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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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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同的,还有一位英国传教士的事。那时韩复榘为三团三营营长,在常德上游一个名叫河洑的地方驻防。凡由沅江上游下来的船只,都须停止受检查。那位教士带着男男女女一大船人,经过此地。韩部即上船检查,他不曾接受,问明白是我的兵,以为我是教友,应当对他通融。为挣这个“面子”,他跑很远的路,特意到常德来找我,和我说:
“你的兵不应当检查我,因为你也是教友。”
我笑着问他道:“你船上带的有违禁品吗?”
他红着脸说:“没有。”
“既然没有违禁品,为什么怕受检查呢?”
“因为我们都是教友,用不着施行检查的手续。”
我说:“你说错了,正因为我们是教友,你更应该接受检查。怎么真是教友,还怕受检查呢?”
他怏怏然回去,很不痛快,好像我有意和他为难似的。一个传教士,有这样的思想和观念,我以为很不对。传教士尚且如此倚势作威,他所收揽的教友们就更要受他不好的影响了。这位传教士是专在苗瑶同胞居住的地区传教的,颇会苗语,并试以罗马字拼音,他这次就是从贵州到常德来。关于苗瑶###,外国人早已注意,而从事工作,但我们政府一直还没有人重视,真是危险的现象。关于此问题,我另有著论,此处不赘说了。
除了基督教而外,常德也有天主堂。这,许多都是强横不法,和地方人民也处得很不好。一天薛子良接到一件讼事,是本地一个人家将其房产押给一个天主教教友,后来这人家败落,要将房产变卖。其时卖价比典价多三倍还多。那教友强要买这屋,自以为有天主堂撑腰,应当占些便宜,不肯按房主的要价给钱,并不许卖给别人。屋主无法理喻,告到县里来。薛子良即传那教友,那教友竟避入天主堂,不肯出面。那教堂神父是意大利人,藏庇那教友,怎么也传不到案。薛子良气极了,跑来告诉我,说外国神父这样横行不法,我们还办得了事么!我把事情问明白叫薛不要着急,我说我替你传人。我带着两名手枪队去找那神父,走到天主堂门口,神父就把我让进去坐。我不肯进去,只和他说明来意,他回答说没有这个人。我说:
“你能让我搜一搜吗?”
他说:“那不能。”
“人是明明在你跟前,你藏匿着他,不肯认。你这教友,若果然是好人,交出来,也自然无事;若是个坏人,我是不容你藏他的。何况你们教堂里不应当藏匿坏人!”
他仍是不肯。我说:“好说你不听,我可要嚷了!”于是大嚷起来,说,“天主堂藏匿犯人,天主堂包庇恶棍!”嚷的许多民众都来围看。那神父着了急,说:
“不能这样嚷呀!请你进来罢,有事我们到里面商量。”我说:“我只要交出那个人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你若不交,我就宣告全常德的人,宣告全中国人,宣告全世界人,说你横行不法!而后我还要搜查,用法律解决。”
他知道再也不能抵赖,只得承认一切,说那教友现在不在,要求我答应他明日交出人来。我要他当日交人,否则就须为他自己找保。后来他请出几位基督教的朋友为他作保,第二天才把人带来。当即依法审理,终于按照屋主的卖钱买了那座屋子。这事常德人民都觉得痛快,因为天主堂包庇恶徒,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第二十五章在常德(12)
这事过去后几天,一个老人到镇守署来见我。说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入天主教,二儿子入基督教。大儿子吃喝嫖赌,为非作歹,他看着情形不好,便给两个儿子分家,各立门户。孰知大儿子旧习不改,把自己分的产业花光,又要强要二儿子的产业。兄弟俩因此打起架来。老头儿从旁劝解,不料大儿子竟敢用砖头打他,幸亏他躲闪得快,没曾受伤,只把墙上打了一个大坑。因此他告大儿子忤逆,请我依法办理。
我叫袁军法官调查属实,把他两个儿子都传到案。二儿子面貌端正,言词有理;大儿子却面貌狰狞,一望即知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我问他说:
“你父亲告你忤逆,你是被告,为何不跪下听审?”
他答道:“我不跪,我是天主教!”样子极是倔强。
我又问道:“你有两重罪:第一,你不当强占你兄弟产业;第二,你不当用石头打人,何况打的是你自己父亲!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完全是父亲不对,”又说,“这事只该天主堂问我,别人没权审问我。”
我把他亲戚邻舍都找了来,问他平日行为如何。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仗倚教势,种种强横不法。我即令手枪队当众用鞋底打他嘴巴。打得满口流血,哭着嚷道:
“大人,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我问他:“只有别人的不对,你一点也没做错,有什么求饶的?”
他说:“我以为进了天主教,谁也管不了我,我才敢胡作胡为,现在知道都是自己不是了,从此愿意悔改了。”
当时把他好好地训斥了一番,令他给他父亲赔了罪。问明他原曾学过裁缝,那时我请李显堂在军队中主办工艺厂,即把他送入工厂中学习缝衣机,每天工资两角,他自己用一角,另一角去奉养父亲。过了一个时期,他慢慢改变野性,才放他出来自立谋生。
天主教在中国,不能给一般社会以良好印象,其故即在于教士们自视为特权阶级,要挟官府,包庇恶徒,种种行为不检。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自身事业,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中国情形,但也有许多竟是存心作恶,不是为传教而来的。我以为像马相伯先生,像雷鸣远先生,像于斌先生,他们才是公正有道的真正的天主教徒。国人若要信教,应当信奉他们。有许多教堂,打着天主教的招牌,暗中却做奸细,做探子,做种种陷我国家害我人民的勾当,那不但是我们国家人民的仇敌,也更是天主教的蟊贼了。基督教也是如此,真正的人民教会,大半都是好的,但也有某一些教会是另有使命,并不是来中国宣扬教义的。我们应当分别是非,认识善恶,不应当一味信任,也不应当一笔抹杀。我对于教会及教友的态度,向来即持此一个原则。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第二十六章在常德(1)
(二) 我们刚到常德,即把常德的娼妓驱逐净尽。随后又和薛子良着手办理禁毒的事。那时统计,常德居民打吗啡针的占百分之五,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以此变成肌肤溃烂奄奄待毙的废人。我看着这种现象,心痛难言。但一时又想不出有效的适当办法。乃和薛知事商量,请他先抓几个打吗啡针的人来验看验看,而后再想主意。第二天即抓来六名。吗啡真是可怕的毒品,凡打过一针,皮肤上即起一颗黑斑,接着就慢慢腐烂,不过半年工夫,即弄得体无完肤。这六个瘾客,已经遍体黑泡,溃烂得有如蜂窝一样了。他们原都是殷实人家子弟,因染此嗜好,而倾家荡产。此时已穷得日无三餐,夜无一宿,但吗啡针还是要打的。
我决定先成立一个戒烟所。所中请了医生,制办药品,连伙食也为他们预备得好好的,又派专人管理监视。瘾客除强迫而来者外,也有自愿来戒的。在初戒的几天,他们痛苦欲狂,但六七天过去,即渐平复,一个月即完全断瘾。那时原打算凡断瘾的人,即取保释放。但继而一想,他们出去后没有半点谋生的技能,仍不免流于下流,流为盗贼。于是我又仿照处理退伍士兵的办法,送他们到李显堂主办的工厂中去学习技艺。有学织布的,有学缝衣的,有学织袜的,都要学得技能十分成熟,确实可以养活自己,才让他们自由。这样一班接着一班地办下去,办到第七班上,戒绝的瘾客已达三四百人。
一天,一位老太太到镇守使署来见我。说她有两个儿子,都打吗啡针,她早就要送他们来入所,但他们死也不肯。她不知如何方好,说着满眼含着泪。我安慰她说:“老太太你不要伤心。这事交给我,我一定替你办得好好的。”于是派人把他两个儿子抓来(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严厉训斥了一顿,送入戒烟所去。一个月后又送到工厂中习艺。只两个月的工夫,那兄弟俩已经养得又白又胖,又学会了一套好手艺。我把那老太太找来,欢欢喜喜地把他领去了。戒烟所中的瘾客,像这样的最占多数。
至于贩运烟土的事,查办亦严。各地驻防部队,都指令严缉。因此常常大批大批的拿获。贩运者有种种狡猾的装运办法,有些藏在桐油篓的底层,外用洋铁封固,烟土都做成烙饼似的扁块,叠藏其中;有的甚至分带在裤子裆里。但真能漏网的还是少数。查得的烟土,都解常德,后积至数万两,乃约请当地的正绅及民众,在西门外空地上悉数焚毁。
我到常德,没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初时还以为因地方富庶,贫人容易谋生的缘故。后来我打听,才知道商会办有一个平民习艺场。街上一发现乞丐,即由警察捉送场中习艺。所以此场亦名乞丐收容所。我听说有这样一个善举,心里极是高兴。一天,我到那里去参观,可让我大大失望。里面有几架织布机和缝纫机,大半坏了,真能得着机子工作的占极少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尤其老弱残废都关在一间潮湿黑暗的屋子里,无所事事。吃的食物过于粗劣不用说,而且多是腐臭了的。那种悲惨可怜的情形,简直不如猪狗。因此有许多逃跑的,逃出来了,再也不敢踏进常德的地界;逃不脱的,耐心待着,死亡率惊人的高。这种情形我没法看得过去,禁不住对他们负责的人说,务要赶速设法改善办法,改善设备,改善待遇,若是这样的办,是等于拿人家的性命来装点你们的所谓市容。哪里是办公益呢?我看还不如放他们出去自由行乞为好。这样说了一顿,才着手改良。我离开常德之后,又不知情形如何了。
第二十六章在常德(二)冯玉祥回忆录
常德市上纸币极为紊乱,许多大商店出票,电厂亦发票,人们拿着种种不合法的纸票在街上买肉买布。我觉得这事应当整饬,遂与薛子良召集当地绅商商量办法,四个星期即整饬清楚。我所至之地,纸币之乱无过常德者。我们清理得很快,也妥当,人民都说办得好。
我又在街上建立石亭石柱,上面书刻曾文正公等的各种教人立身处世之道的格言。如教勤劳,教忠勇,教仁爱等,使街上颇有一种新气象。后来听说民国十九年时完全被人毁去,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石柱子二尺见方,石亭亦简单适用。很好的东西。任意地去毁坏它,真是可惜。
第二十六章在常德(2)
常德城里的街道,经数次拨用罚款,翻修一新。那时我又开始注意到常德以外的数条交通要道。那些道路都太窄狭,太崎岖,平时不便行旅,一旦有事,更不便运输。但是经费无所出,抓工派款都是扰民的办法,决不能采用,乃动员我们的官兵任其事。并由邓鉴三、薛子良二位从县政府中设法,凡公路所经,占用之地,悉免粮税,凡被占过多者,必须给与地价。又和地方绅商一再磋商,决定先修由常德经临澧、澧县以迄津市的一条路,路面规定宽阔一丈二尺,做得平坦端直,如今日的公路。那时在湖南还没有公路,人民看见这样阔坦的道路,都喜欢得不得了。
从常德至德山以东,那边有一座大石桥,年久失修,早已塌坏。这也是一条要道,行旅至感困苦。请人估计石料后,亦动员部队修筑,做得很坚牢,并不比石工做得逊色。
我与常德的父老正绅常常会谈,问问他们人民最感苦痛的是什么,最需要我出力帮助的是什么事。他们指出来,只要我能力所及的,无不尽力去办。一天我又和本地绅士蔡一陶、高晖庭两位先生问到这类话。他们才谈起每年初夏,山洪暴发,沿江水位高涨,往往平岸,西南角城墙被水冲击,至为危险。若能把西南的城墙和城墙下面的石堤加以修筑,那真是造福地方的大事。但是就是这里工程太大,当地各界年年集议修筑,都以经费不敷,不能实行。我和他们说,我们可以出人工,只需派几位石工从旁指导,我们弟兄必能做得很好。高老先生等大喜过望,当即计划修筑。一直工作了两个多月,始告完工。后来我们离开常德不到一个月,常德即发大水,水濒城头,人们立在城堞上可以洗脚,但常德终未受灾,因此地方上格外感激。
此外,饮水在常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德居民,大半都是吃江中的水,但每个埠头都是很肮脏的。如南门外的江岸边,一只挨一只地泊着民船,洗衣、洗菜、洗马桶、倒垃圾污秽,无不在此,而人们的饮水也在这里取用。中国临水城镇,都是这样,常德自非例外。这是最不卫生的事。我觉察此事之重要,故令部队在江边筑起码头,从岸上搭条板,凸达河中五六丈,远出污水范围,以便居民得以远离岸边汲取清水。又因江水涨落无定,乃派人专管其事,随时更张。这等事关系太大,而办理亦并不难。二十年后我因公再到常德,江边仍留旧迹,但条板已不如从前搭的长了。
我动员部队,在地方上做这种种的事,人民都口碑载道地表示感激。其实这本不算什么。人民出钱养兵、养官,兵和官替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还不是十分应该的么?为人民做工服役,士兵们无有不乐为的,问题是在官长有没有这番心,有没有这种朝气,这种精神,作为士兵表率。若是官长暮气沉沉,根本没有此心,那自然无事可做。到了今日,许多军队进步多了,但坏的军队仍是不少。那种能消极不害人民的,就算得很好的军队;至若积极地能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的,还是稀奇少有。其实人民是最有是非的,对他们稍有一点好处,他们就感激得久久不忘了。再说士兵精力是愈练愈健旺,愈不用愈萎靡,若日久闲散,懒惰成性,那不只于人民国家为赘害,而且也毁了自己。
上面都是说的我在常德二年间对地方办事的大概情形。另一方面,对于部队的训练与整顿,也未尝一日懈怠。那时局面动荡,政治窳败,当局握政者只一心对内,排除异己,扩张势力,谁也不肯正眼看一看民族的地位如何黯淡,国家的处境如何危急。我在常德住着,头脑是清醒的,认识是明白的。我时时感觉我们职责的艰巨,应当随时都有非常的准备。这不是容易的,我们必须真正能耐饥寒困苦,必须具有持久的战斗力量。要做到这个,又必须人人有强健的体格。因此我在常德训练部队的方针,首先即着重于体格的训练。
自从在廊坊时成立军官体操团,此时更进一步编制成队。设种种奖惩的办法,从事严格训练。此外又扩大军佐队,凡在军中的人员,都一体参加,文职人员只有一位秘书长陈经绶(老拔贡)和一位军需官贾玉璋先生,因年老体衰,未令加入,此外没一个人可免。官军中只有受伤残废者得免,其余一律参加。军官队和军队都各佩银牌一块以为标识,由参谋处规定课目,军法处随时抽查考绩,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终一总考。军佐中有成绩优良者,得改入军官队,并令其统率队伍。他们初练时,很觉不便,日久即越练越有兴趣。那种书生气派的文职人员,不久即一个个变成粗壮的武夫,也能盘杠子,拿顶了,更好的也能在杠上打车轮了。后来每至军官会操,军佐中体操好的也选令加入。军官体操队日益扩大起来,终于军佐们全体加入,便成为军官军佐联合组成的“官佐体操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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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在常德(3)
各级官佐除一般的体操外,和士兵一样,也有跑栏阻等等项目。栏阻是用砖及土筑成,高八尺,厚二尺,一连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跑的时候,须一跃而上,跑过一道,又来第二道。练到纯熟时,可以用手一按,身体就跳了过去,毫不费力。这类较激烈的课目,军佐们亦都有很好的成绩。
兵士们最常练的是荷枪行军,自官兵以至伙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带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约四十八斤,不停地连走七天。那时最常走的路线,是由常德至临澧,由临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初时日行八十里,渐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经常的每月举行两次,风雨无阻。这不但磨练体力,亦可以磨练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交通落后的国家,行军力的强弱关系于战果者至大至切。平时多一次练习,战时就多一分获胜的把握。
常德城头皆大砖铺砌,很是阔坦,可走四路纵队而有余。除远途行军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头绕着圈子练习行军。每绕一圈约有十里。城头上空气鲜洁,远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们多乐为之。
为提高官兵们关于军事的知识与技能,特成立一个军事教导团,内分两队:一为军官教导队,一为军士教导团。由团、营、连队选拔稍通文理的军官及军士为学员。教导团以鹿钟麟同志为团长,刘骥、门致中、刘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课目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战史、筑城及典范令等项。最初规定三个月一班,预计一年零三个月后,全旅各级官兵即可分别训练完毕。后来提高课程标准,每期改三个月为六个月。到一九二四年,我驻兵南苑时仍继续举办,改为二年为一期,一直办到十六期。故国民军一般军官的教育程度,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
我部队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学,一般知识程度严格地说都很不够。但怎样才算足够,这也没有标准。最要紧的还是要普通常识丰富,多识得常用之字,故首先着重加强他们的阅读能力。这是我素来治军的注重点之一。在常德的期间,请陈秘书长和参谋刘骥编了一本军人读本,内选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古文方面,多由《战国策》及《国语》之类书中选出,今文则为梁启超等名家的作品。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阶段讲授。教授方法,一是讲解,二是背诵。因为官兵们大半已过学龄,记忆力低减,若不背诵,则过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长其阅读能力。连长以上的军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诵之后令其讲,回讲之后,再令默写。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须弄熟。规定五天读熟一篇,一月读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递加。比这个较高的,有一汉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较高对国文有兴趣者选习,亦由陈经绶先生选文,集成义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记中摘选出者,以为读本。程度较低者,除印发在浦口时所编的《战阵一补》令其熟读外,复新编军人教育一册,又编一本八百字课,以为从未识字的士兵伙夫的读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虽然进行很是迟缓,但选习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设一工艺班,分木工、铁工、照相、修枪等数种。规定每个官佐,至少须习一种。先询各人愿习何种,而后分组请人教授。当时选习木工、铁工及修枪者居多,故成立大组。我自己学的是修枪,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受伤残废士兵,亦须学习一种技艺,体力不足者,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
那时的陆军规章,凡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这个规章无人遵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后,中国农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地投军入伍,以谋出路。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无法生活,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的放枪瞄准的一套,而流为匪盗。原来中国的许多规章,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三年退伍”的办法,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适合的,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样文章地颁布条例,实施这些条例的实际情形,大人先生们就不去注意了。试思士兵们之投军,原多是为的救国,亦有为解决生活问题的,若三年后又复挥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后如何谋生,这种的办法,岂不是制造匪盗游民,破坏社会国家秩序的办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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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在常德(4)
为试办退伍,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我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忻为厂长。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我在信阳驻防,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都能成家立业,自立自给。
我们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这句话看去容易,要真正做到,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军队时为害民扰国之兵,退伍后为游民匪寇,脱了军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
这期间,还举办有夏令会。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生活紧张劳苦,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山水清幽,地方凉爽而恬静。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顿饭,常请名人讲话,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全体官佐,分为两班,轮流换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都显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们有暇,还练习泅水。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必须娴习此道,非徒增进健康,且所以获得技能,于作战时,遭遇意外时,都极有用。有一次,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传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余岁,曾在汉口泅水过江,把衣服脱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请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当地民众对于泅水的兴趣。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又泅了回来,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见者无不叹服。一个民族的强弱,于整个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关系。仁修本老先生这次表演,给与我们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时于公余之暇,还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教的是军事体操,如利用地物,目测打靶等。常由营中借真枪去,作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常常对学生们讲话,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说要救国雪耻,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每星期教课数次,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
一日,我的副官长宋良仲从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就向我请假,说不干了。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干了。原来他从北京回来,经过彰德府,他的马弁遇见一位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彼此相熟,说了几句。那马弁回来就向他辞职不干,说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只干了二三年,就回家买了数顷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头就有几百元。而在我们这里,一文钱的外快都捞不着。宋良仲说:“你看,连一个勤务都用不住,怎么做人?”又说,他奉命到北京去办事,什么也办不通,领什么,没有什么。人家的副官都有数千数万的应酬费,和军需司、军械司以及总务司的官儿们终日花天酒地地应酬着。他们办公,就在窑子里、饭馆里,打牌,喝酒,躺烟灯,和人家打熟了,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费,到了北京,没处摸门路。“你看,这种情形,叫我办什么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着急。
他说:“您若能出些本钱,让我们把枪弹领来,怕不把这批混小子揍得干干净净!”
说的时候脸红耳热,气得嘴舌只打颤。我说,只要你办得到枪弹,我可以让你再去一趟。他说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办法。我给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数月,果然把枪弹领来。第一次领枪二百支,子弹四十万;第二次领枪四百支,子弹一百万。军服甚至水壶亦均发下,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事。那时在北京办事,就是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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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在常德(5)
到了一九二○年的春间,为北洋官僚军阀所操纵的中国政局,又起新的变化。自民国六七年间,因为对南方护法军主和主战的意见不同,北洋军阀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间,直派领袖冯国璋(冯死后,曹锟、吴佩孚、李纯等继为首领)虽曾一度对皖派屈服妥协,但毕竟裂痕宛然,实际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护法军给分的,可是他们亦竟以此为号召。皖的两员大将徐又铮和靳云鹏,横行恣纵,不可一世。他们利用握有中枢的权势,做种种扩张自己势力,排除异己军队的活动。曾屡次向日本举行大借款,假借对德参战的名义招编所谓参战军,由徐又铮、曲同丰统率。欧战告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另外又成立了西北军,由段自兼,而由陆军部部长靳云鹏代理。其实所谓边防军、西北军,统是扩张自己,统是要使之成为段家军。另一方面则尽力消减异己的部队,始则不按期发饷,继则将饷项由十足减至八成,再减而为六成、四成。越是认真训练,纪律良好的部队,越是不发饷,以使之消灭;而那种收容土匪,鱼肉百姓的部队,反倒特别优待。这都显然有所用心的。此外还有明害暗杀的卑恶手段,凡稍碍他们眼的人,必除之而后甘心。如徐又铮之捕杀陆朗斋将军,并不免其职,亦不宣布其罪状,糊里糊涂即把他处死。这种种做法,狰狞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将领显然感到只许他们胡作非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当护法之战时,皖派军队在湖南屡次惨败,时赖吴佩孚向南挺进,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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