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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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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来的皮肤
那是在大约下午6点的时候，我们一伙人正在营房里吃晚饭。我们在宇品港的金轮岛出公差挖防空壕，刚刚返回。我们的人没有平日多，因为从早上到这时候，人都一拔一拔地给调到广岛抢救市民去了。我正费劲地嚼着看上去象红米饭似的高粱米，小队长突然冲了进来，说：“都别吃了，立刻带上担架到码头集合。” 出什么事了？我们都猜不出，但在军队里，是没有发问的余地的。我们扔下筷子，留恋地看了一眼没吃完的饭，跑了出去。栈桥正中，站着四个军医，每边两个，都带着听诊器。“快上去！”背后传来焦躁的喊声。我们快步朝前赶。 在栈桥尽头，泊着许多大船，上面盖着厚木板。崭新的草垫子上排满了不知什么东西。那是妇女、孩子和老人，一个个看上去真跟泥娃娃一个样。那时是盛夏，他们几乎一丝不挂，从头到脚都涂抹了一种面粉状的药膏，闪着灰白色的光。 他们呻吟不止，声音微弱地哀告着要水喝。我们一个搭头一个搭腿往担架上抬的时候，我手把着那块烧伤的皮肤整片地脱落下来。 那些广岛居民一个个给从船上抬下来，军医给他们做检查，一人不到一分钟。我奉命把那些宣布死亡的人抬到一个筏子上，用草垫覆盖。筏子装满之后就拖到似岛，在那里火化。 原田务 62岁 退休公司职员 横浜市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像是粉红蜡娃娃
火车不通车。我们六、七个从水户出发到朝鲜任所的干部候补生，不得不在海田市站下了车，步行朝广岛走去。到处是被破坏的房子，可是瓦屋顶还在。没有爆炸冲击波的痕迹，也不像是着过火。沿路是堆着沙袋的防空壕，向里边望去，可以看见成排堆着的尸体，衣履完好，也没有伤痕。这是原子弹投掷后24小时的情景。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正步行通过严重辐射污染地区。 亮红色的火焰还在城市中心烧着，像是燃着的火炭。屋顶瓦片爆裂。我们越过大量炭化了的战争死难者。有一个地方，几十个士兵倒在地上，身上什么伤都没有，全身赤裸，只有从脚上的士兵靴才能看出他们是士兵。身体呈黄色，没有伤。他们躺着，一致地高举双手，伸向天空，像是有人把玩具娃娃放在地上围成一圈。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僵立在这可怕的景象面前。在一公里外，我们发现五、六辆半烧焦的没有顶的电车。里边是成堆的尸体，还冒着白烟。 在这可怕的景象中，我们看见一件奇怪的简直让人不敢相信的事：在大约100米见方的地方，有四十来具粉红色尸体，有男人、女人，也有孩子，全都一丝不挂。一个年轻的母亲脸朝下扑倒，她的婴孩蜷伏在她的胸前。他们看上去更像是一堆蜡娃娃而不是人。我有一瞬间超越了恐惧，甚至感觉他们很美。广岛成了一座没人走动的、满是尸体的城市。我们准是原爆以后初期情形的最后见证人。如果我们是第二天在火热的太阳下边才到那里，尸体一定已经变色、已经腐败了。 整个城市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臭。一个姑娘，看来是被动员到工厂做工的学生，向市中心走去，一路痛哭失声。河岸长满南瓜，一片俗艳刺目的黄色。这事，我藏在心里已经半个世纪了。 野崎清 64岁 退休教师 北九州市 。。
头发卷起来
我的弟弟被征召时还是个学生，给派到广岛市内被服厂做工。8月7日清晨，他还没有回家。我和父亲赶去找他，那座城市已经烧成废墟，什么标志物都没有了，连方向都分不出来。 就在那时，我看到那些尸体，全身闪着褐色光泽，看上去就像是一堆无性别的模特衣架。消防队员默默地用消防钩推着那些尸身，把他们拢到一起堆成堆。 一头公牛倒在地上，它的身体肿胀得都要爆开了。一个母亲紧抱着她的孩子，死在一个水槽里。母子二人身上都没有伤，衣服也是完整的。他们准是受不了烈火的烧灼，从什么地方跑过来，跳到这水槽中。 我弟弟幸运地躲在一栋楼房后边，没有受到射线的直接杀伤。他过了一会儿就回家了。但是，我们后来全都出现齿龈出血、头发脱落、拉痢、全身无力的症状。弟弟原先一头直发蜷曲起来，好象刚刚烫过发一样。 小松峰子 60岁 退休 横浜市 。。
闪光好象刺穿了我的脑神经
1940年初，汪精卫在日本人扶持下，出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与其相关的报道受到日本军部严格检查，这张照片上的妇人是汪之姐姐。 我的父亲佐佐木一二是一位日语文法教师，在陆军经理学校工作。那次，他是到广岛进行招生考试。昭和20年8月6日原子弹投放的当天，他正在那里。8月12日，他回到他度过童年的故乡广岛县总领镇。当时我们全家都在那里。18号，原子弹投放后第12天，他离开了人世。 下文摘自他的向校长的报告书。这是在他临死前的口述，由母亲记录的。 8月6日早晨7点30分刚过，发布了空袭预警，但空袭警报没有拉响。8点10分，解除警报。因此，我们开始穿制服，准备到兵备部去。高崎少佐正站在二楼一间八席宽房间的走廊上，佐佐木教授（我）在房间里边穿内衣和衬衣。泽木见习士官正在另一间房间脱他的睡衣。就在这一瞬间，白光一闪，同时有爆炸冲击波袭来。 走廊上的高崎少佐“啊！啊！”地叫起来，与此同时，房子突然倒塌，我给卡到下边。就在冲击波袭来的刹那，我感到脑神经受刺激一样的不可名状的难过。倒塌的房子里一片漆黑，我连呼高崎少佐的名字，可没有回答。我决定使出全部力气爬出去，移开身上的瓦块、柱子、墙和别的东西，十分钟后，爬到了屋顶。 我再喊高崎少佐，还是没有人答应。我又叫泽木见习士官，听到瓦砾堆下一声微弱的应答。他说他出不来了，我开始找他，努力扒开那些砖头等，终于确定了他的位置，把他从一个砖堆的窄缝里拉了出来。 就在这时，这所倒塌的房子着火了。我们四周火苗猛窜。不得已放弃了寻找文件和解救高崎少佐。我扶着受伤的泽木，决定从大火中退出去。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心里难过极了。 房子倒塌时，不是象地震那样上下左右地摇晃，而是从正上方一下压塌的。 我感到全身疼，头特别疼，发烧，一阵阵呕吐，完全没有食欲。 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所有的文件还是在大火里烧光了，而且因此造成录取新生工作上巨大的困难，我深感遗憾和责任重大，我不能原谅自己。 母亲是流着泪记录下这份报告书的。 和田三千代 52岁 家庭主妇 我孙子市
导 读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悲痛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日本经受着一场巨大的变化。成千上万的人在哭泣。震惊混杂着难于置信，不仅不信帝国竟然给打败，更不信这坏消息会出自天皇本人之口。（顺便提一句，受帝王身份的限制，天皇昭告里满是宫廷专用虚词套词，普通日本人根本弄不大懂他在说什么。不少人向邻居求教，帮忙翻译成让人懂得的口语。）但他说的这话却是不错的：“我们必须忍受不可忍受的，承担不可承担的。”这就是结局。 为眼前事态所惊呆，全国都揣揣地等着新征服者的到来。情形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美国占领军带给他们的不是屠杀和掠夺，如日本兵在亚洲撒手大干的那样，而是作些救济、安抚等等让人安心的事。也有令人不快的事发生，比如美国军人对平民的骚扰：偷窃、欺诈、强暴妇女。但总的说来，他们的举止还是得体的，虽说仍有些拘束不够。最后，当占领军担负起责任，解救全国粮食匮乏时候，一开始仅仅放了心的日本人感情奔涌，对他们差不多心怀感激了。 战争的损失前所未有。据最后统计，大约150万日本士兵死于战场，其中皇家海军水兵伤亡据粗略估计为50万。平民的死亡更出人意外：60万人在战争中丧命。不仅因为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投放，或是对东京、长崎和别的城市的全面轰炸，还由于那些流落在朝鲜、中国和冲绳的日本平民所遭受到的艰难和粗暴对待。数千个家庭流离失所，淹留在前日本殖民帝国的废墟里。 被俘士兵的处境同样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对待俘虏相当宽大，只是一个劲地让他们接受教育，和他们后来在中国内战时期对国民党俘虏兵所进行的“转变”工作一样。苏军就没有这么宽厚了。大部分关东军俘虏都先押送到俄国。苏军坦克横扫这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军队之残部——其精锐部队早已经派往溃不成军的太平洋诸岛和菲律宾了。数千支日本部队，在战后的四、五年里，一直关押在苏联（特别是西伯利亚）的强制劳动营。被俘的130多万人中，大约30万人死于饥饿、体罚和更重的摧残。之所以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正如这些信所揭示，是他们自己长官努力讨好新的苏联主子的结果。因为已经最后投降，军队纪律和帝国军人的忠诚观，都渐渐淡化。 在太平洋诸岛和朝鲜作战的战俘，是于1945和1946年第一批得到遣返的。滞留在苏联的日本战俘，却拖了整整四年还不见有人被送还。这批受了如此长时间的苏式灌输、直到1949年才回家的人，引起了一场小“震惊”。但他们共产主义式的团结一致，在与家人团聚之后冰消雪化——毕竟越出了管教人员的控制。一些落在盟军手里的日本战俘所受到的对待，并不比关在西伯利亚的人强。这很容易理解。想到日军曾加之于他们的人的种种暴戾，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还是中国人，怕都不会一味以德报怨。这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比方说，一个日本人在缅甸被俘，而那里的人对“死亡铁路”依旧记忆犹新。或者在菲律宾，在那里，日本陆军和海军特种陆战队曾于失败前夕纵火马尼拉，对平民疯狂虐杀。但总的说来，西方盟军还是尽力使遣返工作顺利进行。 被俘的耻辱以某种方式铭刻于心，但多在老线（old…line）部队服役人员中。在一种非常真切的感受里，日本人觉得，“我们全都是俘虏。”大部分人取一种淡然的、“认命”姿态，但渐渐地，胸中的故事涌泻而出。先是讲述他们怎么当了美国人的俘虏，接着，落在中国人和苏联人手里的故事也出现了。 一方面，士兵们确实历经千险，但他们至少还成群结伙，有自己的小队中队。平民们——仅在满洲就有35万人——全靠中国百姓对他们的仁慈了。在遭受日本人多年蹂躏之后，当地居民中的不少人想报仇泄愤，并不奇怪。在朝鲜也是这样，当他们终于有机会对那些“帝国主义”老爷以牙还牙的时候。 对这段时间的回忆，表现出两种情绪的混合：惊诧与反思。很多人，有男有女，回想起被俘期间遭到的种种可怖的情景时，内心充满了愤懑。但有人觉得，这段日子遭的罪，其实是报应。许多人则想向那些把他们拖进这场战争的人讨还血债。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因因相报论相当风行，但最后还是消退了。因为后几代日本官僚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偷梁换柱，说这场战争不过历史上一个小插曲而已——它已如此遥远，似乎永远不会再发生。 许多日本人几乎被他们的战俘经历所击垮。很少有人把这段经历完整地保存下来。和男人一样，许多女性也拿起笔，写出她们和她们亲属遭受的苦难。但即使在那样充满了灾祸磨难的时代，传统的团结一致的意识还是把许多人从过度的沮丧中救了出来。这些信属于所有征集书信中最动人的一批。
战马依恋着俘虏队伍
早晨7点钟的时候，我们离开露营地，向火车站进发。西伯利亚的天依旧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这些战俘一路跋涉，每个人都盯着走在前面那个兵的背包。因为又冷又饿，加上疲劳，我们个个神情漠然。所有我们能做的，就是缓慢单调地、不停地往前走。在大约11点钟的时候，天空终于露出鱼肚白。远处是一片白雪覆盖的矮山。山脚下，一片松树林伸延开来，有好几十公里。从林子尽头到我们走着的地方，是一片雪原。 不意间，我们看见在原野的那一端黑压压的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像是一群动物。离近一点，终于看清——原来是马。其中一匹抬起头，朝我们这边望了一眼，竟奋蹄飞奔过来。接着是第二匹和第三匹，最后，整群的马匹一起朝我们跑过来。我们能认出这是日本马，确切地说是日本军马。他们真瘦呀，肋骨一条条凸出，就像搓衣板。细瘦的脖子上，顶着个大大的骷髅般的头。 见到熟悉的日本士兵制服，它们高兴得跳跃起来。这些马一定是想起了它们服军役的日子，想起了那些曾经黑天白日照料它们的驭手：喂水、添料、刷毛。和那些日子相比，它们眼下的条件一定难于忍受——过重的劳役、粮草不足、站着在雪地里睡觉。马们冲进我们队列，把鼻子直伸到我们的口袋里。看马儿对自己如此依恋，士兵们哭了起来；士兵拍着马鼻子，马儿们高兴地嘶鸣起来。这场面真让人心疼。和马一样，我们这些当兵的也是俘虏，什么都不能替它们做。我们把脸贴在它们的脸上，抱着它们，想让它们知道我们多难过、多对不起它们。 一个硬心肠的苏联看守走了过来，嘘着将马赶开。它们大眼睛里满是伤心。在我们乡下，每匹马都被看成家庭成员。 这些战马，准已经曝尸荒野，求它们的灵魂原谅我们。 宫崎喜一 68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一个苏联士兵替我们负重
投降后那年冬天，我们部队从我们在沿海州的露营地开进西伯利亚腹地。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跋涉在山间小路上，漫天雪花飘着，气温降到零下30度。在我们的两侧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松林，狼群出没其间。我们向前走啊走啊，假装没有看见那些年老的士兵——他们或蹲在、或者已经倒在路旁。出发时苏军司令的话还重重地压在我们心上：“掉队一律枪毙。” 在我们身后，自动步枪的声音不时传来，回荡在周围树林间。我们一声不响地向前跋涉，心想：“啊，又结果了一个。” 六点钟的时候，天已经漆黑。我们到了一个好象是集体农庄公用的大棚子，五十个人给塞在大约5米宽4米长的房间。当时真是疲惫已极，但没法躺下，只好背靠背地坐着睡。突然，门开了，一个年轻的苏联士兵走了进来。我们吃惊地发现，他手上拿了四个日本战俘的背包，还拉着四个老兵，每个胳膊上吊着两个。 枪声一定是朝天放的！看见老兵弱得走不动了，这个年轻的苏联兵准是不忍把他们留在后边，开枪吓唬吓唬他们。屋子里的人坐不住了，一声声地道谢。我们惊愕地发现，对我们说来简直如同魔鬼的苏联军人里，还有这样一个善人。 那士兵摘下棉帽。他的头发剃得很短，气温只有零下30度，他的头顶热气腾腾。他一言不发，不好意思地敬了个礼，随即消失在黑暗里。望着他的后影，我们齐声念着“sibasibo”（俄语：谢谢），表示我们的感激。 宫崎喜一 68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战俘营中的暴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在西伯利亚战俘收容所，天皇依旧是绝对统治者。每天早晨，我们都按照部队长的命令，遥拜皇宫，背诵《军人敕语》。部队长要求我们绝对服从，军官们大都不敢惹他，但他们又以暴力对付自己的属下。 小有冒犯，就要受禁食处分，而那受罚者的定额，就归军官们享用了。有的军官拿走别人的表，说替你妥善保管，最后被他卖掉。 吃饭的时候，明知战俘一人一份，他们坚持要第二份。负责炊事的伍长忠于职守，拒绝他们的要求，结果被打个半死。一个士兵偷了猪食，被苏联人捉住，委托部队长和军官们处分他。结果他们把那个兵带到澡堂，扒光衣服，浸在冷水里，再往水里放雪块，还说这是冰激凌；然后把那人浑身抹上泥，赶到水泥走廊里。当时的温度是零下30度，没有几天他就死了。他最好的伙伴在最后的时刻护理他，到现在还不敢把他死亡的真相告诉他家里人。 这些就是40年前我被监禁在战俘营里发生的事。我就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伍长。我绝不容忍任何为那段黑暗日子所作的辩解。 加藤嘉男 62岁 农夫 西尾市
没有士兵的军营
“陆军二等兵某某，昭和21年12月8日，被提升为陆军一等兵。谨此申报。”这是战败次年的大诏奉戴日，黎明前的西伯利亚战俘营气温零下好几十度。地冻得硬邦邦的，一年新兵全体排成一行，并排站立，面朝天皇皇宫方向。 每人依次出列两步，喊着上面那些话，呼吸在冰冷的空气里变成一股白汽。给我们授与军阶的是没戴肩章的大队长，一位“波茨坦大尉”波茨坦大尉：指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后才获得晋升的军官。他们才晋升就要退役，但可根据新晋升的军阶领取优抚金。。他对我们一一举手回礼，再放下，就像一个被线绳牵着的木偶。这次的提升仪式是专门针对第一年新兵的。我们从此成了一个没有二等兵的军营。遵从苏方的命令，营地的军官、士官和士兵都有定额，想要改变这一构成没有可能，除非有人死了或是调走了。平时供应也以此为准。此刻给士兵提级，无疑是为了多少转移一些弥漫在低级士兵中的不满，使得他们为提级相互竞争，努力提高成绩。在军队体制中，必须得争取上级的好感。 苏联方面在战俘营实行不干涉内务、战俘自治的原则。这导致食品和其他奢侈品分配不公以及公然克扣配给等事。同时，营地里也有反军方的斗争和私刑发生。日本军官，在苏联当局面前一味奉承拍马，机灵地为他们自己捞好处。 山崎幸男 60岁 退休金工作者 须坂市
湿原上的收容所
西伯利亚茨塔沃收容所，据说关了1000 到1500人。据他们说，一个冬天过去，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饿。所以，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都管这战俘营叫“地狱一般的难波大队”。 吃的是用饭盒盖盛的稀粥，干的却是伐木和铺枕木的活儿。日本军队系统还原样保留着，高级军官待遇好，低级的、年轻的士兵待遇差。这就是说，先死掉的必是年轻的士兵。 死尸就堆在营地一个帐蓬里。人一死，衣服就给剥光，尸体冻得梆硬，象一段木头。西伯利亚的土地还冻着，我们在冻土上燃起大篝火，把表层慢慢烤化，再用钢锛往下锛，一次只能锛进两毫米。掘到一定深度，就把好几具尸体一起扔进去。因为它们都冻了，这一扔总会弄得骨折、肢散。这事白天黑夜都在干。我只要活着，就一辈子也也忘不了那篝火照亮的夜空。 因为死亡的数目太大，任所长的苏联军官被追究责任，送进了劳改营。他的后任是一名文官，战俘营的状况有了改变。 在我被转送到别的营地两、三年后，又转移到茨塔沃附近。我去看了收容所的遗迹，湿原有一半淹了水，变成一片沼泽。荒草遍地，坟坑和用白桦树枝扎成的十字架，都已经了无痕迹。只剩下红褐色的西伯利亚泥土。 加川治良 63岁 退休公司职员 千叶县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乡愁刻在柱子上
我是前关东军部队一员。我们被装在一辆货车上，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给遣送到设在拉达的118俘虏收容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时已是昭和21年1月。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有一间窝棚的柱子上，刻着一些日本字，是在我们来到这个营地很久以前刻的。据说刻字的是想家的日本兵，他们是诺门坎事件诺门坎事件：1939年，日本和苏联军队在诺门坎发生了边境冲突。一名满州和外蒙古交界处的前沿哨兵导致了一场全面战争。这场冲突一直持续到那年的九月。朱可夫将军率领的苏联坦克和配备了机关枪的步兵，几乎摧毁了日本的一个师。（英译者注）的战俘。 我听说，在坦波夫城里还住着一名当时的士兵。诺门坎事件结束后，他放弃回日本，变成了苏联公民，还在那里成了家。好象那场仗以后，有相当多的日本兵被俘，被押解到苏联腹地。 在拉达国际营，除了我们日本人，还有德国战俘，以及被德国人俘虏的荷兰人、匈牙利人、澳大利亚人和别的国家的人。21年初夏，我们还举行了拉达田径奥林匹克。 清水芳夫 64岁 公司管理人员 防府市
在蒙古
战争结束时我是机场大队的一员。从赤峰赶到辽东湾的锦县，住在机场的飞机库里，后来被抓起来送上开往西伯利亚的货车。火车快到贝加尔湖时，又朝南去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我们日本人说来，这是一个神话中的国家。被蒙古兵用刺刀顶着，我们给装上卡车，押到了这片神奇土地的首都乌兰巴托。 在那里，13000名日本战俘，被迫干各种各样的力气活，度过了两年的时光。有一成多人，也就是1600多人，死在了那里。我干过的主要的活儿是建造乌兰巴托大学。第五收容所对面是原来的毛纺厂，中间隔着中央广场。每天早晚，我们都要列队穿过中央广场。那本来是一块空无所有、凹凸不平的空地，经过日本战俘的劳动，地面平整了，广场中心竖立起年轻革命者斯图巴特尔骑在马上的雕像，四周是大学、中央政府、外交部、歌剧院、电影院、旅馆、百货大楼等。这些建筑物，构成了乌兰巴托的市中心。 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些日本战犯为提升乌兰巴托的文化而做出的贡献。 江部忠夫 71岁 退休中学教师 鹤冈市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抚摩大腿，回想西伯利亚
听着窗外的雨声、悠悠然地在澡盆热气腾腾的水里泡得满身大汗，无意中摸到自己的大腿。岁月流逝，备尝辛苦，我已经多么衰老了啊。这时，仿佛从头到脚，都回到了40年前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在老远的伊尔库茨克的日子。 每月我们都有例行的身体检查。我们排成四排，夏天脱得一丝不挂，冬天冷得上牙打下牙，冷得那话儿都缩进肚子里。一名神情严肃的苏联女军医为我们做检查，方法是拉起每个人大腿上的皮。我们个个皮包骨，皮肤就象拨光了毛的鸡似的，粗得像砂纸。由于严重缺乏维他命，我们又瘦又弱，只觉得冷到骨髓。 根据肉的厚薄，我们给分成三等。大家都暗暗祷告，盼望分到第三等，这样就能干轻一点的活，从而能多活一天。肉最厚的给归在一等。对比骨瘦如柴的伙伴，他们可能有点欣慰，但一想到等着他们的是最粗重的活，那得意里又混杂了忧愁。 我能凑合着活着回家，真是不可思议。我想起那些日子里不绝于耳宣传口号，比如：“系紧头盔带，打赢这一仗”，要打赢这场战争，我们的头盔带子可是太短了。还有：“无欲则胜”、“奢侈是我们的敌人”，结果呢，奢侈成了我们的亲人。 我泡在澡盆里，闭着眼睛，只觉得日月如梭啊。在我记忆的深处，隐隐浮现出西伯利亚漫长、天寒地冻的冬天，回想起那澡堂里那一盆热水（每月一次），想着自己怎么小心节省着从头洗到脚。现在，热水就从家中笼头里喷出。活着多好啊，我不由得想。多让人心酸——那么多战时的老伙伴都死了。 我轻抚着自己的大腿，思绪一会儿在北国瑟瑟的寒风，一会儿转到温暖的浴缸。我老了，往昔的“鸡皮”终于被垂老的皱纹替代。 山本善丸 65岁 印制公司老板 别府市 。。
宪兵唱红旗
这事是在西伯利亚第19号收容所发生的，时间是在昭和22年2月前后。红军把我们这万名滞留人员集合起来推行“民主化”教育。 所有的人一门心思想回家。我们充满了恐惧，担忧任何对“民主化”运动的抵抗会推迟我们的遣返，或把我们送到苏联腹地的收容所。 在我们这个营地，有相当一批前宪兵和前特种部队，以及前特种高级警察。也有一些军官，他们曾经在过去的战争中残暴地虐待共产党。显然，他们的处境不妙。 成立了一个“民主化突击队”，他们工作条件格外艰苦，但听说报酬不菲。前宪兵都进了突击队。每天早晚进出营地时，他们高声大嗓地唱起“红旗歌”和“国际歌”。他们里边就有那些依仗“治安维持法”和“国家总动员法”一贯压制反战理论、反战学者和作家的人。现在翻脸一变，让我们目瞪口呆。 一天晚上，开会坦白宪兵队真相。照前宪兵们说，对于外出强暴已婚妇女的军人，如果是军官，惩罚很轻，若是士兵，可能就被监禁了。 平野好郎 61岁 农夫 久留米市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那个岛上，有好几个设在不同地方的劳动营。我们在苏门答腊被拘留，送到这里以后，给圈在几间靠近码头的仓库里。我们一共2000人，一个挨一个睡在铺在水泥地的草垫子上。早晨5点就给叫醒，早饭是半罐玉米大米混合粥，六七成是水。 我们什么活都干，每天干的都不一样。在防波堤上，就从船上往下卸货；在城里，就把货物从仓库搬进搬出。如果碰上那货是稻米或岩盐，压在背上的包有100公斤重。盐渗到光着的脊背上，煞得生疼。走向工地时候，坐在吉普车上英国兵的愤怒的叫骂不绝于耳。每天从早晨七点干起，连续12个小时。中饭是两块硬邦邦的、手掌大的饼子。中间有20分钟的休息。 最觉屈辱的是在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混居的街道淘下水道。我们被迫用手去掏冲下来的死耗子和人粪便，要么就站在齐胸的粪便里把它舀出来。在水泥仓库里，我们被迫在齐膝深的粉尘里跑，肩上扛着两袋水泥。要是有人倒了，谁也不敢去扶他。 我们没有休息日，如果不服从看管，就会挨枪托或皮靴。没人知道何日遣返，有人疯了，有人营养不良死了。我在盟军手里苦苦挣扎了两年，只凭一个信念支撑：活着回祖国。人们一直在谈论日本军人在战争期间的暴行。但暴行不分种族和国籍。我不是说日本人做的事可以就此抵销，而是要说明战争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弄得没了人性。 式町元太郎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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