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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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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大有关系的。请洋人来南浔旅游和跳舞仅仅是手段，而做生意才是真实的目的。大概舞酣耳热跟酒醉饭饱一样，都是最容易“敲定”生意的时候吧。
院落的最西部分是一个大花园，园子周围的长廊墙上，镶嵌了很多古代名人的书法作品（石刻），那该是张石铭的最爱。
可惜这样一处庞大的中西合璧的漂亮住宅，张石铭并没有住得很久。从辛亥革命时起，他就带着家小住到上海去了，这里主要是其母亲桂太夫人和一些亲戚、账房及佣人居住。1922年桂太夫人也去世了，这里绝大多数的房间就都空关着，张家人只有在清明上坟或者有必要时才来此小住。有的房间长年堆满了各房媳妇的嫁妆，据说东西多得简直可以开个百货公司。1张家人在上海住的时间久了，以上海十里洋场的眼光看，那些东西已不那么时髦了，所以很少有人回来取用，那就只好长久地堆在房间里，最后也不知所终。还有一些房间由账房出租给别人住了。总之，到解放时，这里已经没有张家人居住了。
解放后，既然张家没有人在南浔，地方政府就把这些房子代管了，账房和佣人也都遣散。据现在南浔镇上老一代的镇干部和居民说，这处大宅解放后最初是由部队进驻的，部队在里面办起了军械修理所。数年后部队撤离了，但是把里面的各式红木家具和其他物件也一起带走了，这些家具和物件装了几十艘驳船，统统被拖走。可见这“江南第一宅”不仅是房子精致好看，它的“内容”也是非常诱人的。
部队撤走后，这座庞大的懿德堂以及张家东号的尊德堂都由南浔镇接管。空闲了一段时间后，在“文革”后期（1975年）被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卖给了上海茶叶公司，作为他们的茶叶仓库。连同镇上刘家的求恕里红房子在内，四处大宅院，共卖了75万元人民币。该公司从黄山收购来的茶叶一时无法或者不需要运到上海的，就先在此地存放，权当一个中转站。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茶叶的经营也开放了，上海茶叶公司在1980年代下半期的生意大不如前了，仓库也不需要那么多了，于是他们把张家的懿德堂租出去，租给了好几家皮件工厂，中间还夹杂着十几家住家，于是公家私家都在里面烧火做饭，烟熏火烤，总之是在重新“开发利用”。
1992年，南浔镇政府看看这样下去不行，时间长了，这么漂亮的晚清建筑就要被毁掉了，决心出面干涉，出巨资再把房子买回来。当时的南浔镇镇长王永年先生亲自与上海茶叶公司的负责人叶明章先生谈判，前后共谈了十几个回合，终于以远远高出当年卖出价的210万元“搞定”。当时镇政府并没有钱，好在镇上有不少企业当时正在兴旺时期，他们很支持镇政府的决定，慷慨出资。经王镇长与各方认真协调，终于将那些单位和住家迁走，对豪宅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重新配置，使其恢复到目前这个模样。现在懿德堂里的红木家具，一部分是镇政府从镇上各个单位收集来的，一部分是从苏州的古旧家具市场上买来的。
2。懿德堂的两位传奇女人（4）
目前仅仅修复和对外开放了整个院落底层的一多半，二楼还未及修复，但已经令无数人震惊、倾倒了。一位外国朋友在留言簿上写道：“这是我们在中国江南看到的最好、最大、最美、印象最深刻的民宅。这处大宅本身就是一本大书。”
2001年，张家懿德堂被国务院命名为“南浔张氏旧宅建筑群”，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尊德堂的海派风度（1）
陈立夫题写“张静江故居”
出张石铭故居沿南浔南西街继续北行，到东大街过桥折向东，在邻近著名的明清古建筑群“百间楼”的河边，再向东不过数十米，即可见到张家的又一处豪宅，即张家东号的老宅（其实也是张家在南浔的祖宅）——尊德堂。
这个地方是张家留在南浔的第二处遗址（第三处遗址是张家祠堂，三进院落，在南浔镇东部的一条河边；还有其他遗址，如张家诸位老人的坟地），现在作为张静江故居陈列馆对外开放，展出了大量的张静江从事国民革命和家庭生活的珍贵照片。人们基本上可以从这些照片和资料上，看到一个江南富家子弟，如何走向海外、走向国民革命的生活轨迹；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种子，如何在中国这块最富庶的地区生发、开花、结果的。
尊德堂的大门简朴无华，没有任何修饰，只在门额上刻有民国老人陈立夫的几个大字——“张静江故居”。黑色的大字镶嵌在花岗岩的条石上，很是醒目，但是题辞的下面并没有落款，一般前来参观的观众并不知道这是陈立夫的亲笔。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掌故，很值得玩味。
20世纪90年代，江南水乡还处在思想解放洪流开始涌动的时候。当时的南浔镇政府，为了振兴古镇的旅游业，进一步吸引海外和港台游客，打破常规，发掘本地的人文历史资源，决定开发张静江故居，对外开放。为了郑重其事，他们通过张家的亲戚，转请寓居台湾的陈立夫先生题写了故居的门额。陈立夫老人原本思乡心切，人近晚年（当时九十多岁了）就更加关注家乡的消息，听说镇政府请他为张静江故居题字，非常高兴，很快就写好寄来了。可是到了真正要派用场的时候，陈立夫的题字下面却没有了他的署名！
这就是那个特定的时期才有的怪事。原来，当时“左”的余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凡是涉及民国的事情；不少人还是挑鼻子挑眼，要跟你分分路线是非。这时就有“左派”出来说，陈立夫是国民党的大官，为什么要用他的题字？为什么不用共产党的题字？
是呀，为什么要用陈立夫的题字，而不用别人的题字呢？
镇政府有人解释说，陈立夫是张静江的好朋友，又是湖州人，是湖州籍的民国老人中唯一活到现在的人，用他的题字有纪念意义，当然还有统战意义，可以在海外引起反响。
但是“左派”们不肯罢休，说是不行，这样就长了国民党的志气，为什么不用共产党的题字呢？张静江故居的恢复本身已经在海外有影响了嘛！可是算来算去，哪个共产党跟张静江有过交往，愿意为他的故居题字呢？实在是不得而知，而陈立夫的题字已经寄来了，总不能不用吧？不用对人家就没有个交待。
好在当时的镇委书记朱倍得先生是个处理问题、化解矛盾的好手，他三下五除二，巧妙地作了“技术处理”，于是作出决定：门额上还是用陈立夫的原字，但是不用他的署名，这样既对陈有了交待，也免得“左派”们抓住话把儿多事。明眼人看得明白就看明白，看不明白就拉倒。还断然下令：“眼下故居开放迫在眉睫，不要再争了。”这就是张静江故居门额上有题字而没有落款的原委，恐怕陈老先生还不知道这个“典故”呢。1
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就是几个题字吗？可是当时也能说成是大事，因为“左派”是惯于上纲上线的，动辄要你吃不了兜着走。由此可知，这个陈列馆的开放包括题字在内，都是来之不易。
实际上张静江与陈立夫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他们不仅是同乡、同党、同事，还有一层哥儿们圈内的叔侄关系。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亲叔叔是著名革命党人陈其美（英士），而陈其美与张静江是把兄弟，割头朋友，又都是民国###，在同盟会中同属核心成员。这么一来，从“江湖”的意义来说，陈立夫兄弟既然是陈其美的侄子，那也就是张静江的侄子了。同时，张静江与陈立夫的大哥陈果夫的关系也很深，他们1920年代初曾在上海金融界大肆活动，共同在证券交易所里呼风唤雨。《金陵春梦》中记载的那个很有故事的“恒泰记”经纪号，他们都是其中的合伙人（其中陈明记就是陈果夫的股份），其他的合伙人还有蒋介石和戴季陶等等。2
3。尊德堂的海派风度（2）
不仅如此，张静江的父亲张宝善早年也跟陈果夫打过照面，还为他改过名字，这是张静江的侄子，他四弟张墨耕的儿子张乃凤先生（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老所长，著名科学家，如今已经104岁）亲眼看到的事。张乃凤先生说，他十五六岁的时候，那时还住在南浔老家，有一次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来家里找二伯父张静江，当时陈果夫才二十来岁，正巧老太爷张宝善也在家。见到陈氏兄弟后，张宝善就问陈果夫叫什么名字，陈果夫说：“我叫陈戈夫。”张宝善听了一笑，说道：“你这名字是在讨人家便宜了，‘戈’与‘姑’不是同音吗？这样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吧，用‘果’字，果敢的‘果’，这个意思好，对你们年青人有用。”从此以后的陈戈夫果然改名为陈果夫了。3
后来他们在北伐之前的广东革命军政府里，还有一段十分默契的合作，当时的情况都被陈果夫记录在《民国十五六年间一段党史》一文中（详情后叙）。
张静江曾有一副对联写给陈立夫，对其大加褒扬：“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可见对陈立夫原先也是很赏识的。这副对联的原件现存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挂在张静江故居里的是复制件。
当然，他们之间后来也有一些矛盾。张乃凤先生还曾讲述过他亲眼看到过的另一个场景。那是北伐胜利之后，张静江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出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他住在南京建设委员会的招待所里，适逢张乃凤从美国刚留学回国，也在南京工作，在金陵大学教授土壤学，最初一段时间是跟他二伯父住在一起的。张静江那时家安在上海，在南京没有自己的寓所，汤山的房子是建设委员会用他的名义盖的，有一个温泉浴池和三间客厅。张静江去南京时往往只带一个佣人住在建设委员会的招待所。那个招待所跟现在的政府招待所不能相比，是一栋小小的楼房，只有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和五间可以住人的卧室，没有洗脸间和浴室，客厅同时也是餐厅。
有一天晚饭后，张乃凤来到二伯父处，发现屋子里气氛很沉闷。只见民国老人张溥泉（张继）两只手背在身后，一边皱着眉头低着头，一边围着饭桌来回踱步，嘴里愤愤地说：“要亡党了！要亡党了！”过了一些时间，张溥泉先生回自己房间休息了，张乃凤就问他二伯：“为什么说要亡党了呢？”张静江叹了一口气说：“咳，国民党抢官，抢房子，还要抢人家的老婆！”张乃凤问：“那么，为什么不制裁他们呢？”张静江说：“都是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包庇的！”说这话时，他把“陈”字说得特别重，可知他内心跟张溥泉一样，是非常气愤的。
可是一旦陈立夫到招待所来看他，并且满脸春风地操着一口湖州口音，跟张乃凤一样叫他“义伯伯”（湖州方言把“二”读为“义”，张静江行二，所以侄子们称其“义伯伯”）的时候，张静江火气又没有了，并不当面教训他“要亡党了”的事情。他知道陈立夫是来取悦他，对陈并不亲热，但是也没有当面发火，可知他们已经有些面和心不和了。这也许是张静江为官的一惯做法，只要不是天大的事情，即便心中有看法，也不愿跟人家当面冲突。老派人是极其看重面子的。4
了解了这些背景，就会明白当时南浔镇政府的苦心了。陈立夫的确是有资格在张家的门额上题字的。这处高墙深院也跟张石铭故居一样，1975年成了上海茶叶公司的仓库，改革开放后，南浔镇政府花巨资再买回来，重新整修配备后对游客开放。现在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又一处中西合璧的大宅院
初进尊德堂，感觉好像跟一般的江南豪宅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幽深阴暗的正厅高敞肃穆，红木桌椅被抹得锃亮，墙上挂着嵌有天然大理石图案的红木挂屏，堂上正中高悬着甲午状元张謇题写的匾额“尊德堂”，下面是一幅中堂和一副对联，两侧有大红灯笼高高挂。正厅的后面是二厅，那是一处二层的住宅楼，三开间，中间底层是会客厅，两边有厢房；再后面是第三进，也是三开间的住宅楼，底层的中间也是客堂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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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尊德堂的海派风度（3）
与众不同的是，尊德堂正厅上挂的对联是孙中山先生为张静江亲笔书写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聊聊数字，既概括了张家的气势、地位和影响，也道出了张静江侠客般的个性和对于国民革命不可替代的贡献——一个家族与一代名人，一个家族与一段历史，就在这座豪门深院里静静地融合。
然而人们现在看到的尊德堂远不是当年的尊德堂，目前的尊德堂大概只是当年的1/10。当年这处大宅院，共有四个部分：老宅院、新宅院、后院和花园（亦称东园或张园，又称绿绕山庄）。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是当初老宅院的主体部分，而绝大部分的建筑在历史的烟云中已经化为乌有，有的仅仅留下了遗迹。
张静江的侄子张乃凤先生在2004年撰写的《读随笔》一书中，有《六十年后看尊德堂老宅平面图》一文，那年他老人家100岁了，还清楚地记得许多当年的事情，既写了文，又绘了图，详叙了张家老宅的整个布局和各房的居住情况，令人眼界大开。
原先在老宅院东侧还有一处新宅院，那是一处比老宅院更大的三进大宅。老宅院只是在二进和三进有两层楼，而新宅院则是三楼三底两厢房的三进大院，实用面积远远超过老宅院，而且老太爷张宝善后来就住在新宅院。那是张家于辛亥革命之后，人口鼎盛之时，买下东侧邻居家的旧房和空地建造的。张宝善住最南边的一进，中间一进给他的六儿张久香一家住，第三进住的是他最小的儿子张镜芙。张宝善搬到新宅院后，原先的老宅院就由他的四儿张墨耕一家居住。另外，大儿张弁群、三儿张澹如、五儿张让之三家也都仍住在老宅院。
只有老二张静江非常特殊，他既不住老宅院，也不住新宅院，而是住在老宅院后院里的一栋洋房里。这栋洋房与中国传统的老式住宅完全两样，是建筑在高出地面足有一米高的地基上的两层楼房，楼前还有一条带顶棚的走廊缓缓伸出，是整栋房子对外的出口，前可通花圃、菜圃、老宅院，后可通花园、树林、荷花池。公平地说来，这是整个张家大宅院中最好的方位，好像建筑在河边的花树之中。张静江一家在他1902年去法国之前就住在这儿了，不知是老太爷对这位二公子特别宠爱呢，还是他的性格原本就不大合群？
这处大宅院的纵深还有许多颇具“洋味儿”的地方，如在张静江住的洋楼的东部，有一片用灌木丛围起来的大草地，那些灌木高约一米，宽不到一米，被修剪成平顶，四角留出空隙，方便进出，就像现在西式花园里的几何形植物图案一样。这片草地又可当做一个网球场，中间可以立柱、拉网。青年时期的张乃凤，就是在这里跟他的父亲张墨耕学会了打网球，并能够跟父亲对打。据他回忆，张静江的四小姐张荔英来南浔时（也许就是护送她母亲姚蕙的灵柩回乡那次），也曾跟他在此打过网球。打球的规则和现在的网球比赛一样，只是那时还没有用双手握球拍的打法。
这片草地的东部和北部是一片偌大的荷花池，荷花池上有九曲桥。桥上绾着一座六角亭。那亭子伸出的九曲桥，一边连着“张家大陆”，另一头连着“庞家大陆”，因为荷花池东部的领土就是张宝善的夫人庞太夫人娘家的宜园了。
在荷花池的南部岸边，还缀着一方透明的水阁，实际上就是一个有一半面积凌空在水面上的方形凉亭。这个水阁似乎是张家的艺术之宫。20世纪初，老太爷张宝善常来水阁听留声机，那时的留声机是手摇式的，有很大的喇叭和很大的唱片，这在江南水乡绝对是新鲜洋玩意儿。张静江来南浔住的时候，则喜欢在水阁里写字画画，那时张乃凤只有十几岁，常在旁边看他画画和写字，张静江就时常派派他用场，如差他到街上买宣纸、白绫或是上矾等等。5
至于老宅院里的生活，也充满了中西合璧的气息，既有佛堂、藏书室、麻将桌，也有电话、水塔、台球桌。他们的电话是自成系统的，全宅院所有的厅堂和房间都早就通了电话，所以无论是老宅、新宅还是洋楼，相隔虽远，呼应起来却很方便。水塔也是自家的水塔，供全尊德堂内所有的水龙头用水。台球桌则设在后院的一座房间里，与牌桌共存一室，一中一西，各取所需，倒也公平。
3。尊德堂的海派风度（4）
关于那个佛堂，张乃凤有一段略带神秘色彩的文字描述，他说：“后院的西北角向北有走廊，转向东有小门，可进入一个厅堂，那是一个佛堂，是专供我祖母庞太夫人拜佛念经用的。1920年时我祖母已经去世，这里已无佛像，仅剩有一间空厅。这空厅东边的厢房我父亲曾做书房用，后室如何我未进去过。我之所以对这间空厅有挺深的印象，是因为里面保留了我祖母的脚印。那是距离北墙三四米处的两个下陷约有两三公分的脚印，据说是庞太夫人常年拜佛诵经所踩出来的脚印，脚尖和脚跟形状都很真实，是一双缠足的小脚。我每次经过都不敢接近。”
关于张家人信佛，张乃凤在文中还提到杭州的昭庆寺，他生下来三个月他母亲就抱他去昭庆寺，住在一个大殿里。那个大殿是他祖母庞太夫人（张宝善的元配夫人）捐建的。现在从张家的女婿、著名人士赵曾珏（张家东号大房张乃怡的丈夫）撰写的纪念张静江百年诞辰的文章中又可获知，笃信佛教在张家素有传统，杭州栖霞山麓的昭庆寺原本就是张家老太爷张颂贤捐建的，他在家里戒杀生，“富而能仁，周恤贫困，乐善好施”，因此那昭庆寺中有一个放生池就顺理成章了。6
……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尊德堂只剩下老宅院了。新宅院和后院以及张静江一家住过的洋楼，全都在1938年日本鬼子侵入南浔时，一把火烧掉了。荷花池也渐渐荒废，现在成了一片沼泽地。张乃凤在20世纪60年代初，利用出差的机会曾回家乡看过。老宅成了工厂和仓库，自然是进不去了，只能绕到荷花池最北部的石拱桥上往南眺望。那时看到九曲桥和湖心亭还在，只是破败不堪，桥上铺的石板有的已经脱落，掉入池内。从1960年代初至今一晃又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桥上的那些石板也该掉光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一人多高的芦苇。
那么，既然老宅院与新宅院仅一墙之隔，当年为什么没被日本人烧掉呢？推算起来，大概要归功于那高出屋顶一二丈高的封火墙了吧。高高的封火墙把张家老宅院紧包密裹，就为后人留下了一座今天的张静江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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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石铭适园藏书誉满天下（1）
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的适园三代藏书
现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收藏着一大批张氏家族的藏书，是张石铭、张芹伯、张葱玉祖孙三代的藏书。
据该馆老研究员苏精先生撰文介绍说：“张钧衡（石铭）祖孙三代的这些图书，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央图书馆所获的最大宗而且最完整的故家旧藏，目前该馆约十四万册善本书籍中，适园三代的印记最多。这大批古本珍籍灌注私人心血于先，继之公家力量保藏于后，传诸久远可待。比起蒋氏‘传书堂’的灰飞烟灭、或嘉业堂的离散四方，真是幸运之至。张氏父子、祖孙是可以了无遗憾了。”9
这些足以“了无遗憾”的藏书究竟是些什么书呢？
苏精先生在《藏书之乡 藏书之家——张钧衡适园》一文中介绍说，张石铭适园藏书的精华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丰富的宋元珍本藏书。
在1916年张石铭印行《适园藏书志》时，他的藏书就已达宋刊本45部、元刊本57部；到他的长子张芹伯（乃熊）编《芹圃善本目录》时，所藏宋刊本已达88部、元刊本已是74部了，这就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其实，这个数字还不是适园宋元版本的全部。
据张芹伯的三儿子，现年70岁、寓居苏州的张泽璂先生说，在《芹圃善本书目》上著录的还不是适园善本的全部，因为在1941年（郑振铎代表重庆方面前来收购古籍）之后，家中还留有不少藏书，这些书后来分为三个部分散出。
一部分在1950年代初，张葱玉与郑振铎再次来到张芹伯家（当时张芹伯已去世，其夫人郭后全尚健在），动员家属向国家捐献藏书。张家捐献了一批书，其中仍不乏宋元版本，张葱玉事后还有奖状送来（这个奖状后来毁于十年浩劫）。至于捐书的详细目录，也毁于十年浩劫，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应有记录。另一部分在1950年代后期及三年困难时期，张芹伯夫人为了生活逐渐卖掉了。最后一部分，是郭后全留给三儿张泽璂的一部善本书。因为解放后张泽璂在苏州一家工厂工作，生活不富裕，其母为其补充营养，给了他一部其父留下来的古书。张泽璂后来将此书带到苏州，在护隆街的古旧书店里卖掉了。由此可知，张氏适园藏书的精华远远不止《适园藏书志》和《芹圃善本书目》上著录的内容，其宋版书的总数，恐怕已经超过了100部。10
在他们父子相传的宋版书中，有一部较特殊的《东都事略》130卷，是从晚清皇室怡贤亲王家中流出来的，上面钦有“怡府世宝”、“明善堂”、“安乐堂”等印记，后来流落到日本。民国初年被法律专家，同时也是大藏书家的董授经（董康）所购得，带回国内。张石铭以千元之价收归入库。这部书在目录页的后面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两行牌记，其作用类似于目前“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之类，可知从那时起，人们对版权的保护意识就已经觉醒了。
张石铭的宋版书中还有两部很有意思的书，即《北山小集》和《李贺歌诗编》，这两部书都是利用当时废旧的公文纸的背面印制的，用的是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手写的官府账簿册纸，其中官衔和人名、年月和记项，均历历可辨，甚至上面还留下了不少宋代的关防朱印，这真是一部难得的八百多年前的官府经济史料。《李贺歌诗编》在20世纪70年代，已由台湾中央图书馆以线装仿古的形式印行，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中，印行了此书，是属于“文革”之后最早解禁的古籍之一，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当时还有种说法，说是毛泽东很喜欢“三李”的诗歌。三李是指李白、李贺、李商隐。既然是伟大领袖喜欢读的书，自然是古典文学中的精华了，其社会影响就远远超过它的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成了印刷数十万册的畅销书。这大概是张石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
其次是有数量惊人的抄本、稿本和名人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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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石铭适园藏书誉满天下（2）
一般的藏书家，收藏的印刷本总是要超过手抄本和稿本，因为毕竟印刷本总体数量要比手抄本和稿本要多得多，也就更容易获得些。而适园藏书与众不同的是，刊印本和抄稿本竟达到了相埒的地步——他那920部左右的善本中，抄本、稿本和刊印本竟都在460部上下，各占半数，其中黄跋本（黄丕烈校跋）就有一百多部，这是张石铭藏书的最大特点，很能说明他与众不同的性格。11
这些抄本中有很多是名家精抄之作，其中有不少是朱学勤的“结一庐”、张蓉镜的“小琅 福地”、吴骞的“拜经楼”、顾沅的“艺海楼”等藏书家的旧藏，而这几家原先都是以收藏或从事抄书著名的。张芹伯在其父亲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又陆续收入了韩应陛的“读有用书斋”、海盐张氏的“涉园”藏书中的不少抄本。杨守敬从日本抄回的珍籍善本，也有13部让归张石铭，这就使得适园藏书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些抄本中最具版本学价值的，是44部影宋抄本，可供校勘订正明清刊本之用。
1941年冬天郑振铎先生从张家收购这批古籍完毕之后，曾向当时设在重庆的文化部汇报工作，报告中以非常动情的笔调论述了这批藏书的史料和版本价值（详情后叙）。
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1）
中国人大赚法国钱的第一人
张静江（1877~1950，谱名增澄，字静江、人杰，别署饮光、卧禅），在南浔老家时原本一公子哥儿。据其六弟张久香在《二兄行述》中回忆说：“二兄幼时，性殊顽劣，而智异常童。成年即患骨痛症及目疾，虽不良于行，仍精骑术，每于故乡南浔狭巷小街驰骋自如，见者无不惊叹，以为奇技。”（南浔老乡中至今传说，张静江的腿疾缘于骑马摔伤）又说：“二兄好弈，于燕寝之余，围棋解闷，兄弟相与抵掌论列是非。”又说他好交友，尚豪侠，喜冒险，故以“人杰”自名。1但是真正令他出人头地，使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得英名的，还是在他远赴法国之后。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静江以随员的身份，随同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这一千载难逢的机缘，最初是他的丈人，前清翰林、山东学台、苏州人姚菊岐（丙然）给搭的“桥”。2
姚菊岐是晚清高阳相国、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生，与李鸿藻的另一门生黄思永（慎之，北京工艺局总办兼英文学校校长）为同年。有一年黄思永摆宴请客，张静江随同岳丈也去捧场，在宴席上认识了黄氏父子及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煜瀛）。张静江与李石曾原本一南一北，相隔万里，根本不搭界，没想到竟一见如故，尤其对于时局和政治，两人的观点非常相似，于是相见恨晚，立马订交，时间约在1900年左右。
两年后，李石曾获得一个偶然的机会要到法国去了。因为李家的邻居孙宝琦（字慕韩，晚清曾任直隶道台，民国后曾任国务总理。其父孙诒经是光绪帝师之一）将赴法出任清廷驻法国公使，李石曾通过父辈的关系，得以以随员的身份随孙宝琦同去。事情被张静江得知后，他羡慕极了，觉得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通过李石曾去央告公使大人，要求也带他同去。孙宝琦，好好先生一个，从不愿得罪人，又素闻南浔张家贤达，反正带一个也是带，带两个也是带，就一并答应了下来。他在庚子年间保驾朝廷“西狩”是有功的，所以他的呈请也容易得到认可。
孙宝琦与李石曾等人于1902年8月29日从北京出发，转道天津到上海，到了上海再带张静江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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