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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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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既是张督军派请我们的交涉员，同你们来和我商办此事，那么许不许我发表意见呢？”
高桥说：“依你的意见怎样？”
“依我的意见，”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说道，“我要竭力替日本商民着想，必须确确实实地把你们的真实利害面面都加以考虑，第一，要使你们居留常德的侨民，生命财产能够永远安全；第二，要使你们日常的营业能够日益兴盛发展。……”
“那好极了，那正是我们所要求的。”
我继续说：“所以，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你知道我和我的部队是流动的，驻在常德是暂时的，而你们日本商民在这里却是固定的，永久的。我不能长久地负保护你们之责，不但我不能，任谁也不能够。因此你们居留此地，必须要使本地人民对你们有好感，你千万不能开罪于他们。根据这个原则，你提出的那四项办法，我为你们的利益着想，我不能照办。我现在替你们想了一个最周妥，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只怕你们眼光短小，不能了解我的好意……”
“请快说你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你们各家洋行都贴出告白，说明你们过去营业方法的不良，以后当极力改革，必使大家满意。这次捣毁所受的损失，甘愿认受了，但请以后不要再予捣毁。你们若能这样办理，我敢担保本地人民必能对你们发生好感。不但你们的财产能够永远安全，而且生意也必定一天天兴隆起来了。到那时，你们这次所受的一点损失，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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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在常德（6）
高桥听着，连连皱眉摇头，我说道：
“你们若是不能办的话，那今晚又出了意外，我丝毫不能负责！”
“冯镇守使，”高桥愁着眉说，“你的办法，第一是说我们受的损失由我们甘认，你们不负赔偿之责；第二是说你不肯惩凶；第三是说反要叫我们向你们道歉；第四是说今晚再有意外，你不负分毫责任。这从哪里说起？从哪里说起？”
“我说你们眼光短小不是？我告诉你：你们若是还打算在常德居住做买卖，本地人民——尤其地方上青年人，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你看你们被打了，不算一回事，这显得多大方，多体面，人民以后自然对你们有好感了。”
高桥愤愤地说：“镇守使，怪不得人家说这次的事是你唆使的。你说的话全是偏护那些暴徒的话。”
“他们是爱国的行为，是出于义愤。你说是我唆使的，我心里高兴极了。我的好话你既然不听，那你照你的办法办去好了。我是不能够的。”
这样纠缠了许久，两面都不让步。我说：
“既然这样，那高桥先生，请你另外想办法去吧。这事我们不必多费唇舌了。我们还是谈些别的。前次交给你两批贵国罪犯的事，我现在正想把他们了结了结，请你回去把三个人犯交来，我要提审他们……”
高桥先生跳起来说：“你怎么把那些事和今天的搅在一起？那不是早已了结了吗？”
我说：“都是要办的事。今天的事是不必再谈了，谈也没有结果的。——你不能记性这么坏，我交给人犯时，一再和你说明，我要随时提审。怎么天大的罪案，就会糊里糊涂了结了呢？”
“冯镇守使，你这人太难缠了！太难缠了。”
高桥说着站起来就要走，想想忽又坐下来，重新和我谈判。这次提出我们补偿一半损失为他们修理费的办法。我说：
“为你们自己计，我一文钱也不能出。我若赔了钱，地方上的人气不愤儿，必定还要二次三次地砸你们铺子。你们愿意受更大的损失，我可不愿意和你打那些麻烦！”
又纠缠了一会儿，他又提出补偿四分之一修理费的办法。我告诉他说修理费是一个也没有。不过我可以邀请本地的父老和青年学生来谈谈话，劝他们对日商加以体恤，以后不要再有捣毁商店之事。并且我是本地负治安之责的官吏，此后我自当保护你们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为你们商店站岗，以免再有意外。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说着我就站起来送客，同时派了两个副官跟住高桥新二，向他索要交保的日本人犯。
高桥等一班代表都没了主意，唧唧哝哝商议了半晌，终于接受了我那最后的话。
他们走后，我即为他们的洋行每家设岗兵二人，以为保护。有中国人到他们店铺里来买东西，岗兵即先加以盘问，而后再浑身搜查，戒备很严。如此过了数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门可罗雀，谁也不再上门。这时高桥又来找我，要求我撤除岗位，说这样，他们没法做生意，损失更大了。我道：
“你们提的条款要我担保以后不再出事，而你们又不肯结好于人民，我当然只有这么办。岗兵是不能撤的，撤了，若再出事，我担不起责任。”
高桥着了急，左说道歉的话，右说道歉的话，只要求我撤除岗位。说现在人民对他们已经很好，不必再受保护了。我说：
“你定要撤岗，也可以，你得写个字，声明以后出了事，我不负责任。那是你们自愿的。”
一场天大风波，至此算完全了结了。
我对外交的事完全是个门外汉，我也不知道我这几次所办的事对是不对。但我深知国与国之间相处，平时当以礼相待，有事当据理力争，万不可迫于淫威，忍让苟安，置国家尊严于不顾，使耻辱日益加深。西洋各国固有许多为国争光的外交家，我国先贤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光辉的榜样。如赵之蔺相如、齐之国佐、楚使者于桓公、苏武之在匈奴，这些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的史实，是举不胜举的。决不像民国后当权者们那种奴颜婢膝，以敌为友的卖国做法。直到以后，还是有的人抱着媚敌的外交政策，有的人抱着报私恩的外交政策，有的人抱着不抵抗的外交政策。一国外交政策如此，怎不教人悲愤。崔东壁先生有篇争论，其言曰：“以让奉贪，常不足之势也。”又说：“人心无尽，非让所能化也。”人与人之间相处，尚且如此，何况处日本这样虎狼之国，是更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无理对无理，以强硬对强硬不可了。
第二十五章在常德（7）
常德附近有座德山，山清水秀，林壑幽美，是个很好的游览地方。但有一个大缺憾，就是山中蚊虫特别多而且凶。集居此地的人民，每至夏秋之交，多生一种恶性疟病，非常猖獗，就是那种蚊虫传染的。听说光绪三年的时候，湖南闹旱荒，德山设有一座大粥厂，难民多集此就食，后来疟疾流行，竟死掉了大半。现在那里有一座由书院改成的学堂，就是建筑在那些难民的墓地上。那时刘汝明带着一营人在此驻防，弟兄们患疟疾者极多。后又调张维玺一营驻此，也是病了大半，幸亏营中有医药设备，赶紧移至他处，极力诊治，才使死亡减少。当地人民不明白那是恶性疟疾，也不知道是蚊子传染的，只说是山中的瘴疠，当时我很想设一根本方法，使那种蚊子灭种，并且购办大批的金鸡纳霜散给居民治病。可惜没有来得及办到，我就离开常德了。此事至今思之，犹甚惦念。
有一次，我的部队在德山练习野战，忽然赶出一只猛虎。兵士与山居民联合围击，那虎连中数枪，窜到江里死了。兵士们把它拖上来，从头到尾，足有八尺多长。当它将未死的时候，赵登禹骑在它身上，说：“看我是打死老虎，还是打活老虎？”当时照了一张相片，现在还留着。老虎抬回营中，官兵上下大吃了一顿虎肉。肉味很好，煮时香闻数里，吃后出豆大汗珠，可以治病，有一位朋友素害寒腿病，只吃了半碗，冒出一身汗珠，当时把病减去了大半。后来我又把虎骨交人制成药酒，分送朋友，患风寒病者，服之很有效验。
常德北边还有一座凉山，满山都长着一种百合，有时三五步一株，有时十余步一株，百合花开得极是热闹。我常常在天明时到山中散步，或行军，那种花在露中浸润着，扑鼻都是异香，在别处从来没有见过。后来采了许多野百合来吃，我知道它可治肺痨，味道又甜美。听说还能治多种的病，就不知其详了。我想若是将其种广为播植，不但有实用，而且为山林增美景，真是一件好东西。至今还不能忘。
梁山上还有一座祠庙，是为一梁某盖的，山之得名，即以此。梁某，汉时人，有一段故事流行在常德人民的口头。据说汉马伏波将军征交趾回来，走到常德，正值炎热天气，即在梁山上驻屯。汉光武得其凯旋的消息，派梁某前来慰劳。马伏波为梁某父执，看见来的是晚辈，即未行接迎之礼。梁某以为鄙视了他，怀恨在心，回朝后对马伏波说了许多坏话。光武帝误信谗言，竟夺马伏波之职，将兵权交给了梁某。梁即统兵驻扎此山。梁又说马伏波此次征交趾，得了多少珠宝财物。奏至朝廷，即抄封马伏波的家。但可怜仅只抄出些玉米，哪有珠宝的影儿？我听了这段故事，很有些感想。政治不良，宵小弄权，以马伏波这样光明磊落，功在国家的人，竟不能逃出梁某之手。同时我们又可知道为人处世，谦下有礼是要紧的。古人说“骄必败”，“傲必败”，马伏波之于梁某，虽非骄，但于谦下有礼之道总不免有所欠缺，竟因此而败事，真是冤屈。由此我们更可知听言之难。以汉光武一代英主，竟亦为佞臣所蔽。总之我觉得这都是专制制度的病根，若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之下，这些黑暗的现象就无从发生了。但梁某既是这样一个坏人，怎么还建祠宇纪念他呢？我想也许像在徐州张勋的生祠一样，是梁某自己建造的吧？这就不得而知了。
我平时除公务而外，常喜欢在乡间各处走走看看，和老百姓们谈谈。一次到德山附近去，坐着一只小划子。那摇船的年轻力壮，可是眼睛不得力，一只简直瞎了，另一只看东西也十分勉强。我问他：
“船老板，你的眼睛是生来就这样，还是后来得病弄坏的呢？”
他叹了口气，说：“说起来太难过了！”告诉我，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一天在一家剃头铺里剃头，剃完了，剃头师傅给他一个手巾擦脸。他接过来擦了擦眼睛，就出来，走在路上觉得眼睛有些疼，到了江边，疼厉害了，如有针刺着一般。他告诉他父亲，父亲说你快回去睡睡。他的家在沅江东岸，过了江就是家，用镜子一照，两只眼睛已经肿得合了缝了。母亲替他请来跳神的，弄了些香灰给他吃，三四天过去了，肿痛如故。这才想起常德东关外有个广德医院，就到那里医治。罗大夫给他诊看，说这是淋菌入眼，耽误久了，已经治不好了。医了一个多星期，只把一眼医的能见二三分，另一眼完全瞎了。
第二十五章在常德（8）
我听着，觉得这事太重要，即拿出本子记上。以后每逢讲话，就要对弟兄们细细讲说，要他们随时注意。
那时常德镇守使署所辖的有三县：即常德、临澧还有桃源。常德到桃源，沿途多山，但是树木缺乏，若是能够普遍地发动造林运动，这一带的山河必大大改观。常德附近有个卧虎山，上面多树，都是松柏。我养了许多树苗，连着二三年在附近一带分植，后来都蔚然成林。但是常德到桃源的路上，依然满眼童山濯濯，一直没人栽植。我常到桃源去视察，桃源县的知事我委的王锡瑞。王曾为我当文案，十五章中曾经写到他的个性，不知读者还记得否？他学问有根底，文字有锻炼，此时正在年富力强，阅历渐多的时候，很希望他能为地方上好好做一番事。哪知他到任后，暴露出许多书生的弱点，最坏的是神经过敏、易猜忌、性急躁，因之办事也鲁莽灭裂，不能有个分寸。那时桃源有一个大财主，是地方上一大劣绅。他开了几家钱庄，擅自印发钞票，有一商人和他发生纠葛，告到县衙里。王知事也不调查调查，也不想个近情合法的处置，马上就派人把那富户抓了来，打一顿板子，没收其钞票，并且罚他出钱修路。这样的做法，已经嫌其不当了。但是还不够，又送去一块“为富不仁”的匾额，勒令悬挂堂厅中。——这等于时时地打骂他、污辱他，等于永远地打骂他、污辱他。以此引起地方人民的公愤。那土豪在忍无可忍之余，又从而翻浪扬波，遂致王知事无法自存，只有自动辞职而去。我并不是说土豪劣绅不当得罪，相反的，我们必当严办，以解人民苦痛，但必须持法律合情理，一步步地慢慢办理，万不能任意惩处，操之过急。罚款修路，没收钱票，都是不错的，但罚了之后，即不必再加辱打，至于送匾之举，那简直有些荒唐了。王自此以后，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什么成就。至民国十八年，终以疯病死于北平。王体貌瘦弱，两眼露着大块的白珠，一望即知是一个神经不健全的人。
桃源县城西南数十里有座桃源山。相传陶靖节先生所描写的世外桃源，即在此处。我到那里游历，正在春天，从一个山口进去，即展开一片田畴，油菜花开得正热闹，看着真有意思。由一高台阶引到一座庙宇中，有许多牡丹花，此时举目一望，实在太美丽了。可惜我不会写文章，否则定要写一篇《桃花源后记》，以飨国人。桃源一条河滩，还产一种小石，大者如卵，小者如蚕豆，上有花纹，有似松柏者，有似花卉鸟兽者，很是好玩。土人拾它起来，加一番洗净磨光的工夫，更显得晶澈玲珑。凡是游桃源的人，必定买些以为纪念。比南京雨花台的石头又是不同。
在桃源，有金牧师夫妇，美国人，都是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说话很和气，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地教会多年，和我很熟识。有一天，他们夫妇请我吃午饭。菜不多，有一碗鸡汤，还有几块鸡，看着极洁净。我夸赞他们的好菜。金牧师说：
“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太不丰富了。可是有一点我要说明。我们已经一年没有吃过荤菜，今天为请镇守使才买了一只鸡。”
我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说：“自从我们美国对德国宣战，动员了三百万兵，我们一家就节衣缩食，余积些钱寄回美国去，献给政府。这样地做，我们才觉得良心上安些。”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神色极严肃，声音极恳挚，使我心里起着沉重的感觉。吃完饭之后，我到院子里散步。这时金牧师在屋里，太太正照应孩子吃饭。恰好厨子从我身边过，我顺便问他道：
“金牧师平日吃些什么菜？”
那厨子说：“早些时候是无荤不餐，近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已经多时没吃荤了。今天才宰了一只鸡。”
我站在院子里思索着，实在不胜感想。觉得一个国家的强或弱，绝不是偶然的事。这是国民文化水准的总表现。金牧师对于他祖国的责任与义务的自觉心，在文化落后的国度里是不容易有的。我们中国到了今日，可算已经至最危险的时候，除了少数的热血分子而外，大多数人谁有此心？尤其许多骄奢淫逸的官僚军阀、富户买办，成天为自己挥霍无度，欲其拿一文钱献给国家，就比抽他的筋还难过。我以为我们国民若人人有金牧师的这种自觉的意识，那我们民族必复兴了。我们要想在世界上活的像个人，要想我们民族能够生存发展，一般国民文化水准的提高是个很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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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在常德（9）
还有一件事，我也要在此大书一下。
一九一○年年底，有一天，我的参谋长刘郁芬和我谈话，偶尔说起有一位同学住在他家里养病。那人姓刘，是我的亲戚。我恐怕住在他家里，或者不大方便，就请他到我的寓所中来住。
那位刘君患的是一种神经病，原先住在汉口时，曾跳过一次楼，摸过一次火盆，但病时发时愈，好的时候和平常人一般。一天，他的毛病发作了，我请罗大夫给他诊治。罗大夫是美国人，中国名字叫做罗感恩，和他太太在常德东门开着一个广德医院。我自到常德，就和他熟识。官兵中患了什么疑难的病，都到罗大夫处就医。罗为人极和蔼，医术甚高明，全城男女老少凡认识他的无不亲热他，信服他。我先叫赵登禹去雇轿子，打算把病人送到罗大夫那里住院。等轿子雇来了，刘君却死也不肯去，说怕人家笑他有病（这正是他神经病的征象）。我赶忙安慰他说：“那就不住医院吧，我去请罗大夫来给你看。”
罗大夫请来了，我陪着他去看病人，病人住在楼上，和我的卧房紧邻着。我们一进房，病人就躲到床底下去，死也不肯出来，劝了半天，才把他劝出来。罗大夫诊察了一会儿，和他说：
“你这病不要紧，只要多多运动身体，不久就可以好的。常德地方的人都极好，你可以每天多出去玩玩，走动走动，出些汗，身上舒服舒服。此外要多吃饭，多多地吃蔬菜。”
病人低头听着，倒也很好。我陪着罗大夫出来，说了一些闲话。又谈到病人身上来。我问这病究竟如何。罗说：“最要紧的是多活动，但怕他不愿意常常出去走动。最好要他做柔软体操，每天要他做几次。”
说着就站起来给我做柔软操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求罗大夫当面教给病人。于是又到病人房里，病人又是躲在床底下，怎么劝也不肯出来，好容易才勉强把他拉出来，扭着脖子，非常生气的样子。罗大夫和他说：
“你不能生气，若是生气，病就不容易好。我教给你做柔软操，你每天多做几回，很快就可以好了。”
一面说，一面比着姿势给他看。不料就在这时，病人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手枪，说时迟，那时快，他手指发动机关，啪的一声，就把罗大夫打倒。我连忙去抓他，对我又是一枪，把我左手打伤，肩亦中一弹，几个传事兵一拥而上，才把他拉住，用绳子捆起来。
一边连忙看罗大夫，一弹正中他的左腮，从右边脖子穿出，血流不止。急忙请了罗太太来，只因伤势过重，抬回医院，当天午后，就谢世了。我的伤势幸而很轻，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始愈。
这事发生后，一般人都认为必起重大交涉，加以种种揣测。但最令人敬佩的，是罗太太于无限哀痛之余，仍每天给那疯子看病，一直诊察了三四个星期，从不间断。她说她要继承她丈夫未完之事，一定把他的病治好才肯罢休，治病就是医生终生的事业，她对人家说：“无论从哪一点看，那疯子不是故意杀人的。”
不久，美国驻长沙的领事，也来信调查真相，主张追究，要求赔款。罗太太约集当地牧师，开了一个会议，关于美领事的办法竭力反对。她说他们到中国来服务，本来就认定牺牲一切的。她丈夫的死，是殉道、是殉志、是殉职，谈不上要求赔偿的话。若真是这么办，那死者生者都不能心安的。
我当时着手料理。先把疯子送往北京，然后找罗太太商议抚恤的事，她仍以舍己济人的基督教义，坚决拒绝我的提议。但我无论如何心里不能安，他们的孩子还在美国上学，赡养教育之资，我总得尽些力。于是筹措了八千元，交请罗太太作为孩子的教育费。罗太太不受，我只得把钱直接寄到美国，托我一位朋友，交给罗公子。不想过了几个月，罗公子又把钱寄回，并附有一信。说：“父亲为职牺牲，正是完成了他的志愿。对于帮助学费的好意，只有心领谢谢。因为我已发过誓言，必定以自己力量供给自己读书，决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务请你允许成就我这个志愿。将来我学有成就，仍来中国服务，以继我父亲的遗志。”
第二十五章在常德（10）
我读着这封信，敬佩得几乎下泪。那时他在学校读书，是完全靠替人家擦地板，做苦工以筹学费的。
这笔款子，罗太太和她公子既然坚持不受，我心里老吊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总想不起适当的办法来表示我对于这位惨死的朋友和他的家属的歉意。后来我用那钱建造了一座行营礼拜堂，又建造一座“感恩堂”以纪念罗大夫不朽的精神。
罗太太后来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办的医院中为护士长，我曾屡次去看她，时年已七十多岁，身体仍甚健康。一九三一年我到上海，又与罗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见面，说他的兄弟已经毕业，不久就要到中国来了。
一九三七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罗大夫墓上致祭，并且建立一块墓石，将这一段故事记载于上，以垂永久。读者看了这一段书，我想应当没有不叹息感动的。我以为像罗太太和她公子的这种博爱为怀，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罗太太在她丈夫惨死之后的极度哀痛之中，仍要替那击死她丈夫的病人治病，这种高度理智与高度道德的涵养，绝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做到的。在我们中国，我还不能想象着有这样的妇女；即有能做到的，以常情衡之、亦必受社会的指摘，以为违反礼教与人情。她的公子以一少年，借着做工服役苦读，而把我汇给他的钱不受而寄回，誓志自力上进，不受人助，这种志气和精神，在中国少年中，也是不多见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个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之处太深太大。我们必当从敬佩羡慕之中生出效法之心，那我这一段书就不算白写的了。
在这里，我要追述一点关于我和基督教接触的事。有一个时期，人家都称我为“基督将军”。但是读者必定还记得，当我十二岁刚刚入伍当兵的时候，保定府发生大瘟疫，我们留守的人奉了命令，满城放空枪，说是驱打瘟疫，此时我即曾和伙伴们在一起，用来复枪打过保定府的福音堂，把门匾上打成一块块的白痕。后来亦常到福音堂听讲，也不懂讲的什么。一次，听说到“打你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脱你外衣，连内衣也脱给他”的一段，我即和同去听讲的弟兄们，把教堂中的桌子抬着就走。问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说：“你不用问，你应当连椅子凳子也给我们抬了来！胡说八道的东西！”那时教会中的味儿，总使我觉得不顺眼，不入耳，不时跑去捣乱。光绪三十一年，我腹部生一疮，到北京崇文门医院医治。一位陆慎典大夫和两位英国人为我诊治。不久病好，我说谢谢他们。他们说：“不要谢我们，请你谢谢上帝。”这话我觉得极奇怪。及至新民府，当地有许多教堂，并在空地上搭一大棚，专为传道之用。讲道时，常请地方文武官吏去吃茶点。一次一位童颜鹤发的老先生主讲，讲题是“在新民”，从中国儒家哲学，直讲到耶稣教义，深入浅出，很有功夫。到了民国元年，我在北京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有一次朋友约我到崇文门内一座耶稣堂听讲，主讲是一位新来中国的莫德博士，王正廷先生翻译。讲了一番博爱利他的道理，留给我很好的印象。从此，我有空即去听讲，渐渐发生了兴味。耶稣为了传布他广大的爱，竟被敌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伟大的死。他一天到晚专和些下层的人，如木匠、渔户、税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轻视，我又觉得正合我这穷小子的味儿。和教友们接触久长了，逐渐明白他们的生活情形，有几点深深打动了我的心。那些教友们，第一，无一个抽大烟的；第二，他们的子弟无论贫富，都能读书；第三，他们都有相当的事业，从无游手好闲者；第四，妇女没有缠足的。就这只简单的几点，使我非常羡慕。那时我想，全中国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国家必定慢慢地有办法，社会必定慢慢地有起色，因此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原来我到耶稣堂听讲，是偶然的，无意的，渐渐我就一变偶然而为经常，一变无意而为有心。为要进一层了解基督教的精神，我就开始读《圣经》。初时不能入心，耐着性子慢慢研读，随后又入查经班，在刘芳牧师家，常常查经；接着我就在北京美以美会领洗。但是真正能查经，还是到常德后才开始的，这时也是我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圣经》上许多教训使我觉得深可宝贵，比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冷了，你们不给我衣穿；我在风里雨里，你们不给我住。你们是有罪的人。门徒道，主啊！我何曾如此？耶稣道，你们只要对我的一个小兄弟如此，就是对我如此了。和我们儒家所说的“己饥己溺”的仁爱之道一样。又如“骆驼穿针眼”的比譬，“只能杀我身体，不能杀我灵魂的人不要怕他”的教训，以及许多“爱人如己，舍己济人”的教义，都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些都是军队中精神教育的极好资料，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的宣传，必受绝大效益。故即规定做礼拜为军中精神训练的方法之一。每至礼拜日，即集合全体官兵，请一位牧师宣讲教义，以后又组织一个车轮讲演团，向士兵布道。有人问我：“你真信奉上帝么？”我的回答是：“上帝即道、即真理，亦即科学。”我自信我是个科学的基督教徒，毫无迷信观念。有些人以为我不祈祷，不做礼拜，就说我不过是个挂名儿的基督徒，那我倒不欲计较。有人说，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意在使中国人民受其麻醉，他们完全是以宗教为其文化侵略的工具。这话的真确性如何，我还不敢一口说定，但外国的传教士，有好的，也确实有坏的。那种坏的不能奉行基督教义，不明白中国情形，有意无意地假其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或仗着教会势力，在中国做种种越理越法的事，使人民对之起绝大恶感，确是常见的事实。咸同间的教案，庚子年的义和团事变，大部分应该这种教士和教友负责。我在常德期间，虽是我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但我对于传教士或教友还是一律以法以理绳之，决不宽容庇护。一天，一位英国教友到常德，带着他的行李进城。守城的士兵要检查他的行李，他却拒绝检查。士兵说，这是奉的命令，非检查不可。教士非常生气，说道：
第二十五章在常德（11）
“我在中国，到哪里也不让检查，难道你这里不是中国地方吗？”
那士兵笑道：“这不是生气的事。在别处不让检查也许可以，这里可不行。我和你没有仇，你和我也没有恨。我要检查是执行命令，不是随便可以通融的。我检查完了，若是开罪了你，那时请你吃饭，给你平气也可以。但现在，检查还是要检查。”
那外国人也只好笑了，听他把行李箱子打开来检查。查毕，他来谒见我，说：“你的兵真厉害，也不和我生气，也不和我打架，可是一定要执行他的命令。”虽是这样说着，但还是很生气，好像受了侮辱一样。我说：“难道你们国家不讲法律吗？难道你们军队不奉行命令吗？”他也就没有话回答。后来他把这事写在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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