及其中的某些事件是不可能的，尽管我试图将他的思想的重大转变同我认为是影响那些转变的事件联系起来，但我并未打算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把他的政治哲学同他的政治传记结合起来。相反，我在这里的意图是通过研究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及演变去阐明它的一个重要方面。我选择的这一方面，即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及其后继者都把继续革命理论看作是他的理论活动的顶峰；其次，是因为对这样一个方面的阐述，涉及对这一理论得以确立并从中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命题、概念和思想的广泛研究，从而提供一种对毛泽东政治哲学全方位考察的视角。我决定通过探讨九个相互联系的论题来研究毛泽东这一方面的思想；采取论题的形式而不是历史的形式来描述毛泽东政治哲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应当指出这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正如我们在下述章节中会看到的，毛泽东认识论的基本概念是，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间存在着必然的辩证关系。他多次明确指出，与实践相脱节的理论，既不合乎正统，又无益处。基于这一根本原则，脱离实践内容来探讨他理论上的结论，就有某种不合理性。历史地描述他的政治思想———即一种以其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作为描述其思想基本轮廓的研究———也许更接近他关于理论与实践必然联系观点的本意。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不利之处在于难以避免赘述。由于我认为为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而值得探讨的各个论题都与他一生各个时期的各种事件相关，并随之而变动，因此历史的论述就必须抓住各个时期的各种线索，把它向前延伸一小段，然后再回到原话题上来。这在认识论上的准确性方面有所获，但在透彻性方面则明显有所失。
　　确实，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的各个时期都认为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特殊问题或矛盾———他称之为“主要矛盾”。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以及会对他的思想有什么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联系我所选择的内容广泛的论题来讨论这些问题或矛盾，并且按照毛泽东在其整个生涯中形成的处理这些问题或矛盾的方式去讨论各个论题，而不是按照年月顺序来论述这些问题或矛盾。
　　这样一种研究绝没有脱离历史内容，但它又确实是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即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某些思想超出了其概念暂时的有限联系，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有效的研究。由于本书采用这种框架，不熟悉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会发现，毛泽东传记或关于他的历史生涯的著作是本书有益的辅助读物。按时间顺序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本身是对本书更为重要的补充。事实上，即使对通晓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而言，本书也只是阅读这些著作的介绍和指南，无论如何也不能替代接触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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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前言（3）
阅读毛泽东著作的起点，是看官方出版的选集，它收集了毛泽东1926年至1957年的著作。［2］其他两本集子也已在北京出版。一本是毛泽东的军事著作［3］；另一本是单卷本的毛泽东解放前后的著作“选读”［4］。不过，官方出版的选集，仅收集了这一期间毛泽东的部分著作。在东京，已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解放前著作的中文版原文全集，即《毛泽东集》。这是一个比较完整可靠的版本。［5］此外，我们得知还要出版毛泽东的全集。［6］
　　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收录了中国官方选集没收入的毛泽东解放前著作摘录的译文。［7］内有近300页是毛泽东从其走上社会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为止的著作的节录。施拉姆的注释特别有用，它指出了现行的权威版本出版前编辑和修订的毛泽东解放前著作种种版本的变动情况。我同南希？安妮？戴尔合作，参考中文来源和1949年至1975年近800件文献的英译本，编辑了基本上完整的毛泽东解放后著作的文献目录和索引。［8］最后，布朗大学目前正在开始一项工程，由高英矛（音译）主持编辑工作，目的在于用中、英文出版毛泽东的全集。
　　这一研究始于10多年前。当时，我对“继续革命”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观点认为，在成功地夺取国家政权后，革命能够而且应当继续下去。这种思想似乎与在多数西方社会科学家中流行的关于革命的基本理论相矛盾。作为研究解放后中国政治的学者，下面的事实引起了我的兴趣：虽然很明显毛泽东及其战友想在他们自己的实践中来实施这一理论，而且确实在“大跃进”时期论述了这样做的必然性，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永远革命或不断革命概念与早在约半个世纪前就已论及这一问题的利昂？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毫无关系；在我作关于中国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位论文期间，中国新闻界开始再次明确提到这一概念，称之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红卫兵组织出版了多种书刊，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中国之外，人们都能够找到大量新的先前没出版过的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9］有了这种新材料，我的论文就把重点放在较近的时期，把继续革命理论同“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它的实施联系起来。［10］在1971年的一篇论文中，我对有关观点作出了总结。［11］
　　在最近的6年间，通过在伯克利和耶鲁大学讲授这一课程，我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对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看法。这一经历使我经常与那些对毛泽东政治哲学感到新奇的人接触，这有助于我解决如何最好地从教学意义上探讨这些问题。而且，通过课堂辩论，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其哲学的理解和掌握：在一种真正的而且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意义上，我的学生始终是我的老师。我尤为感谢爱德华·弗里德曼、汉纳·皮特金、斯图尔特·施拉姆、约翰·瑟维斯和弗里德里克·韦克曼（即魏斐德）对本书初稿的精心指点，我同样感谢南希？莱文伯格在本书手稿的最后阶段所提供的编辑和研究方面的有益帮助。我最诚挚地感谢曾美霞（音译）在文字翻译方面的不厌其烦的指导，特别是她那为封面和词汇表增辉的书法。我还要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当代中国联合会美国理事会1970—1971年的授权表示谢意，这使我能在中国香港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和思考。没有这一年的研究时间，我完成不了这一研究。最后，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玛里琳，她在困难时刻给我以坚定的支持，这非常重要，本书就是献给她的。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前言（4）
毛泽东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扮演了许多角色：学生活动家、农民组织者、军事战略家、诗人、政治缔造者、国务活动家、政治理论家。此外，褒、贬者还以其他角色来描述他，对他们来说，毛泽东或是伟大的舵手，或是冷酷的独裁者；或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者，或是错误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他达到自己个人或民族目的的工具的庸医；或是无私的革命领袖，或是为了满足他自己一时的兴趣爱好，操纵其同僚和国民的不可捉摸的君主。毛泽东本人在自己即将走完一生时对自己的描绘，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他曾告诉他的传记作家和朋友埃德加·斯诺，他不想让人把他当成“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来回忆，他对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的这些称呼表示“讨嫌”而嗤之以鼻。相反，他说：“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12］在谈话结束时，他告诉斯诺，他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是真的很简单。［13］我奉献此书，是为了丰富我们对这位伟人的政治哲学的了解，为了给我们对其成就和缺点的有关评价提供基础。
　　前言
　　［1］《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上仅有此讲话的提纲。———译者注）
　　［2］《毛泽东选集》1～4卷选辑了他从1926年至1949年的著作。《毛泽东选集》第5卷选辑了他从1949年至1957年的著作。
　　［3］　《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
　　［4］《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毛泽东集》，东京，苍苍社，1970。
　　［6］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指出：“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负责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具体工作。”———译者注
　　［7］　Stuart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2nd；（New　York：Praeger；1969）。
　　［8］John　Bryan　Starr　and　Nancy　Anne　Dyer；pilers；Post…Liberation　Works　of　Mao　Zedong：A　Bibliography　and　Index（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6）。
　　［9］在这些红卫兵组织出的集子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1967）；四辑《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出了前三辑，1969年出了第四辑；《毛主席文选》、《毛主席教育语录》（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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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前言（5）
［10］　John　Bryan　Starr；“Mao　Tse…tung’s　Theory　of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Its　Origins；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71。
　　［11］　John　Bryan　Starr；“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Mao　Tse…tung’s　Theory　of　Continuous　Revolution；”Asian　Survey　II∶6（1971）；610…628。
　　［12］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181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73。
　　［13］　参见上书，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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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1）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1］构成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冲突或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政治著作中，他所论及的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是以冲突和变化概念为基础的。在他看来，政治领域里各个方面合乎规律的、恒常的冲突和变化，与自然界的冲突和变化的情形是相同的。由于他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上述核心观念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不只把他的政治理论看成是这种冲突和变化观点的阐发，而且看成是这一观点的例证，从而服从于支配着自然界和政治现象的同一发展规律。因此，为了理解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逻辑，我们必须从探讨冲突这个基本概念出发。
　　对毛泽东的冲突、矛盾和变化思想，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考察；第一，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他把冲突理解成在社会和自然界同样存在的一种既定的、自然的状态；第二，他认为冲突是普遍的；第三，他把冲突看成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有益的特性，因为它所引起的变化是积极的、进步的；第四，他深信，冲突是社会和自然界一种永恒的状态。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探索作为毛泽东政治哲学核心的冲突和变化观点的起源、性质及其内涵，系统阐述我的看法，这是本章的目的所在。
　　冲突的客观性
　　尽管毛泽东的有关冲突的思想与近代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想以之为基础的某些根本原则是相背离的，但是，作为社会和自然界正常状态的对立力量相互作用的观点，却依然是十分古老和普遍的。这种观点不仅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可以找到，在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同样存在。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事实证明：对那些细心观察自然界的人来说，对那些存有人类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并受其变化规律支配的观点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见解。这种有关自然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我们称之为“前普罗米修斯式”的观点———在欧洲理性传统中的前古希腊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的前儒家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为了探讨这种关于对立力量相互作用的早期观点，以及这种观点与毛泽东所使用的冲突概念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作一些基础的语言学的区别。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对立看成是两项若干种可能的关系中的一种；推而言之，也可把冲突看作是对立面之间两种可能的关系类型中的一种，另一种关系类型则是互补的。不管是将冲突还是将互补看成是对立面间关系的适当方式，无论哪种看法都会对人们有关变化的观念和态度产生影响；反之，对待变化的态度和观念如何，也会影响他们对对立面关系的认识。当然，有关对立和变化的思想在概念上是可区分的，但无论在早期古希腊思想中还是在古代中国思想中，它们的出现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中，只要涉及互补性要素内在联系的对立观念，自然都与把变化理解为重复、预定和循环的观念相适应；相反，只要涉及相互冲突要素的关系的对立观念，都导致了把变化理解为直线的、进步的观念。
　　

论　冲　突（2）
在艾菲斯的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到以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自然观的证据：“爱与恨，醒与睡，生与死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互相转化着。”　［2］赫拉克利特在讨论对立问题时，主要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互补性，而不是冲突。但他强调互补性时，也并没有忽视冲突的发生：“事物集聚在一起……尤其是二极或‘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体或连续性，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又不是整体，而是分裂或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对立的双方倾向于聚合、统一，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又倾向于分离、多元性。”［3］当赫拉克利特从互补的角度论述对立的因素时，他很自然地把变化看成是循环的；而当他把对立的因素当作彼此相互冲突的东西来看待时，变化这一范畴所蕴涵的性质就不同了：“人们必须懂得，冲突是普遍的，合乎自然规律的，一切事物必然要经过冲突方能产生。”［4］
　　当古希腊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对立力量之间偶尔是相互冲突的关系而大部分时间则是互补关系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或至少有一部分是彻底地转变了。相反，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中，本性相反之物相成的观点在塑造中国传统中后来的思维模式方面，其影响要比古希腊的传统思想来得更深更广。
　　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对对立力量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广泛兴趣的系统阐述，可以在《易经》中找到。这部经典著作各个不同部分的形成年代，在学术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这个注释本所依据的占卜系统，人们通常认为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这个由许多三线形（即经卦———译者注）和六线形（即别卦———译者注）构成的体系，是以连线和断线的组合为基础的。连线代表支配或强盛的原则，而断线则代表退隐和柔弱的原则。三条连线或断线的一切可能的组合，构成八个三线形；两个三线形组合成包括六组线条的整体，就构成一个六线形，这种六线形总共有64种可能的组合。
　　在这部充斥六线形的著作中，每一卦都伴之以相应的卦辞，其中对对立力量的阐述，强调的是它们的互补性，因此，它主张一种观点：“宇宙通过变化或转化的作用方式，使每一事物获得其真实的本性和命运，并且与宇宙相和谐。这也就是进步和连续性意义之所在。”其实，六线形本身常常排列成一个圆形，暗示每一卦都以循环的顺序引起另一卦。
　　用连线和断线象征的主导和退隐力量之间的互补性关系，是通过阴和阳这种专用名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形式化的。这一思想学派的开山鼻祖热衷于研究这些术语和概念，因为它们支撑着《系辞》第5章的评注：“一阴一阳之谓道。”［5］阴这个词代表着退隐原则，寒冷、黑暗和柔弱，这些都是内在的，隐藏着的，像是云影和山影一样；阴这个词最初是指山脉和峡谷的背阴面。阳这个词代表着主导原则，温暖、光明和刚强，这些都是外在的，显露的，它描绘的或是在阳光下迎风飘扬的旗帜，或是个托着有孔的玉圆盘的人（可能是一个主持宗教仪式的男性舞者），这玉圆盘是上苍和光明的象征；阳这个词最初是指山脉和峡谷的向阳面。［6］“太极图”（一个分成光明与黑暗两个部分的圆形，其中的每一部分又都包含着另一部分的一点［7］）以象征的方式反映了这两种力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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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3）
虽然《易经》并没有忽视对立力量的冲突，但主要强调的还是这两种对立力量的互补性。正如威尔海姆所指出的那样，从这种侧重中所引申出的是三种不同的变化。而这一点在《易经》这部古典著作中已经作了区分：“不变、循环变化和相继变化。”实际上，不变是基础，只有以不变为基础，变化才可能发生。《易经》把和谐和秩序看成是转变的条件，它们总是让位于变化。［8］
　　如同阴阳学论中，道家思想也特别明确地强调本性相反之物的内在联系。道家的著作中到处都是关于本性相反之物以及由这些对立面的互补关系所致的循环变化的论述。《庄子》中的如下一段话就表明了这一点：“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此其道与……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9］《道德经》对对立力量的互补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变化的循环性质阐述得更为清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10］
　　李约瑟深信不疑地指出［11］，以这种方式关注对立面的结果是，把焦点集中在对立力量的联系上面，而不是集中在它们彼此分离的特性方面。出自《道德经》的另一段话证明了这一观点：
　　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盈，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恒也。［12］
　　这里所描述的关系，严格说来，没有一种能够理解为是相互冲突的，这一事实表明，关于对立力量的互补关系的观念是占统治地位的。
　　然而，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出现的种类繁多的思想流派中，只有儒学（通过其众多的变形流派）在中国的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学派。与道家的思想家相比，孔夫子不那么倾向于把人类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受其规律支配。总的来说，他的学说更关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关心的是和谐而不是冲突。那些持传统观点的人，即认为孔子不仅悉心研究过《易经》，而且还写过《彖传》（这是《十翼》的头两篇，以后成为经典的组成部分）的人［13］，对这种解释提出了质疑。
　　然而，不论采取哪一种立场，人们都必须承认，儒家学者企图将《易经》中有关对立面的思想与孔子本人的学说结合在一起。其中，那位把儒家学说抬高到后来占据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哲学家董仲舒，进行了实现这一结合的工作。董仲舒把儒学与后来逐渐被称为儒家“阴阳学派”的学说联系起来，通过儒学强调和谐和稳定的框架对《易经》的内在联系的逻辑作出了解释。董仲舒指出，自然界存在着对立面，但由各种卦所代表的对立力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它们一起构成了统一的整体。既然实现和谐和稳定是儒家追求的目标，那么，阴和阳这两种对立力量就应当为人类所驾驭，以便实现和谐和稳定。董仲舒直率地把阴阳理论糅合进儒学的框架内，对儒学的和谐概念和阴阳学说的对立概念都进行了微妙而又重要的修正：现在，和谐被看成是人类努力奋斗所要达到的一种目标，而不再仅仅是世界的一种自然本性。由于把和谐当作有道德的人类活动的结果，董仲舒及其门徒为这种看法留下了余地：即，如果顺其自然的话，这个世界自然而然会充满冲突，而且，按照儒学家所规定的价值标准，这个世界也是邪恶的。这样一来，尽管儒家学说开始承认冲突不可避免，但它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以至接纳冲突会产生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张，接受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冲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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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4）
*　李约瑟通过研究朱熹和宋代新儒学，讨论了科学与中国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朱熹的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有机论哲学，因而，宋代新儒家学说粗看起来，已达到了类似于怀特海的地步；但是并没有经过与牛顿、伽利略相对应的阶段。这样，它们只体现与战国时期道家和墨家思想家相类似的情形。据说，道家与墨家早于黑格尔而具有了辩证逻辑的萌芽，然而，它们却没有经过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的逻辑阶段。”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458页。
　　这里，我们看到，传统中国两个主要的哲学流派都认识到了对立面及其变化的关系的问题。儒学在汉代成为社会和政治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们运用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强化互补性的方式，解决了阴阳学说中对立面的冲突或互补关系之间存在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当儒学变成既为现存政治秩序提供解释又为之辩护的国家意识形态或教义时，这种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然而，儒学在政治领域里上升到统治地位，并没有使道家的思想受到削弱。事实上，道家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被理解为冲突还是互补这一问题相对笼统含混的回答，它在人类面对自然界的相互对立时所提倡的“无为”态度，此后仍然繁盛不衰。恰如儒学与国家管理职能联系在一起一样，道学也逐渐与其他的一般说来较为个人化的生活领域联系在一起。而且，许多早于这些得到系统阐述的哲学流派而存在的民间宗教活动，也与这两种学说联系起来，其结果是使这两种学说所依据的观点大众化（常常是以一种杂交的形式出现）。
　　因此，儒学和道学，以及它们在各自体系中吸收、融合对方观点所形成的关于对立和变化的思想，能够作为虽然发生重大嬗变但依然可行的哲学探索方式，一直完好地保存到19世纪及19世纪后。这些思想也以相同的方式作为虽发生过重大嬗变但仍然可行的道德和伦理原则及宗教活动的根源，在民间文化中保存下来。相比之下，西方思想则缺乏这种重视作为自然界既定状态的对立的连续性。
　　在赫拉克利特和他的同时代人之后，以之为基础的西方思想发展的两种观点否定了那种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基础的自然观所依据的假设。第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同一性概念，这一概念是逻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第二种是牛顿的运动概念，它不仅是物理学，而且是当代许多社会思想的基础。同一性的概念是亚里士多德把其作为他逻辑理论的一个根本要素提出的，它要求同一对象不能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