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背后的金融帝国:保险巨头AIG大揭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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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尔德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家伙，就在共产党接管上海的第一天，他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言论自由，而且措词非常激烈的社论。所以这家报纸就成了史带第一批被关闭的企业。就在当局把报纸关闭之后，150　名工人，他们的亲戚、排版员等等都来到报社门口，要求古尔德支付他们工资。古尔德的办公室距离AIU　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于是他就藏到了那里，但工人们还是找到了他，并很快封锁了整幢大楼。几天之后，古尔德饿坏了。为了帮助他逃离，弗里曼和其他人请来了一名医生，请他专门配制了一种高营养巧克力饮料，希望能够帮助古尔德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小弗里曼和他的同事们把饮料放进了男厕所放卫生纸的地方，并告诉古尔德在上厕所的时候打开左边第三层格子。可古尔德并没有进过AIU　的厕所，所以根本不知道格子在哪儿，并开始大发牢骚，说自己根本找不到。后来还是驻守在大楼里的共产党士兵首先发现了这些饮料。最后，他被迫屈服，向工人们支付了工资。　。。

史带对共产党做出了错误的判断（2）
“就这样，他们渐渐地没收了我们所有的企业，我们只好关门大吉，”小弗里曼说。第二个被迫关闭的企业是保险公司。至少是在当时，保险公司的业务跟共产党的系统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可后来，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国有保险公司。但他们完全采取了一种“劫富济贫”的方式，让那些有钱人来负责赔偿。比如说如果AIU　承接的汽车保险客户出了车祸，对方一定是正确的，所以AIU　就一定要做出赔偿。
　　AIU　遇到的最后一笔业务是承保了一艘中国在香港和上海之间往来的货船。这是一段非常危险的航程，因为台湾的国民党会对所有可能是共产党的东西进行轰炸。因为船主认为战争险的投保金太贵了，所以保险没有包括兵险。结果国民党炸沉了这艘货船。船主让船长去见小弗里曼，让小弗里曼支付船长的工资。当时负责处理上海业务的是鲍勃·米勒和小弗里曼，他们决定把案子呈交到上海人民法庭。他们错误地相信那里的法官们会从国际视角考虑问题，应该懂得国际法。可就在案子呈交到法庭之后，法庭立刻宣布他们不得离开上海。由于大多数保单的期限都只有一年，所以他们决定等待保单过期。于是他们关闭了公司，每天靠打网球消磨时光。
　　弗里曼的女儿琳达就是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出生的，“当多林被送进医院的时候，一切都是按照典型的共产主义风格进行的。当时医院每天都收费都是固定的，跟前来就诊的病人的人数并没有直接关系。打个比方，如果前来就诊的有100　个人，则当天的成本就由100　名病人负担；如果只有三个病人，就由三个人承担。琳达花了10000　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
　　弗里曼为自己、多林和只有10　天大的琳达找到了一艘前往香港的难民船，但他们却差点没赶上上船的时间。“当时有人向人民法庭提起了一起针对公司的诉讼，”他回忆道，“在最终裁决下达之前，相关各方都不得离开这个国家。这艘船离开的时间是星期五。就在星期四的时候，船票到了。对方告诉我们，法院只是需要我们去做口供而已，一结束，我们就可以离开。”
　　“下午6　点钟开始。法官首先问我，难道上海不是个很棒的地方吗？我说是的，我在这里度过了20　年，在这里长大成人。”然后这位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大城市的法官（　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一名真正的法官），又
　　问弗里曼美国是否有比上海的帕克酒店更高的大楼。“在上海，当时最高的楼大约只有13　层高，”弗里曼说，“所以我告诉他，在纽约，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大楼都有帕克酒店的两倍高。他不相信，他说，‘可是在美国，你们的工人都是受压迫的。’我说，‘是的，如果说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就是你们所谓的压迫的话。’这时法官开始皱起了眉头，接着说，‘在美国，三K　党可是个大麻烦。’这时我终于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于是我说道，‘是的，的确是个大麻烦。’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话题，他就变得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开始讨论案子，我向他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信息，最后他同意让我们离开。”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　点半了——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第二天下午上船，大家都不能带太多行李，但弗里曼说：“所有的人都带了些烈酒——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苏格兰酒和白兰地。船上有很多来自石油公司，比如说Texaco　和标准石油的年轻人；他们前天夜里都喝醉了，上了船之后，就开始高唱国民党国歌‘三民主义’。很快，岸上的共产党勃然大怒；咆哮着冲上甲板，要求船长一定要找出唱歌的人。”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可以这么快就清醒过来。当时表现得最出色的就是船长，他大声喝止了下面唱歌的年轻人，让他们先躲起来，然后又想办法说服了共产党，让他们平静下来。”
　　史带把公司的一位高级执行官查理·米纳（Charlie　Miner）　留在上海，负责进行所有的善后工作。他们支付了那艘货船的赔偿金，大约有30　万美元，可由于这笔保险的主要承包人是劳氏保险公司，所以大部分赔偿都是由他们做出的。小弗里曼解释说他们可以取消一些保单，比如说火险，之类的赔偿，因为这些保单的有效期只有一年时间。当时史带还没有重新开始人寿保险业务，但二战之前签下了很多人寿保险的保单，AIA　准备把这些账目进行清算，他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请承保人前来领取保险金，结果只有很少的人前来领取。AIA　用当地的货币支付了这笔保险金。
　　到了香港之后，谢凯开会见了当地的许多工会——当时每个组织都有工会来代表工人们的利益。在上海，接下来关闭的是银行，然后是房地产公司，但最终中国政府没收了一切。汽车代理公司也被迫关闭，公司用出售剩余零件的钱给剩下的员工们发了工资。为了付清所有的账款，史带又寄去了50　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情况，史带不一定要付清这些钱，但他还是主动选择这样做。没有人想过要保险公司进行没收赔偿。所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支付那些被引渡的员工，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和痛苦。大约又用了一年半时间，查理·米纳才最终彻底关闭了公司在上海的业务，退到香港。
　　到了这个时候，史带已经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人选来管理他在日本新设立的分公司。此人就是曼斯菲尔德·弗里曼的儿子小弗里曼。在整个远东地区的职业生涯中，小弗里曼的语言技能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巨
　　大的帮助。那艘难民船把弗里曼一家人送到了香港，然后弗里曼一家又从香港辗转到了日本，并随后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　年时间。
　　当时是1949　年9　月，战争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日本整个社会经济都围绕着军队运转。刚开始时，AIG　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军队的保险需要。“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日本刚刚开始进行重建。没有汽车制造厂，没有电子行业，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出租车所使用的主要燃料是木炭。人们能够搭乘的唯一交通工具是那些被美国驻军废弃的汽车。日本人把美国人认为完全报废的那些东西重新拼凑起来。”
　　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并不满足于仅仅向美国士兵提供保险服务，他们想要进军日本市场。最终，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终于从汽车保险业撕开了一个突破口。在那段里，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一旦汽车出现任何意外，汽车的主人必须承担25％　的损失。“当时的日本公司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理赔部门，”弗里曼回忆，“所以比如说撞了人之后，司机就会跳下汽车，亲自跟受害人进行谈判。”
　　“跟别的地方的人一样，日本人也想让其他人来替他们进行谈判，所以我们就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服务。我们后来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汽车保险公司，而且很快就受到了其他公司的竞相模仿。如今这些模仿者已经在汽车保险业务上超过了我们。但从一般保险业务上来说，我们仍然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外国保险公司。”
　　1970　年小弗里曼回到美国的时候，首先担任了负责公司远东事务的工作；后来又接管了大约占到了公司全部业务的40％　海外运营。后来他成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的总裁，成为AIG　的董事和高级资深副总裁。
　　

全球大捷（1）
2001　年，在中国即将加入WTO　之前，美国政府提出了最后一点要求外国公司可以进入中国的保险市场。中美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定中的最后条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让格林伯格在中国拥有一家AIG　的全资子公司。时任中国WTO　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后来说：AIG　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格林伯格。
　　1973年，我加入AIG　·格林伯格在史带公司的第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在职业生涯上的相似点仅止于此。请我加入AIG　的是AIU　的主席吉米·曼顿，他出生于英国，靠自学成才，知识渊博。当时我正在国际保险咨询委员会（　在海外运营的美国保险商公司联合会）　供职，根据该委员会成员（　大约一共有25　名）　的协议，委员会中的任何一家公司不得把我从协会中挖走，但AIG　显然根本没把这套放在眼里。
　　虽然我的直接上司是曼顿，但我相信应该是格林伯格批准了我的任命，而且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向格林伯格直接汇报工作了。汉克的工作繁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跟华盛顿打交道，这也正是我的任务之一。AIG　当时正在召开董事会，所以当我走进吉米的办公室时，他立刻把我带进了会议室，并把我介绍给其他董事会成员。虽然AIG　刚刚上市四年时间，但这种极不正规的做法还是让格林伯格忍不住冲曼顿大发雷霆，“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居然敢在我开会的时候把一名新员工带进来？”曼顿似乎并不在意，但毫无疑问，这声大吼让我感到非常紧张。
　　几个月后，格林伯格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开始跟我讨论中国的情势。“随着尼克松的出访，中国会逐渐敞开大门，”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受到邀请。而且我希望能够成为第一家被邀请回到中国的公司。明白吗？这就是你的工作。”离开格林伯格的办公室之后，我开始忍不住想：他是说希望AIG　是第一家被邀请回到中国的保险公司吗？或者是第一家被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公司？但我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开始专心致志地想方设法通过所有渠道来得到中国的邀请函。在当时，帮助美国公司前往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行业。几年之内，它开始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服务行业之一。
　　几经波折，我选择了大通曼哈顿银行，这家银行正在与一名来自旧金山的律师斯坦利·拉曼（Stanley　Lubman）　一起为一些像我们这样的项目提供服务。当时负责该业务的是肯·摩尔斯（Ken　Morse）　，他很快就帮助戴维·洛克菲勒进入了中国。根据他们的建议，我给格林伯格写了一份计划书，建议AIG　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　建立合作关系。有人告诉我们，一定要把话题做大，要大谈加强合作将会如何利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可糟糕的是，我们居然把整份计划书交给了我们在纽约的几名员工翻译。
　　斯坦利当时已经在赶往北京的路上，准备把建议呈交给北京政府，可就在中途在香港转机的时候，他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们那份翻译文件完全是一场灾难。它不仅会让AIG　无法获得邀请——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目标滞后很多年。虽然我们的员工用的是中文，但是却不是当时中国所用的现代中文。他举了个例子：按照简体中文的说法，文件中的“美国国际集团”很可能会被理解成“美国国际派系”。于是斯坦利在香港专门请人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然后又重返中国，并把计划书呈交给中国政府。随后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斯坦和
　　肯经常会通过他们在中国的联系人了解进展情况，但对方总是告诉我们要继续等待。最后，我们终于见到了第一丝曙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　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汉克，还有所有那些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人，都感到十分兴奋。我们提前几个月就确定了访问日期。我也对自己第一次访问中国感到兴奋不已。
　　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说汉克只带巴克·弗里曼、吉米·曼顿还有他们的妻子前往中国。我气愤极了，于是就找了个时间，走进汉克的办公室，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虽然我刻意压制住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努力不让汉克发现我有多失望。但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汉克还是看穿了我的想法。他告诉我他只准备带那些跟中国相关的人前往（　我明白为什么要带巴克；不过虽然我非常尊重也很喜欢吉米，可我不明白他到底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当时吉米年事已高。汉克接着说道，“你还很年轻，今后会有足够多的机会。”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全球大捷（2）
但到了这个时候，我的怒火已经平息了。虽然他并没有表扬我，也没有感谢我帮助公司拿到了邀请，但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非常赞赏（　虽然我知道，当我通过大通和拉曼设法接触中国的时候，他也在不断利用自己的关系设法打通前往中国的通道，而且他很可能会觉得自己能够成功。不管怎么说，我并不值得为此牺牲我的前途。
　　第一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中国方面也希望能够跟一家外国公司建立合作，AIG　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备忘录，这份工作交给了巴克·弗里曼来完成。他们找到了一位破旧的打字机，汉克站在巴克的一边不停地提建议，吉米·曼顿站在巴克的另一边。我至今也不清楚巴克到底是否会打字。总而言之，后来这份备忘录被翻译成了中文，作为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弗里曼至今还记得，那份备忘录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AIG　将会继续讨论建立合资公司的可能性。”
　　1980　年，我访问中国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我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跟一群同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三个星期的访问。坦白说，这是一次无关紧要的旅行，但它却可以让我更加了解一个即将与AIG　建立关系的国家。三个星期并不短，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次任务，我向汉克告别，并在出发之前接到了他的送别电话。我有时候会觉得在AIG　，旅行和其他类似的活动本身就是酬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75　年的AIG　中国之旅像是打开了一扇大门，此后汉克无数次前往中国，并最终帮助AIG　再次成为在中国境内经营最好的外国保险公司。1975　年，就在格林伯格第一次访问中国期间，PICC　的宋国华和其他官员跟格林伯格进行多次会谈。到了1980　年，双方的关系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开始商谈双方在百慕大组建中美保险有限公司（China　America　Insurance　pany；　Ltd。；）　的股东协议，这也是PICC　跟外国保险公司第一次建立伙伴关系。1985　年上半年，中美保险公司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分公司。
　　当然，整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打个比方，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位中国官员说他们的理赔金额太高了，所以希望AIG　能够为他们承担更多的再保险，希望AIG　能够出于“合作和友谊”对他们提供更多帮助。不用说，汉克果断地表示拒绝。
　　1992　年，在汉克第一次访问中国17　年之后，友邦人寿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个外国人寿保险执照。一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保险公司的唯一一张执照。如今AIG　在中国的八座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整个中国（　包括香港）　每年为AIG　带来13　亿美元的收入，虽然这只占到了AIG　年度总收入的2％，但由于中国的保险市场每五年都会增加四倍，所以AIG　在该市场上的收入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为了拿到这张执照，AIG　对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如果没有长远的眼光和长期的盈余预测，AIG　是不会这么做的。前不久我问小弗里曼中国政府能够接受AIG　是否真的像AIG　内部所流传的那样，是因为“我们当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坚持付清了所有的赔偿，而如今当初很多在史带上海公司工作的人都成了PICC　的员工。”小弗里曼说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国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并可以在中国开展业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能够提供给PICC　很多他们需要的东西。”又一个AIG　神话破灭了。
　　事实上，AIG　在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的坚持不懈。AIG　内部曾经流传过一个笑话，说AIG　实际上是“一切都是格林伯格”（All　Is　Greenberg）　的首字母缩写——AIG　的中国之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格林伯格，跟尼尔·史带一样，也对中国抱有非常深厚的情感，所以他亲自参与了整个过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格林伯格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经为上海市长担任顾问，并且在上海创建了国际商业领袖顾问委员会。此外汉克还带头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修建了上海中心，也就是今天的丽兹·卡尔顿（Ritz…Carlton）　酒店。酒店落成之后，上海中心曾经一度是中国最大的建筑物。他还授意史带基金会资助上海的一家儿童医院（　幸运的是，AIG　不仅能够以创始人的名义建立一家独立的基金会，而且能够指挥该基金会继续为公司的利益服务）。在格林伯格为中国提供过的所有帮助当中，其中最有创造力的一次就是他让史带基金会从巴黎的一位文物商人那里收购了北京颐和园的雕花大门，并将其赠送给了中国政府。他还让AIG　帮助资助了上海的一项

全球大捷（3）
大规模的民用和商用房地产开发项目。最后，格林伯格还积极地帮助中国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最终于2001　年加入了该组织。但他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2001　年，就在中国即将加入WTO　之前，美国政府提出了最后一点要求—要求外国公司可以进入中国的保险市场，美国政府把这个难题丢给了格林伯格，格林伯格在给中国总理朱ā基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一要求，据说###总理在读完这封信后勃然大怒，立刻叫来自己的高级贸易代表，告诉对方，“我永远、永远都不要见这个老头子了。”
　　可没过一个小时，朱总理就改变主意了。他意识到格林伯格其实拥有很大的权力。于是他就派龙永图前往一家AIG　拥有部分产权的酒店的“格林伯格套房”，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定中的最后条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给予格林伯格他想要的东西：在中国拥有一家AIG　的全资子公司。时任中国WTO　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后来说道，“AIG　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格林伯格。”
　　我前不久曾问格林伯格他为什么要在中国投入那么多时间。难道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历史以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他的回答带有一点为自己辩解的味道：“并没有对中国投入太多时间，只是觉得一个拥有超过10　亿人口的国家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我相信，跟史带一样，格林伯格也对中国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只不过他的感情比较内敛。鉴于格林伯格对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政府后来决定授予他马可波罗奖（Marco　Polo　Award）　，虽然是在格林伯格和美国司法机构对抗的期间，但他还是前往中国接受了这一奖项。在中国期间，格林伯格住在中国的国宾馆。回到美国之后，他被迫辞去了主席的职位。在他2005　年10　月20　日为《华尔街日报》（　也就是他离开AIG　五个月之后）　写的一篇社论当中，格林伯格提醒道，“对于中国人来说，耐心要比压力更加有效。”AIG　曾经为了一张营业执照足足等了17　年，这无疑需要巨大的耐心，尤其是对汉克·格林伯格来说更是如此。在其他国家也遇到类似困难的时候，AIG　所采取的做法截然不同，但无论对于格林伯格还是对于AIG　，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在中国所建立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关于格林伯格和AIG　的新CEO　马丁·萨利文共同出席的一次会议的报道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中国人热情地围在格林伯格身边，完全把萨利文一个人丢在了一旁。毕竟，中国人用了30　年时间来跟格林伯格打交道，他们不会轻易地抛弃这份感情。即便是在离开AIG　之后，格林伯格仍然跟中国的许多官员们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常访问中国，而且还保有许多荣誉职位，比如他现在的身份是史带公司的总裁，而不再是AIG　主席。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我认识了施罗德（Schroeder）　银行主席——AIG　董事杰克·霍威尔（Jack　Howell）　。杰克对我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就邀请我前往在远东举行的一次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上发表演讲。接到邀请之后，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然后就带着妻子前往中东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周的旅行，这是我第一次受邀发表这样的演讲，我相信对于公司来说，这次演讲要比我在中国待上三个星期意义大得多。可就在第二个星期，我接到了格林伯格发来的一封传真：“我一个人在管理你的部门。我需要你立刻回到纽约。”虽然口气非常温和，但我可以感到格林伯格说这话时的心情。于是我立刻结束了旅程，赶回纽约。
　　第一天踏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紧张极了，可能是因为感觉根本无法为自己的错误找到任何借口吧。如果我是格林伯格，我很可能会把自己当场开除。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只是皱了一下眉头——一个字都没说。
　　我的妻子却显得很不高兴，她告诉我，如果是肯·诺丁汉姆（Ken　Nottingham　，我们的一位好朋友，现在是美国人寿保险公司的主席），还有其他一些人去进行这样的国际商务旅行的话，一定会买回很多东西。比如说肯会让公司在巴基斯坦的负责人买张漂亮的波斯地毯，邱考斯基可能会从南斯拉夫买回一些油画等等。我解释说我们不能跟其他人一样跑到国外的酒吧里瞎混，我们是在从事一种非常罕见的“收藏”生意，我们是在“收藏”一些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得到的东西。而她对我的回应则是，“看来你是着魔了——好好享受吧，你这个购物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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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　的海外致胜之道（1）
刚刚加入AIG　时，我感觉自己在权力和政府关系——尤其是在华盛顿——等领域已经相当有经验了。在以往的工作当中，我不仅在华盛顿，就连在国外，也都取得过一些成功。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按照的标准，我的那些经验都显得太天真了。加入AIG　之后不久，我们一群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领队的是吉米·曼顿——他是一位非常优雅的英国人，虽然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只在英国接受过高中教育，可当他临近退休时，却已经因为给希望塔特博物馆提供了大笔捐赠（　事实上，他是继该博物馆创始人亨利·塔特（Henry　Tate）　爵士之后的最大捐助人）　而被授予爵位。同行的还有AIG　拉美业务总裁保罗·巴特勒（Paul　Butler）　以及其他几位AIG　的执行官。此行的目的是参加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西半球保险会议（Hemispheric　Insurance　Conference）　，该大会是由一群美国保险公司的执行官们创建的，其目的是帮助美国和拉丁美洲的保险商们能够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经验。可当我们到达阿根廷时，却发现这次大会已经变成了一场政治足球赛，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者们开始在大会上不断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
　　在这个过程中，我第一次作为一名同业（　而不再仅仅是一名贸易代表）　参加这样的大会，我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全部会议和一系列的社交活动，其中包括美国代表团举行的一次豪华宴会。（　有人告诉我，大家都认为像美国这样富有的代表国就要举办这样的宴会，否则很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　整个旅途过程中，我看同事们到处打交道，我想很多业务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可就在我们离开之前的那一天，我们在吉米·曼顿的酒店房间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其中保罗从他的皮箱里掏出了一个大大的信封，里面装满了阿根廷债券（　上面还写着这些债券值多少美元），这些债券是我们阿根廷分公司的资金储备的一部分。这些债券一共价值数百万美元。我后来知道，他们想把这些债券带回美国，换成美元。保罗或者是吉米，我记不清具体是谁了说，“罗恩，既然你是新加入公司的，为什么不把这些债券带回纽约呢？我们可以把它在纽约处理掉。”
　　这件事让我非常紧张。我犹豫了一下，最后拒绝了——这件事情可能暂时对我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当中的一位把这些债券带回了纽约，我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过关于这些债券的消息了（　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认真打听过）。后来，我们在阿根廷的负责人因为随身携带10　万美元被逮捕。这件事让我开始对AIG　在国际市场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法有了一定的了解。
　　AIG　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它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总是能够从各地的政府那里争取到必要的支持。AIG　的执行官很早就已经学会用商业的方式来解决政府和法规方面的问题。这家公司经常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说服、引诱，甚至恐吓全球各地的各级官员。有人曾经有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描述AIG　的这种策略：引导美国政府的力量来为商业利益，尤其是AIG　的商业利益服务。事实上，汉克·格林伯格不仅支持这种这种手法，而且他本人也会经常使用这种手法。比如说他会经常参与公司的许多政府公关事务。
　　在这个问题上，AIG　获得墨西哥分公司大多数股份的经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墨西哥政府都坚持要求外国保险公司在本国保险公司的持股权不能超过50％，而AIG　也一直为改变这一政策努力了很多年。不仅如此，后来墨西哥政府又要求增加对于境内保险公司的投入，从而导致外国保险公司所持有的股份比例进一步下降。格林伯格等人反复恳请墨西哥财政部修改这一政策；他甚至以美国政府会实行经济和贸易制裁相威胁；与此同时，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