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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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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认可。
孙宝琦与李石曾等人于1902年8月29日从北京出发，转道天津到上海，到了上海再带张静江上路。而张静江则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又带上一个助手周菊人同去，这就使得这支公使队伍拉拉杂杂，最终达到20余人，总算于10月14日乘上法国邮轮安南号，前往法国。他们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后，先到达马赛，再换乘火车，于12月17日抵达巴黎。
到巴黎后，李石曾要读书，入蒙达顿我农校，毕业后又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从事学术研究。而张静江则热衷实业，他本是商人世家出身，祖父一代就与上海的洋行做生意，对于出口贸易有天然的兴趣，很想以巴黎为基地，亲自从事中法间的民间贸易，并想尝试着开拓整个欧洲市场，与势头强劲的日本人一比高低。
居法一年后，他已了解欧洲市场的大致状况，决定招股成立一个贸易公司，依照外国洋行的样子，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文物等从中国廉价收购，运到法国卖大价钱。于是第二年年底回国，在亲戚朋友中动员招股集资。可是那时国内华人自办海外贸易的风气尚未大开，就中法民间贸易来说，只有法国人到中国来办公司、开洋行的，还从未有中国人到法国去开商行的，能不能办成谁都没有把握，所以人们不敢贸然投资，应者寥寥。最后，还是他父亲支持了他，给了他30万银元，使他终于在1903年于巴黎办起了独资的商行，即著名的通运公司，地址在巴黎马德兰广场4号，从此开辟了中国人做法国人生意之先河。
李石曾先生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我初识卧禅（张静江），他不过二十四岁，已是‘眇能视，跛能履’，虽还不是卧禅后几年抬在椅子上的形态，但已是初步。他本生在一个富豪之家，而潜伏在内心的却是佛而杰之大施舍家！大建设家！大革命家！大慈大悲的佛家！”“我们同船到了巴黎之后，常常一同出去，或工作或游览。卧禅向以大富见称，但其行动极为随便。那时巴黎还无汽车，只有马车与马拉的公用车，或火力电力发动的公用车。公用车并多用楼形，楼的上层为二等，价廉；下层为头等，稍贵一两个铜板。有时楼下坐满了人，卧禅并不要改用单雇的小马车，也不耐烦等候下一班的公用车，而运用不便之目与不便之足，手紧紧地抓住铁栏杆走到上层。有时他与我及几个朋友，或是他店铺中的同事一起到树林中去玩，从他那在马德兰广场的商店，各骑一辆自行车，同穿过最热闹、最繁华的总统府大街，直奔树林而去。要知道，在巴黎最热闹的街市，如上所举之广场和大街，普通人有时还觉得害怕，而‘眇能视，跛能履’的张先生居然能之，或勉强为之。见微知著，此可以看出一点他与常人不同的个性！”3
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2）
通运公司最初只是运销生丝和茶叶，后来发展到绸缎、地毯、漆器、竹器、牙器，以及名贵的古董、字画、玉器、瓷器和青铜器，于是生意大旺。4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无意中撞上了一个外国人睁开眼睛看中国艺术品的时代。当时上海等城市虽然已经开埠60年了，但是到中国来的基本都是生意人，欧美国家只是知道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是好东西，而对中国的古代艺术还不了解。自从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从北京的圆明园、颐和园及紫禁城中抢走了大量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之后，这下让西方的收藏家、艺术家、考古学家如梦初醒，眼界大开，原来中国还有这么灿烂的古代文化，还有这么丰富的艺术品！因而中国文物一下子成了欧美市场上的走俏商品。利益所趋，致使文物大盗斯坦因和伯希和，先后深入西部大漠，去敦煌莫高窟淘金淘宝，他们盗走的唐宋年间的珍贵经卷都是马拉驴驮的。接着就不断有西方的考古团和调查团深入中国内地，所到之处，他们总有所获……张静江等到达法国的时候，正是1900庚子年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西方人正急吼吼地大肆搜刮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关税制度，对于一切古代文化艺术品都给予免税进口的优惠，中国文物的走俏就势在必然了。而中国还没有像后来这样完整的文物法规，文物不但没有级别上的鉴定和管理，而且大量都散置在山川田野和老百姓家里，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市场的红火，管理上的漏洞，都大大刺激了张静江的胃口，所以除了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之外，他看准了行情，在文物和艺术品的经营上很下了一番功夫，这使他财运大发。
有一次他手下的人在山西某地，用10块银元买了一只宋代的瓷钵，运到法国后很快就以一万美金脱手。
又有一次在宁波某寺院，他在国内的“收货”人花了300元，向一僧人买了一个身高一公尺的白瓷兰彩的观音菩萨像，其瓷质的细洁，色彩的亮丽，造型的生动，世间罕有其比。此菩萨是寺中之宝，经办者深恐被人发觉而阻止运出，于是在得手的当夜急急运至上海，又乘最近的一班轮船运往美国。这个白瓷观音一到纽约，当即就有人出价20万美元收购。而张静江心还要“狠”，非50万美元不卖。5 后来这个白瓷观音在张静江家收藏了几十年，张静江的夫人朱逸民在去世前，把它捐献给了纽约郊区的一个大庙（由著名船商沈家桢先生捐建，庙里有几十米高的菩萨），该庙特意为之建一座观音堂，供大家瞻仰。
通运公司后来在纽约和伦敦都设有分公司。纽约公司的经理是张静江的妻弟姚叔莱。在上海也设有分公司，地址在南京东路靠近外滩的鸿仁里，即张家的同乡，南浔刘家三房刘梯青的老根据地。他的不少亲戚和同乡都是他的帮手，如其舅父庞莱臣，是国内第一流的书画收藏大家，正可以当他的供货参谋；其同乡蒋孟苹、周佩箴及薛竹荪也都曾积极参与其事。6
后来，通运公司的茶叶部业务一再延伸，在巴黎繁华的意大利大街上开设了一家开元茶店，其陈设之豪华、民俗风情之浓郁，在巴黎首屈一指，成为当时人们到巴黎旅游观光的必到之处，最后竟发展成巴黎知识界，尤其是西方汉学家们的聚会场所，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级沙龙。而革命党的许多重要会议也曾在这个茶馆里召开。7
那时张静江得天时地利之助，不仅货源充足，而且每两个月就可以销出一批货，一年可周转6次，其获利之巨，可以想见。总之，张静江在巴黎的确旗开得胜，钞票不知赚了多少，成为中国人大赚法国人钱的第一人。用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的话来说就是：“获利之巨，无法估计。”8
旅法华人中的“三剑客”
人的命运有时会因一些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而变得异彩纷呈、波澜壮阔。张静江一生的命运就跟他的几次奇遇大有关系。如同他在北京的宴会上遇到了李石曾，从而带出了他赴法经商的经历一样，他于1905年在法国又遇到了吴稚晖（吴稚晖慕名前去访问他）。这一相遇非同小可，把一个商人的张静江，居然变成了一个热衷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张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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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3）
当时的巴黎，是各种社会思潮的荟萃之地，无政府主义也是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派别。张静江受到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影响，思想锐进，言论开放，俨然以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家自居，在公开场合大发议论，逐渐在留学生中出了名。他思想激进，但公开身份却是清廷驻法国公使馆的一个外交官，所以他的过激言论就受到了怀疑，甚至有人怀疑他是清廷派到旅欧学界的间谍，有一次还差一点挨了打。这使得张静江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他没有料到事情竟会是这样。但是他很快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确是个主张思想解放、实行社会改革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革命派。9
吴稚晖也是一个民国奇人，其性格上的豪迈不羁，比起张静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大张静江12岁，在日本时，曾因中国驻日本公使蔡钧（和甫）不肯保送留学生进成城学校之事，而率众大闹公使馆，最后被日警押解出境，由蔡元培先生陪伴回国。他回国后参与创办爱国学社，又为《苏报》撰文抨击清廷。1903年《苏报》案发，他被怀疑告密而出走伦敦、巴黎，当时是个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家。他与张静江的见面颇似当年李石曾与张静江的见面，两人一见面就长话不止，感慨万分，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能看法一致，一拍即合。他们两人又都认识李石曾，共同语言就更多了。
张之识李，已如前述。吴之识李，则首先是因认识了李鸿藻。当初吴稚晖参加壬辰科（光绪十八年）会试时，李鸿藻就是四总裁之一，因此亦可以师生视之。后来李家老太爷请齐令辰先生（齐竺山、齐如山、齐寿山之父）来家教读，王照（小航，甲午进士，也是李鸿藻的门生）也常往来于李氏家塾中，李石曾从王照的谈话中，多次听到吴稚晖的大名。所以在李石曾赴法前到上海等乘法国邮轮时，即去访问过吴稚晖。现在他们三人都到了巴黎，来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的、最适合他们的性情发展的自由世界，他们的满腹经纶就算找到共同的喷发点了。10
为张静江管过三十年账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在《漫谈张静江》一文中说，吴稚晖终年布衣大褂，手携布伞，说话口无遮拦；李石曾亦是一样的落拓不羁，蓄着满口大胡子，在上海住在张家时，张家的佣人从其床底下发现一大堆脏衣服。他衣服脏了从不交佣人洗，而是上街买新衣服穿。
张静江的举止行为倒没有什么怪癖之处，但是思想上有时甚至比他们二位走得更远，笃信西方的所谓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等学说，比起他们两位似乎更加来得“煞根”（彻底）。其关于男女关系之界说，尤其颠人魂魄，认为：“世人过分重视性的关系，最为错误。盖社会所以划分男女关系，如此明显，乃传统的习惯使然，而种种罪恶即缘是产生。此种习惯未尝不可改革，譬如我们的手可行握手礼，口可以行接吻礼，则性的关系又何尝不可用以行礼乎？”11此时还是20世纪初，中国人的思想还在孔孟学说的轨道上，不知那些穿长袍、梳长辫的人们听之，有没有昏过去？
尽管如此，他们三人还是非常情投意合的，所以他们合作的产物很快就诞生了。1906年，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在巴黎创建了著名的世界社，第二年又刊发了《新世纪》（周刊）杂志（吴稚晖担任主编，张静江供应所需经费）。该刊的宗旨，在其创刊号的“趣意”中指明“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还出版新世纪丛书和大型知识性画报《世界》，以此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基地。这些刊物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还大力鼓吹革命排满的思想，反对君主立宪的主张，广泛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革命壮举、地理风俗、民主制度，猛烈抨击了清廷的专制制度，号召进行社会革命，与同盟会在日本的《民报》遥相呼应，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故其影响，不只是留欧学界，对于唤醒旅欧华侨的觉悟，亦颇多贡献。《新世纪》周报一直出版到1910年5月，终因财力不济，无法支持，只好停刊了，共刊行了121期。《世界》画报第一期就印行了一万册，第二年出版第二期，还增刊近代世界六十名人传。这些书刊，都曾在知识界风行一时。12
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4）
他们三个人勇于任事，敢作敢为，思想锐利，行动果敢，在欧美华侨中影响深远，也就成了旅法华人中勇敢的“三剑客”。
自然，所有办杂志和出版图书的钱，都是张静江掏腰包。为此，他还不远万里，亲自东归筹办具体事项，其中最为不易的是，将中文字模和一中文排字工人从新加坡带到巴黎，时间是在1906年春天。为了使这些书刊在国内广为发行，张静江还以其夫人姚蕙的名义，在上海成立发行所，并由姚蕙担任《世界》画报的发行人。张乃凤先生在他的《读随笔》中说：“《世界》画报，我在南浔时看过这个画报。画报的大小跟现在的《人民画报》相仿，印刷精良不亚于现在的《人民画报》，共七八页。姚蕙（张静江夫人）任主编。该画报满载彩色相片，主要为暴露满清政府的腐败，宣传革命，介绍欧美文化和风景。还记得有一张康有为的相片与类人猿相对照，其他记不起来了，画报很美丽。”
这个世界社后来在上海望平街204号设立分社，几十年间做了很多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事情，在中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社曾代表中国参与各项国际教育文化会议，与有关方面合作，办理“勤工俭学”，先后创立了里昂中法学院、北平中法大学、上海药学专门学校、上海世界学校，以及在日内瓦、上海和纽约的中国国际图书馆等，还在上海福开森路（今武康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建筑世界大厦和世界文化协会会所……
其中，上海世界学校是世界社创办的一所非常有创意的新型学校，被认为是中国教育界的一朵奇葩。该校学制七年，教材和教学方法都自成系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法语，三年级时，中文、英文、法文并举，延聘了一批绝对有责任心的中外教师任教，目的是培养优秀的出国深造的人才。按原计划，学生在该校毕业后可直接升入日内瓦世界大学（这个计划由于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实现）。张静江的大女儿张蕊英曾在这所学校教过法文，张静江的一个外孙陈平（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的大儿子）是这个学校的二期毕业生。现在，尽管这个学校早已不存在了，但是校友们始终保持着联系。目前陈平和他的校友们，都已到了白发盈鬓的年纪，他们正在积极筹办母校七十周年校庆活动。
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四一二”事件中，张静江是主张“清共”的主要骨干，但是他所创办的世界社却掩护了大批中共人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客观上保护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将近80年过去了，这里面的奥秘，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与孙中山先生邂逅于船上
当张静江往返于东西方之间，为他的贸易和出版而辛勤奔波的时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出现了，这就是在茫茫大海上的一艘轮船上，他与孙中山先生不期而遇，时间是1906年春天（一说是1905年冬天）。
据胡汉民后来回忆（载周贤颂《纪念张静江先生百岁冥诞》），这年春天，孙中山先生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乘船绕道前往日本，在这艘海轮上遇到了张静江先生。“彼时，他是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商务随员，要求和国父谈话，国父有戒心，回避他。不意静江先生在甲板上拦住国父，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会谈之后双方有了了解，最后静江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将来如果革命起事需要钱的话，可拍电报给他，并约定暗号，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如拍“B”字即两万元；“C”字则三万元，以此类推即是。孙中山先生将他的地址记在了小本子上，当时并未很在意。
1907年孙中山先生前往河内，计划再次发动起义时，经费没有保障，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对胡汉民说：“我上次在船上碰到一个怪人，脚微跷，说要帮助革命，约定三个字，第一字即一万元，第二字为两万元，我怕此人是清廷的侦探。”胡汉民听了则说：“反正横竖不亏本，拍个电报试试又有何妨？”于是按张留下的地址拍一个字的电报，不多时果真一万元汇到了。过了一些时日，又拍出第二字、第三字，钱均如数收到。不仅如此，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还有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清廷大官僚良弼，以及蓝天蔚在关东起义等行动，均得到了张静江财力上的资助。13只要孙中山有电报来，他从不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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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5）
所以孙中山先生称其为“奇人”，民国后又称其为“民国奇人”，以后又称其为“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事后孙中山先生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军事行动及款项开支情况，张静江则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14以后孙中山如急需求援，他总是如期按数汇到。所以孙中山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后来张静江因骨痛病加剧，在家养病时，孙中山先生还特意推荐留德回来的名医李其芳为其诊治，劝张安心养病，并在信中说：“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这岂是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原信现存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从那以后，张静江的政治倾向渐渐从无政府主义，走向了孙文主义，他口袋里的钞票也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用途。
民国###戴传贤还曾向人讲述张静江在护法战争时的壮举。当时蓝天蔚在广州起义，张静江一次就送他大炮4门，步枪3000支，都是他在国外设法买来的。
“民国奇人”的大手笔
世人皆知张静江是倾其所有赞助革命的功臣，但究竟赞助了多少，向无具体的统计。近期笔者通过大量的调查，又参考了为张管理了30年账务的李力经先生的回忆录（《漫谈张静江》），方才有了些具体的印象。这些资料证明，张静江不仅从经济上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又鼎力支持蒋介石。从他到法国创办通运公司，到国民党北伐战争胜利这几十年间，处处都显示了他超乎寻常的经济才干和舍家取义的大手笔。
除了在海外的大笔捐款，在上海时张静江亦是如此。据李力经先生说，辛亥革命时，张静江正在上海。陈英士率兵攻打上海制造局时，张负责后勤供应，为筹措各种军需，两天两夜未合眼。李力经又说，在他担任张的账房后，曾看见有一木箱的沪军都督府的公债票。当时曾有人劝张，可将这批公债票向国民政府索款，但张不同意，说是他在辛亥革命以前就为革命用去许多钱，从未去要过。这些公债票是陈英士在上海起义时的一部分垫款，就更不必去计较了。于是就关照李力经烧掉算了。烧掉的时间是1932年春天，是由李力经亲自办理的。究竟烧掉了多少公债票，也就是说，沪军都督府时期他究竟赞助了国民政府多少钱，已永远是个谜了。
李力经还说，张静江不仅倾力支援革命，国民党中一些高级人物私人向他开口借贷时，也总是有求必应。张在辛亥革命后最初住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的大庆里，后迁至成都路的广仁里，不久又迁居武定路的鸿庆里，最后才搬到马思南路的花园洋房里。
在大庆里时，蒋介石常来向他私人借款，每次二三百元不等。每逢年终时，蒋总要张的账房间抄一账单给他，煞有介事地像要准备还钱的样子，可是从来没见他来还过。其他借钱人基本也是如此。李力经接手正账房时（最初是副账房），发现账面上应收的款项内，绝大部分是私人借款，诸如戴季陶、蒋介石、于右任、周佩箴、孙科、宋子文都赫然在内。可知这些人见张是个“大手笔”，久借不还已是常事。后来因为这些呆账常年“挂”在那儿，已成为账务上的累赘，李力经就请示张该如何处理，张竟说：“看来都是些烂账，算了嘛，不必再记，把它全部勾销了吧！”于是一笔勾销，人们更可以有借无还了。
事实上，张静江并非永远是富翁，相反，他始终在为民国尴尬的财政绞尽脑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08年，他在法国的通运公司，因多次为革命大笔汇款而发生资金周转不灵，当时的同事又以这样的汇款漫无节制而对张静江心存不满，终于导致一些人跟他分道扬镳，另立门户。他的开元茶叶店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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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6）
于是他联络中外友人，筹措举办通易银行，可惜并非所有的人都热心革命，投资者大多热衷近利，取观望态度，终使这个银行流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成为战场，贵族们人心惶恐，保命要紧，中国的丝绸、瓷器、古董等不再是人们争相抢购的奢侈品；况且因战事交通阻滞，张静江在巴黎的生意受到巨大的冲击，他不得不再次东归。但那时国内民国初建，南北对峙，袁世凯在北京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时时梦想复辟帝制当皇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的确“尚未成功”，正是需大量用钱的时候。1915年，张静江被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部长，居上海经商筹款，部长职由次长廖仲恺署张代行职权，而张肩上的经济使命就更重了。
革命军队所需的款项是巨大的，不得已，只能以他的信誉和影响，向海外华侨借贷。据1917年1月31日张静江通电各地的报告说，借款的总数已达日金174万、英洋111万，另借日本人久原房之助私人款日金80余万、犬冢信太郎15万、山田纯三郎5万，还有国内借款若干。后来，不仅他在巴黎的开元茶叶店卖掉了，在上海马思南路的6幢花园洋房也卖掉了，全都成了革命的经费。所以后来人们称他是“毁家襄助革命”，实不为过。
事实上，张氏家族中，不仅张静江本人多次向革命大笔捐款，南浔张家的其他人，如张石铭、张弁群、张乃骅等都曾经在张静江的带动下，多次向革命事业大笔捐款。
根据现在的不完全统计，张静江在辛亥革命前后对革命的捐款达到了11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按购买力的比价如果折算成2006年的钱款，大约相当于2000万美元。张氏家族其他成员在这一时期的捐款大约为20万两白银。所以，张氏家族为辛亥革命的捐款总数，大约在130万两白银以上，相当于2006年的2600万美元。
这个数字意味着，张氏家族的捐赠在国民革命中的确意义非凡。虽然国民革命迟早总会成功，但是，在当时如果没有张氏家族的财政支持，孙中山先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通运公司在大家拆伙后还有一段后续的故事——张静江的小舅子姚叔莱（姚蕙的弟弟）仍旧坐镇公司大本营，而原在张静江家里当大菜师傅的卢芹斋和在张家典当铺当“朝奉”的吴启周，他们自行在巴黎先后办起了来远公司和卢吴公司，继续从事文物的出口贸易。也许他们不愿被张静江的革命需要所牵累，也许他们原本与张就不是一条心，总之，通运公司后来是走下坡路了，但卢吴公司却还兴旺。他们中的主要人物除了卢、吴两人之外，还有吴启周的外甥叶叔重（苏州人，人称叶三）。他们的分工是，卢坐镇巴黎销货，吴在上海办货，叶则中间跑运输，他们都发了大财，尤其是卢芹斋，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俨然欧美古玩界的大人物，声名显赫。
这个卢吴公司一直到中国大陆解放才不得不结束在中国的业务，因为他们在国内收货的叶某出事了。叶某因过去的文物走私而判了刑，被送到青海劳改，后来就死在那儿。但是他在解放初向国家捐献的各式文物有3000件，这在上海博物馆的档案中有记载，而且在该馆的捐献者的人名墙上，至今还刻有他的名字。再后来，卢、吴二人也不在人世了，但是卢吴公司仍旧还在，是卢芹斋的后人在经营。卢吴公司在巴黎的那栋仿中国古代式建筑，如今被视为古董建筑而受到保护。
浙江省长上任后的第一件要事
民国初期，当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发动内战，并下令解散国会、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时候，同时在全国通缉捉拿国民党主要人物，张静江也名列“乱党”之列。他本人在南浔镇的住宅被查封，在上海的资产也受到监视，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的族人见势不好，生怕受到连累，因为所谓张静江的财产，有些实为张氏大家族的公有财产，是大家庭兄弟们共有的。为了保全共有财产，族人们曾联名向吴兴县政府呈文，要求驱逐张静江出族，不认其为弟兄，请求备案。这在张氏大家庭中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
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7）
张静江时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讨袁运动，风闻“后院起火”，极为震惊，自是牢记在心。
然而事情是发展变化着的，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12年之后（即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张静江又回到了上海，并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当年的“通缉犯”一下子成了政府大员，形势遂大变。据李力经先生说，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吴兴县政府调阅“南浔镇张氏弟兄驱逐张人杰出族”的全部档案，阅后并嘱咐秘书：“此件要传之子孙，存入银行保管箱！”15
此话一出，张氏族人们慌作一团，赶紧摆下宴席，欢迎他衣锦还乡。张静江内心虽未释然，但面子上还是要顺水推舟的，即席作了一番讲演，主要内容是请父老乡亲为革命捐款，他说：“革命是破坏工作，现在破坏成功，我要开始建设了，请诸位多多帮忙！”大家自然一致鼓掌，一致拥护。后来张静江在大办建设的时候，果真借助了不少家人和同乡的经济力量。
至于那一份卷宗，张命李力经一直保存到解放后。1955年有关部门要接管这批档案，连同他所有的股票、合同、单据等档案，均被上海法院取走了，现在大概仍在上海法院的历史案卷中。也有消息说，已经被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囊括去了。
孙中山先生的挚友
陈立夫先生在张静江百年冥诞时写的纪念文章中说：“张静江先生，彼既以其富裕之家资，协助国父革命；复以其豪迈之气魄，协助蒋公主持全国建设委员会，以有限之经费，为国家建造若干铁路，开发若干矿产，成立若干电厂及无线电台，并规划导淮灌溉等大规模工程，为实现国父实业计划开其端。其时政府苟能宽筹经费，听其发展雄才，则国家早已由农业进入工业化”；“静江先生乃国父挚友，其意气之豪，魄力之大，时贤罕有其比，故国父曾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一联书赠，而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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