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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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人所能想到的———如“开门办学”、“革命传统教育”之类———似乎也不过如此。他经常命诸皇子穿上草鞋，出城下乡，接触农村生活，规定路途中骑马行二程，徒步行一程。那情形，很像我这代人小学时光常常搞的“军事拉练”，背上背包，到城外行军一二十里，目的是培养“两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每次脚底板都磨出血泡。最远时，诸皇子要从南京一直行至老家临濠（今安徽凤阳）。1３76年，在送别诸皇子时朱元璋说：
　　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因道途之险易，知鞍马之勤劳【锻炼吃苦耐劳品质】；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访贫问苦】；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认识现实】。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接受“历史和传统教育”】，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忆苦思甜，不忘本】。④
　　我所作夹注，着意摹为当代语，也都说得通。可见，朱元璋对于子女的“反腐防变”不唯抓得紧，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放在今天也还不落伍。他曾经亲领世子走访农家，察看农民居住饮食条件和日常生活。⑤他在大内辟地种菜，召来诸皇子进行现场教育，告诉他们“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宦官】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指宫内蔬菜自给】。”⑥一次外出，朱元璋路见一小僮，小小年纪供人役使，奔来走去，汗流不止，就领进宫，把诸皇子都叫来，指着这孩子说：“此小僮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⑦……类似故事比比皆是。
　　中国大大小小几十个王朝，这样来搞皇家教育的，只有朱元璋。
　　虽然他不曾亲口说过，但我揣测关于如何使“皇图永固”，朱元璋经过思考有两点结论：第一，必须不惜一切扫除任何可能令江山易手的因素。这一层不是揣测，而是付诸实际的行动，包括杀光功臣、废相、军队指挥权收归皇帝、严禁内官干政等做法和手段，皆为此而生。第二，权力彻底集中到皇帝手里，虽然最大限度抑制了各种威胁，但帝室终究也变得颇为孤单，缺少屏障，缺少帮衬，怎么填补这个空虚？就是建藩。
　　虽然建藩在历史上副作用极大，屡酿巨祸，但朱元璋认准了两条：其一，帝室和藩王说到底是一家人，同祖同宗，血管里流一样的血，在根本利益和重大关头，大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终归较任何外人可靠；其二，他觉得过去建藩结果之所以大坏，不在建藩本身，关键在教育失败、家法不严，或转过来说，只要他这个“老祖宗”抓好子女教育、厘清规范，防弊在先，建藩之举必定能收良效，成为帝权的真正保障。
　　朱元璋这个人，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虽然留下了不少专制暴戾的记载，但他始终确信自己是“根正苗红”、艰苦朴素、勤政爱民的伟大君主。这种道德优越感，使他对道德、个人品质的意义产生迷信（实际上是自我崇拜），以为只要给人打造出好的道德、好的品质，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就可以抵制各种邪恶欲念的侵蚀。在这种道德乌托邦的幻想之下，他拒不认识极权体制本身的内在法则，抑或索性认为思想品德教育对后者足以战而胜之。所以我们看到，建国后迄于死前，他的政治方针一直在两条线上齐头并进，一条线不断将权力集中和牢牢控制在君主手中，另一条线就是高度重视对诸皇子的道德品质教育、反腐防变、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他无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万无一失的完美方案，甚至历来帝权不稳的死结，到他这儿终于彻底解开。
　　不能说朱元璋毫无成效。他的教育方针在太子朱标和太孙朱允炆身上，可算修成正果。可惜，未待继位，朱标过早走至生命尽头。倘非如此，洪武之后大明王朝的历史或许上演另一番故事也未可知。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太子一支，朱元璋的教育在其他诸皇子那里一概不灵，“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只是他自负而且想当然的一厢情愿，当第四子朱棣统率大军攻入南京时，他那个基于血亲的狭隘的有关权力基础的设想，被证明是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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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5）
这个骄傲的、至死都以为自己非常成功的父亲，被儿子无情地欺骗了。他们顺从、匍匐在他的权威之下，将他的每一句话尊为真理，俱是一副孝子贤孙的模样儿……朱元璋陶醉在“伟大父亲”的权威中，对儿子们的忠孝丝毫不疑，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此必“为久安长治之计”⑧。临死前不久，他在给朱棣的一封信里还这么说：“秦、晋【指皇二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9��】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⑨全然你办事我放心的口吻，殊不知，诸王背地里早就勾心斗角，潜蓄异志者大有人在，而头号危险人物正是这个皇四子燕王朱棣。朱元璋非但浑然不觉，反以无限信任致“托付之意”，望其“总率诸王”、“攘外安内”，岂非与虎谋皮？
　　早在洪武九年，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就预言了“靖难之役”一类###必然发生。那年因为“星变”（天文异象），朱元璋照例下谕求直言，山西平遥“儒学训导”（教育局长）叶伯巨应诏上书，内容直指朱元璋“封建诸子，为国藩屏”的政治路线。他很不客气地挑战“骨肉论”：
　　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这两个朝代曾因分封诸王引起大乱】乎？
　　随后历数汉、晋故事，说：“援古证今，昭昭然矣！”这且不算，叶氏索性直截了当就现实做出预言：“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怨望；觖，不满足】，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⑩
　　反对“骨肉论”，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叶伯巨还指出，朱元璋依赖私亲的立场根本就是错的，国家政治的希望还是在于“用士”，要依靠“忠臣义士”。
　　这恰恰击中了要害。朱元璋读后气急败坏，大叫：“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后来叶伯巨总算未遭朱元璋亲手射杀，而是瘐死狱中。祸从口出，是古今知识分子不改的命运，毕竟读书多，又以独立思考为乐，一旦觉得自己胸中有真知灼见，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据说叶伯巨上书之前曾对友人说：“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见而患迟【担心迟迟不能解决】，其一事难见而患速【担心它来得太快】。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一事难见而患速”指的正是建藩之害。他完全可以闭嘴不说，但就是忍不住，自取灭亡。但他恐怕并不后悔。他上书时的洪武九年，“诸王止建藩号，未曾裂土【实封并且之国】，不尽如伯巨所言”，但他却预先窥见如不及时制止，将来趋势定会重演“汉晋之事”，因为自信绝对正确，或因见天下所未见而自喜，就连性命也不在乎了，非说出来不可。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可笑和可爱之处。史家这样评论叶伯巨：“燕王……后因削夺称兵【起事】，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先见云。”｛11｝有这句评价，叶氏在地下也可欣慰了。
　　“骨肉论”，跟中国四百年后搞的“血统论”、“出身论”、“成分论”一样，明显荒谬。朱元璋所以笃信不疑，当有人指其荒谬时他还暴跳如雷，究其原因是被自己所蒙蔽。
　　他太崇拜自己，太迷信自己的榜样、感召力、权威和精心规划的蓝图，他以为自己已然做到尽善尽美，一切尽在掌握中，“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别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不照他的安排行事，孙猴子本领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完全主观，无视客观———自视为伟人的人，常常犯这毛病。
　　朱元璋希望，流他人的血来缔造朱家王朝的安全，而靠血管里流同一来源的血来维系“大明”的稳定。他从错误起点出发，来解决他的难题，结果，难题非但未曾解决，反倒成为一个死结，一种轮回———他死后短短一两年，难题很快重新回到起点。
　　公元1３99年，血，殷红的血，再次成为大明王朝鲜明的主题。只不过，这一次流淌、飞溅着的，不是异姓功臣的鲜血，而是朱氏家族自己血管里的鲜血。血光迸溅之际，朱元璋的“骨肉论”彻底破产了。
　　

伪君子朱棣（6）
燕王登基
　　1３99年，对西方人来说是新世纪来临之前的一年。而在东方，在古老的中华帝国，这一年，当今皇帝的亲叔父，那个强悍的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从北平发动战争，似乎也试图宣告他将迎来一个新的世纪。
　　此时，距朱元璋“龙驭上宾”不过一年零两个月。
　　“靖难”的意思，通俗易懂地讲即是“平定乱事”。朱元璋死前，不是曾致信朱棣，“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吗？这句话正好派上用场。泥腿子皇帝朱元璋终归还是在语言问题上吃了亏，他没有想到，同样一句话，他自己说的是一种意思，经别人解释就会是另一种意思。他还犯有一个错误，即他以为，对从他这位成功伟大的父亲嘴里说出来的话，儿子们必将奉为神意、顶礼膜拜，不敢有半点违拗，更不用说妄加曲解。但事实给了他一记大嘴巴———他充分信任、委以重托的皇四子朱棣，这个因为几个长兄皆已亡故、现居宗族之长的朱家老大，带头随心所欲地对待“祖训”，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攘外安内”，明明是让他尽忠扶保侄子朱允炆，现在，却变成了他起兵造反的依据。
　　撇开朱棣歪曲、利用朱元璋的嘱托不论，“靖难之役”的祸根的确是由朱元璋一手种下的。朱元璋打造帝权的办法，犹如中国古代用“内外城”建造皇城的思路：比如北京，单有一座宫墙将皇宫围护起来，犹觉不安全，还要在整个城市周遭再高高筑一道城墙作为屏障，古时候管这道墙叫“郛郭”。如果说，朱元璋对朝中军政权力的调整相当于筑内城，则他的建藩措施就是意在收到加筑外城之效。他想象，在这样“内外城”的双重保障之下，朱家皇权应该是固若金汤、无人可撼了。可是他偏偏忽视了一点，坚固的城墙固然可以成为安全保障，然而在某些时候它未必不会变成对自己的禁锢和围困，变成插翅难逃的深渊。那城墙，愈造得高大、牢不可破，这种相反的恐惧感亦愈甚。
　　朱元璋留给长孙朱允炆的政治遗产当中，最令后者不堪其重的，就是有一座过于强大的“郛郭”———他的诸位拥有重兵、不可一世的亲王叔父们。朱元璋两腿一蹬，满意放心地死去，可朱允炆却从此生活在焦虑之中。倘仍用“内外城”打比方，当时的情形是，外城过于高大强壮，内城却显得卑阜弱抑，似乎随时可被前者所压垮。这一点，朱元璋在世时显不出来，京城端坐着一位威仪照人的开国皇帝，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针，有他在，一切风平浪静，世界匍匐在他的脚下。然而眼下京城已经易主，新皇帝年仅二十二岁，所有的亲王都比他长一辈，而且各自在封地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其中燕王、宁王这几个重要的藩王，更在长期的边防生涯中受到军事锻炼，能征惯战；相比之下，朱允炆虽然在洪武后期由朱元璋安排，接手处理一些政务，但仅限于审阅奏章等案头工作，或就修改法律提出建议等这样一些很狭小的范围，对复杂而实际的政治他并无体验，朱元璋也从来没有委派他出外带兵打仗，在实践中培养他的领袖气质、自信心、才干和威望。同时，多年正统的儒家教育，把朱允炆造就成一个仁柔、文雅、理想主义、书生意气的人，这样一个君主，在他的人民看来是可爱可敬的，但在野心家眼里，却正好是良善可欺之辈。
　　一边是缺乏经验、文质彬彬、年轻望浅的“侄儿皇帝”，一边是历练已久、强悍不驯、兵强马壮的叔父们。这情形，想不出事儿都难。
　　朱元璋未死以前，即露出端倪。别的不说，我现就援引朱棣的御用文人撰写的《奉天靖难记》为证。在这本替朱棣涂脂抹粉的书里，为了垢污朱标、朱允炆父子，作者讲述了所谓朱元璋在世时朱标与晋王朱*9��勾结陷害朱棣的一段事，说有“异谋”的实际上是朱*9��，而朱标却包庇后者，嫁祸于朱棣。关于朱*9��图谋不轨，文中写道：
　　时晋王闻太子失太祖意，私有储位之望，间【陆续】语人曰：“异日大位，次当及我。”遂僭乘舆法物，藏于五台山。及事渐露，乃遣人纵火，并所藏室焚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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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7）
这段记述，本意是丑化对手，但无形中恰好说明朱允炆继位后的削藩之举，理所应当。
　　为给自己篡国夺权找理由，《奉天靖难记》全然不惜一派胡言，任意编造。如这一段：
　　初，懿文太子【即朱标】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责罚其过】，【朱标】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行呪诅【用巫言害人】，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意谓朱标天良尽丧】。又擅募勇士三千，东宫执兵卫【暗示朱标有发动兵变之心】。太祖闻之，语孝慈高皇后【马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以成帝业，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奈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无如燕王【此语厚颜】，最仁孝【厚颜之极】，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狐狸尾巴露了出来】，吾所属意【死无对证，可叹朱元璋只能由他胡说】。皇后慎勿言，恐泄而祸之也。”｛13｝
　　此节文字，堪称集天下不要脸之大成。它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不单信口开河，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把众所周知的品行端正、性情柔和的太子朱标描绘成魔鬼样人物，不光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毫不害臊地自吹自擂；尤可耻者，是公然编造朱元璋“属意”于己，早已暗中决定将来应该由皇四子继位，并且还把这说成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一致意见。
　　又一处说：
　　上【朱棣】容貌奇伟，美髭髯，举动不凡。有善相者【相面家】见上，私谓人言：“龙颜天表，凤资日章，重瞳隆准，真太平天子也。”｛14｝
　　当朱允炆削藩之举搞到自己头上，他朱棣不是一脸冤屈，大呼“朝无正臣、内有奸恶”，摆出“义与奸邪不共戴天”｛15｝、誓还自己清白的姿态，起兵“靖难”的吗？那么，他怎么解释在这个地方又鼓吹自己天生一副真命天子之相？一面怨别人诬陷他，骂别人是“奸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政变，一面又赞美自己骨子里就该当皇帝，皇帝宝座早就该是他的———真不啻于自唾其面，又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靖难之役”的结果，又一次把“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句口号变成屁话。正义，诚然有战胜邪恶的时候；然若加上“必将”二字，把它变成普遍适用的人间真理和规律，却是不折不扣的屁话。朱允炆与朱棣这对叔侄，同为帝王家人，同是专制体制的代言人，本来不必以他们来区分什么正邪。但仅就这两个人之间比较而言，朱允炆绝对比朱棣多一些“正义”，朱棣绝对比朱允炆多一些“邪恶”，这个事实一万年也改变不了。
　　朱允炆甫即位，就推出一系列新政，举其特出者：一、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军，单丁者放为民”（按：明代兵制，一旦在军，全家世代为兵，实际上是变相徒役；建文此举，不仅仅是裁军，更有解放生产力的积极意义）。二、赐明年全国田租减半，释放所有充军者及囚徒还归乡里。史家评为“不易得之仁政”｛16｝。三、取消朱元璋为报复江浙人民支持张士诚而制定的对两地加倍征收田赋，以及禁止隶籍两地者在户部任职的政策，使其田赋水平与全国相平均，江南人民得以喘息（朱棣上台后，又恢复了洪武旧政）。四、宽刑律，改革洪武时期“重典治国”之弊，朱允炆认为大明律“较前代律往往加重”，“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强调今后国家的政策是“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善待各阶层人民】，共享和平之福”｛17｝。时人记曰：“【新政实行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18｝五、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减州并县，四年中撤州九个、撤县三十九个、撤各种税收机构（巡检司、税课局等）四百余个，力度之大史所罕见，抑制或缓解了“民残于多牧，禄糜于冗员”｛19｝的政治腐败，足证明建文确有意于减轻人民负担。
　　所以，朱允炆当政虽只四载，但历来评价很好。正史称他的诸多措施，“皆惠民之大者”，“天下莫不颂德焉”｛20｝。民间和知识分子更不吝赞美，如“四载宽政解严霜”｛21｝，“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几等于‘三代’”，“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22｝。“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圮高洁地，直不取也。”｛23｝所谓“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即指建文年间，朱棣篡位后，革除了建文年号，将建文这四年并入洪武年号，故有此说。直到近代，史学工作者仍于调访中发现，“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朱允炆】为鼻祖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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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8）
削藩这件事，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权威角度来说，当然也是“正义”的。
　　然而，朱允炆“正义”来“正义”去，管什么用？他不光让“不正义”的朱棣战胜了，而且是被轻而易举地战胜的，他绝无还手之力，根本不堪一击。这原因实在很简单：朱允炆空有“正义”，却没有富于战斗力的军队；空有“仁政”，却没有狠鸷毒辣的政治意志和手腕；空有方孝孺那样的正派儒臣，却没有姚广孝那样的阴谋家，以及以宦官为代表的为着私利而叛卖而投机的一大群形形色色的小人。
　　对朱允炆削藩，历史学家多以为不明智，就连我素仰的明史大家孟森先生也略有微词。《明清史讲义》这样讲：
　　削藩一事，古有明鉴。正学先生【即方孝孺，其书屋号曰“正学”，所以后人也称他“方正学”。】以学问名世，何竟不能以古为鉴，避其覆辙！汉初强宗，与明初同，贾谊痛哭而谈，未见用文帝，至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遂有吴、楚七国之变，以师武臣力，仅而克之，天下已被涂炭，且祸本未拔。至武帝时，用主父偃【一位大臣】推恩之策，诸王之国，不削自削。
　　孟先生虽未直斥朱允炆，但借批评其师方孝孺，间接批评了建文年间的削藩决策。意谓：古有前鉴，汉初削藩，削出“七王之叛”，后来武帝变换方法，不用武力，通过权术阴去藩王势力，反而“不削自削”。
　　可实际上，若非景帝削藩在前、重创诸藩，武帝时代主父偃的推恩之策能否收效，我看本就可疑。况且，汉明之初的态势，看似相类，细察却很难等量齐观。汉初诸藩势力远不能与明初相比，内中更无一人，危险强大且野心勃勃如朱棣者。
　　朱棣之叛，迟早而已。远在朱元璋在世时，他的种种迹象即已不掩，即使他篡位后不遗余力销毁、焚埋各种证据，我们仍可从幸存下来的稗史里看到不少这类记述。如，朱允炆被朱元璋正式宣布为皇位继承人后，朱棣有一次见到朱允炆，竟然手抚其背戏谑道：“不意儿乃有今日！”｛25｝
　　有这样一位枭雄叔父在，朱允炆削藩是削亦反、不削亦反，削得削、不削也得削，并无别的选择。但凡读读《奉上天靖难记》，便没人怀疑，朱允炆被推翻的一天，迟早会到来：
　　今上皇帝【朱棣】初生，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
　　他是这样以“真命天子”自居，朱允炆削与不削，结果有何不同？或许不主动削藩，朱允炆可在皇位上多坐三五年？或许等朱棣觉着时机成熟时将他推翻，朱允炆的下场会体面些？这有意义吗？
　　等待和忍耐，并不能救朱允炆，反将使他更干净利落地束手就擒。削藩，虽然冒险，虽然胜算不大，却至少还有那么一点机会。
　　这机会一开始不单出现过，而且显得很大。倘若燕世子朱高炽及其两个弟弟高煦、高燧不被纵还北平，倘若朝廷布控得更严密些，任用于北平的文武官员处事更果断、能力更强，倘若事先早做周密准备，而能在朱棣起事之初立即将其扑灭……历史都可能被改写。总之，削藩绝非不可为之事，只是没做好，搞砸了。朱允炆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禀性里又欠缺狠辣元素，更兼所信赖的大臣俱书生之辈，并无一个能撑得住局面，｛26｝而当朱棣叛帜既树，朝廷派去讨剿的将领又极低能（本事大的将领早在朱元璋生前被一一除掉）。显而易见，凡实际而重要的方面，朱允炆比之朱棣皆落下风，空有正义在手，顶什么用？
　　建文元年（1３99年）七月初四，朱棣起兵，至建文四年（140３年）六月十三日攻入南京，时仅四年。这四年，燕军如何节节胜利，王师如何节节败退，都是老套子，不说也罢。唯有一件，所谓“战争中胜利者总是正义一方”，所谓“顺民心者得天下”，在朱棣、朱允炆叔侄间，似乎这一回给出的是别样结论。朱棣篡位后，极力封杀言论，以致后人难窥当时真实景况。不过民间口口相传，终于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一直到1628年的晚明，顾起元在其《客座赘语》里，仍记述了故乡“父老”间一种代代相传的深刻记忆：
　　　。。

伪君子朱棣（9）
及燕师【朱棣军队】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27｝
　　从1402年至1628年，时间已流逝二百余年，上述传说仍旧不泯，仍旧为“父老”（代指民间）津津乐道，足见1402年那一次的改朝换代，绝非“战争中胜利者总是正义一方”，绝非“顺民心者得天下”。也难怪顾起元在引述“父老”所传之后，发了这样的慨叹：“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一语，可由《建文皇帝遗迹》《革除逸史》《革除遗事》《致身录》《姜氏秘史》所述得到佐证。南京未破之前，在抗击、抵御燕军的四年中死难的守臣便已不少，尤可瞩目的是，朱棣既下南京、建文下落不明以后，不降、不合作直至慨然赴死的例子比比皆是。朱棣大开杀戒前，何尝不欲以怀柔之术揽归人心？可他却一再碰钉子。从方孝孺、黄子澄、齐泰这三位近臣，到铁铉、陈彦回、姚善、郑恕等，凡是当初坚定反对朱棣的，被执逮后，虽经劝诱，竟无一人肯降。如兵部尚书铁铉，“太宗【朱棣】践祚，用计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顾【正眼相看】，终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顾【视】，乃碎分其体。至死，骂方已”｛28｝。甚至朱棣刚刚兵临南京城下，一个名叫龚泰的普通官员（户科给事中），就当众从城上跳下自尽以示抗议，给朱棣一个下马威，“燕王闻泰死，大怒，命剉【碎】其尸”。朱棣破城后，官员投水、自刎、自经、自焚的消息更从各处纷至沓来，举家死难者也不少见。其余，或弃官，或消失，“变易姓名、隐迹山谷者，不可胜纪”｛29｝。这样的故事，虽经朱棣全力掩埋，但有名有姓流传下来的，至今仍存数十件，可见当时实际所发生的，实远不止此数。
　　天启年间，徐兴偶然发现当年史仲彬所著《致身录》（约写于永乐初年），读后写下这样几句话：“顾文皇讳禁森严，当时隐秘不传之事何限？即吾郡叶给事福，守金川门，首犯燕锋【燕军进入南京首先是由金川门而入】，死之。林御史英，闻国祚已移，遂自经死，而妻宋氏亦自经死———吾郡传之，而革除诸史所不及载，始知逊国之时，就死地者如鹜，而名湮没不称者多矣。”｛30｝
　　六月十三日南京城破，朱允炆虽下落不明｛31｝，但首都之为朱棣所控制，则确定无疑。此后数日，便开始上演一台明显经过策划的劝进好戏。城破翌日也即六月十四日，诸王及朝中文武官员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请求朱棣即位；六月十五日，仍是上表劝进日，但采取行动的人，齐刷刷地换成朱棣手下随征的北平诸将；六月十六日更有趣，前两天分别上表的两拨人，携起手来，将劝进变做同心协力的大合唱。
　　这就是所谓的“三推让”。被劝的一方坚持推辞，劝的一方则要坚持劝，非凑足三个回合，前者方才依允，以示他是出于万般无奈而被迫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尽管这早已是程式化的游戏，朱棣的玩法却仍然过于虚伪，令人作呕。
　　“三推让”游戏一结束，六月十七日，朱棣就迫不及待地以新君身份进城了。他起了个大早，虽然几乎一夜未眠，却毫无倦容，亢奋不已。一切皆布置停当，他将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正式入城，登上那个已属于他的帝座。指令发出后，征服者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城门进发。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路旁迎迓的人群中，站出一人来，拦住队伍请求面见燕王。此人姓杨名子荣，当时官居翰林院编修。他被带到朱棣马前，只问了一句：“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这一问不要紧，朱棣倒出了一身冷汗，忽然意识到自己演了几天谦抑辞谢的戏，却险些在最后时刻露出马脚！———由于践祚心切，他竟然把应该首先前往太祖寝陵告祭之事忘在脑后，一旦这么不告不请，直通通地奔皇位而去，先前所有姿态岂不全被识破，留下永世的笑柄？不过，朱棣原是做假做惯了的人，此时一经杨子荣提醒，心内吃惊，脸上并不动声色，反而顺水推舟道：“此去正为谒陵。”于是拨转马头，往朱元璋墓地孝陵而去。杨子荣因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从此受重用，引入内阁充当宰辅，并由朱棣亲自为之更名为“杨荣”，与杨士奇、杨溥一道并为永乐、洪煕年间有名的“三杨”。
　　

伪君子朱棣（10）
在最后的小插曲之后，当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永乐”———永乐皇帝诞生了。
　　尽管从史料来看，朱允炆在历代君主中，身上负面的东西不太多，但说到底，明朝帝座上坐着的究竟是谁，这件事本身并非我们所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