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6秘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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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时大时小，听不太清，有时一个人说话，有时又有人插话。只听到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大声嚷嚷着，而毛主席说话的声音不大，话也简短。我不懂俄文，只能听翻译说些什么。为毛主席翻译的是李越然，为赫鲁晓夫翻译的是阎明复。听了半天，会谈的内容好像是赫鲁晓夫提出要中国释放在朝鲜战争中和后来在我国东北地区俘虏的八个美国空降特务。赫鲁晓夫的声调很生硬，他说，这几个人，你们一定要释放，要释放。毛主席回答的声音不大，但特别干脆，不，不行，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律的。突然，一个很大的响声把我吓了一跳，仔细一听，是赫鲁晓夫在发脾气。可能是他拍了桌子，同时听到阎明复依照赫鲁晓夫的语气翻译说，如果你们有钱，那，你们就养着他们吧。毛主席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当时，我对赫鲁晓夫的蛮横感到惊讶，这哪里是会谈，明明是在吵架。原来，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时，脑子一热就夸下海口，说他能够说服中国释放那八个战俘。没想到毛主席不答应，这一下他丢了面子，所以发那么大的火。毛主席不怕他，他说过，赫鲁晓夫越强硬，我就越顶。
　　从1958年年中起，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在内政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日益严重。阎明复说，1959年6月2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陈毅提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大都上庐山参加会议，根据中央的安排陈毅留在北京处理日常工作。苏共中央的信中说，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考虑，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我作为翻译见证了这一转折时刻。当时庐山上正在召开著名的中央会议。赫鲁晓夫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后来被视为是配合彭德怀等人反对毛主席而施加的压力。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因为双方的不快还没有公开化，苏联大使馆对专家们自然是一言难尽，只能告诉他们，可以收拾行李卷铺盖了。
　　赫鲁晓夫走了，但这时候尚未彻底撕破脸皮，苏联按照协议派来了另一位专家鲍利斯·列杰涅夫，顶替加夫里诺夫担任九局顾问。列杰涅夫是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从事过超高压下物质可压缩性的研究，也就是原子弹即将爆炸瞬间内部核部件的状态。他自己的苏联同事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不好交际，性格内向，工作起来看似不紧不慢，却有解决最困难最复杂问题的能力。人常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因为他来了之后常常是沉默寡言，刘杰便把他称为哑巴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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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5）
列杰涅夫到九所之后，因为有关原子弹制造的许多工作没有正式展开，而又不能让众人天天闲着，便为大家指定了几本经典性基础著作，要求先打好理论基础，下一步究竟如何做，到时候再说。
　　朱少华说，列杰涅夫来了以后，他也做了一些事，多少介绍了一些情况，比如四大部的组织机构；九院应配备一些什么专业等，当时由王绍丰当他的翻译。但因为有前车之鉴，他只好成天坐在办公室里，不敢多讲。在他来之前，九局应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邀请，去了一个参观团，当时究竟由谁负责，我不太记得了。吴际霖离不开，郭英会去了，去的时候在家里也研究过，就是看看苏方怎么安排。但是，一到了莫斯科机场却发现冷冷清清，苏方没有一个人到机场来迎接。到机场接我们的是商务参赞李强，还有个武官叫什么我忘了，接到大使馆。请我们来，你为什么不接我们，不招待我们，而让我们到大使馆去住？我们当然是莫名其妙了。郭副局长就和我俩叨叨，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我说那谁知道，你问谁啊。我们住下以后就等吧。等了几天以后，原子能总局来一个人，带我们到莫斯科郊区去参观一个研究所，跟我们现在的九所相类似，不是很现代化。所以，郭副局长一看这个，说这也不咋样嘛，像个旧庙。这个所的领导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们所的任务和组织机构，领我们到几个室转悠转悠，就那么简单地看了一看。看的时候，郭英会没提更多问题，他是从部队来的嘛。当然也不是什么都没问，比如说室一级的领导专业是什么，因为可能考虑到我们将来的配备。苏联人说这些事情嘛，将来会有专家专门给你们讲，帮助你们调配干部。我们就回来了。后来又参观了杜布纳原子能联合研究所，还参观了它的两个军工厂，那确实是走马观花地看一看。万毅对苏联人说，咱们谈一谈吧，他们说看一看就行了，意思就是不愿意谈。郭英会提出想看一下加夫里诺夫，说涅金讲了，他不是将来还要到九局担任科技顾问嘛，我想见见他。对方就说加夫里诺夫不去了，要换一个人。回到我们住地以后，郭副局长说这怎么回事啊，加夫里诺夫怎么不来了？当时还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换就换吧。
　　朱少华说，接下来我们要到列宁格勒去看几个专家，希望他们能尽快提供四个项目的初步设计。没想到他们竟然答复说让我们自己去。郭副局长一听这个就特别不高兴了，怎么叫我们自己去，他一个人都不去？我说他让我们去就不错了，咱们就自己去吧。苏联不像咱们北京西站一样，你到哪里都到西站，莫斯科有很多火车站，列宁格勒在莫斯科就叫列宁格勒站，去哪儿买票就到那儿，错不了。我到车站买了两张票，过了一夜，早晨到那儿，一下火车，苏方以前到中国来的那些专家大部分都去了，他们都开着自己的车，显得也很热情，但是不见设计院领导一个人。他们领我们到会议室寒暄了几句，郭副局长就问了一下初步设计以及编制的情况。苏联人说，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正在编制中。我们提出来能不能尽快交付？他说这个我要请示一下领导，我相信编制好了以后，就会寄往中国。看来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完了以后，中午就在他们的职工食堂，他们几个人请我们吃了饭。吃了就把我们送到他们设计院的招待所，也是那破破烂烂的小楼，我们俩就住下了。他们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郭副局长说我们事儿完了，明天走吧。他们就告诉我们买几点钟的车票，他们来送。走了以后，郭副说，走，咱俩到街上转转，也算是不虚此行嘛。我们到街上转了转，顺便买了车票，晚上我们自己在外头吃了顿饭，看着也很尴尬。第二天他们送完我们就回去了。在莫斯科的时候，还让我们去看苏联的一个试验场，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竟然只派出一个少校来陪同。夜里12点钟乘了一架军用飞机，就坐了我们几个人，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半夜两点多钟到了。到了也没有吃饭，就把我们送到招待所，谁也不理。郭副就把我找去，我们四个人研究，咱们所处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飞的是什么方向？这谁能搞清楚啊，半夜三更上了飞机，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接下来看试验场，肯定是有原子弹爆炸的地方。但是他有两三个，这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只好说算了，明天再说。万毅就叫我要地图，说咱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这让我半夜上哪儿去弄这地图啊，我说这时候找谁啊。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又坐飞机回来了。在苏联时，我呆得很烦。万毅有女儿在那里，郭副老婆在那里，他们每天都有事，就我孤苦伶仃的。我们这一趟莫斯科跑下来，确实没有什么收获。从这一段就可以看出来，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上层已经出现问题了。但是什么问题我们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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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6）
1959年初，列杰涅夫来到九局以后，提出他来的目的就是要配备人员，组建队伍，同时还有几条具体的要求：第一，中国的技术人员大都不懂俄语，将来要从苏联来很多专家，甚至包括一般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手把手教中国制造原子弹，那么，不会俄语交流起来就很困难，因此要组织已经调来的人学习俄语。第二，已经来的那些大学生要学一本书，叫《流体力学》，是苏联出版的。第三，对于当时已经调来的一部分技术人员，应该重新返回工厂实习。
　　朱少华说，列杰涅夫和前面的加夫里诺夫几个人相比，不论是态度还是性格，都不太一样，寡言少语的。他提出来让我们的人学外语，读一本书，返回厂子实习，这样一来的话呢，不是人人都有事儿干了嘛。当时还真都照他说的办了。他自己就在屋子里坐着，什么也不干。所以，大家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哑巴和尚。这时候正是大跃进的后期，他不是天天在办公室没事儿干嘛，就叫翻译给念报纸，听了这个新闻，那个新闻，他也说三道四的，觉得很好笑。有时他指着大字报问我，说这么大的纸，都写些什么？我们那时候正在搞反右倾，开会批判九局的一名党委副书记。有时礼堂一开会，他就凑到窗户上往里瞅，问开什么会，又批判谁了？听了回答后就叹气，这还能干事吗？吴际霖和郭英会都找过我，问这个专家他现在干啥，说得想个办法。他确实也没干啥，当时就那么三个研究室，他想下去也没地方去。这时候宋部长来了，搞活动，就是向已经来了的技术骨干交底。交什么底呢，就是按苏联专家那次讲课内容，分几个部分，你是理论部的，你是实验部的，给你交底，各个室包括组长，由你来研究，承担任务。朱光亚、邓稼先就给他们一个一个交底，就是说你根据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找几个问题，从浅到深，从小到大，找专家让他说话。这不逼着哑巴开口嘛，叫挤牙膏。这可把翻译都忙坏了，今天安排你，明天安排他。对列杰涅夫来说，反正你要谈人员谈业务方面的事情，我都说。但你要是具体谈到哪一个核心问题，我不说。我说这个干啥？那些资料都要来了嘛，你现在把外语学好就行了。所以，这一段工作基本上是停滞的。列杰涅夫不像前边选场三个科学家那样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但从人员配备方面他还是提出了很多意见，要什么专业的人来，包括工人要什么工种，他都说了。记得他谈到要裱糊工时我心里还嘀咕，要裱糊干什么？事后证明确实要裱糊，连裱糊的工人，甚至机器他都提出来，要哪些工人工种他一项项提出来。这些方面问他，他还是回答，也愿意说。至于更重要的核心性的东西他不说也不难理解，苏联来的保密专家就在那里呆着，这个克格勃隔三差五来溜达一趟，他怎么能不小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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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1）
　　“要做一个大炮仗”——　　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领到中国绿卡的第一人并没有参加造原子弹——许鹿希为杨振宁和邓稼先拍下最后一张合影——只有10元人民币奖金——不甘心光是看书——　谁都能充分发表意见——　就怕老邓拍肩膀
　　念经和尚不让记，哑巴和尚不念经，前后几批苏联专家的不同态度，让中国人颇感无奈。求人难，难于上青天，而要想不发生类似的尴尬事情，最根本的就是自己要懂，自己会干。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如此尖端如此现代的科学技术领域，每向前走一步，都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
　　1958年以前，中苏在核政策方面互相还比较配合，此后双方政策分歧日益扩大，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国家间的关系。1958年5月9日，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在日内瓦召开专家会议，研究核禁试有关事宜。当月月底赫鲁晓夫又提交了一封信，建议不仅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可以参加专家会议，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8月21日，日内瓦专家会议结束并发表了公报，认为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监督体系，来侦察违反可能缔结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办到的。全世界普遍为此而欢呼。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长期努力争取东西方结束冷战获得的一点令人欣慰的功绩。但就在此时，中国军队开始炮击金门，赫鲁晓夫虽说对于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大发雷霆尚能容忍一二，但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一点都不通气，突然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中苏军事同盟就形同虚设，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藐视。另外，美英刚刚答应签署停止核试验协定，苏联如果向一位我行我素的盟国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样一来，尽管赫鲁晓夫在台海危机期间一再公开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向美国示威之意，还有可能是在暗示将以此替换对中国的核援助。
　　还有一个导致苏联暂停向中国提供核帮助的原因，是台海危机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情，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常常提到这件事。他在回忆录中说，9月24日温州地区发生了一场空战，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美国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当时很先进，其中一枚没有爆炸。苏联军事顾问得知后便报告了莫斯科，军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赫鲁晓夫非常气愤，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时，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苏联人看来，这个部件或许已经丢失，或许是中方有意扣留，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使赫鲁晓夫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援助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协定，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为此，赫鲁晓夫与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决定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
　　很清楚，一开始，中国对于核武器从理论到实物的掌握，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并且也得到了苏联的允诺。事实上，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理论研究部门的九所，最初成立的目的，也正是按照中苏协定，准备接收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的。但当中苏两党两国的蜜月逐步结束，关系日趋恶化时，中国也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始向核武器的门槛悄悄接近。
　　九所和九局其实是一回事，李觉兼任九所的所长。九所最早展开原子弹理论研究工作时，负责人是邓稼先。邓稼先也是九所成立后到位的第一位留洋博士。1948年，已经身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的邓稼先进入美国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核物理研究。1950年，26岁的邓稼先回到了祖国，不久即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兼任中国科学院的学术秘书。九所成立伊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对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邓稼先明白，这个大炮仗可不一般，全世界都没几个。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2）
许鹿希说，1958年8月，有一天下午，钱三强先生把邓稼先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说是中国要做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邓稼先马上就知道这个大炮仗就是原子弹。他后来告诉我说，他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能行吗？他回到家里之后，我发现他有点不对劲，平时吃晚饭时他爱喝一点酒，今天却没有喝酒。那天晚上他根本睡不着觉，就在床上来回折腾。我当时就觉得有事，有什么事情呢？我以为是有点什么不高兴的事，或者有些什么问题，有些科学问题想不清楚。以前他也有过，不过有时他想一会儿就睡了。可这个晚上不行，折腾来折腾去，好晚了还不能将息。后来我忍不住了，也睡不着啊，就问他有什么事，他告诉我说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儿去，他说不能说。我说怎么联系，给我什么信箱号，以后好通信呀，他说不行，也不能说。他说我要干一件工作，这个工作如果干好了，我这一辈子就过的很有意义。这句话他说的是很坚决的。再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就是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当时一听就哭了，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又不明白是什么，眼泪在黑夜中哗哗流了下来。
　　杨振宁说，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邓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稼先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忠厚朴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后，美国报章就已经多次提到稼先是此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中国的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
　　寒春原名琼·辛顿，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武器实验室做费米的助手，从事核物理研究并参与投放广岛、长崎原子弹的研制，当黑色蘑菇云升空时，同事慨叹道，这是日本人的骨头和肉。这使寒春陷入沉思，并最终决定放弃自己做一名纯科学家的梦想。1952年，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当时的寒春已经怀有7个月身孕，她在会议上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广岛的悲剧，要让科学为和平服务。寒春在北京的这次露面，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53年7月，美国《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将寒春描述为逃跑的原子间谍。文中写到，毫无疑问，一位美国自己的原子弹科学家逃到了红色中国，而且将她自己完全出卖了。1962年，寒春的母亲来中国看望他们，但当她回美国时，美国政府却收走了她的护照，因为那时的美国禁止人们去中国，而她却坚持去了这么一个怪异的国家。1955年，寒春和丈夫阳早带一千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让贫奶的中国人喝上新鲜牛奶，这是他们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响应。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询问寒春，是否愿意继续研制原子弹，寒春摇头拒绝了，说现在中国人缺的不是原子弹，而是牛奶。
　　2004年8月23日，寒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换领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成为领到中国绿卡的第一人。
　　杨振宁说，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只是说在外地工作。我曾问他，寒春是不是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他后来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数学家陈省身是杨振宁和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陈省身说，四几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教授时，邓稼先他们就经常到我家来，他那时候在普渡大学，离芝加哥不远。芝加哥是物理学的一个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费米，他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原子能反应堆就建在芝加哥大学的操场。邓稼先常到我那里吃饭，我在那里教数学，时常请中国同学在家里吃饭，谈谈天。后来他回国搞原子弹，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国搞原子弹的还有我的另一个学生，叫周毓麟，跟邓稼先一起搞。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3）
邓稼先生前，有许多人问过他搞两弹得到多少奖金，邓稼先对此总是笑而不答。1986年6月，邓稼先病危，远在美国的杨振宁赶了回来，到医院看望他，在好友的病床前放上一大束盛开的鲜花。邓稼先当时看看那花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许鹿希为这两位有着半个世纪友谊的老朋友照了最后一张合影，由于全身大面积出血，邓稼先的嘴角还残留着来不及擦去的血迹。
　　就在医院的这次会面中，杨振宁也提到了关于奖金的事情。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回答说，奖金是人民币10元。邓稼先补充说，是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杨振宁以为他们在开玩笑。许鹿希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数是1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儿。但九院人多，还得垫上十几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这三个等级发下去了。
　　邓稼先走马上任的时候，九所这一带还是满眼一片高粱，长势正旺，接收原子弹模型的房子也才刚刚动工。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当时他手下只有两个人可供调遣，后来才又陆续补充了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胡思得说，我们是理论室，等于是我们整个事业的牵头羊，以前说我们这是龙头的三次方。我是195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毕业分配很简单，晚上开个会，党委书记一宣布，某某某到哪儿去，就完了。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同学到二机部报到，可二机部到底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到了部里，只知道钱三强是我们的副部长，后来我们就分配到邓稼先那个组里去了。邓稼先开始没说我们是干什么的，只叫我们看书，抽屉里的书有原子爆炸效应，当时我们猜可能是搞核武器。后来邓稼先给我们正式开会，说我们要搞原子弹。当时觉得很兴奋，国家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这些大学生一出来就叫我们搞原子弹，有多高兴啊。当时的北太平庄那里没暖气，又特别潮湿，没礼拜六礼拜天，成天看书，冻得实在不行。对面有个副食商店，有个火炉，大家就围着烤烤手。有一次，邓稼先也来了，他从美国回来，是博士，这么大的专家，也跟我们一起烤火。邓稼先让我们看《超音束流和冲击波》，柯朗著，原版是英文的，翻成俄文，而这本俄文书是钱三强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全中国就这一本书，而我们这么多同志都学习，怎么办呢？大家就自己刻讲义，找一位同志打字，我们还要画好多图，搞完以后自己印，印完以后人手一份。我被分配搞状态方程，但我不懂铀的状态方程，没有做过。当时国外对铀是保密的，而国内根本没有这个实验条件。形势逼着我们从没办法里面想办法，把铀的状态方程搞出来。如果你没有状态方程，造原子弹就不好算。于是大家成天冥思苦想，怎么搞这个铀的状态方程，什么叫状态方程？别的金属都知道，铀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最后有一个参数非常有规律性，我们就这样探索着把线的位置给定出来了。搞出来不久，我们就看到一篇文章，是苏联发表的，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跟我们做的基本一样。我们看了以后，那是很高兴啊，你想想，刚毕业的大学生，竟然能想出这种办法来，还跟苏联的基本差不多，我们就给朱光亚主任看，他也非常高兴。后来，我们有试验条件了，证明我们原来搞出的精确度还是可以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不管做什么，你只要钻进去了，你就可以有自己的创造。
　　虽说邓稼先是留美博士，但关于原子弹的理论知识并不比其他几位年轻人强多少，都要从头学起。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核武器方面的知识，根据当时中国最爱采取的一个办法，开始理论研究也是依靠发动群众。胡思得说，邓稼先叫我们看书，他有一个办法就是讨论式的。邓稼先自己核物理比较好，但是对炸药爆轰比较生疏。我们看好多书，讨论的时候他先叫一个同志讲，他有时候自己也讲，但讲着讲着讲不下去了，老邓就问谁能说说？比如朱建士是学力学的，他可能对这个就比较熟悉，上去讲讲，然后接着讨论。谁行谁就上去讲。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4）
朱建士说，那时候一来就宣布，不许说在二机部工作。你说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同学都不是乡巴佬，你能骗得过去吗？那就硬着头皮撒谎吧。他们说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在科学院。在科学院哪个所？他就是科学院的人。我说九所。科学院哪有个九所？你胡说八道。我说反正就是九所。大家哈哈一笑，就这么回事吧。当时的保密规定有时简直叫你哭笑不得，你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反正大家也理解，同学也知道，我也不是有意说假话。说两句大家哈哈一笑也就不问了。所以有的时候尽量躲开同学。后来到青海工作，很多关系就都断了。我是学流体力学的，刚来时一点不懂，一般人认为搞原子弹需要搞核物理的，实际上它是好多个学科的综合。当时这个所就只有一栋楼，我们来了以后劳动不少，知识分子比较多，都挑土。老邓每次劳动都带头挑，好多房子的地基都是我们挖的。九所刚建起来，我们住的房子没有暖气，但发了煤炉，由于我们每天晚上11点多才下班，早上很早就上班走了，所以冬天我们基本上没有生炉子，房子外面比屋里暖和。最早我们和建筑工人一起吃饭，洗澡到对面工厂去洗。我们都叫邓稼先老邓。开始我叫他邓先生，他不让叫。我们对核武器怎么搞并不清楚，老邓也不知道。老邓对我们要求很严，带着我们学习苏联专家给的几本书。我们刚来的时候，所里面还没有固定的苏联专家，老听到苏联专家说什么说什么，实际上是二机部的苏联专家来检查我们。专家虽然并不住在所里面，但是他们经常来，管保密。我们不是有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吗，他说我们模型厅的路没有修好，不给我们运来，说我们条件不具备，所以半夜把我们叫起来修路。后来列杰涅夫来了——他从我们这儿回去以后做了苏联一个研究院的院长，人们说的哑巴和尚就是他，他的很多同事后来我都碰到过，他们的科学家对他都很尊重，说这个人非常好。他们说列杰涅夫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净讲中国人的好话。苏联专家最早还是真心帮助我们的，他们一开始介绍的几本书，可都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我们是1958年毕业的，学校里在搞大跃进，到这里以后，对这么一直学习感到不太习惯。我们俄文不行，大家就一起啃俄文书，先把理论基础打好。一开始是很苦的，但是后来确实受益匪浅，像第二颗核弹就完全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设计的，那确实是吃透了，完全搞懂了。如果老是靠外国人帮助的话，说老实话，那进展会慢得多，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苏联继续援助我们，他给你东西，就算你把原子弹搞出来了，那氢弹他让不让你搞？我们实际上是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自己搞出来的，假如跟苏联谈判，我估计就算他同意你搞，光是谈判，两年零八个月也谈不下来。所以一开始学东西虽然很苦，但什么事情都必须靠自己搞懂，理论基础确实打得比较牢固了，后面的工作才能出成效。
　　竺家亨和胡思得、朱建士他们一样，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