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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秘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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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懂，理论基础确实打得比较牢固了，后面的工作才能出成效。
竺家亨和胡思得、朱建士他们一样，差不多前后脚来九所报到，经历了九所最早的草创阶段。竺家亨说，我是1958年9月份来报到的，邓稼先和王贻仁来得比较早，大概7月份就到了。当天下午就把我们拉到北太平庄有色金属研究院宿舍，我们大概要了一个单元的房子。我来的时候，人家说这是一个保密单位，将来要到西北去，也不知道要搞什么。邓稼先碰到我，说，竺家亨，早就知道你要来了。因为我的同学胡思得比我先报到，比我早大概10天左右，胡思得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我是南京大学毕业的，我们俩在宁波中学是同学。胡思得在表上看到我的名字，说这是我同学。我们大学至少七八个同学分到了北京，各自工作的单位不同，有时人家在外面碰到了，你还得提前几站下，不能在九所这个地方下车，因为一下车人家就知道你办公楼在哪了。所以，领导规定碰到这种情况就得提前几站或往后几站下车，再走过来，保密很严。我们到了以后，什么条件也没有，当时邓稼先教我们学物理方面的书，刚开始办公室在那儿，宿舍也在那儿。这个时候叫大家去建所，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基础劳动。白天老邓带着我们在外面吃早餐，吃过早餐后就去工地，开始当小工。搬砖，和水泥，中午就在工地外面吃饭。老邓经常有些事，拿着饭碗过来，把菜放在地上，跟我们一边吃，一边聊。食堂为了改善生活，养了几只鸡，结果小鸡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他一回头，说菜没有了，我们就拨一点儿给他吃。那里只有一个小棚子，只能容炊事员在里面炒点菜，烧点饭，我们都在工地外面吃。经常发生鸡吃我们的饭菜这种事情。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5）
竺家亨说，老邓白白胖胖的，是留学回来的博士，我们挺尊敬他，一般都是叫他老邓老邓，他也习惯我们叫他老邓。他劳动的时候其实不太会，不像我们这些大跃进过来的人，各方面劳动还能干一点儿。他确实不会。他经常跟我抬土，我想把扁担上的筐拉下来一点，他就非要把筐放在中间，我悄悄拉好了，他又把筐放到中间。可是一上肩膀他就不行了，腰也有点儿弯，两只手还得撑着扁担，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的样子很可笑。我们就给他起外号，说你又白又胖像个大白熊，大白熊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慢慢腾腾的。我们把他当作导师、老师、生活中的同伴，又是好朋友，相处得很好。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很重，他希望能够早点儿把业务知识熟悉起来。核武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怎么下手？一点儿都不知道。他希望我们在学习上能够抓紧，晚上劳动回去以后赶紧洗洗，吃点饭，坐下来学习。我们经常是晚上学得很晚，他有时也指导我们，给我们做一些辅导，也很晚。我们当时住在北太平庄宿舍，他要回到北医三院的一套宿舍，得走一条原来是高粱地的高低不平的土路。有时我们晚上加班到一两点，每次都不放心老邓回去，要送送他。他有一部旧自行车，我们送他的时候他就推着车子跟我们一起走。北医的家属院有个规定，晚上十点半以后就关门了。四周没有围墙，都用铁丝网围着，传达室有个老头看门，因为经常加班到一两点，他又不好意思敲门打搅，我们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钻铁丝网。我们经常一个人拉着上面的铁丝，一个人拉着下面的铁丝，让他钻过去。他个子又高又胖，所以行动很不方便。有一次，我听到衣服撕破的声音，我说不好了，你别动了，结果一看裤子还是剐了个口子。等他钻过去以后，我们再把自行车从铁丝网上面递过去。有时遇到礼拜天，老邓说大家辛苦了，我带你们出去玩吧。我们说好啊，怎么玩儿？他说看京剧，他也爱看足球。我们十个人左右就到人民剧场，他买票。我们说老邓当然你请客了，你的工资比我们高，他说没问题。看完京剧他说怎么样，肚子饿了吧？就拉我们到西四的砂锅居，他说咱们从猪头吃到猪尾巴。我们说好啊，真就吃了个不亦乐乎。
竺家亨说，开始时工作找不着头绪，我们提醒老邓，你问问苏联专家我们怎么开展工作。他也曾经通过翻译一起到苏联专家那儿去，当时中苏关系大概已经不太好了，反正到苏联专家那儿问，都没有得到什么回答你的。专家总是说你们不要着急，指定你们学几本书，你们把这些书念完以后，再开展工作。当时我们很生气，我们四年大学下来，也是念十几本书，你现在让我们念十几本书，等于又要四五年。老邓就跟我们商量，大家能不能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先开展一些与核武器有关的初步研究，比如作一些结构方面的考虑，怎么超临界，中子怎么输送，反应前怎么压缩。能不能在这些方面先有些考虑和准备，这样我们就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工作。那时候苏联专家也会来检查的，他们说了好几次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考虑怎么做。所以老邓就给我们布置，白天桌子上放一些教科书，把苏联专家指定的那几本书放在桌子上。而笔记本和我们计算出来的一些东西，等苏联专家来的时候赶紧收到抽屉里。学到一定时候就碰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临界质量怎么估算，原子弹设计什么是关键问题？有一次我们提醒老邓，看看专家的书架上有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书，有些什么资料。有一次专家没在办公室，门开着，他就到书架上看有些什么书，回来后赶紧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风气确实比较好，因为碰到的问题都是新的，不论领导还是群众，大家都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不是说哪个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权威得听他的。老邓经常强调，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大学生也好，专家也好，只要有道理就可以说服别人。有时我们为了某个数据到底是对还是错，争得面红耳赤。而邓稼先他就有这个优点，他能把这些人磨合得很好。有时随便走在路上，就把你拉住了，某某你这个问题做得怎么样了？还要努力啊。所以大家都觉得，领导同我们那么融洽，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也要卖力，再不卖力也对不起他，他交代什么事情，大家都愿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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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6）
朱建士说，当时的客观条件也决定你非民主不可。为什么呢，开始谁都不懂，虽然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所以许多问题讨论的时候，就必然让大家去讲。当时谁都没有干过，真正开始干过的还是下面的人。第一线动手干的人，当然发言权就比较多，所以他就有机会充分地讲。与专家争论印象比较深的，是关于调研弹缩性怎么走向的问题。我和王志孝调研以后是这么走上去，这确实是从国外文献上看到的，不是我们创造的。一讲完以后，底下几乎一致的意见说你怎么往上翘，应该是平的。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咱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处于国内前沿了，因为国内很有名的专家都还是抱固有的看法的。这种看法对于一般的纯粹的弹缩性力学是适用的，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在高压底下，边上没法挤出去的情况下，压挤的过程中间流体力学的作用是主要的，静水压力是主要的，然后那些偏压是加上去的，它应该是往上翘的。经过我们解释后，老专家们至少是没有再说我们是胡说八道的了。再加上这些老科学家确实作风好，像老邓，老周——周光召先生，像彭桓武先生，都很能发挥大家的作用。这是一个学术民主的问题。开始我们正好是1958年搞大跃进出来的人，什么人都不怕，什么人都敢争，不同意都可以争。那时候气氛很好。到后来专家多了以后，后期我们参加汇报的机会就很少了。我们谈意见谈的就比较少了，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只向组长汇报，组长再往上一级一级地汇报。我个人觉得这也是长期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很多问题都容易卡在缺乏充分的畅达的沟通上。说到邓稼先，那是一个非常负责非常认真又非常平易近人的人。但要讲帅才，恰巧是他的缺点。他能团结人，但是真正能帅，能把大家的工作指到点子上，周光召、于敏要比他强，这方面不是他的特长。但是他确实能调动你的积极性，真正发挥大家的作用。“文革”期间确实有些人闹情绪不愿意干，他就是拍肩膀劝大家去干。九所的同志说就怕老邓拍肩膀，一拍肩膀就是让你干活，你又不好意思不干。这个不好意思不干，确实不完全因为他是所长，大家觉得他都来求你你能不干吗？他是个好人，并且这个事情也确实是该干的。他特别老实，担子又这么重，所以一到紧张的时候他真的沉不住，压力太大啊。以前有文艺作品把老邓说得如何临危不惧镇静自如，这恰好不是老邓。他是一到紧张的时候就要慌，就手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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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1）
躲在工棚里做出中子源——李觉抓大事，吴际霖细心，郭英会精明—— 朱光亚从两边兼顾到一头扎进九局——233名专家全部撤走，30个核项目有23个没有完成协定义务—— “给了我们，这个帐是很难还的”——爆炸计划推迟到1964年—— 康生嫌太晚，毛主席说，你去当二机部长吧
有一天，王方定出去办事，在大院里走到20号楼门口，正好碰到钱三强出来。钱三强说，来，我跟你说句话，现在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要搞这个东西。事后，王方定才知道钱三强所说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原子弹里的中子源。钱三强说，我们需要一个搞化学的搞武器，找谁来做这个工作呢？除了你，另外几个都是女同志，所以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一点，你愿不愿意去？王方定当即就答应了：钱所长说的，没问题，我愿意去。因为在这之前不几天，刘允斌也跟他说起过这件事。钱三强听了很高兴，说我知道你肯定会这么讲的。这样吧，你过几天再到我办公室来。
王方定说，过几天钱先生打电话要我去，拿一张纸写上：吴际霖同志，介绍王方定到九局工作。我就拿着，跑到部大楼报到。我分去之后，和王贻仁跟着邓稼先一起跑东安市场，跑旧书店，到处去买专业书。苏联专家不是要我们读那些书嘛。我负责化学方面的书，我们把一些旧书通通搜集起来。中午在王府井吃馄饨。不久胡仁宇回来探亲，也被九局留在北京了，本来他念完就是副博士，可是他没有念完。所以他没有副博士头衔，后来评级还比我低一级。胡仁宇回来以后，我们这边就成立了一个室，把赖祖武从复旦调来了。赖祖武是第一副主任，胡仁宇是副主任，我们就是底下的几个组长。然后分来一些大学生，通通分到原子能所去，说他们都是原子能所的人，不敢说是九局的。连九字都不敢说，更别说原子弹了，怕泄密。钱先生说，你们去作裂变产物的分析。每天早上起来，练一个小时的俄语，还派了一个俄语教师来教，准备接受苏联的援助。后来专家就来了，不久中苏关系开始紧张，但我们还不清楚。苏联专家曾经开过一个单子，做什么做什么，其中化学的开了三四条。我拿回一看，发现有些问题，我跑去问他。因为经常去找他，约了以后就可以问他。我说，你给我们开的这几个项目都是爆炸以后要做的工作，希望你告诉我们，爆炸之前我们化学方面应该做些什么？他说，爆炸之前该做什么，要由你们自己的科学领导人来告诉你们。这就封了口，没法再做下去了。实际上他开这些单子，也是钱先生叫我们爆炸以后做的这些工作。我估计他知道中国科学家的水平，爆炸以后该做什么还是有底的。可爆炸之前化学该干什么？他就是不说。当时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中国的科学领导人赶紧来，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把工作做起来了。有一次我回九局去，郭英会看见我，说王方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朱光亚调来了。那时候朱主任调来，可是秘密得不得了哇，原子能所的人都不知道。
苏联在1959年6月20日写信说无限期推迟提交原先谈好的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之后，二机部调整了以前的一些部署，立足于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的方向也随之做了一些变动。王方定领导的化学组，研究重点由对爆炸后的烟云样品分析转为研制原子弹的点火装置。
原子弹的点火装置也叫点火中子源。点火中子源是核武器的关键部件之一。核武器爆炸时，需要在裂变材料到达超临界状态的一定时刻注入点火中子，从而引起剧烈的链式反应，也就是使裂变材料燃烧起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当时有三条研制中子源的技术路线，其中一条路线的带头人是王方定，研制的地点在原子能研究所。王方定说，有许多东西我都是跟杨承宗先生学来的。做试验的时候，做着做着我回头一看，杨先生他在后边看着你做呢。有时候你看文献，看到法文的文献，他就帮你翻成英文，比翻成中文还快。记得我们刚到原子能所时学习陈伯达的讲话，陈伯达在科学院专门给我们这些新分来的人作报告，谈到如何正确对待老知识分子，怎么样团结老知识分子。因为我们刚刚经过思想改造，我在学校的时候竟然参与改造我们系里的教授，开会去批判他们。来所之后把这种极左思想扭了过来，这一扭就剩下害怕成分了。不过杨承宗先生挺好，他不怎么训人。老实说我有一点没学到杨先生，我就是爱训人。而且我觉得训人工作进展快。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2）
有一次，钱三强把王方定叫到办公室，交给他几个装有一点镭…D的石英瓶子。这是钱三强十几年前从法国居里实验室带回来的。因为镭…D的半衰期是22年，所以瓶子里的镭…D半数以上还存活着，约有几个居里。王方定说，那时候我觉得他办公室好大，那几个石英瓶子，大概像个小梨形的小瓶子，上面是磨口塞盖着的，里边黑乎乎的。他说这东西从法国带回来，做钋的原料，保留很久了，现在终于得到了它最好的用途了。他挺高兴。要做中子源了，所里成立了一个出中子委员会，何泽慧先生是委员，我们在原子能所这几个人就由何先生管。因为保密，其他人不管我们，业务方面经常向何先生汇报。在这之前领导交代下来，要我用钋做中子源，原子能所没有这种老式的放射性的东西，我就跑到高能所，从一堆垃圾里面找出来了。等衰变以后，得出钋…210，我在高能所试验室里就把它提出来了，后来钱先生给了这么大的中子源，晚上都发荧光，挺可爱的。但钱先生带回来的这个中子源做最后的东西是不行的，还要到反应堆里去生产。钱先生带回来的只有几个居里，中子源用的要比这个大上百倍，必须在反应堆里做。我刚刚不是说做钋源吗？钱先生给我五瓶，但你不能把它放到炸药里面去，它还有杂质，你必须把它精炼出来做成很小的东西。这是理论设计要用的，在平常的情况下它不能出中子；也不能发生别的化学变化。所以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一点不许露出来，而且要把它尽量和出中子的氢金属放在一起。有的同志因为东西泄漏出来，而住了医院，我记得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叫郭高平，他曾一不小心把东西泄漏出来。受放射性污染；人送进医院；从苏联回来穿的高级衣服也锁在箱子里，不敢再动了。钱先生说你们要学居里夫人，她就是在一个很破的工棚里面，做出了镭，得了诺贝尔奖。我们做强放射性试验用的工棚是完全按钱先生的思想搭起来的。外头不起眼不要紧，里头要高标准，五面刷油漆，地板铺着橡皮板。我们躲在那个地方做起中子源来了。那时原子能所的化学顾问扎卡卢毕还在，他就问刘允斌，刘允斌后来告诉我的——他说那个扎卡卢毕问我，你们这几个人怎么不在这边待着，成天往那边跑干什么？我就跟他说，甭管他们，不管他们干什么去了，别管。实际上刘允斌已经知道我们在干中子源了，对苏联专家就已经保密了。至于以后为什么拿王方定这个名字来做小组的名字，那完全是为了总结、为了宣传才这么叫的。
1949年6月，朱光亚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在25岁那年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救济，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于2月27日踏上了归国路程。许慧君说，我是1948年去的，在国内时受家庭影响，思想倾向于进步，我弟弟就是地下党，在上海坐过牢。到美国后，我也常常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也就是在那里和朱光亚谈上了恋爱。朱光亚早就决定要回国了，在他博士学位还没拿到之前，就已经做准备了。我们一起商量，他先回去，因为我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拿到学位，稍后再动身。所以，他2月份拿到学位之后，随即就动身了。走之前，他和其他人写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当时有52个人签名，我记得是在密歇根大学里边起草边讨论的。这之后，我的学位一到手，也在6月份上船回国，在船上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心想再晚一些，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1950年3月，朱光亚被安排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光学兼普通物理。1952年4月，朱光亚穿上志愿军军装，和其他学者专家一起从北京秘密出发，跨过了鸭绿江。一路上，战火纷飞，他们乘坐的苏制敞篷大卡车在沿途要不停地躲避敌机轰炸，这使他又不禁记起了当年在西南联大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情景，他那时还常常背着自己的师母（吴大猷夫人）跑警报，华罗庚教授有一次在城墙根就被轰炸得埋在里面，大家七手八脚才把他扒拉出来。多少年来，中国人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挨日本鬼子的枪炮，受美国人的轰炸封锁，朱光亚自己就有亲身体验。在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和美军进行较量的无数个场合，朱光亚作为翻译，亲眼看到了美国人做出的包括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恫吓，也清楚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检测美国人是否在此使用了原子武器的情况。也就在与美国人面对面的较量中，他学会了抽烟和吐烟圈儿。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3）
1957年，朱光亚秘密调入原子能研究所，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方面的研究。1959年底，朱光亚调到九所任副所长，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负责人，开始了真正的原子弹秘密历程。当时，胡干达是九所的秘书，除了为其他几位领导服务，也还要负责朱光亚平时的生活和安全。
胡干达说，我们刚分配到二机部的时候，宋任穷在欢迎会上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下去检查工作，领导干部给我汇报，我不听成绩，就看有什么问题。他有个观点，就是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如果连你这个单位出现什么问题你都讲不出来，证明你还没有发现问题。我一想是很有道理的，宋任穷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后来我分到九局，开始大概几十个人，郭英会给我们讲了讲，他说我过去在中南海工作，给周总理当过军事秘书。我们这个单位保密比中南海还严，但工作性质他没有讲。不过我们从一开始进这个单位，心里就大致知道它的分量。后来明确我当秘书，几个领导都得服务，工作非常紧张。当时人比较少，单位又很重要，领导要求是很严的。郭英会很严，布置工作要限制时间完成，而且他要检查。比如开完会以后，他归纳一下马上要把开会的内容整理成简报，他在办公室等着，你就去整理。整理完以后，他拿去看，改完以后你拿去打字，他才回去吃饭。如果需要送到部里的话，还要开车送到部里。郭英会这个人很精干，性子很急，我们两个秘书经常受批评，但在他手下工作确实受锻炼。每天晚上我养成这么一个习惯，脑子里要演一遍电影，回顾一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有一次，郭英会说你把纸和笔拿来，我有个东西你记一下，拿回去整理。我到他办公室，他口述，很详细，连段落标点符号都讲得很清楚，让你回去整理，什么时候交来。时间是很紧的。其中说到按照二机部用人条件，要求各个单位物色合适人选。这“物色”两个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改成了“挑选”。挑选跟物色意思差不多吧，如果是一般的领导干部，也就过去了。但郭英会用红铅笔把“挑选”两个字勾掉，改成“物色”，我一看，感到这个人工作确实很精细。我们还有一个学术秘书，叫张开山。他有一次写了一封介绍信，到外边联系工作，郭英会把落款日期写错都看出来了。平常科研室的人向他汇报工作，啰嗦是不行的。
胡干达说，那时九所的行政领导是李觉为核心，吴际霖和郭英会是他的左右手。李觉善于抓大事，吴际霖经常起着一个大管家的作用，特点是细心、谨慎，他不像郭英会那么急躁。郭英会是部队型的，部队团政委下来的，工作抓得有步骤、有检查。吴际霖当时的担子很重，他还是九局的临时党委书记。他侧重抓组织管理，包括机构怎么设置、怎么运行。那时三个机构一块牌子，青海金银滩叫前方，北京九所叫后方。因为金银滩海拔三千二百多米，生活条件恶劣，技术干部调来以后马上去那里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北京西北郊搞了一摊，技术干部来了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可以先做一些科研生产的前期工作，以及技术性的工作，这些具体工作都是吴际霖、郭英会抓。像室主任一级的人调来的时候，吴际霖都要亲自到招待所去看，李觉也去看，这种作用是很好的。包括一些老的技术工人他们也都要去看，干部部门给我们说今天到了多少人，我们要及时汇报给领导，领导去看他们大部分是晚上。院里人才济济，王淦昌侧重实验物理，彭桓武侧重抓理论部，郭永怀侧重抓工程，朱光亚是科研方面抓总的一个人，大家协作配合，运转得很好。王淦昌先生说我们在九院这个地方工作，感到科研环境比科学院还要好，对我们很信任。领导干部之间很融洽，大家对李觉很尊重，专家分工也很明确，专家跟党政干部的关系也很融洽，对李觉、吴际霖、郭英会评价都很高，认为这种领导干部，这种精神很难得、很可贵。为了保证科研时间，院领导开完会之后，直接给几个大专家传达。不让他们专门抽出时间读报纸，不搞这些形式主义。苏联专家想知道一些情况，院领导亲自出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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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4）
胡光达说，朱光亚是1959年底来的。苏联专家来了以后，发现吴际霖是行政干部，就提出我是搞技术的，你要给我挑一个对等的人。这样给刘杰汇报以后，通过钱三强推荐了朱光亚。朱光亚当时比较年轻，原子能研究院不愿意放，我听李觉他们议论，可以到九院工作，但是关系先不要转，原子能所方面的工作朱光亚还兼顾一点。按照方案，一家工作三天。为了有连续性，星期一早晨我们派车，把朱光亚接到院里来工作，星期三晚上送回去。朱先生来了以后也是白天黑夜地干，星期三根本回不去，有时候星期五回去，有时候星期六回去，原子能所一看，干脆关系也转过去算了。朱先生刚来的时候，郭英会叫我给他安排好生活，郭英会交代说，你就跟朱先生住在一块。吴际霖把我叫过去，说新到一个领导同志，副所长朱光亚，我说我都安排好了。九院有个好传统，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跟大专家争论。那时候经常要讨论问题，天天谈到很晚，有时太晚了，我还得催。每天是朱先生先睡下以后我才能睡。为了不影响他休息，他起来以后我才能起来。他的习惯是睡得很晚，起得也相对晚一点儿，我过去的习惯是早起早睡，现在我只好服从朱先生的生活节奏了。有段时间跟朱先生住在一块儿，因为每天时间很紧张，我给他把洗脸水弄好以后就睡觉，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说过话。后来因为北京经常刮风，有两天我没有擦桌子，朱先生说桌子上怎么有那么多土啊？因为朱先生很爱干净。我就解释了一下，说这两天比较忙。他很和气很婉转地说，擦这个桌子的时间可能还是会有的。所以我后来经常要擦一到两遍。冬天的时候我看见他穿一件志愿军的棉服，我就问，朱先生你是不是到朝鲜参加过志愿军？他就给我讲那段时间的事情。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停战谈判，主要负责秘书处的英文翻译。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对待中印边境战争问题以及台海紧张局势问题上批评中国，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代表团公开进行指责，把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上。
中国人明白，所谓兄弟般的关系已经就此结束，而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核盾牌如今更无可能。
事实上，撤退专家在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便已开始行动了。在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苏联专家为数很少，但撤得最早。6月上旬，几位苏联专家同时提出要回国避暑，从此却一去不复返。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聘请合同尚未到期，也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突然奉命离开。在这个厂工作的设计、安装、生产工艺专家接踵离去，8月3日全部撤完。到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与此同时，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即停止。至此，苏联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
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困难。按照中苏协定，苏联应援助中国建设30个核工程项目。但是有23个项目（包括全部工业项目）都没有完成协定义务。由于苏联撤走专家，停止设备材料的供应，有9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其他一些即将建成的工业项目或者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者缺少某些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16个项目中，还存在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存疑、图纸差错等多方面问题。特别是还有14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完成很少，而中国设计人员对其中许多核心技术尚未掌握，必须从头做起，难度很大。设备、仪表、材料供货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据统计，在30个项目中，已经供完或基本供完的有13项，只供应了一部分的有16个项目，有一个项目完全未供货。特别是一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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