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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的大猴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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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挥诨⒍偬厍贛大街的总部里传出的蠢事。除了闲谈，他们就是相互吵架。同时，在位于M大街的总部里，编辑们正一边嘀咕着那些极端自私的撰稿人和摄影师们做过的蠢事，一边互相争吵。
人们通常期望所在的机构像一个快乐大家庭，但人们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斗嘴上。这就是人们最琐碎、最经常的否定倾向，这种倾向总是歪曲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噢，为什么不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经历过这些自我否定的黑暗时刻，自己站在浴室里盯着镜子纳闷，“我不是这个家伙。”有时追逐自己尾巴的动物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压力使我们易怒的倾向复杂化了。我们表现得对他人不满，尽管我们实际上并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们往往觉得要去太多的地方出差，要在太短的时间里处理太多的事情。或者就像百事可乐的总裁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的：“我们都是如此繁忙，我们就像一只吉娃娃犬，费力地试图把骨头埋藏在大理石地板下面。”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做到少生气和少争吵？怎样才能生活得更积极一些？对此我们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对于刻板型的管理者而言，坏消息是，减少争论和吵架的补救措施就是观看百老汇的音乐喜剧。好消息是，这至少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愉快话题。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只有肯定行为和否定行为的相互作用达到一个特定比率后，才能建立一个完美的工作场所。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比率之上或者接近这一比率，团队能够克服否定倾向，并且合作的效率非常高。如果低于这个比率，他们会斗嘴，闷闷不乐，并且失败。
在罗斯·佩罗的电子信息系统（EDS）公司，组织心理学家马歇尔·洛萨达（Marcial Losada）花了10年时间密切观察EDS公司不同的管理团队是如何规划他们的年度战略计划的。EDS公司斥资2 000万美元用于购买高科技的传动装置以及建造装有单向镜的特殊会议室，以帮助洛萨达进行观察。洛萨达做的其实就是灵长类动物学家做的工作：从近处观察庞大的、危险的动物并将它们复杂的相互作用加以总结，并存到一个巨大的数字化的行为数据库中。
观察者们对这些管理团队的会议进行录像，并对肯定行为（如讲出“这是一个好主意”）以及否定行为（如讲出“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情”）计数。其他研究者根据利润水平、顾客满意度、同事认同度等标准，把这些管理团队分成低档、中档或高档三类。接着，洛萨达把这两种研究结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15个高档团队中平均每1个否定行为就有个肯定行为与之对应。19个低档团队中肯定行为与否定行为的比率仅仅只是。也就是说，他们平均每1个肯定行为对应着大约3个否定行为。
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因为人们关注吹毛求疵的批评、蔑视、侮辱性的手势、怀疑的面部表情，并从中感受到威胁，因此他们需要大量的安抚才能打消顾虑并重建信任。有个家族企业的副总裁兼继承人是一位有魅力的女人，她有一双海水般湛蓝的大眼睛，金色的秀发向后梳着，戴着珍珠项链。她有着母亲般的敏锐感觉，知道一个尖锐的词会使下属像海龟那样把头缩起来。
“如果我从他们的身体语言中看出他们心中的顾虑，我得费很大劲儿才能让‘海龟’再把头从壳里伸出来。他们的身体会自然地缩起来。”她放低声音以加重声音的效果：“通常，他们的头会低下来，肩膀塌下来，身体向后斜靠在椅子上，表明他们已经求饶了。你必须马上意识到你刚才做了什么，并说，‘哦，看，你确实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我们应该来实施这些想法。’这样你就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现在她的声音低得可笑，“于是小小的‘海龟’就会慢慢将头再次伸出来。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探出来。”
魔幻比率5∶1（2）
在一个冷静、理性的商业环境中听到这样的言论有点儿让人难以接受，同样，在某种理性的程度上也让人难以抗拒。也许不能抗拒的是这双蓝色的大眼睛。
“成为家庭中的一员，”她补充道，“每个人都在观察你，这样没什么不好，人们通常都这么做。因此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来创造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有利环境。哇！这是最好的。这是最有意思的。”
但是，仅仅只是强调有利的一面是不够的。实际上，洛萨达发现，当相互作用的肯定行为和否定行为的比率高于5∶1时，团队又重新变得低效率了。因为否定行为对于事态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它们发挥了必要的检验作用。当然，“这就是我认为那个方法行不通的原因所在”，显然比“啊，你脑袋进水了”要好。
因此，仅仅因为团队成员发生了争论就认定这个团队不成功，显然是错误的。冲突和争论通常会带来进步。或者正如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在《第三者》（The Third Man）中说的：“意大利30年来在博尔吉亚家族的统治下，经历了战争、恐怖、谋杀以及流血事件。但是出现了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以及文艺复兴。瑞士人有着兄弟般的友爱，经历了500年的民主与和平。他们又创造出什么？布谷鸟报时钟！”其他研究者发现，冲突在决策的早期阶段是有益的，在执行阶段是有害的；当一项任务是全新且有智力挑战性时是有益的，在它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时是有害的。
在所有情况下，环境都至关重要。洛萨达强调说，建立一个成功的团队，取决于内部肯定行为和否定行为的比率，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的比率。
获得一个正确的比率非常重要，不仅仅因为人类具有否定倾向，而且因为我们人类是具有社会性和感情的动物。虽然有时我们自己这样认为，把活儿干完，把钱拿走，工作就是这么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他研究者已经证实，意见反馈能让员工提高10％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意见反馈既澄清了工作任务，也明确了工作要求。但如果工作得到了认可，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则可以提高17％，这显然完全是由于感情原因：它建立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并加强了个人和团体之间的联系。
内布拉斯加大学商学院教授弗雷德·卢森斯（Fred Luthans）认为，诸如认可和赞同一类的社会交往工具非常有用，即使对那些“崇尚用金钱奖励来刺激管理者和员工的高薪企业”也是一样。单纯的金钱刺激可以将绩效提高23％，但是当管理者把金钱奖励同社会认可以及意见反馈结合起来的时候，生产力可以跃升45％。
对大多数工作场所而言，5∶1的比率似乎让人望而生畏——需要肯定的行为太多了。更可怕的是，当你回家准备全力以赴构建美满婚姻时，洛萨达的5∶1比率似乎也非常关键。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发现，肯定行为和否定行为的比率低于5∶1的夫妇存在离婚倾向。奇怪的是，在猴子和猿类之间，也有与这一魔幻数据非常接近的肯定行为（梳理皮毛、分享食物、坐在一起）和否定行为（咬你竞争对手的阴囊）的比率存在。因此这个5∶1的比率被怀疑是灵长类动物的一个基本需要。
为公司动物设计更好的笼子（1）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地的动物园都在努力让圈养动物感觉更舒适。最典型的方法是将它们放出狭窄的笼子，进入有更多阳光、植物的模拟自然生态环境中。
现在我们的情况怎样呢？大多数隔断中的人在荧光灯下被禁闭起来，窗户关闭着，或者根本就没有窗户。即便在郊区的办公室场所中，所谓的“office park”也通常是指公司停车场，而不是公园。与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公司动物拥有与自然界发生联系的内在遗传方面的需要。希望之光可能存在于所谓的“绿色建筑”运动中。
绿色建筑通常看起来与其他的建筑十分相似，至少表面上是相似的。例如，当一位来访者到达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地区的Genzyme生物科技公司总部大楼时，没有任何标志表明这是绿色建筑。你可以在那里大力推销产品，会见客户，签订合同，用纸杯喝咖啡，匆忙赶赴你的下一次约会，诸如此类。这不过是一个漂亮的玻璃盒子，有12层楼，有许多漂亮的植物，以及供900人使用的办公空间。
如果在窗前站的时间足够长，你就会发现高科技百叶窗会不时地自动调整角度，以防止刺眼的阳光直射到你的脸上。当你进入休息室时，电灯开关会咔嗒地一声打开，一块手巾已经展开备用。通过一个镜像系统和表面遮光的反射性的屋顶瓷砖系统，天花板上的日光反射装置追踪太阳光的轨迹并将自然光线反射到大楼内的几乎每个角落。头顶上的人工光线会自动随着阳光的不足或者强烈而逐渐明亮或暗淡。
但是你不需要知道这些，甚至都不必注意到它们。
这是关于绿色建筑现象的头条新闻。几年前，绿色建筑还不受重视，或者被公开嘲笑。如今，建造与环境相协调的建筑，强调能量守恒和居住在其中的人的舒适度，突然间成为了主流观点。在费城，康卡斯特公司正在建造一座近300米高的绿色摩天大楼。在曼哈顿中部，美国银行正在建造带有过滤系统的大厦，该系统能将进入建筑物的空气中的95％的灰尘颗粒清除掉。在华盛顿，州政府已经宣布将只允许建造绿色建筑。即使是沃尔玛和塔吉特公司也在建造所谓绿色的“大盒子”商场。
绿色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度过日平均12小时的工作时间是否会更轻松一些？我们有可能建造高达300米的绿色大楼吗？把办公场所设在郊外怎么样？“绿色建筑”这个词本身是一种矛盾的表述吗？
绿色建筑的新浪潮并不是指要符合某种特定的绿色建筑风格审美观，这或许是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那场绿色建筑浪潮遗留下来的众多丑小鸭式第一代绿色建筑中得出的有益启示。现代的绿色建筑都倾向于避免使用碉堡风格的外墙、光秃秃的太阳能板，或者其他夸张的环境技术。它们同样也避开了第一代的倾向——让人感觉不舒适。目前的绿色建筑理论认为，如果人们不喜欢待在那里，那么一个建筑就不是真正绿色的。
现在的绿色建筑更有效率而且更智能化，有数字为证，它们现在已经赢得了在绿色方面吹嘘的权利。建筑商和环保主义者的合作伙伴——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通过美国绿色建筑认证组织LEED制定了标准。LEED对良好的通风条件、是否更大程度地利用自然光线和风景、室内温度是否最佳，以及涂料、密封剂、地毯有毒物质的释放程度是否最小化等方面给予了一定评分。各项分数加总可对一座建筑进行LEED评级，共有白银、黄金和白金3个等级。在过去的4年中，绿色建筑委员会已经对188座建筑进行了绿色评级，还有1 800座建筑的评级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猜测，未来的10年内美国将有10 000座LEED评级的绿色建筑。
是什么导致了一种曾被认为没有市场前景的建筑方式的复苏？
“这些建筑的功能极佳——平均节省了30％～70％的能源，以及50％的用水，”美国绿色建筑协会主席里克·费德里奇（Rick Fedrizzi）说，“它们可以大大减少建筑所有者的使用成本。它让使用建筑的人有受尊敬的感觉。除此之外，它对环境也有好处。”成本和收益实际上也比环境方面的花言巧语更具说服力。该委员会目前的号召是，“绿色建筑，人人受益。”
为公司动物设计更好的笼子（2）
绿色建筑能让人们居住和生活得更有效率，但这并不是促进这个运动较快发展的唯一因素。研究表明，住在绿色医院的病人康复得更快，绿色零售店里的顾客会消费得更多，绿色教室里的学生会取得更好的成绩，绿色工厂里的工人受到的伤害更少，并且各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会使总生产率提高6％～16％。费德里奇认为，在绿色建筑中人们的表现会更好这一观点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整天被禁锢在密封的、由空调调节气候的盒子里呼吸有毒气体了。一项研究统计，不考虑环境因素，传统建筑诱发的所谓“室内空气综合征”，每年会给美国带来“相当于600亿美元”的生产率损失。
一些绿色建筑运动的号召者们认为，目前大多数此类研究都缺乏依据。一位工程师说：“你到某家企业说：‘这就是你们要采用绿色建筑的原因。’其实这样一点都不严谨。”另一位专门设计绿色建筑的建筑师补充说，真正需要提出的是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居住和生活在绿色建筑里，你会减少健康保险的购买额吗？”人们普遍的印象是，绿色建筑让人感觉更为舒适。
“这是我见过的第一座以人为本的建筑。”瑞克·马迪拉说。他坐在Genzyme总部大厅的花园露台上，他是主管环境事务的主任。“你会感觉自己不是在一座建筑里。空气十分新鲜，光线是自然光线，有一种透明的和贴近自然的感觉。我很惊讶我们很久以前没有抓住这个观念——走出笼子，走向自然。”
大脑的否定性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所实验室里，一位志愿者平躺在观察床上，他的头搁在磁共振成像设备（MRI）的圆形检查舱内，当巨型磁力线圈在机器内部旋转时，机器震动着发出嗡嗡的声音，将他的大脑分成30个区域进行拍照。活生生的病人躺在玻璃墙的一边，身体随着仪器操作者的操控做360度旋转，或者向上或者向后倾斜。在玻璃墙的另一侧，他的大脑分区图片在电脑上显示出来，看到这个场景不禁令人有些胆怯。
MRI正在记录病人的大脑活动。更精确地说，它正在记录血流和其他的新陈代谢数据，以观测特定时刻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情况，活动量增加的区域需要更多的血液供给氧气。MRI设备可以帮助神经科学家研究大脑的否定性倾向。
当人们面临感情苦恼时——焦虑、生气、沮丧，绝大多数大脑活动会发生在右前额叶皮质以及中脑一个被称为杏仁核的区域中，该区域即为大脑恐惧中心。相反，当人们的心情不错时——乐观、热情、精力旺盛，这些地方则没什么反应，较强的活动则主要发生在左前额叶皮质中。
威斯康星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将左前额叶皮质中的活动与“一系列行为”联系起来，这些行为包括我们对某个物体进行观察、向它移动、处理并对其命名等。在热带稀树大草原上，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左前额叶皮质开始专门负责这些处理方式，这些方式在我们决定走向水源或者是进入新的领地时起着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右前额叶皮质专门负责放弃行为，尤其是探测危险以及远离危险。
根据戴维森的观点，每个人都有一个“感情定位点”，决定着个人前进或退缩的倾向，MRI是将其显示出来的一种方式。右前额叶皮质活动相对比较频繁的人在生活中最可能具有沮丧或焦虑失调的临床症状表现。左前额叶皮质活动相对比较频繁的人则很少遭受情绪挫折并能迅速恢复过来。而大多数人介于两者之间，既有好心情又有坏心情。
以前的观点认为，成年人的大脑肯定已经定型不会再改变，除了老的神经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缩小，大脑会毫不留情地衰退。但是戴维森发现，一个人的感情定位点并非一成不变。公司老板对某个员工的失误反应过激，这并不表明他今后永远会给那个员工脸色看。公司的一位计算机程序员害怕与别人发生冲突，甚至畏惧与别人交往，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只会和他的三星平面显示器成为好朋友。科学家最近的发现表明，即使是年龄较大的人，也能在大脑的海马区域中产生新生细胞（海马区域是大脑中一个对学习和记忆至关重要的区域）。现在戴维森将大脑描绘为“人体内比其他任何器官都能更好地对经验作出反应的器官”，能够在大脑中引起物理反应且我们能够控制的因素包括运动、认识疗法、使用类似氟西丁的药物，以及戴维森最喜欢采用的大脑调节技巧——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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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的效果（1）
乍看起来，在人人都想变成一只800磅重的大猩猩的社会里，最不合适的生活方式可能就是沉思。
戴维森选择了一个高度竞争的工作场所对沉思的效果做了实验。志愿者来自威斯康星一家名为普洛麦格（Promega）的大型试剂公司，他们每周在公司进行半天的沉思训练，运用传统的沉思技巧：静静地坐着，手放在膝盖上，深呼吸并平静下来。他们同样在家里练习沉思，每天练习45分钟。
“人们现在非常迷恋某些形体训练项目，他们去体育馆锻炼，希望拥有可展示的优美身姿。”戴维森说，“但是种种证据表明，如果我们像关心身体一样关心自己的精神，积极的情绪、健康的心态同样也能得以充分的培养。它们是技巧，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本性。”
在普洛麦格公司的实验进行了8周以后，MRI测试的结果显示，经过沉思训练的测试者大脑活动的比率发生了变化，10％～15％的活动从控制否定和撤退行为的右脑转移到了控制肯定的、前瞻性思维的左脑。这种生活方式也提高了接受测试者的身体健康程度。抗体结果显示，大脑活动转移幅度最大的人，他的免疫系统功能也大为加强。戴维森没有试图去衡量沉思是否可以提高传统工作场所的生产率，但是至少可以建议商界人士进行沉思训练。
戴维森实验的测试者之一，普洛麦格公司的一位资深科学家迈克尔·斯莱特（Michael Slater）报告说，开始这个计划实际上增加了他的工作压力，因为繁忙的人突然需要每天挤出45分钟时间进行沉思。由于沉思要求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大脑在想些什么，一些参加实验的人最终离开了公司。“一小部分人意识到他们的信念和行为并不协调，或者不想再生活在别人安排的日程之下。”斯莱特说。
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体验，他认为沉思会使精神朝着健康的方向转变。他将自己描述为A类型的性格——爱担心，同时具有一些T类型的性格——追求刺激；他爱好帆船冲浪和飙车。进行沉思之后，他说，他发现自己在和别人交谈时，不再急于做出判断并更容易“主动聆听”。“如果别人冒犯我，我不会立即做出过激反应。相反，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要为它生气，此后，我才会有所反应。这可能需要半秒钟时间。这并不是大脑内的什么重要对话。”
斯莱特认为冷静程度的提高会带来自信心的增强。他把沉思的过程看做是在前进和后退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不回避冲突，不后退，把失败看做未来发展的机会，这些都是有益的。如果想推动企业发展，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选择沉思。”
好，也许他说的没错。但是，当戴维森提倡人们要慷慨、快乐、富有同情心时，怀疑者自然要问，什么工作会有这样的要求呢，它们根本不能成为任职的必要条件。沉思的实际效果看起来似乎有些虚幻。
因此，另一个职场研究案例就值得我们思考。当比尔·乔治1989年进入美敦力（Medtronics）医疗公司的时候，这家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公司已经是一家市值达10亿美元的起搏器生产商。到2001年他作为公司CEO退休的时候，公司已经拥有更广泛的产品线。在竞争激烈的医疗设备制造业，借用《经济学人》的话，它是“最具有创新性和最了解市场需求的企业”。公司市值一度升至630亿美元，增长率可与全盛时期的IBM公司抗衡。《商业周刊》将乔治列入了其25位最佳商业经理人的名单，沃顿商学院将他评为20世纪最佳商业领导人之一。
乔治目前任公司董事，并参与各种非营利性的工作。显然还是非常忙碌，但是他总是能找到时间沉思，通常是一天两次。他在早饭后沉思，背部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坐着，有时是在家里，有时则是在飞机上，利用飞机起飞前的20分钟沉思。下午再做一次。他认为这个让人恢复精神的练习使他有精力在晚上继续工作，并直到午夜都保持敏锐。沉思对他就像一个神奇的咒语，虽然他只是在高度紧张的时候才向它求助。
沉思的效果（2）
乔治从1975年开始沉思，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公司总裁，有大量的日常事务要处理，他经常气势汹汹地催促下属。他的自我评价是，“没有耐心，胁迫性的，不老练”，他自己所说的这些性格对企业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沉思只不过使他“拥有”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调节和缓和”这些性格。沉思给了他一种清晰的感觉，让他关注重要的事物，因此他可以在没有过多压力的状态下完成这些事情。
在美敦力公司，他当时制定的目标是，公司最近两年推出的新产品要占到公司销售额的70％。他说，有一年公司没有做什么大交易，只不过在他的监管下花90亿美元兼并了6家公司。
这听起来足够紧张吧？为了保持放松，乔治说他每周有四五天会去慢跑，并参加定期的健身锻炼。但是沉思更令人放松。虽然运动能将身体上的紧张感释放出来，但沉思能将大脑中的紧张因素释放出来。“在媒体宣传中，沉思是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沉思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沉思是药物，那么不把它推向市场就是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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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未必要拼命奔跑
商业人士对自然界的很多理解都非常愚蠢，但他们仍津津乐道。其中有一位是这么说的：“在非洲的每一个早上，当瞪羚羊睡醒后，它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狮子更快，否则会被吃掉。在非洲的每一个早晨，当狮子睡醒后，它知道自己必须比瞪羚羊跑得更快，否则会饿死。你是狮子还是瞪羚羊都无关紧要。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最好奔跑。”
这句给人以灵感的话是个不知名的人说的。他从未去过非洲，那里肉食动物和被掠食者生活得十分亲密，并不停对话，目标很明确，就是避免不必要的奔跑。
有时候一群羚羊站在掠食者四周，它们充满警惕地互相注视，羚羊盯着在灌木丛中休息的掠食者，如果掠食者站起来了，它们就马上退到掠食者的攻击距离以外，以消除潜在的伏击的危险，接着它们又盯着掠食者看。
有时候一群羚羊会朝掠食者嚎叫，仿佛在说：“我们看见你了，大个子。不要认为你能把我们怎么样！”一只或者两只动物甚至会直接走上前去观察敌人，仿佛在探测其意图。当一场追逐开始的时候，一些羚羊将在掠食者面前高高跳起，这是一种被称为“跺脚行为”的炫耀行为。传达给掠食者的信息是：“噢，请吧。不要再烦恼了。我的速度比你快。”掠食者通常会感受到这一信息并追逐那些没有跺脚的动物。
可以肯定地说，那个在商业生活中整天不停奔跑的人必定是恐惧和否定倾向的牺牲品。而且他迟早会被懂得更多的人吃掉。（他甚至可以给大家帮个忙，直接跑进敌人的嘴巴里。）生存之道不是生活在恐惧中，而是冷静、警觉但是又平心静气地探测环境。达到冷静的警觉状态的方法包括练习沉思；它可能仅仅只是走出办公室吃午餐，在合理的时间离开工作，工作之余有自己的生活。生理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已经发现，狒狒通过与幼崽一起玩耍可以减少对压力的生理反应。这样，当你再回到工作中，有困难等着你时，你就能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这些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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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合作
根据这种理论，新加入公司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坐在她的办公室里，思考着她在多大程度上希望成为团队的一员，并热切地希望团队不要盛气凌人地欺生。就如在任何工作场所一样，她可以选择向否定倾向让步并忽略问题，并希望问题会自己消失。她不希望挑起与保安队主管的无谓对抗。但是，她所负责的大楼处处是实验室，研究者们在里边做着爆炸性实验。这让她不由自主地想到，在火灾中，紧急出口受堵会妨碍他们逃生。绝对不应该关闭这些出口，但保安部门却把这些出口关闭了。
那个晚上，安全部负责人和她的丈夫模仿着她必须与保安部门主管之间进行的对话。“我觉得这纯粹是一个无聊的演习。”她承认。但是她也知道，“如果你了解其他人的观点，知道如何与构成强大竞争关系的人合作。那么做任何事情都要简单得多”，于是他们一起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第二天，她再次与保安部门的主管坐在了一起，她说：“你是由外而内，而我是由内而外地看待大厦的安全问题的。”
这次谈话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多年以后，她对此依然充满疑惑。“交谈的针对点完全改变了。我通过让他了解我的观点而利用他，因为我了解他的想法。他提出使用一种新技术可以解决我提出的问题。就是将紧急出口从外面锁上，但有一个与里面的警报器连接起来的开关可以打开门锁。”
因此安全部门的主管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一分子，团队没有排挤她。虽然她遇到了问题，但她很好地解决了。僵局在安全出口问题上打破，这是合作精神的一次美好的胜利。
不过大家的吵嘴和抱怨还继续着。
否定倾向是许多物种盲目地、狂热地实施群居的原因之一。例如，在对南极的一次访问中，思科里普斯海洋学院的彼得·布鲁格曼坐在大群的阿德利企鹅（又名黑喉企鹅）中间观察它们在水边抖动翅膀。“它们跳进去干什么？”布鲁格曼在他的博客里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它们观察水面，当一大群企鹅游到邻近它们的区域时，阿德利企鹅开始发出声音。”它们推挤着，在地上移动着，吵嚷着，来回地啄着，用翅膀猛击其他同伴，加入嘈杂的讨论中，然后“每只企鹅突然发生连锁反应，同时毫不犹豫地跳到水里”。
为什么总有这些骚乱？企鹅拥有否定倾向的理由是：饥饿的海豹和逆戟鲸在这些海岸线上巡视，寻找企鹅作为口中食。但是企鹅也需要食物，而且如果它们能够尽快跳进水中，就能提早躲避危险。于是在岸边拍着翅膀的企鹅都试图做同样的事情，几乎同时跳进水中。但部分企鹅仍然会被吃掉，不过，没有被吃掉的企鹅得到了社会性的一种回报：生存的机会在于不幸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粗暴的动物（1）
当安迪·格鲁夫统帅英特尔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评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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