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背后的金融帝国:保险巨头AIG大揭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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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人员们就可以详细了解承保对象的所有信息。
　　

超越利他主义
OSS小组的创始人之所以创建了这支小组，一方面是出于爱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险生意。
　　“这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因为这支小组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为了满足这家美国保险公司发一笔战争财的目的，”担任美国国会成立的纳粹战犯跨机构工作小组（Nazi　War　Criminal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高级顾问的历史学家蒂莫西·奈特弗塔利（Timothy　Naftali）说道。
　　这支保险小组背后的指挥者是OSS局长“狂野比尔”唐纳文和加利福尼亚保险巨头康纳利斯·史带。
　　这支保险情报小组发现，纳粹正在通过像瑞士这样的国家进行交易，并通过其设在南美（尤其是阿根廷）的子公司进行交易。
　　不论是史带的人还是其他保险执行官们，他们都对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同行们极为了解，所以他们知道该如何追踪那些潜在的纳粹帮凶。这支小组还会调查一些美国人。一份报告表明，美国外国保险协会（American　Foreign　Insurance　Association，简称AFIA）（也是史带在海外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旗下的一家阿根廷保险公司中有一位纳粹帮凶担任该公司董事，而且在新一轮的选举当中却出尔反尔，继续选举此人担任公司董事。
　　当然，由于许多情报员在远东到北非一带活动时，美国领事馆并不知情，所以该小组的保险代理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史带保险公司有一位名叫鲍勃·史密斯（Bob　Smith）的保险销售人员，曾经游遍了整个中国（指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区域），并且被多家当地报纸描述为一位旅行保险执行官，鲍勃·史密斯。”
　　而从他发回的电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总是疑神疑鬼，不知道怎么传递情报，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份工作。记得有一次，他假扮成保险人员去对那些麻风病人进行人道主义探访，途中遭遇了日军在中国南部的驻军。事后他回忆怀疑自己之所以没有被射杀，是因为当时敌人正在忙着嘲笑自己；当时他正在连滚带爬地试图骑辆自行车往灌木丛中跑。
　　随着战争日益接近尾声，美军情报官员们开始更多地关心纳粹将如何通过保险来自己转移自己的财产，以备将来重建战争机器。新近公开的OSS文件表明，由于50年来许多保险公司都经过了多次的合并、收购、秘密交易，所以要想从这文件当中查出某份文件的下落无异于大海捞针。这些文件表明，美国保险公司的承保金几乎全都被收进了纳粹银行。
　　“我甚至开始怀疑，如果是一家德国保险商承保了一艘美国军舰的话，他便会告诉德军，‘千万不要轰炸这艘军舰！’”格雷格·布拉德舍说。
　　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史带便派出大量人员前往亚洲和欧洲开始重建业务，这些业务最终成为今天AIG的基础，而公司的总部便设立在纽约市中心的大楼里，OSS的那支＇秘密小组也蜷缩在大楼的一个角落里，继续从事自己的秘密工作。（AIG今天的总部位于松树大街70号，也就是以前的城市服务公司总部。而当时公司的总部可能指的是少女巷（Maiden　Lane）102号，也就是AIG以前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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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战争带来的两个机遇（1）
1932　年，史带开始把目光转向拉丁美洲。当时拉美保险市场上最主要的保险商主要来自三个国家：意大利、德国，还有英格兰。为了进入拉美市场，史带首先收购了一家美国保险公司的中美保险部门。然后他派出乔治·莫兹克斯基到当地主持保险业务，此人是一位来自波兰的难民，在到达上海不久之后就遇到了史带。1929　年，史带把莫兹克斯基带到了纽约。三年后，他通过谈判收购了中美保险部门。后来，约翰·罗伯茨回忆说史带之所以把莫兹克斯墓调到纽约，是因为美亚保险公司最大的客户Texaco　的主席说美国国际AIG　需要在纽约设立一个联络处，因为跟一个远在上海的保险商沟通起来太麻烦了。
　　随着意大利和德国加入轴心国，英国遭到闪电战的攻击，战争在拉美地区创造了一个真空地带——而这对于像AIU　这样的公司来说，正是一个大好时机。莫兹克斯基于1941　年来到古巴开始从事拉美的保险业务，并在这里一直待到1952　年去世。当时古巴地区在拉丁美洲的规模最大，但莫兹克斯基还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自己的业务蔓延到了其他拉美国家。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了1945　年，AIU　在拉美地区获得的承保金收入便已经超过了亚洲—而如果从史带1919　年在上海创建美亚保险公司开始，史带已经在后者发展了20　余年。
　　30年后的AIG　人觉得十分困难的工作对于当时的莫兹克斯基只不过是小菜一碟，我们只能无奈地慨叹时代已经不同了。20　世纪70　年代拉美地区的环境和80　年代截然不同。在70　年代早期，拉美地区的民族情绪并不象今天那么强烈，而且当时的很多人都对美国人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所以当AIU　在上个世纪40　年代在拉美开设公司的时候，情况仍然非常乐观，只要开间公司，请来出色的管理者和员工，然后努力赚钱就可以了。但到了70　年代，情况就变得不同了，这时的管理者们不仅需要成为一流的销售人员，而且还需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被国有化或者部分国有化，保护公司不至于落入政府之手，不至于在现金上受到控制，不至于遭受其他骚扰。所以虽然AIU　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却不可能再复制当年的经营成效。
　　第二个多元化经营的目标放在欧洲。战争还没开始时，AIU　只是在欧洲的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等地设立了一些小型的办公机构。但战争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市场，欧洲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AIU　的扩张。首先，战争让很多大型的欧洲保险商陷入了经济漩涡，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恢复欧洲的工业。其次，随着美国的商业活动不断拓展到海外，也为AIU　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当时的美国保险界流行一种说法，“跟着国旗走”。欧洲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46　年，AIU　使用同样的模式先后进军德国和日本市场，当时它的公开目的只有一个——为驻扎在当地的美军提供服务。当一个战胜国的保险巨头进入战败国，声称要为战胜国的驻军提供保险服务的时候，战败国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表示拒绝。所以虽然刚开始的时候AIU　在这些国家经营规模有限，但很快它们就开始面向整个市场，迅速发展成当地最大的保险机构。
　　大约就在这段时期，史带派出了一位被视为“明日之星”的新手约翰·罗伯茨。他先让罗伯茨在伦敦的交易所工作，后来又把他派到法国开展新业务。他和巴克·弗里曼是第一批被派往欧洲跟威利斯·法伯尔（Willis　Faber）　和其他交易所一起共事的人之一。罗伯茨后来曾经担任过一些执行官工作，但他的第一份重要的工作是前往法国为马歇尔计划提供服务。戴高乐总统上台之后，曾经把许多保险公司收归国有，这就为AIU　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
　　当时的法国食品和住房都大量短缺，派驻在法国的日子很难过。但总的来说，罗伯茨和他的家人还可以享受不错的旅馆和餐厅。有人推荐他去拜访一个经常被称为“美国最后的贵族”的戴维·布鲁斯（David　K。
　　E。　Bruce），他是马歇尔计划的大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　的女婿。当时的AIU　面临许多机遇，因为法国人手头几乎没有任何外汇，尤其是美金，而且他们急于想进口大量物品。于是约翰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跟全法国的保险代理人进行沟通，希望能够为法国进口商品提供服务，并且用美元支付赔偿金。

远东战争带来的两个机遇（2）
结束法国的工作之后，罗伯茨被派往纽约，从AIU　总裁吉米·曼顿（Jimmy　Manton）　那里接受新的任务。当时他的妻子Nan　正要生孩子，于是他说：“如果是在船上出生的话，这孩子将会拥有三个国籍：法国、英国和美国。”当然，孩子并没有在船上出生。到达纽约之后，他被选为AIU　意大利公司的总经理。就这样，刚开始进入公司时，他还是一名实习生，可就在两年之后，他被提拔为海外公司的负责人。
　　离开之前，他去拜访了史带，希望史带能向他提出一些建议——从那以后，罗伯茨便会向所有的实习生提出同样的建议：“我希望你能诚实、勤奋，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公司。只要能做到这几点，你就不会犯太多错误了。”
　　1956　年，罗伯茨成为AIU　欧洲及中东区经理。他跟自己的直接上司阿特米斯·邱考斯基紧密协作，而后者当时正在负责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业务。史带在中东开展业务始于与Aramco　石油公司的合作，AIU　在那里设立了理赔业务。史带视察完远东后，路过贝鲁特，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感到兴奋不已。这使他想起了欣欣向荣的香港，于是他当即决定在当地开展ALICO（　也就是以前的亚洲人寿）　业务。
　　这段时期是史带的事业高歌猛进的重要时期之一，也说明了一位年轻人是如何抓住时机飞速发展的。在这段时期，AIU　的业务飞速扩展到了中东、北非，和澳大利亚。
　　到了20　世纪50　年代，AIU　的业务已经遍布全世界75　个国家。罗伯茨最终成为AIU　的CEO，AIG　董事，以及AIG　负责对外事务的副主席。
　　很多人都说其实约翰·罗伯茨看起来才像是一位CEO。如果把他和汉克·格林伯格并列在一起，就会产生像把玛特（Mutt）　和杰夫（Jeff）　放在旧式卡通片里一样的喜剧效果。约翰身高6　英尺4　英寸，身材笔挺，体态健硕，长着一头波浪式的灰白头发。而汉克的身高只有5　英尺7　英寸，身材瘦小，腰板僵直，一双眼睛好像能把人看穿。在许多人心目当中，一位CEO　的外表应该是像约翰这样才对。但显然，真正掌握大权的是汉克。如果你对此有所疑问，汉克会亲自告诉你这一点。
　　在德国开展业务并迅速拓展到整个欧洲的过程中，史带把重建远东业务当成了自己最重要的工作。美国国际是第一家在上海恢复业务的外国公司。谢凯开是整个过程的核心人物。就在日本人宣布投降之后的第二天，谢凯开挖出了埋在自家后院的文件。随后重新聘请了以前的员工，购买设备，准备恢复营业。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便给纽约发去电报：“我们已经准备好重新开始营业了。”
　　史带专门租了一架飞机前往上海，并随身带去了一箱子美金。当时上海的通货膨胀极其严重，所以这箱子美金极大地鼓舞了员工的热情，并且给中国客户们带来了一种强大的安全感。史带还随身带去了许多药品——由于长期的药品管制，这个城市的人们几乎已经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药品这种宝贵的东西了。
　　虽然史带在过去20　多年里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但如果想要让公司发展壮大，他仍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这方面，史带再次表现出了冒险家风范——在战争结束时，他遇到了一个风险极高的商机。当时上海港停泊了大约20　艘轮船，等着把乘客运出中国，但却没有人愿意为这些船只提供保险服务。只有史带例外。他派人仔细检查了船只的安全情况，小心翼翼地照看这支船队安全抵达目的地，然后收取每艘船100　万美金的保险费。途中哪怕有一艘船沉没，史带就会倾家荡产。幸运的是，史带最终在这笔交易中一次性收取了2000　万美金的保险费。承保这支船队给史带带来了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巨额资本。
　　曼斯菲尔德·弗里曼大约也在这个时候带着一群同事来到上海，仔细检查了公司当时的状况。他们发现所有的记录不仅毫发无损，甚至还“被日本人整理得井然有序。”显然，这跟谢凯开将文件埋进后花园的说法相互矛盾——除非公司的人寿保险和普通保险是完全分离的。弗里曼在东亚进行了大范围考察，最终来到了越南的西贡——在整个战争期间，西贡的业务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弗里曼吃惊地发现，他的公司在这里居然实现了盈利。由于已经与总公司好多年没有联系了，所以当西贡的员工看到弗里曼的时候，也都感到大吃一惊。

远东战争带来的两个机遇（3）
史带后来也去了一趟西贡，那里的总经理叫巴塞尔·德·波德斯基（Basil　deBordesky）　，巴塞尔曾经是一位海军军官，后来因为反对革命而离开了俄罗斯，最终来到了西贡。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以法籍美国人的身份经营着这家公司。在当时的越南，法国政府很容易就会给像他这样的人授予居民身份——当时被称作Nansen　，一种国际护照。战争期间，日本人并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干涉。史带问他钱都在哪里，巴塞尔领着史带来到后面的房间，所有的钱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在曼斯菲尔德·弗里曼的领导下，这家公司又开始恢复了运营，向客户提供人寿保险和一般保险业务。随后史带又将在菲律宾的公司重新开张。菲律宾一直都是亚洲人寿的地盘，1947　年，为了表示对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的信心，史带成立了菲律宾美洲人寿保险公司（Philippine　America　Life　Insurance　pany）　一开始，他就吸引了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作为公司进入菲律宾市场的象征。菲律宾美洲人寿的主席是保罗·迈克纳特（Paul　McNutt）　，美国前任印第安纳州州长，并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史带还请来了厄尔·卡罗尔（Earl　Carroll）　——一位战争期间曾经在中国沦为日本战俘，并最终与另外一位战俘的女儿结婚的美国人——担任公司的总裁。吉瑟斯·瓦尔加斯（Jesus　Vargas）　将军成为公司的另外一位高级执行官——他后来成为了SEATO　的秘书长。
　　厄尔·卡罗尔成了菲律宾的传奇人物，成为美国国际公司的大明星。他绝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流业务员。不到十年时间，菲律宾美洲人寿就在整个菲律宾开设了60　家分公司。菲律宾美洲人寿的开明做法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这个国家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并最终实现了发展。在那些没有银行的地区，菲美人寿的保单为很多农民和小商人提供了新的理财途径。而菲美人寿反过来又用投保人的钱投入到一些主要的当地基础设施当中，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20　世纪50　年代早期，由于当时这个岛国普遍缺乏住房，菲美人寿帮助开发中等收入家庭住宅的做法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段时期里，史带在如何在“一家公司如何利用自己的外汇储备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他主要选择了采矿、农业、银行和玻璃等行业。股票市场风险太大，但由于他的公司与当地政府建立十分融洽的关系，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当地商业活动的许多内部信息，所以史带的公司在当地股票市场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史带的这一投资理念在整个地区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如果没有到过菲律宾，你绝对无法相信菲美人寿居然会对这个国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听来好像是在为一家公司做宣传，但这家公司的确得到了菲律宾人的狂热追捧。这点从我在访问这个岛国之间的所见所闻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菲律宾人大都不喜欢美国公司，只有菲美人寿除外。这家公司的分公司在菲律宾可以说是无处不在。除此之外，菲美人寿还源源不绝地吸引了大批有实力的管理者加盟。凯撒在菲美人寿担任领导工作很多年之后，又坐到了更高的位置。大约20　年钱，马尔克斯总统曾经邀请扎拉米亚（Zalamea）　离开菲美人寿，帮他主管中央银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在纽约都为扎拉米亚欢呼雀跃，但扎拉米亚却严词拒绝。不过拒绝马尔克斯显然不是件容易事，所以他最终还是接受了马尔克斯的任命。但在结束了政府任期之后，扎拉米亚最终又回到了菲美人寿。
　　菲美人寿用菲律宾的传统方式在当地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大讲堂，整座讲堂主要是以木制结构为主，采用的是典型的菲律宾风格。当地人经常在讲堂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偶尔也会举行一些政治活动，大都是一些跟菲美人寿的业务毫无关系的事情。从今天看来，这座讲堂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醒人们菲美人寿在这个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次驱逐史带的阴谋
1943　年，当时还在军队服役的约翰·罗伯茨接到了布洛克·帕雷克（Brock　Parek）　的邀请，前往史带、帕克和弗里曼公司（Starr；　Park　and　Freeman）　工作。他当时并没有从这家公司领取任何薪水，只是被告知在战争结束之后到公司报道，于是在1945　年，他便来到了史带、帕克和弗里曼公司。公司在菲律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料这种成功最终却引发了一场要从史带手中抢走公司控制权的阴谋。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史带生命中最后一次遇到类似的阴谋，直到他最终离世，这种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史带、帕克和弗里曼公司是史带、曼斯菲尔德·弗里曼和布洛克·帕克在中国创建的公司，但它的主要业务却是在菲律宾承担汽车保险。跟史带的大多数同事一样，帕克并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保险知识的培训，只是曾经为OSS　项目在南欧工作过一段时间。帕克第二任妻子是欧洲著名保险商塞得维克·柯林斯（Sedgwick　Collins）　的一位高级主管的女儿。就在史带想要把业务打进欧洲市场时，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岳父的利益，所以怕克坚决以“成本太高”为由反对史带的这一决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公司在菲律宾设立的汽车保险公司。史带发现这是一个肮脏的生意，尤其是在菲律宾，保险商和投保人会在背后耍很多手段，做出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于是他决定退出。帕克舍不得汽车保险所带来的丰厚利润，希望能够继续留下来。
　　在史带离开菲律宾去巴西的时候，帕克试图联合其他人公开反对史带。听到消息之后，史带立即返回菲律宾，但帕克的建议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史带“大方”地买走了帕克的股份，后者去了马尼拉，后来又在退休之后去了百慕大。他的第一任妻子，海伦·格雷汉姆·帕克（Helen　Graham　Park）　，跟史带交情匪浅，全面负责AIG　公司内部装修设计工作。20　世纪40　年代后半期，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史带创建了史带投资公司，并终身对这家公司保持了真正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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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战略
史带在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所采取的战略也都大致类似。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在当地收购了一家相对较小的人寿保险公司——国际保险公司（International　Assurance　pany）　。1948　年，他收购了该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并在前面加上了一个前缀“美国”，随后将业务拓展到整个东南亚地区。显然，史带的这一做法对公司来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虽然当时美国公司已经不再那么受追捧，但由于众多美国公司已经在东南亚确立了良好的声誉，所以在前面加上“美国”二字仍然起到了巨大的营销作用。大多数当地人都愿意在这样的保险公司投保。
　　在“巴尔尼”·修斯（“Barney”Hughes）　的领导下，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休斯在远东地区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他到达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公司的投保金收入就翻了一倍。随后公司又迅速向外地扩展，将业务拓展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地。今天，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已经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人寿保险商。
　　当时美军驻日总指挥麦克阿瑟将军希望请一家美国保险公司来为驻日美军提供保险服务。史带在战争爆发之前曾经尝试将业务拓展到日本，但当时日本已经有了一家名叫AFIA　的保险公司，所以史带无法得到许可。史带认识麦克阿瑟，而且跟华盛顿方面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能够请到像迈克纳特这样的人在政治上提供帮助。所以到了1946　年，他就接到了麦克阿瑟的邀请，前往日本开展业务，为驻日美军提供保险服务。1923　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政府曾经一度拒绝任何新的外国保险公司进入日本，并表示，在日本政府得到适当的赔偿之前，他们不会允许任何外国公司在日本开展新业务。直到1951　年，日本政府才取消这一禁令。从那之后，AIU　便开始在日本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时至今日，日本已经是AIG　在海外最大的产险与意外险市场。
　　此时的史带再次表现出了自己对房地产市场一贯的敏锐，他看中了东京大酒店隔壁日本皇宫角落的一块地皮。一些AIG　的员工认为这是日本皇室的财产，如果史带能够买下这块地皮，那无疑将对公司的业
　　也有很大的帮助。直到今天，这件事情还是一个谜。这家酒店属于日本的一个企业组织，战争结束之后，该组织被迫封闭，再也没有恢复营业。根据当时的情况，这块地皮的唯一问题就是它上面有一座宿舍楼，里面住的大都是在附近工作的工人。由于很难让这些工人搬离，所以这块地皮一直都无人问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史带的员工请来了当地黑帮势力清空宿舍楼。黑帮逐个跟这些工人进行谈判，并帮助他们在其他地方找到住处。最终大部分人都同意搬离，但还有一部分——主要是东京大酒店的员工——拒绝搬走。黑帮一怒之下，掀翻了他们的屋顶。这些员工将史带的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后者提供赔偿。法庭判决他们搬走，但要求史带的公司负责对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做出赔偿。史带表示同意，即便如此，最终他还是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了这块黄金地皮。今天，AIG　日本公司的大楼就伫立在东京主要商业区，热闹地段的在这块地皮上，俯视着整个日本皇宫。
　　此后史带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了自己在房地产行业的敏感判断，不断收购开发大量地产，这些地产后来都给AIG　带来了丰厚回报。
　　除了日本之外，史带在亚洲其他地区的业务也很快恢复起来，直至战争爆发之前，甚至恢复到了比战争之前还要繁荣的水平，只有一个地方例外——中国。虽然在中国的业务也有所恢复，但却始终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其中发展尤为缓慢的是人寿保险。这点在当时是让人颇为费解的，因为随着大批西方人陆续回到上海，以及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的未知性预测，按理说当时的上海人应该更容易接受人寿保险，尤其是一家外国公司出售的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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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带对共产党做出了错误的判断（1）
对于中国人，史带的判断很少出错，但就在这为数不多的失误之中，就有对当时中国未来道路的判断。1949　年，随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上海，史带错误地认为解放军是一群土地改革者，认为他们最大的利益是在农村，并且相信自己可以跟他们进行商业往来。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所有同事都与他意见不和。他的一位俄罗斯员工坚定地表示，“我要离开这里。”
　　当时此人的妻子和岳母都在上海，不过他的岳母并没有国籍。他和他的妻子可以去菲律宾，但当时菲律宾政府不允许他的岳母入境。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名叫鲍勃·米勒的外国人，表示愿意拿出5000　美元让米勒跟自己的岳母结婚。“不用完成婚礼，他说，
　　”“你只要把她带到温哥华，让她上岸就行了。”米勒表示同意。就这样，这位足智多谋的年轻人最终成功地把岳母带到了巴西里约热内卢，后来他在那里成为AIG　的首席保险代理人，并迅速得到了提升。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随着共产党逐渐掌握政权，史带被迫结束了自己在中国的所有业务。1949　年1　月，谢凯开决定将中国公司总部搬迁到香港，并用飞机将公司的40　名员工和他们的家人，还有公司的文件，一起空运到了香港。但在这个时候，公司在中国的运营还在继续，一直到1951　年12　月下旬自动结束为止。
　　小弗里曼紧随父亲的脚步，成为这些日子里公司在中国地区业务的负责人。巴克曾经离开卫斯理安学院加入美国海军，并在日本接受过一年的语言培训。“他们听说我在中国出生并长大，认为任何懂得一门东方语言的人都可以很轻松地学会另外一门东方语言，可事实并非如此。”整个战争期间，小弗里曼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情报活动上。他至今还记得自己的童年时代，当时美国国际保险公司还只有大约10　位业务员，很多人都会在星期天的时候来自己家里吃午饭。他还记得史带，记得他曾经是个跳高运动员，还教过自己跳高。1947　年，从学校毕业之后，史带请他吃了顿午饭，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公司。他立刻表示接受。由于自幼就在这家公司长大，他对美国国际保险公司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感觉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就这样，他最终成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的一员，被派往英格兰，到伦敦的Lloyd　保险公司接受培训。一年以后，当他搭乘“伊丽莎白女王号”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带回了一位英国新娘，多林。
　　他在上海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这里也是小弗里曼长大的地方，但随着共产党在1949　年占领这座城市，他在这里的工作也随之结束了。当谢凯开和其他大多数同事转移到香港，小弗里曼和少数一些同事继续留守，希望能够跟共产党建立业务往来。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共产党根本不会让他们在上海卖保险，但除了保险之外，公司还在上海经营着其他生意——有一家银行，报纸（《上海晚间邮报及墨丘利报》），一家房地产公司，一幢公寓楼，还有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的加盟经销公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史带已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经过19　年的努力，他当初创建的那家小小的保险公司已经发展成了横跨五个行业的大型商业集团。
　　就在共产党接管一切的过程中，AIG　又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根据我后来听说的故事，史带的报纸后来又继续运营了一段时间，直到报纸编辑兰戴尔·古尔德开始大力倡导言论自由，这家报纸才被迫关闭。古尔德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史带亲自出面才把他解救出来，古尔德最终离开了这个国家。但巴克·弗里曼的说法并非如此。
　　古尔德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家伙，就在共产党接管上海的第一天，他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言论自由，而且措词非常激烈的社论。所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