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6秘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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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回国向中央汇报之前的9月14日，别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向聂荣臻提交了协定。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赖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在等两个中央批准协议的十几天里，聂总分别拜访了几个人，给他们送了一些中国礼品，他们都特别高兴。
　　总的看来，整个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前后历时35天，最后于10月15日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协定签字仪式。聂荣臻和别尔乌辛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署了《新技术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苏联应允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诸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并且，苏联将于1957年至1961年底，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及提供P…2导弹样品和有关的技术资料。
　　这时候，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各自的氢弹，并研制成功了洲际导弹。就在中苏这次谈判期间，苏联于10月14日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轰动了全世界。
　　这次谈判，虽然苏联为中国提供的都是属于原始阶段的东西，虽然这些承诺还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虽然苏联拒绝代表团参观核心工厂并拒绝提供核心技术，但对于不久前还在使用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来说，已经特别知足了。他们也明白，凡属新的、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最尖端的东西还得靠自己组织力量开发。
　　从这时起，中国制造原子弹才算真正得到确定，并逐步展开。
　　中苏新技术协定签订之后，仅过了十几天，毛泽东便应赫鲁晓夫的邀请，于11月2日率领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摄影师侯波说，苏联派来的是一架图…154，大概是最好的飞机，用最好的驾驶员。主席去以前就提出，不要搞欢迎仪式。赫鲁晓夫说，那不行，别的国家我们都搞了欢迎仪式，你这么大一个国家首脑来，不搞是不行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被安排下榻在克里姆林宫。主席住在沙皇住的房里，很大，但把什么席梦思都去掉了，完全按照主席的习惯来安排的。
　　1957年1月，中央办公厅成立了一个俄文翻译组，专门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人当翻译。阎明复于当年2月调到中办翻译组，开始了为中央领导服务的工作。阎明复说，刚到中办翻译组时，我是给毛主席做翻译，可是毛主席那湖南味很浓的普通话我听不懂。1957年毛主席去莫斯科，主要是参加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我们简称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前往苏联时，给苏方带去了不少礼品，我记得有很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些宏伟的建筑模型，看了令人很激动。莫斯科运动对外维护了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内部则存在不少原则上的分歧和争论。毛主席的日程排得很紧，他跟西方许多国家的党，包括意共、法共、英共、美共，还有亚洲国家像印度、印尼、日本等国党的领导人，频繁地交换意见。波兰党对苏联意见最大，为了取得一致意见，主席找哥穆尔卡谈了三次。我认为主席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为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根本问题上坚持和捍卫了原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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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3）
11月18日，毛泽东在64个党代表会议上讲话。侯波说，会没有开完以前不让其他人进去的，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坐在外边等着。会开完了，把门一开，我们就进去了。会议厅很大，一些记者从桌子底下往前面钻，我却钻不进去，心里很着急，完不成拍摄任务可怎么办。正好我的边上是法共代表团的一个同志，他到我们中国来参加过八大，他认识我，他就站起来，让我踩在他的凳子上跳进去了。我这一跳进去，赫鲁晓夫刚好注意到了，他哈哈大笑，主席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他正给别人签名。
　　在克里姆林宫的小礼堂里，苏联专门给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安排放映了一场军事秘密影片，一共三部，主要内容是原子弹、氢弹爆炸和原子条件下的军事演习。给毛泽东担任翻译的是军委办公厅的外文秘书孙立忠，当时才25岁，他本来是随代表团专门给彭德怀做翻译的，被阎明复临时拉来了，因为电影内容和军事有关，几个翻译中他算是专门搞军事的。电影放映过程中，众人都很安静，全神贯注地看着银幕上新奇而震撼的一系列画面。电影放完用了三个小时，毛泽东一边点燃香烟，一边和彭德怀聊天，说看来这个矛和盾还是同时产生的。彭德怀说，一种新武器出现，总会有对付它的办法。毛泽东说，这次咱们的军事代表团不是也来了嘛，叶剑英同志不是也来了嘛，来了这么多的将军，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要好好做一点调查工作，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接着，毛泽东转身对大家提高了声音说，同志们等一等，今天晚上我们看的电影是苏联军事秘密影片，大家要注意保密，不要到外面随便去说，我们这些人知道就行了，不要扩大范围。
　　其实，好几年前，毛泽东在建国不久访问苏联时，就看过苏联原子弹爆炸的实况影片了。叶子龙说，1950年2月毛泽东从苏联访问回来以后，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突然问我，你说原子弹厉害不厉害呀？我回答说，原子弹的威力真大，确实厉害。毛泽东在那次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参观游览，还看了不少电影，如《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苏联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毛泽东说，那次到苏联，开了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因为铀矿勘探要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所以从各个部门抽调了不少专业技术人员，后来又从多个省市和部门调集了上万人的找矿员，其中包括从朝鲜归国的500名志愿军无线电通信兵。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55年2月签署了两道调干通知：一道是通知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四省区，为三○九队选调干部193名，限3月底调齐，在长沙报到；另一道是通知山西、河北、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六省区，为五一九队选调干部294人，限3月底调齐，在乌鲁木齐报到。
　　这样大规模的人马调集，是缘于一个多月之前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在中国联合寻找铀矿的建议。苏联希望中国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本国需要外，还能向苏联提供。而苏联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事出有因。美国在研制出原子弹之后，对于是否研制氢弹曾进行过多年争论，为了独占核优势，防止苏联也拥有原子弹，负责制造美国原子弹的格罗夫斯将军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罗购买高品位的铀矿石。但苏联于1949年秋天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这便促使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1月决定研制氢弹。两年后，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并且大力投资开发南非的铀矿资源和加拿大新发现的铀矿床。苏联为了和美国一较高下，也于1953年宣布爆炸了一颗氢弹，同时着手扩大核武器生产计划，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购买铀矿石。但这两个国家的铀矿资源有限，所以苏联就想到了幅员广大的中国。双方将联合找矿的事定下来之后，苏联很快便向中国派遣了数百名铀矿地质专家，要求中国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大规模快速度地展开勘察工作。双方成立了一个中苏委员会，地质部又成立了一个第三局，局长是原公安部经济保卫局长雷荣天，副局长是安桐馥和高之杕。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4）
铀矿地质勘察动作很大，摊子铺得很开，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注意保密。雷荣天面临的第一项困难就是抽调人员，组建队伍。这一切又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即便在本部门内部，事情也不是都摆在明处的。当时地质部的另一名副部长何长工因为分管别的工作，所以也不怎么过问刘杰他们的事情。雷荣天是山西孝义人，他说，为调人的事，我骗了何长工部长一下，骗了他13个技术干部。我们不是叫地质部第三局嘛，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他的人马呢。我自己这头衔也是保密的，叫了个地质部部长助理，我们这个三局叫地质部第三局，何部长以为这个组织是他那个部里的。我就跟他要了13个技术干部，后来他才知道不是他的。
　　国家对铀矿地质的重视程度是如此异乎寻常，让下面具体干工作的人既感到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国务院时常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许多时候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刘兴忠说，我们一参加这个工作，一切就都跟外界断绝了。同学都不联系了，一切关系都断绝了，不通信，不联络，就这样。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那时到国务院来汇报地质工作，李四光带着刘杰，带着宋英，宋英也是副部长，原来是成都市委书记。带着我，我去干什么呢？我负责挂图，坐在记录席上挂图。会上人很多，几个副总理都参加了，郭沫若也参加了。李四光汇报，汇报了一气，总理就打断了他的话。总理说我是故意的啊，希望你休息一下，希望你能坐下来谈。李四光个儿很高啊，一米八，他罗锅个腰来汇报工作不行，总理对李四光多么尊重！后来总理一边汇报，一边又问刘杰：刘杰来了没有？刘杰赶紧站起来，我来了。刘杰我问你，你们在农田打钻，占了农民的土地，赔偿不赔偿人家青苗啊？刘杰说，赔偿，我们在哪儿打钻，占农民土地都要赔偿的。后来又问宋英，宋英你是哪儿的，他说我是学地质的，后来到成都当这么一段党委书记。汇报中间，上了一些点心，总理说大家吃点东西吧。那时候我非常惊奇，上了些什么东西呀，黑面包，素馅包子，粉条，一点儿肉都没有。汇报完了，总理留大家吃饭。李四光说咱们走吧，我们赶紧把图纸卷了卷，回到地质部来了。
　　湖南三○九队和新疆五一九队是最早成立的两支铀矿地质勘察队伍。勘探大队的总工程师和总地质师都由苏联专家担任。三○九队的队长是康日新，五一九队的队长是齐俊德。地质部负责在新疆组建五一九勘探大队的是张献金，当时对干部的要求特别高，处级干部要13级以上，而且年龄也有限制。一开始筹建队伍，等张献金他们赶到乌鲁木齐时，苏联人已经先到了，这让张献金觉得有些意外，也有些措手不及。苏联派来的是由总地质师波波夫率领的专家队伍，有三十多人，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是从苏联直接过来的。但中方这时还没做好相应的准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书记王恩茂得知这一情况，便批示将一家尚未竣工的招待所给专家做宿舍和办公室。
　　组建五一九大队，杨士文也被调过来担任技术员。杨士文说，我比张献金去的早，他是4月份去的，主要是考虑尽快把一大批干部调来。1955年初，刚开始叫什么特勘处，也不知最后叫什么名字，就在新疆成立了一个五一九队，中南成立了一个三○九大队。我是3月5号去的，我们13个人，坐第一架飞机。苏联人有总工程师吉林诺夫，总地质师是波波夫，总物探师叫卡列亚金，中方就是佟局长，他是地矿部的副司长，当五一九大队的副总地质师，还有我一个，我底下有一个大学生，叫黄林宾，还有一个陈景和，三个搞地质的，其他是警卫员、司务长等等。那时候坐的是一架小飞机，到兰州停，到西安停，到哈密也停，一路上折腾了几天。在飞机上有几个人不认识，还有一些下象棋的，也不认识，后来到乌鲁木齐办介绍信时才知道，这些都是俺的头儿，各部门的头儿。到了乌鲁木齐，包尔汉主席请吃饭，王恩茂书记都来看望。经佟城联系，新疆派齐俊德来当五一九大队的大队长。齐俊德那时在新疆干校当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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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5）
五一九大队成立后，很快便在全新疆展开铀矿放射性普查。在专家指导下，杨士文他们带上食品，首先对新疆境内的各种矿山、竖井、坑道进行了勘察，包括以前的矿物标本陈列室也不放过。杨士文说，我是检查队的，苏联专家有地质的、有物探的，中国也有自己的技术负责人。我们很多人虽然毕业于地质学院，一般的知识也都学了，可铀矿我们不懂，完全是跟苏联专家学。我们这个队出去得最早，刚开始在天山、乌鲁木齐附近各煤矿，跟苏联专家检查，以后到了阿尔泰地区。那时候，前面有个嘎斯卡车，苏联造的，卡车后面跟个小车，基本上就这么个装备。我坐在司机旁边，卡车上面是找矿员和警卫，都拿着枪，带着仪器。那时候乌斯曼一伙的叛乱刚平息，治安不好。我们后面是苏联专家，还有绘图员，一天大概跑二三百公里。这一带地方很荒凉，没有人烟，车坏了就麻烦了。晚间也没什么旅店，搭个篷子弄个蚊帐，就在野外睡。那地方风特大，得许多人一起弄才能把帐篷支起来，否则谁也甭睡觉。到布尔津，碰到一条河，当地和苏联人贸易都通过那条河。那时大小便都麻烦，蚊子多得要命，两只手老得打，蹲久一点蚊子便糊屁股了。
　　最早在野外普查，他们把人马分成几个小队，每个小队大约六七个人，各自分头去指定的地域踏勘。杨士文也带领一个小队出去勘察，他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马。有一次途中骑马时，杨士文的马惊了，一抖就把他给甩下来了。杨士文脚上穿了双登山鞋，人掉下来了，可登山鞋的后脚跟还在马镫子上挂着。这马正跑着，一看人这样子就更惊了，不但没停下来，反而更快地往前跑，杨士文大头朝下，脑袋直往石头上撞。其他人赶紧追了上来，最后还是一个找矿员上去把他给救了。杨士文说，那个找矿员是个初中生，叫吴志冕，这小子挺机灵的，他过来把马拽住了，那真是捡条命啊，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这要怪我没经验，你想我老家——辽宁海城是个平原，只养过一头驴，哪骑过马呀。
　　回到乌鲁木齐，大队人马还没有到齐，杨士文他们先着手搜集资料，只要一发现线索便赶紧去查。有一天，总地质师波波夫把杨士文找去了。因为刚得到一个线索，在精河县有个点叫阿莎勒，乌鲁木齐西边四百多公里，发现铀矿苗。波波夫让杨士文和另外一个搞物探的苏联大学生一起去检查。杨士文说，我只是先前在东北搞物探的时候，学了点俄文，现在让我跟一个苏联人出去，他说话又不像书本上那样，我根本不懂，这不成了硬赶鸭子上架。那时候摊子很多，我们队长姓赵，叫赵志勇，在河北省公安厅当过头，14级干部。别的副队长也是16级干部，其他都是找矿员、技术干部，大家要分头行动，翻译就不够用。车也没有，从新疆地质局借了辆卡车，司机是个转业军人，人挺愣，开到精河县，马上要进山沟了，开不了车就找来一个蒙古族的老头儿。用马来拉人拉东西。过河的时候，马失前蹄，把我和行李都给撂河里去了。到了那个矿点，一检查还要往里头走，走了七八里地吧，前边一片片绿的红的挺好看。书本上讲过，铀的次生矿氧化以后，特别鲜艳，所以我们特别高兴，以为发现铀矿了。到了前边一看，那是石头上的绿苔，衬上些红色东西，根本不是什么铀矿石。又上到山顶上打些标本回来，这时候天就黑了。黑天的时候要回家啊，回精河县还有七十公里，人家都会骑马，我不骑这70公里怎么办啊，就那么硬着头皮弄到家了。咱们小组三个人，我是中国人，大学生是苏联人，那个老带队的是蒙古族，语言也不通。生活习惯也不行，比如吃的，吃个饺子他连酱油都没有，只给你搁咸盐面儿。还老吃羊肉，我们都不习惯，更不用说天气的炎热和寒冷非同一般了。好在那时候年轻啊，就凭这股热情，领导叫干啥就干啥，从干中学吧。我那时候是技术员，每天把勘察的路线分好了，晚上回来，每个人的路线我都再检查检查，算算笔记本，看有什么情况没有。真正的找矿员更要苦啊。他们都是一些抗美援朝归来的战士，那些小伙子挺能干的。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6）
杨士文说，新疆刚开始找到的第一个含铀的矿山，就在伊犁。这儿的矿成形，而且是中国第一个矿床。这个矿床最早的情况是人家苏联人来的时候就带来的。在相邻不远苏联那边也有矿床，40年代，那时候苏联有搞铀矿地质工作的，把这情况搞出来了。有个叫明司基的地质学家已经在伊犁的达拉地取过样，发现有万分之五以上含量的铀异常，所以后来根据这一情况成立了勘探队，很快抓到了矿床。苏联刚开始是和我们合营，矿搞出来以后，有一部分要给他，拿来顶他们的工资和仪器设备方面的花费，而且这里离他们近，将来挖出铀矿来运输也方便。但干一干他看不太对劲，不是那么乐观，以后就改成中国自己搞了，由他来当顾问。那时候中南成立了一个三○九，新疆成立了一个五一九，西南又成立了一个二○九大队。二○九大队没有技术头儿，三局调我到那里去，当地质科长。地质科长就是总工程师，是中方技术负责人。我们队上的地质专家叫依格里，大高个儿。专家们都还不赖，在外生活很随便。晚间同我们打扑克，他出主意，谁输了，要把赢的背起来，围绕帐篷转一圈。他个子大，我们中国人小，你背不动，他就笑啊。可一到了乌鲁木齐，他们胡子一刮，领带一系，那就很正规了，他跟我们再见面就跟不认识一样。不过，关系还是挺好。冬训期间，不出队了，波波夫、吉列佐夫就给我们讲课。1955年这一年基本上是苏联专家怎么弄的，咱们就怎么弄。包括佟城，他是中方负责啊，他也不大懂。过了一年，他就有点门了。以后我们就基本上独立进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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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们被“包围”了（1）
　　乌鲁木齐一时间热闹起来——　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逢山爬山，遇沟趟沟——　走黄羊小道，越戈壁大漠——连夜找回丢失的笔记本——　每人都配了枪——满山遍野都是手电筒的光——　半边脸变形了——　苏联专家安慰我：你还是很勇敢的，你没有哭啊！
　　50年代的乌鲁木齐，远不像一个省级大城市，简陋的街道，简陋的楼房，汽车行人都比较少。而由于五一九大队调集的人马陆续到位，乌鲁木齐一时间便显得热闹起来。黄头发的，黑头发的，中国人，外国人，行踪又特别神秘，想不引人注意也难。去的人所拿的都是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上面只说是执行特殊任务，别人也不允许多问。因为新疆当时比较乱，所以经罗瑞卿特准，地质队的人员还都配了枪。他们也不穿军装，衣服五花八门，年龄老的老少的少，除了枪，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设备，时而一走好多天不见，时而又重新出现在了当地，更是显得有几分怪异。
　　曾卓荣也和杨士文一样，分配到了新疆五一九大队。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他们先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同张献金会合，再一起带着一批找矿员、翻译以及其他地质、物探技术人员，乘坐汽车向新疆进发。那时候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铁路还没有修通。汽车是苏联卖给的那种嘎斯63车，颠起来能把人肠子给颠破了。他们把各自的行李放在车厢上的两边或中间，人坐在行李上，身上再披上大衣。从兰州出发到乌鲁木齐要走七天，每一天走两三百公里不等，要看住宿点碰上在哪里。一路上尽是戈壁沙漠，非常荒凉。一天颠簸下来，到了晚上，找到住宿点就睡觉，第二天一早就得赶紧爬起来。由于干旱缺水，洗脸水都不够用，等他们到乌鲁木齐时，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风尘仆仆，身上穿的皮大衣因为坐在后面一磨一磨的，都磨穿了很大几个洞。
　　到了乌鲁木齐，稍事休整，就着手分队了，有的往北疆，有的往南疆，曾卓荣被分配到南疆那一片。南疆只有一个队，主要负责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这一广大地域内的勘探调查。和曾卓荣一道的苏联专家叫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对工作非常专一，但是脾气比较大。按照规划，他们这个小队要从天山的库尔勒以东一段，一直普查到西边的喀什，有几千公里的距离。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坐上汽车赶到天山脚下。戈壁滩上特别广阔，看起来很近，可汽车走一两个钟头才能到达山脚下。随后按一公里一个找矿员把人都放下来，找矿员沿着一条三四公里的线朝北走，按规定须跑完这条线上每一个点，并全部做好记录。当时的找矿员不少是朝鲜战场下来的通信兵，大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检查时一条线三个人，一个人拿仪器测，一个人是搞地质的，拿着罗盘，找方向，指定路线，还有一个人是警卫，专门背着一挺轻机枪。曾卓荣他们配的是小手枪。当时大家每天出去都挺紧张的，因为新疆乌斯曼武装集团还非常活跃，曾经冲击过地质部的普查队，有一次甚至把女地质员抢走了。苏联专家特别强调说，你这个笔记本上记录了这个线路的放射性情况，是国家秘密，不能丢，丢了就是严重泄密。另外，这个仪器要是碰上特殊情况，你要把它砸烂。因为当时美苏都想垄断核武器，包括垄断核资源与核技术。现在苏联援助中国，铀矿普查技术基本上是无私帮助，有什么说什么，为此在保密上就非常注意，仪器设备可以提供，但不能丢失，不能被别人弄去了。
　　刚开始因为不懂，所以一点一滴都完全照着苏联专家说的去做，有时不免过于死板。找矿员沿指定路线检查时，碰到高山，再高也得往上攀援，碰到河沟，再深也得下去，从这沟壑里通过再爬上去。所以，看起来三四公里的距离，对于体力的耗费却非常大。有时碰到沟太深了，没有办法，天山里面的深沟比高有四五百米，找矿员便只好在悬崖上平着走，保持原先方向不变，而这个悬崖上的道都是黄羊走的道。曾卓荣曾经亲自走过线，沿着线走的时候往下一看，头直犯晕，不敢看，往上面也不敢抬头，只有在山坡中间沿黄羊道冲着那个测点走。光那么战战兢兢走还不行，必须一边走一边测点，看是否有异常，其艰险可想而知。爬了一天回去以后，人人精疲力竭，还得小结汇报，看今天有何情况，有无保密问题，完了才能休息。偏偏有一次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一位找矿员在野外不小心把笔记本给弄丢了，也不知道在哪里丢的，马上就惊动了全队。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平时老提起前面所说的那两条规定，不论谁都不许出丝毫的差错。现在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谁都顾不上休息了，赶紧连夜组织人员，拿着手电筒，回到走过的线路上去找笔记本。因为人少了不行，便连后勤干部和炊事员都出动，最后还是沿着白天那条线路，把笔记本找了回来。尽管大家花了很大的精力，半夜三四点钟才返回来，没睡好觉，但却得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从此以后，丢笔记本的事就再也没发生过了。
　　

8。我们被“包围”了（2）
在天山找矿，由于有乌斯曼一伙活动，大家晚上都很警惕，要轮流值班。曾卓荣说，有一次在白城北边一个山谷里头宿营，搭起了帐篷，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和他妻子阿尔莎，还有若拉和戈尔巴乔夫，四个苏联专家，加我们一二十人，这个小队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主要骨干，都集中在一块了。所以，当时我们的岗哨就设在那个山坡上，从这里看平地，可以看得很远。睡到晚上12点的时候，哨兵突然发现远处有打手电筒的，以为是来对我们搞侦察的，就先没作反应。等那个人慢慢走近了，他突然喊口令，对方答不上来，哨兵就开了一枪。那个人慌忙从旁边躲着走，手电筒也没有关闭，胳膊一摆动，一时间满山遍野都是手电筒的光。哨兵一看，好像不止一个人。我们一听到枪声，马上都起来了，这个警卫很紧张，以为我们被包围了。我们有两三架手提机枪，赶忙把轻重武器都布置好，并把四个专家给保护起来。我们队长叫宏志全，他在军事上有一些经验，对人家攻过来怎么防卫，怎么撤退，都做了安排，还迅速把资料、文件装了箱，同时派出轻装部队，和岗哨一起对正面来的那个方向进行侦察。我们派出去的人喊话，最后回来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管理员，叫马应仁，还有一个是他带的人，两个人不知道我们规定的口令，他是去筹办别的事，所以知道我们队伍在这个谷里，他走啊走，走到天黑了，还没有到，最后，还是想赶到这个地方来，结果枪响了。
　　勘察队员们不光要防坏人，防泄密，还要防野兽。天天在野外起早贪黑活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面临危险。
　　新疆人烟稀少，野生动物特别多，人们一旦单独置身野外，就会受到死亡威胁。曾卓荣说，危险是经常能遇到的，我自己就遭遇过狼。那时路线一定下来，就要逢山过山，逢沟过沟，不能够取巧，必须沿着这个方向走。但找矿员这一跑，回来就不容易了。去的时候有很大的劲，想找矿啊，一直找到指定的地点，往回走呢，把仪器关掉，还要顺着原路往回走，因为别的地方你不熟悉呀，你要是想走平道，你走两天也走不回来。上好上，一下来有的地方就下不来了。有的人回不来，晚上就只好在山头上露宿。我们有一个女地质员叫陈淑德，1955年重庆大学毕业的，她那天就回不来，往下走呢，有一个几米高的坎，她没法下，往左走天又暗了，还不敢走。所以，只好在那个山窝子里头呆了下来。晚上我们出动人去找也找不着，第二天早晨才把她接回来。还有一次，一个队员沿着沟里走，跑路线正好跑到树阴下，一下子碰到了熊，遭遇上了。我们那时规定，发现有特别情况就吹哨子。每个人有一个口哨。可队员这一吹哨子，把这头熊惊了，它一蹿上来就两扒拉，把这个队员给扒拉到地上，还用舌头舔了脸。最后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以后这个同志也就不找矿了，现在人还在呢。这张脸我见过，，眼睛没有瞎，因为他紧闭着眼睛，但这一舔啊，把眼皮都给舔坏了，右边额上撕去一大块皮，长了新肉以后这半边脸都变形了。
　　到了11月份，天气已经很冷，勘察队上到帕米尔高原，发现了巴斯布拉克矿点。当时的一位找矿员叫马振海，他沿着布置的路线一个点一个点地测，慢慢发现仪器上的反应高起来了。马振海兴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