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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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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史料来看，朱允炆在历代君主中，身上负面的东西不太多，但说到底，明朝帝座上坐着的究竟是谁，这件事本身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朱允炆坐得，朱棣坐坐又何妨？谁坐那个位子，都是朱家的皇帝，都无改乎那权力的本质，旁人犯不着拥护一个，反对另一个。
就此论，朱棣撵走朱允炆、夺了金銮殿，本无所谓对与错，只要这种改变对国家、人民和历史不带来损害或问题，就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
撇开朱允炆这个人具有一般帝王身上某些不多见的积极面不论，他的被推翻，也反映出极权制度已发展到令人悲绝的地步。如前所述，“靖难事件”可以说是由朱元璋一手造成的，是其咎由自取；而进一步看，则是中国古代帝权这种国家权力形式，到朱元璋手中完完全全发展成“家天下”之后，所必然要有的恶果。
虽然“天子”这丑陋的事物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许多许多年，虽然社会权力一直越来越远离“公”的范畴而向“私”的范畴集中，但是，权力变成彻头彻尾“大私无公”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在朱元璋手中完成的。他完全视权力为自家私有之物，不容他人稍稍分享。为着这极端自私的权力观，他尽戮功臣、裁撤中书省、使军队与将领相脱离、用诸王子为藩镇……这些措施，固然可以让他所视为一己之私的权力杜绝被社会或他人分享，然而恰恰也造就了朱棣那样的野心家，以及自家骨肉相残的局面。
我们当然不去为朱允炆被亲叔父所推翻而叹息，但不能不为这样一种极端自私的权力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而扼腕。朱棣篡权这件事之所以罪恶，实质不在于叔父干掉侄子、自己去当皇帝，而在于它宣示了极权制度必将鼓励、煽动人性中最坏的那些东西，诸如贪婪、残暴、迫害、奴役和独裁。
明朝一亡，黄宗羲即写下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朽之作《原君》。非有明代的三百年历史，出不了这种文章。汉唐不能出现，甚至宋人也还写不出，必经明朝历史之后，才能达到像黄宗羲这样痛切的认识。文章所探讨的，是权力这事物如何从远古的“天下为公”，异化到当下的“家天下”。它抨击了君权的理念：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32｝
这段话，锋利无比，每一个字都直捣君权邪恶之要害。至若“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至废孟子而不立【朱元璋曾因孟子的反对“独夫”的民本思想，下令撤去孟子配享牌位，并删订《孟子》】”，“而毅宗【崇祯皇帝朱由检】之语公主【长平公主】，亦曰：‘若【你】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等句，更将矛头直指朱明皇室。
黄宗羲指出，这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的极端主义君权，是拿天下人为仇雠，而置自己为“独夫”。因为独霸一切，结果也就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一人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也许写这些话时，黄宗羲脑海里就曾想到过朱允炆的悲剧。
朱允炆的悲剧，纯粹是制度的悲剧。就个人品质来论，他并不该被推翻赶下台。关键是，他所继承的权力，既过于诱人，又非他这样性情的人所能掌控。朱允炆与祖父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之间，天然存在一种矛盾———一个缺乏“独夫”素质的人，被安排到了“独夫”的位子上。这非但可悲，且尤荒唐。于是，另一个人杀了出来———他迟早会杀出来———这就是朱棣。那“独夫”式的极权，既令朱棣垂涎三尺，他自己又生性极适合这权力。于是，朱允炆时代短短四年便迅速崩溃。朱元璋自己虽未选对接班人，但他所设计的权力体制却准确无误地找回最正确的接班人人选。
伪君子朱棣（11）
罪恶是一种本质性的力量。
罪恶一经种下，就将同生命一样，要生长，而且无法遏止。
从朱元璋设计的极权体制，到朱棣取代朱允炆充当这种权力的继承人，有必然性。从朱棣攫取这种权力，到他发展、完善之，将其进一步推向极致，也有必然性。
朱元璋庙号“太祖”；朱棣起初的庙号是“太宗”，后来嘉靖皇帝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这一改，改得大有道理。因为到了嘉靖年的时候才看得越发清楚：明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朱元璋只是创始者和奠基者，并非完成者；朱棣对这一权力形态的完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嘉靖皇帝才不仅将朱棣放到与朱元璋并为二祖的地位，而且用了一个“成”字来评价他的贡献。
成就的“成”，成功的“成”。
他的成就是什么？成功又在何处？
当然不仅仅是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南京，将侄子朱允炆赶下龙床。毋宁说，当他终于一屁股坐在宝座上时，一切不过刚刚开始。
“合法性”的梦魇
虽然空前的极权，刺激、诱惑并催生了朱棣这样一个人物，虽然事实证明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体制的合格继承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毕竟是以不合法的方式得到了似乎原本天生就该属于他———或者说只有他方与之相配———的权力；而在另一方面，他的权力越是来得不合法，他就越会想方设法、调动一切手段来强化这权力，结果二者反倒相得益彰，彼此生发，将各自的真谛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国古代帝权的最高阶段，便以这怪异逻辑找到了自己完美的代言人。
朱棣以武力推翻建文帝，虽非不费吹灰之力，但确实颇为顺利，就像两个不同重量级的拳手之间的较量一样没有悬念。
他称帝的真正障碍，不是朱允炆，而是“合法性”。
当把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为他打开城门之时，战争结束了，然而朱棣却意识到，现在他才面临着真正严峻的考验。作为胜利者，他享受到的不是欢迎、拥戴和臣服。他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承认。史料为我们揭示出朱棣进入南京城时所遭遇的尴尬局面：迎降的朝臣不过百十号人，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33｝，这还不包括自尽者、被捕者。假如置换为现代民意调查的表述方式，朱棣的民意支持率不足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
朱允炆良好的声誉是一个原因。万历年间，李贽于《续藏书》借评述方孝孺其人之机，极大胆地在同洪武严政相对照的意义上，称赞建文的四年之治：“盖【洪武年间】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比朱元璋为严冬，而把朱允炆比做阳春，乃至说他善始善终地（“专一”）只把温暖带给民间。这个说法应不过分。朱鹭在其诗《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里写：“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严霜，指朱元璋；天命虽新，指朱棣上台。诗句中对朱允炆怀念之意甚浓。
不过，这是较次要的原因。虽然古代因为“人治”的习见，对贤君心向往之，但朱棣之不受欢迎，却不可以这样简单地归结到对他们个人品质的爱嫌。
士大夫，或者说儒家官僚，有自己的政治理性。它反映在若干原则上，例如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这些原则，基于儒家对心目中政治秩序的诉求，关乎它所理解的国家根本和大体，是不可破坏的，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也是优先于道德标准的最高标准。
孔子在世时，即有意识地致力于建立这种秩序，他在七十岁左右的高龄，完成了毕生最后一部著作《春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34｝此书之作，即为正名分、立褒贬，司马迁评曰“以绳当世”｛35｝，近人则称“儒家政治思想，以《春秋》为最高标准”｛36｝。孔子自己有一句话：“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对此，经学家刘熙解释为：“知者，行尧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见贬绝者。”意即《春秋》树立了一个标杆，明确了应该怎么做，和不可以做什么；为此，有人会拥戴，也有人会怨恨。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标杆呢？说到底，就是制度，是任何情形下国家政治都不能被侵犯被破坏的礼法———甚至当从道德层面可以得出相反结论的时候。比如暴君被杀，依《春秋》的书法，也仍旧要用“弑”字，不能称“杀”，《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曾记“莒人弑其君密州”，这件事，实际上是莒国国君为其人民所共弃，但《春秋》坚持称“弑”，因“弑”字当中，保留了以下犯上的意思，这层意思在孔子看来必须申明，哪怕那暴君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国家体统仍是要坚持的。所谓“春秋笔法”，实际上就是借对历史事件的书写，形成评价，建立一套理性的政治原则。例如：吴、楚两国国君已称王，《春秋》仍坚持周天子所予封号，称“子”。公元前6３1年，晋文公很不客气地以霸主身份将周襄王召至河阳、践土（古地名，在今晋豫一带）接受诸侯朝拜，这是严重违反礼法的举动，《春秋》于是记为“天王狩于河阳”，因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狩’”｛37｝。用这种记述方式，捍卫他认为绝不可以动摇的秩序。鲁惠公死后，嫡子（后来的鲁桓公）年幼，因此由继室之子暂摄君位，这就是鲁隐公，《春秋》对此事，很严格地写作“元年，春，王正月”，虽然确实发生了新君即位的事实，但在文字上绝对不用“即位”字眼，只用“元年”来表示发生了执政者的交替，这样死抠字眼，在于强调忠实于程序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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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12）
这种政治理性，经过一千多年来从汉儒董仲舒到宋儒程颐等的深入阐释，到明代在士大夫心目中已根深蒂固、不容移易，构成他们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概念。
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嘉靖初年那场极激烈的“大礼议”。当时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去，无子，由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成为嘉靖皇帝。他在当皇帝的第五天就下令讨论生父兴献王的尊号问题，亦即想给父亲追加皇帝名号，一下子引起非常复杂的伦理问题。根据礼法，作为入继者，朱厚熜继承皇位的同时，便自动以孝宗朱祐樘为父（朱厚熜与朱厚照同辈），现在提出给本生父上皇帝尊号，实际上就成为“继统不继嗣”。以我们今人的眼光，可能觉得这种问题无关痛痒，而在当时，却事关皇帝权力由来是否合法的大节。于是由首辅杨廷和带头，满朝士大夫奋起抗争，双方僵持三年之久，最后演变成“左顺门事件”。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自尚书、侍郎至员外郎、主事、司务等二百二十位官员，以相当于现代静坐示威的方式，跪伏在左顺门外，务求皇帝纳谏，嘉靖几次传旨令退去，皆不听，仍跪伏喧呼。嘉靖帝大怒，出手镇压，除当即逮捕一百四十二人外，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戴罪听候处理；七月十七日，命所有参与此事的四品以上官员夺去俸禄，五品以下俱处以廷杖，受廷杖者人数达一百八十余人，其中，死于杖下者竟达十七人。
由“大礼议”我们清楚地看到，明朝一般儒家官僚心中对于“合法性”，持着怎样的无法通融的极固执的态度。
朱厚熜是名正言顺做皇帝的，他无非想捎带着把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引入皇帝行列中，尚且招致士大夫阶层的一致抵制。那么，身为颠覆者，凭仗武力推翻合法君主、夺取帝位的朱棣，将面临怎样困难的局面，就更可想而知。
南京被燕王控制以后，大多数忠于朱允炆的人选择了弃官和逃亡，他们用这种办法拒绝与篡权者合作，只有少数人转至各地武装抵抗，但很快都被扑灭。如果跟崇祯皇帝自尽后对满清比较激烈的抵抗相比，这似乎显得平淡。不过其中情形并不相同，明末抵抗是基于亡国之痛，而朱棣篡政说到底是朱姓王朝的“家事”，不合法归不合法，江山终究没有易手。对此，士大夫的祖师爷早就教导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38｝“天下有道则见【现，指出来做官，参与政治】，无道则隐。”｛39｝“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40｝眼下的情况，大约就属于“无道”罢。所以，跑掉，不合作，躲起来不做这个官，就够了，就足以表明自己对时事的评价了。
此种局面，朱棣事先应该料得到，就不致措手不及。但他未曾料到，愿意与之合作的人是那样少；而且，除了皇室亲贵———这批人因为朱允炆的削藩政策，早就站在朱棣这一边———迎降队伍中头面人物寥寥无几，部长级（尚书衔）只有一个茹瑺，副部级（侍郎）四位，以下都是中低级官员，反观他先后两次开列的“奸臣榜”，吏、户、兵、刑、工、礼部尚书和太常卿、大理寺卿俱在其内，加上一堆侍郎，外带一个皇帝首席顾问、知识分子领袖方孝孺。他更没想到，在大局已定之后，这些人绝大多数仍坚持死硬立场，甚至他做足姿态、给足面子，对方仍不买账。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撵走朱允炆、在肉体上消灭之是一码事，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法性”是另一码事。
有迹象表明，最初，朱棣是渴望“合法性”的。他愿意事情尽快步入正轨，从篡位者的阴影里摆脱出来。
那个替他策划了整个叛乱夺权计划的智囊人物道衍和尚（姚广孝），早就深谋远虑地忠告过他：进入南京后，当务之急是搞定方孝孺。道理不言而喻：如果连方孝孺且为朱棣所用，以他在士林中的声望，令儒家官僚集团接受既成事实，无疑将变得很容易。朱棣亦深知其意义，捉住方孝孺后，依姚广孝之言，亟假以辞色，结果却大失所望，进而恼羞成怒。《明史》对这一段的描写，细腻可观，如小说一般：
伪君子朱棣（13）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
至是欲使【方孝孺】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
成祖降榻，劳【慰问】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国赖长君【意指建文之子年幼不足立】。”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顾【示意】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成祖怒，命磔诸市。｛41｝
方孝孺果然厉害。本来，朱棣摆出礼贤下士姿态，“降榻”亲迎，口称“先生”，很像一位贤明的君主。但方孝孺不吃这套，一意剥掉他的伪装。朱棣因对方是大儒，主动投其所好，顺带也自我表现一下，说起了《周公辅成王》的故事。他实在万不该说这个，不说还罢，一说，则让方孝孺逮个正着。方孝孺抓住此话，就合法性问题向朱棣连连进攻，招招不离后脑勺，朱棣初还勉强抵挡，随即左支右绌，终于辞穷，扔出一句“此朕家事”，放弃讲理。
这场抢白，方孝孺不但明白地告诉朱棣：“你的所作所为，全都非法。”而且连提三问，每一问，都把朱棣逼到死角，让那伪君子的面目大白于众。本来，朱棣希望“转化”方孝孺这么一个士林领袖，以度过“合法性危机”。他让方孝孺“草诏”，方若接受，则不啻承认了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而方孝儒的威望，使这一承认比所草之诏的意义更为重大，势将在朝野内外整个精英阶层起到示范作用。然而，方孝孺不但拒绝效命，反就合法性这个最敏感的问题穷追不舍。
方孝孺的态度，让朱棣山穷水尽。他已然认清，自己的行为不可能指望得到正统儒家官僚阶层的接受与认可。于是，一方面，他难免恼怒至极而丧心病狂，另一方面，他确也只剩下一种选择：运用暴力，去强化到手的权柄。
“磔”，是将犯人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的极刑。朱棣这样处死一个读书人，除了发泄极度的仇恨外，显然还包含更冷血的目的，那就是恫吓，希望可让正统儒士胆寒。
这层目的，更由他的进一步措施得到验证。
方孝孺自己被杀（时年四十六）不算，朱棣复诏“诛其九族”，说是“五服之亲，尽皆灭戮”｛42｝。将与方孝孺血缘相近的亲族全部杀光，朱棣犹“怒不已”，闻所未闻地“必欲诛十族”。
所谓“九族”，典出《尚书·尧典》“以亲九族”。历来经学家有不同解释，一派认为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一派认为是从自己算起，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明清刑律服制图则规定，直系亲属上推至四世高祖、下推至四世玄孙，另外再在旁系亲属中横推至三从兄弟的范围。不管怎样界定，九族尽诛，一个人现有的亲属基本就一网打尽，杀无可杀了。饶是这样，朱棣意犹未平，怎么办？他就破天荒地“将其朋友代为一族诛之”｛43｝，这样凑成“十族”。
孝孺案总共杀掉多少人？黄佐的《革除遗事》记载有八百四十七人，李贽的《续藏书》记载有八百七十三人，略有差别，可能万历年间（李贽生活于此时）的研究者对罹难者又有新发现而使总数增加了二十九人。除直接死难者，受方案牵连被发配、充军的，又有千余人；直到一百多年后，万历十三年三月，终于全部赦免被方案牵连流放各地者时，统计的人数仍达一千三百余人。｛44｝
方孝孺以一人之“罪”，造成成百上千人陪死、落难，说明了三点：第一，朱棣确有嗜杀残暴的禀性，比之乃父只过而无不及；第二，与方孝孺其人的特殊性有关，这种特殊性不单指他的政治地位，更源于他的精神影响力；第三，如此滥杀，远远超出了满足报复快感之需要，不宜仅理解为一种非理性冲动，事实上它主要的效果，在于对暴力、权威的炫耀。朱棣既然不能以“德”服天下，就索性以最血腥的面目示人，开动其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压平其通往合法性权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伪君子朱棣（14）
整个永乐元年，都是在血腥中度过的。方孝孺案象征着大屠杀的开端。除方孝孺外，被以灭族灭门对待的，还有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大理寺卿胡闰、御史大夫景清、太常寺少卿卢原质、礼部右侍中黄观、监察御史高翔等多人。每案均杀数百人。如黄子澄案，据参与《明史》写作并主撰《成祖本纪》的朱彝尊说：“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45｝胡闰案，据《鄱阳郡志》所载，“其族弃市【处死而不许收尸】者二百十七人”，而累计连坐而死的人数，居然惊人地达到了“数千人”！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我们在官史中也读到“胡闰之狱，所籍者数百家，号冤声彻天”｛46｝的记述。朱棣登基后，遭灭门之祸的究竟有多少？已难确知，但仅那个永乐初年著名的大酷吏陈瑛，经其一人之手，就“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47｝。
这种暴力，甚至于可以毫无尺度。方孝孺被诛“十族”，虽已闻所未闻，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遭牵连者毕竟与方家有这样或那样私交的名义。后来，则发展到纯粹伤及无辜的地步。如景清一案，“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48｝。就是说，景清乡邻全部遭殃；“转相攀染”四字黑暗之至，最后弄得几乎成为“无人村”。另一个被族灭者高翔，除了满门杀光，还被挖了祖坟；犹不足，复先把高家产业分给他人，再宣布凡被分给高氏产业者，全部课以重税，“曰：‘令世世骂【高】翔也’”｛49｝。这才叫“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除被灭族者之外，还有许多人，自己被处决后，其家属或被宣布为奴，或辱其妻女，使嫁最贱之人。直到二十二年后，这批人才被特赦为“民”，“还其田土”｛50｝。
中国历史上向来不缺乏杀虐，但以往多为战争、种族冲突、暴乱、阶级压迫、灾荒所致。作为纯粹的政治迫害，像朱棣报复建文忠臣如此大规模的事件，杀戮之狠、株连之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父亲朱元璋一生也搞了几次大的政治迫害，但那是分散在他三十年统治的不同时期；单论一次性地集中迫害，永乐元年当之无愧地创下了历史之最。
但其中情形又颇为怪异。朱棣的血腥杀戮，本意是树立威权、降服人心，可是杀人越多，也益发凸显了他权力基础的薄弱；他每杀一个人，都等于向世人宣告：“又出现了一个反对者———虽然被我干掉了。”另一方面，不断有人慷慨赴死，恰恰不断在证明被推翻的建文政权更合人心，或在人们心目中是更具法律或道德合法性的政权。在朱棣的酷刑面前宁死不屈、坚持立场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家翻翻《明史》，列传第二十九到第三十一，即卷141～卷14３之间，记述了大大小小这样的故事一百来个，个个精彩，让人肃然起敬。还有更感人的故事，有人原本并不在所谓的“逆臣”之列，但为着正义，竟然自己送上门去：方孝孺处死弃市，开国名将廖永忠之孙廖镛、廖铭兄弟二人，明知危险，也不避斧钺，挺身而出，将支离破碎的忠臣遗骨收捡起来，葬于聚宝门外山上。事后，镛、铭果然被捕处死，他们另一个兄弟廖钺及从叔父廖昇也同时受牵连而充军戍边。
许多年后，李贽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了一番话：“故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风之，连茹拔之【植物根部相互牵连的样子，指士大夫们彼此因信念而团结】，而建文复以春温煦之耳。”｛51｝意思是，之所以当时有那么多士大夫在淫威前宁死不屈，是因为一有方孝孺做榜样，二来整个儒士阶层为操守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还有建文在位四年清明政治所给予大家的感动。现实如此，朱棣怎么办？也应该设身处地地替他想想：当时若不大开杀戒，势难压平局面；然而，屠刀高举的结果，反而更加彰显地暴露了他失道寡助的处境。左也不好，右也不是，的确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伪君子朱棣（15）
自打朱棣将朝思暮想的平天冠｛52｝戴到自家脑袋上，“合法性”问题，也就像驱不散的梦魇，始终追随着他。
这是他非正义攫取政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叹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性，也不得不为这位自命为永乐皇帝的人的贪婪和权力欲，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什么代价？只消看看朱棣在此后一生当中，怎样竭尽所能，为维持其从来源处即沾染的洗刷不掉的巨大污点的统治，做下哪些事，便一目了然。
难得心安
佛家以因果看人生。凡事，有因即有果，一切的果皆可到它的因上去求解。所以佛家劝人行善，不为恶。一旦作了恶，事情就会自动生成一种惯性，让人越来越恶，即便想超拔也身不由己。
有人以为，做恶人是注定的，其实不然。有因一时一事作恶的人，但没有永生永世情愿作恶的人。人之所以作恶，说到底是受一种赌徒心理支配，对寻常、本分的生存不满也不甘，希望比别人少费几十倍的气力或突然间暴得这样那样的大利益，于是，打破常规，去做平常人、规矩人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这多半是孤注一掷，抛开通常的人性准则（道德、法律、内心良知等）用整个人生来赌一把。这种念想本身就是恶的，一旦把它付诸实行，则必做下这样那样的恶事。因为大家都是有一分耕耘，得一分收获，凭什么你少付出那么多却得到很大利益？你这么做了，势必要侵害、损害他人，这不是恶是什么呢？但天底下恶人其实还有一个心理，即当他占了大便宜后，还愿意安心过日子，过比别人更好的日子。没有一个作恶之人，目的是毁掉自己。相反，他作了恶以后，还想享受作恶得来的成果。比方说，贪污的官员一定会想着弄到大笔的钱后，平平安安，人不知鬼不觉，做一个体面人———这些人的可恨之处，正在于此，损害了社会和他人，还期求不遭报应———不过，我们这里暂不去诅咒他们的无耻，而着重了解他们的心理：原来，他们也并不愿意一直充当恶人，他们作恶的起因是想靠偷懒、走捷径或独自撇下大家都遵守的准则替自己谋幸福，亦即，作恶也是为了追求幸福。从追求幸福的角度说，作恶之人与常人无有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极不讲理，凭什么你作恶了还想得到幸福？不过，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只可惜，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公信不支持这种逻辑，否则，天下只好一片混乱。由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公信不支持，作恶之人的动机与结果之间，就会永远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正义认为：恶人必须遭到报应。这绝非徒然给好人无谓慰藉的宿命论，而是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若非这机制，人类无法存在和发展到今天。怎么报应？现实中许多善良守法的人往往很不平地指出，作恶之人干了坏事，却有权有势、花天酒地，好处全都归了他们。的确如此，我们常常看到丑恶之徒似乎比谁都活得好。但是大家却不曾注意过，没有一个坏人能够终止作恶，捞一把然后安享所得，过一种从外在到内心都是体面人的生活，相反，他们要不断作恶，一天都不能停歇，用新的作恶来维持他们不正当得来的一切。这实际上是违背他们最初愿望的。作恶之后，人最想要的是安全。比方说，一个入室窃贼，被人发现，如有可以安全逃窜的机会，他一定选择逃窜；但往往得不到这样的机会，遭窃的事主或出于本能，或出于气愤，总会想阻止他逃掉，这时，窃贼极可能作下更大的恶，例如杀掉事主———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分析一下，结论是很令人吃惊的：他是为了安全，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一个入室窃贼如此，一个拦路抢劫者，或实施强奸者，或一个贪墨弄权者，莫不如此。所以，作恶有自己的连锁效应，如滚雪球。大多数作恶之人，开始都想得很好，一旦得逞，就罢手不干，带着作恶的成果悄悄过好日子去。但天底下岂有这等美事？恶无法指望善的荫护的羽翼，恶只能寻求恶的保护。人一旦作下恶，就只好加大作恶的力度来保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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