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的大猴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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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叫她黄鼠狼？对于揭示我们职场生活中的怪异本质而言，那显得还不够古怪。
　　

高尚的猴子
如果公司领导属于自我吹捧型的管理者，很多人会深受其害。动物行为研究者恐怕应该向这些受害人一一道歉。（是，是，非常抱歉。请取一个号码排队等候接受我们的道歉。今天的队伍长度仅为1万英里。）来自原始丛林和热带大草原的理念对大公司的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自然历史学的观点会对研究工作场所中的行为有所帮助，假如我的这个看法正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吗？
　　悲哀的是，事情往往并非如此。
　　问题之一是，科学家也是人，他们在自然界中的发现常常是他们头脑中的理论和禀性驱使他们去寻找的既定成果，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此外，即便是最好的生物学理念，经过层层筛选过滤，最后传到公司高层和公司员工的耳朵里时，也会变得支离破碎，词不达意，说不定会被扼杀掉。
　　如今，对许多商界人士来说，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中，他们只在乎一句话——“适者生存”。其实这话也并非达尔文发明的。当公司高层管理者的薪水像坐高速电梯一样快速攀升时，当低级员工被丢进地狱时，这句话常常被人引用。（达尔文是从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那里借用的“适者生存”，但他不认同反社会的行为，而且还讽刺那些做出这类行为的人。“我曾在曼彻斯特的一份报纸上看到过一篇相当不错的杂文，”他在给同事的一封信中写道，“那篇文章竟然说，由于我证明了‘强权就是公理’，因此拿破仑是正确的，每个奸商也都是正确的。”）
　　公司主管就是无情的掠夺者，到了20世纪中期，科学界更加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观点。很多生物学家将人类的远古祖先描绘为残忍的、嗜血的杀手，虽然他们自己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恐惧。很多大学生都读过《攻击与人性》（On　Aggression）。康拉德·洛伦兹在这本书中认为人类生来具有暴力性。即使他们没有读过，他们也能从《苍蝇王》中看到“猿猴杀手”的思想体现，这本小书描写的是一群海上遇险的男学生流落荒岛，蜕化成部落野人的故事。大学生们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片头也会看到此种场景，该片开头是一个浑身长毛的人类祖先杀死他的敌人，并将他带血的武器——一根骨头，扔向空中，这根骨头翻着跟头穿越时空，魔术般地变成了一个太空站；因此，似乎人类的所有成就都是建立在我们内在的暴力本性之上。这种潜在的信仰一直持续到今天，众多公司高管、管理顾问，甚至政治家都在摆猿猴杀手的全部姿势，抱着胳膊，抿着嘴唇：别胡说八道，我就是猴王，不是随便说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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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基因
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一个生物学概念比“自私基因”被更广泛地误解或是更具破坏性影响。牛津大学的进化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76年出版了一本著作，标题就用了这个令人迷惑的词。他认为人只不过是基因的产物，基因之所以能延续下来，是因为具有残酷的竞争性，就像芝加哥黑帮一样。
　　这个标题只是一种比喻。显然基因既不自私也不慷慨，它们没有倾向性。道金斯只不过想说基因的基本功能就是尽可能多地复制自己繁衍后代罢了。他从未鼓吹自私是实现目的的最好手段。“让我们提倡慷慨和利他主义，”他在书中写道，“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自私的”。
　　我们与生俱来就自私的观点，如同适者生存的观点一样，有种直观的逻辑，一些人也乐于利用它。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就鄙视贸易商人和其他类型的商人，称他们是唯利是图的自私鬼。在被否定了2　000多年以后，商人们突然说：“噢，这样啊，你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过去的20多年发生了一些非常怪异的事，”牛津大学管理学教授约翰·凯（John　　Kay）在1998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以前只有那些憎恨商业的人才会谈商业的自私性——这个令人讨厌的特性，现在商界人士自己也热衷于谈论这个特性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否认自己动机的自私性，利益的狭隘性，行为的手段性。他们时常声称商业活动的目的就是利润。”凯没有责备他在牛津大学的同事道金斯。其他人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好责备的，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70年声称，“商业界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自己的利润。”但是，弗里德曼只是说出了人们期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说的话。
　　道金斯是个生物学家，尽管非其本意，他却给工商界人士提供了一个理由，让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自私不仅是从经济利益上考虑，也是人的自然属性。但这其实违背了道金斯的初衷。既然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为什么要羞于这种行为呢？
　　其实，何不将它推到所有可能的荒谬极点？何不让泰科公司花钱给CEO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的妻子在撒丁岛举办一个生日聚会，让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尿出纯正的伏特加？何不将世通公司变成伯纳德·埃博斯个人的小猪存钱罐？在这种狭隘的、极端利己的思想下，美国的一名播音员，一个自封为“自由媒体的灾难”的家伙，曾鼓吹美国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自私的贪婪对人类的贡献超过了特里莎嬷嬷无私的慷慨对人类的贡献。
　　但是如果人类生来自私的观点是错误的呢？
　　或许这个说法有点过于乐观。你可以说我们生来几乎不存在利己主义（例如母亲凌晨3点起来哄哇哇大哭的婴儿，就很容易证实这一点），但我们与生俱来的群居、合作，甚至是利他主义的行为，何尝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自私需求呢？这个观点不易被接受，特别对工商界人士而言，他们认为，要想成功甚至是生存，变得“强硬”和“倔犟”是必要的。
　　坦率地说，我也不容易接受这个观点。当我最终占据了办公室的一角，成为一家杂志的发行主管，手下有30名编辑人员后，我的工作任务就是吹毛求疵，甚至到了生硬粗暴的程度，现在一些老同事还经常善意地提醒我这点。后来我当了作家，这个职业让我变得和普通新闻工作者一样，喜欢使用苛刻的词句、发布坏消息、参与辩论和争吵。我在写商业报道时，内容总是涉及不正当行为。在写自然历史报道时，潜台词又往往是暴力。
　　作为《国家地理》杂志的供稿作家，我在博茨瓦纳与野狗赛跑，去观察血腥的杀戮；我曾经在塞伦盖蒂平原目睹了印度豹一天之内捕食6只瞪羚羊。这就是我在文章中描述的印度豹一天的生活，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花了3个星期观察印度豹，它们都在阳光下用舌头清理自己的皮毛，四处悠闲地散步。“自然界就是牙齿与利爪间的鲜血”可能不是描述野生动物生活的合适的或代表性的观点，但这正是人们想要看的。同大多数作者一样，我也几乎没有利己的想法，并曾经出版了一本书，献辞是“和你们一起下地狱”。因此可以说，基于我个人的秉性，我不会探寻丛林中或者职场上的合作性因素。但是重新审视本书，审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行为，我觉得我们正在忽略职场生活的核心事实：造物主是想让我们成为好人。
　　

礼尚往来
友善，即使只是战略性或操纵性的友善，也是商界难以忍受的。但应该也不至于太令人惊讶。人人都知道在职场上建立私人友谊、与周围的人保持关系的重要性。聪明的公司早已将这一观念融入员工的职场生活中了，尽管偶尔手法十分拙劣。
　　肯·瓦恩小时候在罗德岛州的一家电镀金属公司做学徒，如今是Lands？蒺　End的业务员，他说：“他们首先给你一个5加仑装的桶，上面标着‘蓝色蒸汽’并让你到会计部门去收集它。会计部门没有蓝色蒸汽，于是他们让你去生产部门，就这样，每个部门的人都会问你是谁，曾干过什么。这种方式有助于你认识朋友，同时也让你感到害羞。如果你没有幽默感，那就走人。”
　　同样，当艾伦·摩尔开始在马里兰州的W·L·戈尔公司做营销员时，他们给她一页大约50人的名单并告诉她，她需要出去认识这些人。最初的6个月她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和人聊天，体会这种工作——“就是在外边逛”。工时与效率专家肯定会对此怒目相斥。
　　摩尔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推销一种即将上市的新型服装，这是一种超轻防水、透气面料的风雨衣，这种产品的卖点是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塞进旅行包内。产品正式投放市场前两天，有人给她出了个主意，把新产品面料和竞争者的纤维面料放入不同的透明玻璃罐里，然后加压，向消费者展示他们的新产品能被压缩到什么程度。你也许会想，要是摩尔在与客户的闲谈上少花点时间，专心思考如何促进自己的工作，没准她早就能在产品展示会的最后期限前想出这个主意。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摩尔说：“我认识一个在工厂修理机器的维修工。我经常走过去和他聊天，也就是说些‘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之类的话题。我想让他帮我给玻璃罐加压，并做抗氧化处理，以便罐内的面料看起来漂亮些。我告诉他两天后就举行产品展示会，这时他的眼睛瞪大了，因为他手头上还有其他活儿，而且我要求的工作还需要做些设计，这需要科学的精确性。他说，‘为了你，我会完成的’，而且他做到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
　　在有些国家，商业和社会网络是通过相互交换礼物和人情而精心建立起来的，他们称之为关系。从赢得数百万美元的订单，到在市场上买到鲜鱼，关系能够影响一切。即使是在伪善、残酷的美国投资银行界，一些人也明白好人有好报的道理，并且不仅仅是为做给上司看。
　　“为人友善的员工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就认识到和公司的复印中心建立良好关系的价值，”约翰·罗尔夫和彼得·特鲁珀在他们的著作《华尔街追梦实录》（Monkey　　Business）中描写了他们的华尔街生活，那时他们还只是帝杰投资公司的普通职员，“即使在他们不需要复印中心提供快速服务时，友善的员工也会帮助复印中心的工人给复印机的传送轮加润滑油。每隔几个星期，友善的员工会订五六个比萨，并送两个给复印中心的工人。每个月，友善的员工会到食品店买一箱啤酒送给复印中心的工人。到圣诞节时，友善的员工会把20美元的钞票塞到复印中心负责人的口袋里，并送出良好的祝愿，或者是50美元和更多的祝愿。以后，当他真的需要快速复印服务时，友善的员工会发现，他被安排在等待复印的队伍的最前头，后面那个平时尖酸刻薄的家伙嘴里嘟囔着无用的责难话语，那个家伙需要的复印服务3个小时后才完成，早就超过了老板要求的最后时间。这就是礼尚往来。”
　　

慷慨源于自私
对猴子、猿、投资银行家以及其他很多曾被视做野蛮生物的物种而言，友善——即便是战略上的友善，是一种自然行为。猴子向来与家人、朋友群居在一起，它们花在修饰其他同类身上的时间占去了它们醒时的大部分时间。猴子可以一次坐上20分钟，抚摸、拥抱他的伙伴，在伙伴的毛发之间轻轻地翻动，看起来像在寻找毛刺或者是小块脏东西。所有这些动作的接收者通常舒展着身体，闭着眼睛，一副享受的样子。它们懒洋洋地躺着，就像吃完美食后做个SPA——非常舒适的SPA。你都开始有点儿嫉妒它们了。
　　过去的40年里，生物学家花了大量时间来合理地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狒狒，或者商界人士都愿意表现得友善、慷慨，甚至是无私待人。他们知道这是事实，但是按照最狭义的达尔文主义术语，他们无法合理地做出解释。帮助别人、分享食物、抚养别人的后代，这必然要放弃自己的资源，但是顽固的达尔文主义者只想着积累自己的资源。或许他们认为，就像你的白痴邻居在他的宝马牌汽车上的保险杠上写着的：“拥有最好的玩具，死了也是胜者。”
　　生物学家通常用自私来解释利他主义，这听起来很奇怪。最开始，做出慷慨行为的那个人肯定会从中得到某种益处，否则慷慨不会成为人类的一种本性。也就是说，慷慨基因一定帮助过我们的祖先生存下来，从而使他们能够将更多的基因遗传给后代。否则，利他主义会逐渐从人类的基因库中消失。根据这些关系，生物学家提供了利他主义行为的三种解释：
　　◆互惠的利他主义认为，人们为别人做好事是希望最终得到回报。例如梳理毛发的行为，就是灵长类动物建立社会关系的方式，而且确实奏效：在打架时，相对于那些仅仅相互认识的猴子，互相梳理过毛发的猴子更可能会向受欺负的搭档伸出援救之手。对工作场所中的人类而言，实现互惠的利他主义通常不从为同事找虱子开始，而是通过友好的交谈和亲切的语言来完成这种梳理毛发的工作，就像戈尔公司的艾伦·摩尔那样，或者是分享比萨。一些生物学家认为人类发明语言首先就是为了替代相互梳理毛发的行为，语言是一种新的、改进了的社会联系形式。或许，我们最熟悉的关于互惠利他主义的俗语——“如果你帮我挠背，我也帮你挠背”并不是偶然发明的。
　　◆同族选择理论认为，人们帮助自己的亲属主要是为了把自己的基因遗传给后代。我们助人为乐的意愿和我们与受帮助者的血缘远近程度成正比，这是必然的推论，或者正如一位生物学家曾经开玩笑说的那样，“我愿为两个兄弟、四个表兄妹、八个外甥而死。”如果你认为这与职场无关，请记住，80％～90％的企业是由家族所有或控股。这包括财富500强中的185家企业（包括强生、万豪、沃尔玛）以及全球财富500强中的企业，如宝马、SAP、三得利、和记黄埔和圣斯伯雷公司。
　　当非洲长尾黑颚猴群中的母猴王把王位传给它的一个孙女时，或者，当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的曾孙威廉·克雷·福特成为公司CEO，把拥有33年丰富管理经验的雅克·纳塞尔（Jacques　Nasser）从树尖上踢下去的时候（尽管采用了金色降落伞策略），这就是同族选择。
　　◆第三种理论——障碍规则是最新提出和最违反直觉的，它是指人们在竞技中主动给自己设置障碍或不利条件。这种解释认为，动物和人类从事冒险的行为，包括利他主义，主要是为了表示他们足够强大。这种展示越多越大胆，它带来的地位就越高。孔雀开屏就是障碍展示的典型例子。孔雀维持开屏状态非常困难，而且还会招来麻烦，一旦开屏就很难逃过捕食者。当雄性孔雀开屏并抖动它那些可笑的羽毛时，它们就像是《王牌大贱谍》中的奥斯汀·鲍威尔在说：“嗨，宝贝，我还在这里。”
　　在公司高层管理者追求的那些危险娱乐活动——空中滑雪、赛车、飞机模拟空战中，我们很容易看到障碍规则。但是，无论从事空中滑雪还是慈善事业，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目的。在他的纺织厂被大火夷为平地后，马萨诸塞州莫尔登纺织厂的老板艾伦·佛尔斯坦（Aaron　Feuerstein）宣布在工厂重建过程中不裁员且照发工资，这为他赢得了“莫尔登大善人”的美誉。CNN的创始人特德·特纳同样也展示了障碍规则——他宣布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不幸的是，佛尔斯坦很快就破产了，特纳的净资产却增加了数十亿美元，这显示出利他主义具有相当的风险性。）
　　

亲密的本能
对利他行为还有另一种解释，至少对佛尔斯坦或特纳适用。在过去的几年里，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为之欢呼鼓舞。他们认为，我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健，相反，我们会慢慢地衰老。（可以这样解释：如果没有社会的支持，人们的心脏病、慢性压力、艾滋病以及其他不适症状恶化得会更快。）只有融入群体和社会之后，我们才能成为完整的人。
　　年迈的企业家们通常会发现，当他们卖掉耗费毕生心血经营的公司时，会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猴王，而变成了一个被驱逐者。被隔离的焦虑，一种深深的、恼人的失落感，经常折磨着退休者和被解雇的工人。对一个警察而言，当自己14年的搭档突然被推进医院麻醉室时，也会有这种感受。
　　和绝大多数种类的猿猴一样，我们是感情丰富的社会动物。我们有建立亲密关系的本能。当我们加入某个群体时——尽管我们顽固的意识不愿意这么做，我们倾向于有所改变，改变形象，接受思想：我们的情绪影响着周围的人，他们的情绪也影响着我们，相互传染，瞬间发生，不知不觉。我们开始模仿新同事的穿着，谈吐中显露出公司的特质，在IBM工作就流淌着蓝色的血液。在耐克公司，一些年轻的销售代表称自己为爱克尼（由英文Nike一词反向拼写而来），并刺耐克标志的文身。就像电影《高保真》（High　　Fidelity）中音像店的店员一样，他每周受雇工作两天，却每天都在店里露面。工作场所变成了我们的部队和部落，我们开始用自己和公司的眼光来看世界。
　　不论是好是坏，这种关系是发自内心的，甚至是生理上的：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影响我们的血压和体内产生的各种物质的水平，如复合胺、多巴胺、皮质醇（氢化可的松）和雄性激素，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甚至影响我们的生育能力。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所说的“扶助和友好”的反应和我们熟悉的“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同样自然。对我们而言，为人友善，照顾他人，接受他人的照顾，这些和呼吸新鲜空气一样自然。
　　我们的脑海中已经开始浮现能够证明这个逆向观点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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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让人愉快
如果工作就像我们经常抱怨的那样，是你争我夺的竞争，那么我们心里隐藏的秘密就是：我们喜欢自己的同事。我们试图忘记这点，或者不首先考虑它，是因为工作场所中的艰辛、挫折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事件总是困扰着我们。通常，人们80％的活动时间都和其他人在一起，我们生来就喜欢与他人相处。建立社会关系、与同事合作会让我们感到快乐，让我们更健康，更长寿。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罗杰斯先生①穿上他的开襟羊毛衫，问“你是否愿意做我的邻居”时，我们会感到温暖，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是电视虫。
　　我们知道，合作意识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进化史中，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大脑中控制情感的神经中心出现了兴奋。在对老鼠进行的一项著名实验中，科学家将电极置入了它大脑中的纹状体内，这是中脑内的一个区域，有很多接收多巴胺的神经末梢，而多巴胺可以减缓疼痛感。只要老鼠蹬笼子内的一根木条，电极就会给老鼠的大脑神经末梢带来不同程度的快感，老鼠乐此不疲，宁可饿死也不愿停止蹬那根横木。
　　老鼠很愚蠢，对吧？但是人类大脑内也有纹状体，友好的社会关系可以给那个区域带来快感。在埃默里大学最近的一项实验中，行为科学家使用磁共振成像（MRI）技术来记录进行社会交往的女性的大脑活动。这些女性可以选择坦城地合作或者骗人。接下来是一个经典的实验室游戏，称之为“囚徒困境”：两位游戏者简短会面，然后分别坐在不同的房间通过电脑进行20回合的游戏。在每一回合，一位游戏者都可以选择贪婪或者合作。如果两人都选择贪婪，那么每人将得到1美元。如果一个人选择合作而另一个人选择贪婪，那么前者什么都得不到，后者得到3美元。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那他们每人将得到2美元。
　　当游戏者选择合作时，MRI成像显示纹状体的活跃性增强。女性们从合作中得到的神经快感和老鼠蹬横木时得到快感是相同的。被测试者报告说，当他们变得无私和具有合作性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更好一些。科技作家纳塔利·安吉尔（Natalie　Angier）对实验结果进行了精妙的总结：“在这个贪婪和争斗四处弥漫扩散的时代，尽管难以置信，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与他人合作，选择真诚相待而不是玩世不恭、选择无私而不是自私，这些细小的、勇敢的行为就会使大脑暗自享受愉快。”
　　科学家们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快感。当一些意外惊喜降临时，多巴胺也会释放出来。他们需要在男性实验中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似乎男性的大脑与女性的不同，男人更加沉迷于支配而不是合作。不过科学家还没有在公司中层管理者身上做这项实验。那些雄心勃勃想晋升为公司高管的家伙，没准早已经开始谋划如何使用埃默里大学的研究成果，在某块新大陆上建立新基地，降低第三世界血汗工厂的劳动成本：“缝制衬衫的缝纫机上不是有微芯片吗？我们可以在操作工大脑内的纹状体中植入电极，然后把它和缝纫机芯片无线连接起来，这样，只要缝纫机运转就会刺激操作工大脑内接收多巴胺的神经末梢。小老鼠的实验结果又在这里上演：工人们宁可饿死也不愿停止工作。”幸好，到目前为止，这种脑外科手术的成本还太高，公司仍无法承受。
　　但是，还是有些行为上的证据来支持这样一个乐观的结论：男性和女性一样，天生具有合作性，追求公平，甚至道义。这些本性可能与自私贪婪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道德并不是人类进化后期才出现的，也并非无关紧要，”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说，“它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具有的古老的亲情和亲密倾向有关，是人类和所有其他种类的动物共同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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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化学作用
举个例子，草原田鼠是一种鼠类草食动物，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各州的草原上。在对社会性纽带（social　bond）的神经生理学解释上，研究者认为草原田鼠给他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我们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当我们沉浸在参与团队比赛或工作并取得意外成功的喜悦之中时，我们的大脑经历了何种过程。它们还会帮助解释，当我们让重要人物放下他们的重要工作，去接受关爱、拓展训练的时候，人力资源关系会发生什么细微变化。（“好，现在请闭上眼睛并向后倒，”团队精神教练真诚地说，“你的队员会托住你的……”）甚至，连经济学家们也开始认真研究草原田鼠，他们认为这有助于解释，当会议磋商进展良好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在发挥作用。例如，草原田鼠的行为可以解释中东问题和平会谈中的一项历史性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当然这绝不仅仅是一时的个例。
　　草原田鼠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10～12只田鼠居住在一个洞穴里。它们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雄鼠和雌鼠形成永久的配偶关系，除了偶尔轻率的性行为，它们终身生活在一起，共同抚育后代。相反，它们的近亲山地田鼠却属于西部牛仔。除非交配时节，山鼠它们不结交伙伴，接着——呀呼！——它们能在任何地方与任何对象交配，有时还吃掉自己的幼子。这两种老鼠有99％的基因组都是相同的，现任美国国家心理健康协会的负责人汤姆·因赛尔对它们的行为差异如此之大备感惊讶。他把这种差异归因于大脑产生的两种肽激素，分别叫做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
　　医生们经常给孕妇注射一种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药物，叫做催产素，通过引起子宫的剧烈收缩来催产。催产素也能使母亲产生乳汁并喂养孩子。但是，新生儿父亲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也会增高，同时，他的后叶加压素水平也会增高。这些荷尔蒙导致的生理反应通常体现在感情和行为上。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能降低心率、呼吸频率和血压，令新生儿的父亲心情平静和愉快。而后叶加压素则似乎会使他产生警觉感以及照顾新家庭的愿望。所有这些荷尔蒙的变化使新生儿的父母与他们的婴儿容易建立、形成一种社会纽带，否则这个婴儿就只是一个会吵闹、撒尿的小异种。
　　同样的荷尔蒙会帮助建立性关系纽带。求爱时，男性和女性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后叶加压素以及多巴胺开始释放。伴随着这些生理变化，双方的社会焦虑感都会降低，身体彼此贴近带来的快感会增加。在草原田鼠中，这些荷尔蒙是形成终身配偶关系的关键。当研究者们向它们的大脑中注射更多这样的荷尔蒙时，草原田鼠会更加倾心于对方。在山地田鼠中，情况则恰好相反，注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和后叶加压素对改变它们的滥交性行为毫无用处，也无法把它们由放荡不羁的牛仔变成性格安稳、更加社会化的好家伙。所以荷尔蒙本身说明不了问题。
　　因赛尔发现，这两种老鼠的大脑结构存在显著区别。草原田鼠接收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和后叶加压素的神经末梢主要集中在大脑中的某些特定区域，这些区域与情感的回报和增强相关。雄鼠和雌鼠交配时，荷尔蒙水平的急剧上升刺激了这一特定区域，也因此使它们更加爱对方。显然，爱人的眼光（或者更可能是气味），使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和产生快感的神经传递素多巴胺产生了美妙的相互作用。而山地田鼠的神经末梢主要分布在大脑其他地方，这些山地田鼠专注于“一夜情”。在它们眼里，这只山地田鼠和那只山地田鼠并没有区别，因此社会纽带也就不存在了。
　　人类，这个自称单一配偶的物种又如何呢？人的大脑在多大程度上与草原田鼠类似呢？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披着人皮的山地田鼠呢？研究者通过观察自称疯狂坠入爱河的学生情侣发现，磁共振成像显示他们的神经末梢反应好像集中在与毒瘾有关的大脑区域。事实上，他们的大脑神经反应看起来与正在吸食可卡因的人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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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本能（1）
也许你并没有疯狂地爱上你的同事。因此，这些荷尔蒙的研究和工作场所有什么联系呢？即使是在陌生人之间，小小的表示信任的行为都能够引起血液中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的快速激增。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尔蒙特大学进行的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在计算机实验室内把相互不知姓名的一群人随机分成两人一组。研究者给“第一决策者”（DM1）10美元并告诉他可以与“第二决策者”（DM2）分享从0到10美元的任何数额的钱，第二决策者实际上将得到该数额3倍的钱。然后第二决策者可以选择要不要将其中一部分钱返还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