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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秘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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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叩模�20万千瓦的，后来想再大一点，搞60万千瓦的，他就不太同意，说你没有资源，你不能搞大。扎吉江就不同了，作为总顾问，特别尽职尽责，为中国提了好多有益的建议，为此他还受到他们上级的批评，要他不要多管闲事。斯拉夫斯基就开玩笑说他一半是中国人，太热心了。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5）
扎吉江来中国后，见到宋任穷，传达说苏联将向中国交付铀浓缩厂的全部设备，交付时间在1957年至1959年这三年内。宋任穷此前已经得到过李富春的相关指示，在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之后，于当月底写信答复斯拉夫斯基，提出这两年投资太集中，中国的财政支付能力很难支持，所以希望1957年先不供应设备，具体时间另行商定。与此同时，吴际霖、张汉周和扎吉江一起，反复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总是不能定下来一个比较周全的方案。这样的研究，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从上到下都非常焦虑。
正当众人犯愁的时候，有人就想，铀浓缩厂投资太大，国家资金不足，可不可以缩小点规模？这样的话投资会不会就小一点？跟总顾问扎吉江一谈，扎吉江说这个方案要调整的话，我还得到苏联去。扎吉江本人是主张搞铀…235工厂的，他给中国同行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说就像你穿衣服一样，有衬衫有裤子，才能成套，你们既然要搞原子能工业，那也要成套，建成一个完整的核工业体系。大家感觉到他这个讲法很好，也就赞成缩减规模，先确定一个小产量的方案。这时候宋任穷又对扎吉江说，是不是可以再减少一点啊？结果是还可以降低。根据这个限量之后的总产量一算，要花多少钱，国家还可以咬牙承受，就可以通过了。这是很重要的一关，因为当时有一种包括部分高级领导人在内的意见就是算了，不搞这个了。刘杰说，终于上铀…235这个决定事后看起来太重要了。这对我们争取时间尽快进入原子能领域，以及后来原子能工业和核电事业的发展，都是极具关键意义的大事。美国第一次在原子弹里装的是钚…239，而我们第一次在原子弹里头装的是铀…235，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轰动，说中国了不起，一上马就用铀…235。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1）
两个部长在一排长桌前办公—— “我这个名字不好，穷”—— 宋任穷哭穷，张劲夫荐贤—— 一万多人云集二机部——正考虑下一步怎么办——莫斯科风云突变—— 米高扬到杭州—— 国防新技术援助要求得到支持—— 聂老总交代，准备得越细、要求提得越具体越好
建立原子能工业，牵涉到千头万绪，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实施。所以，还在刘杰他们和苏联就原子能援助一事谈判之际，周恩来就开始考虑筹建这样的部门了。当周恩来问到刘杰的时候，刘杰说成立原子能委员会是可以的，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实一些，还是建立一个职能部为好。根据苏联经验，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在苏联部长会议下设原子能利用总局，公开称中型机械制造工业部，也就是斯拉夫斯基领导的这个部门。后来，周恩来又征求了薄一波和科学院张劲夫等人的意见，最终决定成立一个实体的原子能工业部，随后又吸取了公安部苏联保卫专家的意见，即直接用原子能事业部名称太突出，不利于保密，因此就设了个名称叫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来又改称二机部。部长由宋任穷担任，刘杰为常务副部长，袁成隆、刘伟、雷荣天和钱三强都是副部长。
宋任穷和刘杰很早以前就熟悉，1948年刘杰任察哈尔省委书记，准备南下时，刘少奇就把他介绍给了宋任穷，因为他原先曾在苏皖一带活动过。现在他们又因为原子弹的事情走到了一起，宋任穷对刘杰说，干脆，我们就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吧，就这一溜长桌子，既做办公室，又做会议室。宋任穷坐在南边，刘杰坐在北边，两个人在这排长桌子前研究处理了核工业初建时期数不清的问题。
刘杰夫人李宝光说，我们家那时住在百万庄，有一次我给孩子们念古诗，正念“欲穷千里目”，楼道里上来一个人，接着话头念“更上一层楼”。进门后，见他穿着军装，对我说，刘杰和我是一个办公室呀，我们分不开。这才知道他是宋任穷。
在二机部，宋任穷常说，我这个名字不好，穷。解放初期当南京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南京市说我们来了个穷书记。后来调到云南去当省委书记，云南又说我们来了个穷书记。他走了以后谢富治去了，他说穷的走了富的来了。姚乃兴提起见到宋任穷的第一印象，说宋部长来之前，我想他是将官，上将啊，一看他穿着件绸子的香港衫，一顶巴拿马草帽，一把折扇，像电影里演的广东资本家一样。他平时不大讲话，自己从军队带两个翻译来，但他们从来不发言，只在旁边听着。他有时爱跟人开玩笑，说我们二机部是贫下中农。
二机部的许多事情都需要和科学院联系，科学院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也是不久前才调去的。他当时搞经济工作，在地方工业部当书记，有一天安子文打电话，点名让他去科学院，说中央常委定了，你工作马上要调动。张劲夫说我不懂科学，不去那个地方不行吗？安子文说不行，党已经定了，你还能讲价钱？马上去吧。张劲夫说去那里找谁？安子文说你先找陈老总。张劲夫便找陈毅报到，陈毅说，我已给郭沫若打过电话了，郭老表示欢迎，今晚就在北京饭店召开欢迎会，你得去。他的调动手续是后来拖了很长时间才发的。
张劲夫说，宋任穷一当部长就打电话要来看我，我说哎呀老大哥你怎么来看我，我去看你呀。他说我一定要去看你。他非来看我不行，那我也没办法。那时候我住在北太平庄，一来之后他就说，劲夫啊，你可知道我部的任务？我说我知道，搞原子弹嘛。他说多重要啊，是中央的任务，国家的任务，你要帮忙啊。我说这个事大家都应该尽力嘛，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办，你讲好了。我说中央已经定了，科学院原子能所全交给你，一个人不留。我们国家这方面的力量最主要的集中在原子能所，所长是钱三强，我全都交给你们。有一些工程师你们管工业部门要吧。他说那个我已经跟他们商量了，想办法，最难的是科学研究，要把没有的东西研究出来。我说数理化学部有个学术秘书叫邓稼先，他在西南联大时和杨振宁他们同学，到美国得了博士，大家喊他娃娃博士。人非常好，品质很好，很少说话，每天上班背个布包放书，步行上班。我可以给你，那可是科学院顶尖的年轻人啊。还有一些人，钱三强比我了解得多，让他提出来，可以都调给你。还有些任务要他们承担，比如讲，当时二机部搞的一些研究工作要用电子显微镜，这钱三强知道，他几次访问苏联，和苏联来来往往都是他出面，科学院有什么人才他知道，让他提。比如他要电子显微镜，全国当时能操作电子显微镜的人很少，李四光副院长的女儿李林能操作，她和她丈夫都是从英国剑桥回来的，她丈夫邹承鲁开始不愿意让她离开物理所，我说我还要做家庭工作。后来钱三强提出来，搞原子能研究需要快速照相，我们有个长春光学研究所还不够，又派一个副所长带一部分人到西安成立分所，专门为你的原子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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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2）
就在宋任穷和张劲夫谈论核工业亟待解决人才问题的时候，钱三强还在苏联进行访问考察。在这期间，科学院受命拟定了一个有关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有56个项目，对中国多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提出了一定目标和措施。不久，钱三强从苏联考察回来后接触了这方面的有关文件，当他看到加速科学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中竟没有包含原子能项目，心里便有些着急。因为十二年科技规划是由张劲夫领头制定的，他便找到张劲夫，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不满。张劲夫说，钱三强他有书生气啊，我很欣赏他，因为他很直爽，有学者风度，有话就说，很带感情。订规划时钱三强在苏联，回来一见面他就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有什么意见？原子能的战略意义如此重大，你怎么搞四项紧急措施没有关于原子能的紧急措施啊？我对你这个有意见。我说三强啊，你知道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国家最大的事啊。在这么多人里面，怎么讨论有关原子弹的事情呢。我说这个事要另外秘密地搞，找一部分人另外搞，而我这四项措施都是为原子弹服务的。搞原子武器要保密，你不能向那么多人公开，向全世界说我们搞原子武器。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懂了，很好很好，我也没意见了。
从这一时期起，钱三强就一直忙于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整体管理工作，几乎再没有精力深入到哪个具体的科研项目中去做科学研究了。张振德说，钱三强跟我说过，他和何泽慧先生之间有时候有点看法，主要是因为他是党员，又参加了好多行政性工作以后，科研工作根本顾不上做。顾不上做也行，但后来有时还要批判他。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是有问题，他受了批评、委屈，回来也没有地方说。何泽慧偶尔埋怨他，你当什么部长啊，你像我一样搞科研，几等奖都能得。三强同志就跟我说，其实何先生说的是气话，我能理解。像我们这样的科技人员到了这个程度，不能光想自己出论文，更要为国家做贡献，为事业牺牲自己。你看国际上一些科学家都是这样做的。
中国制造原子弹刚起步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调集队伍。二机部组建不久，急需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些只能从各个地方和部门以及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抽调。但是，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全面展开，到处都需要人才，谁都想首先把自己的队伍建立起来，二机部要从人家那里抽调本来就稀缺宝贵的人员，难度自然很大。刘杰看到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弄不好会误事，便赶紧向薄一波和周恩来反映情况，最后还是由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和部门坚决执行命令，责成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实现这一抽调任务。这样一来，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便有一万多名各类人员集合到了二机部，使得原子弹制造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保证。当时，各方对二机部大都是一路绿灯，非常支持，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不过，既然是这样一件大事情，就难免不发生一些问题，比如二机部在调集人员时，有个别人在外边吹嘘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花园式工厂，宋任穷听到后便告诫大家说，我们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吓人。要把困难先跟人家说足，要靠事业吸引人才。
刁仁文那时管人事，中央组织部那两年调干的命令，光他那里记录在案的就有18次。每次少的有二十几个人，上千的有几大批。刁仁文说，人事调动保密非常严厉，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亲戚朋友就更不用提了。宋部长说，你调人员要给人家讲清楚，二机部许多地方是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很苦，要有艰苦奋斗的准备。
刘杰说，在苏联谈判，回来以后，那个规模大小，投资多少，不是有争论，迟迟定不下来嘛。但是很多人员已经陆续调来了，就在西苑旅社住着。有些人在学习中提出很多意见，到1957年反右派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名是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送到牡丹江农场劳动改造，最后死在了那里。另外一件事情是后来在反右倾时，有6名局级干部被批判，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都让人一想起来便心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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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3）
对于这段经历，刁仁文感触很深，他说当时因为许多基础设施还没有建起来，有不少科技人员调来后，认为把自己耽误了。1956年开始整党，叫大家提意见，党内党外都可以提，大家就提了些意见。性格内向的人，说话比较慎重，性格外向的人，知道什么事拿来就说，结果言多必失。赶到1957年一反右派，后一类人往往成了批判对象。要定右派时；把名单拿到宋部长那，宋部长不同意，不让我们扩大打击面，不过还是错划了43个，后来都平反了。
1957年初夏的一天，担任二机部生产科技局局长的白文治刚上班，宋任穷便找到他，让他一起去聂荣臻办公室。聂荣臻的秘书安东出面接待，赵尔陆和王诤也在场。不多一会儿，聂荣臻走了进来，坐下就谈起了原子能工业建立起来之后再如何进行的事情。聂荣臻说，下一步该怎么搞，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如何搞都没有明确，要慎重研究一下。几个人讨论了半天，聂荣臻还给李富春打电话，说了很长时间。白文治记得聂荣臻对着电话强调说，按照协议，铀…235和钚…239搞出来之后，再进一步怎么搞法很不明确，我认为要向苏方提出核武器问题，如果他们不给的话，那么打起仗来我们只能小米加步枪了。我建议这个协议要暂缓执行，不然的话，花了那么多钱，还是没有核武器，造成损失。
白文治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聂荣臻想推迟执行费了很大劲才和苏联达成的援助协定，也不敢随便打听这个问题。直到40年之后，他才从当年二机部驻苏商务代表陈征那里了解到，为什么聂荣臻会提出这样的意见。
陈征说，援助协定由中央批准后，周总理让我把那份全权委托书带到莫斯科，交给李富春。8月让我去，说你去的时候要带个批件，富春同志在那儿，马上要签字，你要把这个委托书带去，可不要弄丢了。我说丢不了，要丢连我一起丢。到了苏联，找使馆商务参赞李强，李强开玩笑说，没有国内的通知，我不能接收你。后来二机部的通知到了，他来找我，我就在使馆商赞处住下来了。当时王淦昌、周光召他们不是都在那里嘛，他们老吃俄国面包不行，就找我，说你是我们的领导，给我们做点中国饭吃。我就找李强参赞，在使馆解决这个问题。我说这些专家，你们给弄一点吃的，要钱的话从我工资里扣。王淦昌他们吃了使馆的中餐很高兴。我说，虽然好吃，你们可不能常来啊。到了1957年4月，聂荣臻同志到黄金海岸参加加纳共和国开国典礼，回来经过莫斯科，做短暂停留。他告诉刘晓大使，说我要找苏联原子能工业部的部长谈一谈。刘晓就给二机部驻那里的组长张化东打电话，让他联系一下。张化东就找我。我说那好，马上和苏方联系，约定会见时间。第二天上午刘大使陪聂帅，叫我和翻译参加会见了斯拉夫斯基。聂老总说我这次回国路过这里，有个事情我想谈一谈。现在有关原子能合作的许多事都在进行，下一步有什么问题？意思是想深入一点儿，看搞这些东西干什么。结果斯拉夫斯基说，我是搞民用的，别的我不知道。会见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后来才听说，斯拉夫斯基受了批评。
聂荣臻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是有现实原因的。苏联援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的协议敲定之后，很快便进入了实际运作阶段。当时正值中国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聂荣臻是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当然要考虑到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后续问题。
这个问题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是新问题，是中苏协定中没有列入核武器方面的内容，中国自己在工作计划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安排。说是老问题，是早在两年前刘杰就向薄一波提出，后来又获得周恩来的同意，即考虑到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避免提一些不切实际大而无当的要求。事实上，此前毛泽东曾向赫鲁晓夫提起过核武器的事情，苏联不同意。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争取核武器援助的问题就被有意放到下一步考虑。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亟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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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4）
也就在中方为此颇费思量之际，机遇出现了。
起初，中苏两国政府虽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先后签订了几个协定，但在如此敏感的领域，援助总是有限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核动力和核武器研制方面，苏联一开始不是托辞拒绝就是明确表示反对，他们劝说中国的理由是搞核武器太费钱，大家既然都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有苏联这把核保护伞就足够了，用不着大家都来搞。
1956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世界上很快就掀起一股反苏###的浪潮。中国政府对此无法接受，写了两篇文章进行批评，提出对斯大林“三七开”。赫鲁晓夫这时在国际上面临与西方十分尖锐的矛盾，国内也有很大的反对力量，为了换取中国政府的支持，对中国国防尖端技术援助方面表现出了某种松动。王亚志说，1957年苏共中央开会，11个常委投票，赫鲁晓夫只获得4票支持，有7票要他下台。朱可夫是支持赫鲁晓夫的，这时就说要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开会来作决定，因为赫鲁晓夫是中央全会选举出来的。
1957年6月，赫鲁晓夫召集苏共中央全会，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赶下了台。赫鲁晓夫占据上风之后，亟须得到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苏联副外长巴托里切夫于7月3日接见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使节，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和对外文委主席茹可夫还分别找中国大使陈楚和参赞张映吾，通报有关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情况。7月5日，赫鲁晓夫又派米高扬前往中国杭州，专程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详尽介绍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经过，以及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等人在内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在对华态度上的一些错误做法。米高扬来中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中共能支持赫鲁晓夫。在米高扬来中国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其实就已经连夜开过一次会，专门讨论苏联党内斗争问题，定了一个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同时决定，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因此，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即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赫鲁晓夫于是投桃报李，立即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表现出新姿态。
山不转水转，实际上，早在1956年10月份，随着苏联内外矛盾的加深，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就明显地亲热起来了。聂老总的秘书范济生说，在这种情况下，聂总和宋任穷曾联名向总理打电报，当时总理在莫斯科，问根据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向苏联提原子武器方面的援助，好像苏联还是让从培养干部开始，一个是原来就在苏联学习的，后来转到导弹专业，这是一部分。另外就是我们派出去的，加起来是四百多名，要把这些人用好。到了1957年夏天，聂总根据当时的形势，途经莫斯科时又向总理提出来，能不能再一次向苏联提出国防新技术援助？这时不单提导弹或原子弹，而是一起提国防新技术援助。总理同意，说你去找找阿尔希波夫，就是当时派来中国的经济总顾问。找阿尔希波夫谈一谈，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聂总就和李强一起找阿尔希波夫。李强这时已是外贸部副部长，但整个谈判，包括以后进货打交道都是通过李强，他在这方面出了大力。阿尔希波夫当时比较认真地听了聂老总的意见，并表示本人同意，等苏联正式答复以后我再告诉你。大概6月份，我们准备到北戴河去，阿尔希波夫通过李强说要见聂总，聂总和李强便又去了。阿尔希波夫的原话是：元帅阁下，您提的这些问题我们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我受命宣布，苏联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对中国表示支持，在适当的时候，中国可以派政府代表团去谈判。我当时给聂老总当秘书，那次我也跟着去了。老总跟李强很高兴，回来以后就报告了总理。那时我们都在北戴河，就到总理那儿，当面跟总理说。总理说我马上报告主席，你就着手组织代表团吧。聂老总就在北戴河向黄克诚同志讲了，由黄克诚同志在北京主持组建代表团。代表团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大体上准备就绪了，主要是研究谈判的项目和细节。老总交代越详细越好，不要跟他笼统谈，他笼统答复你，你什么都拿不到，他说这是我和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比如说要苹果就提苹果，要梨我就说梨，不要跟他笼统地谈水果，那样的话他可能给你个别的东西。老总特别强调我们要力争谈判成功，但是也要做苏联不给我们什么东西、或者更不给我们先进的东西的思想准备。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5）
1957年7月，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向国内报告，说苏联要中国派代表团去谈判有关原子弹和导弹的事项。同时，阿尔希波夫也把这件事正式通知了中国政府。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1）
宋任穷谈原子弹—— 陈赓谈导弹—— 刘晓要宋任穷带赫鲁晓夫的口信给毛主席—— 扎吉江为中国着想—— 苏联外交史上第一次—— 下榻克里姆林宫—— 专门给中国代表团放军事记录片—— 中苏联合寻找铀矿—— 周恩来听李四光汇报—— 三〇九、五一九、二〇九
1957年8月底，经过多次试探性接触，中国希望就有关生产原子武器、导弹和飞机的援助请求，最终获得了苏联政府同意谈判的照会。中国方面很快便进行了访问谈判的准备，组成了由聂荣臻为团长、宋任穷和陈赓为副团长的一个代表团，刘杰、李强、万毅、钱学森、王诤、张连奎和刘寅等人都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
9月7日，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分乘两架苏联制造的伊尔－18飞机，抵达莫斯科努契科伏机场。简单休息了一天之后，中苏双方便于9月9日开始了谈判。苏联方面主谈的是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乌辛。斯大林死后，别尔乌辛曾误上了马林科夫的船，所以，他算是被赫鲁晓夫开恩留用的。别尔乌辛虽然有所保留，但总体上对中国是比较慷慨的，他甚至在谈判中认为中方提出的有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主动建议提出更新的产品型号。9日下午，聂荣臻拜会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米高扬表示：中国必须掌握原子武器和导弹武器，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苏联将尽量给予中国帮助。
随同代表团一起到苏联的，还有21名专家做谈判顾问，他们按照不同专业，分成几个组，原子能组由刘杰、吴际霖、陈一民和卢荣光组成。卢荣光说，代表团团员很多，有三四十个人，宋任穷把我们都召集起来，说你们各个组之间要互不通气，不要你打听我的我打听你的，大家要互相保密。有一次，聂荣臻和宋任穷、刘杰他们说起张太雷儿子的事情，我们是随员在一旁听，话题是讲这个人学习不刻苦，行为不太好，想把他送回国去。聂荣臻不赞成，说我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和苏联谈判时，我们这个组就直接对他的原子能工业部，部长是斯拉夫斯基，他把援助中国的专家都找来，比我们人多，十来个人，我们就三四个人加上翻译。二机部的专家总顾问扎吉江也回到莫斯科帮助我们出主意。记得有一天，宋部长、刘杰部长、我、陈一民我们几个人在他们招待所一个小别墅的书房里，谈这些项目怎么搞，合适不合适，扎吉江来了。扎吉江说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好消息，你们中国经济现在还是比较困难的，要想很快地搞，苏联有一个工厂淘汰了，但它的设备很有用——你们用这套设备很快就可以开始了。扩散机的小机组这一部分，有很多台，苏联要把它更新下来，非常便宜。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们原先也曾研究过这件事，现在再一讨论，决定接受下来，可以省一大笔钱。后来在“文革”中还有人利用这件事情攻击刘杰，说他把人家的烂设备买回来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谈判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进行。苏联人介绍援助中国工厂的情况，说得特别简要。来一个专家，拿一个大图板，讲这大致是什么，大约也就几分钟，然后再换一个专家介绍。讲完之后，斯拉夫斯基让别人都退下去，他单独跟宋任穷和刘杰再谈。
宋任穷说，我和刘杰专门谈原子弹方面的问题。我们9月份去的，谈了个初步结果，派我回来汇报。刘晓对我讲，你回去向主席汇报，说赫鲁晓夫有困难，想请毛主席去莫斯科，使馆倾向于接受赫鲁晓夫的要求，请主席来。这个时候正好遇到咱们国庆，我一下飞机，连家都没回，毛主席就把我叫到钓鱼台12号楼，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都在场。我汇报了两个内容：一是谈判的初步成果，二是大使馆的意见。我还谈了搞原子弹，一要找铀矿，二要建反应堆，三要搞铀浓缩厂，这种工厂很费电，苏联明确讲他们有部分用过的铀浓缩厂设备可以卖给我们，四要建铀水冶厂，五要搞从四氟化铀到六氟化铀的转化厂，六还要搞个锂厂，以后搞氢弹需要锂，苏联表示可以给我们一个锂厂。至于导弹方面，是陈赓他们谈的，苏联答应给我们P…2型，我只看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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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2）
听了宋任穷有关谈判过程的汇报后，毛泽东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对代表团所谈下来的结果也表示同意。宋任穷转达了赫鲁晓夫通过刘晓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节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口信。汇报结束，离开钓鱼台后，宋任穷即给驻苏使馆打电话，找到聂荣臻说，主席、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可以做签署协议的准备。同时，宋任穷在电话中问道，谈判中许多事情已经基本上定了，我就不用再回去了吧。聂荣臻说，还有一些事情要做，你还是要过这边来。宋任穷便赶紧又飞到了苏联。
在谈判桌上，那时苏联对中国代表团还是比较友好的，别尔乌辛就曾对聂荣臻说，除了单子上所列出的内容，你们还可以考虑提一些新的项目。不过，有时也需要艰苦的谈判，比如对一些有关项目，苏联政府往往给了资料便不给样品，有的是给样品不给资料，原子弹方面起初是光给资料，不给样品，聂荣臻仅就这个问题，便和别尔乌辛谈了好几次。后来苏方经请示他们的最高层同意，答应写进了协定。在宋任穷带上谈判初步结果回国向中央汇报之前的9月14日，别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向聂荣臻提交了协定。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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