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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二0师六八九团征战历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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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团政治处主任。
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以344旅为主组建第二纵队，下辖4个旅，王德贵调任三四四旅六八九团政委，随部进入冀鲁豫地区与新二旅、新三旅会合，参加第三次讨伐石友三战役，肃清了冀鲁豫边区的反共顽固势力。
5月下旬，三四四旅南下豫皖苏地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后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王德贵仍任由六八九团改编的四旅九团政委，率部在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地区坚持抗日斗争。
皖南事变后，四旅九团改编为新四军四师十旅二十九团，王德贵任团政委，在豫皖苏和皖东北地区开展抗日反顽斗争。
1943年9月，他调任山东军区滨海军二十三团政委兼中共赣榆县委书记；1944年6月，担任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委，在苏鲁边滨海地区坚持抗日反顽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德贵调任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中共滨海三地委常委，指挥分区武装以战备姿态加紧练兵，对进犯的国民党军进行自卫反击，配合兄弟部队进行涟水保卫战、台枣路反击战和朝阳集、鲁南等战役。
00、大兴集：遭遇青马 损失重大
刘震回忆录：
为统一领导，六月下旬，八路军第二纵队奉命和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
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黄克诚，下辖第二、四、五、六旅。我三四四旅编
为第四旅，原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分别编为第七、八、九团。部队合编不久
，为了向东发展，开辟苏皖敌后抗日局面，又奉命由黄克诚同志带二旅东进，并且
将我四旅七团（原六八七团）调二旅建制。四纵队则辖四旅（欠七团）和五、六旅。彭
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四旅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十旅，八团改为二十八
团，九团改为二十九团。
为了粉碎顽军一个步兵师向蒙城进犯、驹八师向闻瞳集进犯的企图，战前四师召开
军政委员会讨论作战部署，要十旅、十一旅各打顽军一个师。我当时还不知道党中
央和中原局、军部对四师反顽斗争的上述指示。只是从部队和当前敌人的实际情况
考虑。在会上建议：顽军两个师分别向我军进犯，兵力分散，有利于我各个击破，
应集中十旅、十一旅兵力先歼灭顽军一个师，然后视情况转移兵力打另一个师。这
样，不仅可以使我军赢得主动权，提高部队士气。稳定民心，从而增强军民共同坚
持反顽斗争的信心；而且进犯的顽军遭到迎头痛击，可能停止冒进。师领导没有采
纳这个建议。
闹瞳集、蒙城战斗失利后。十旅撤到马店一带。师领导又要十旅以营为单位，采取
分散游击宣传战的打法，坚持涡南地区的反顽斗争。我们旅的几个同志商量后提出
：地处平原。有利于顽军骑兵活动。我军分散游击容易被顽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而且战斗中也不便指挥（旅部电台只能同团沟通联系），因此建议兵力不宜分散。师
领导说已经决定，不能轻易改变。
按照四师分散游击宣传战的部署，二十九团一营在大兴集西南半古店、顾桥、丁巢
活动，仍击顽军，在有利条件下袭击它的后方。三月三日，顽军骑八师突然来袭，
一营在半古店被迫抗击，准备坚守到天黑突围〔因和骑兵作战不能轻易突围）。该
营还没有突围时，就被顽军重重包围。顽军骑兵分四路向该营疯狂猛冲，同志们打
得非常英勇顽强，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了，用枪托打，夺顽军的武器，同他们搏
斗。此次战斗，虽毙伤顽军五百多人，但终究因为兵力悬殊，阵地被顽军攻破。打
到最后，一个营的同志大部光荣牺牲。只有二十多名指战员夺马突围。二十九团的
前身是红二十六军，战斗力比较强，此次损失了一个营的兵力。使我非常痛心。我
一向是不轻易流泪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止不住哭了。三天之内没有睡觉，也不
想吃饭。
继半古店战斗后罗集又失守，十旅为保存有生力量，经请示师领导同意，向涡河北
岸撤退。
一九四一年九月，新四军军部决定：为便于指挥，四师十旅与三师九旅互调建制，
原旅、团番号不变。根据军部命令，我率十旅由皖东北进人苏北淮海区。
第六章 战斗淮海
00、淮海区扎根记
刘震
一
一九四一年七月底，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从淮北转战到了淮海区。华中局指示，要我们在淮海区安家落户，实行主力地方化。
十旅要实行地方化，许多同志一时转不过湾。就在这个时候，接到刘少奇同志从盐阜区发来的电报，要我和旅政治部主任高农斧同志到华中局去。望着电报，我们几个旅的负责同志霎时心胸开朗，兴奋满怀。这些天来，我们就渴望见到刘少奇同志，希望得到他的具体指示。我和高农斧同志当即从旅部驻地陈圩子出发，加鞭催马奔往华中局所在地。
警卫员把我们引进一所小草房里。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正伏在桌上研究工作。看到我们到来，他们立即招呼并和我们亲切地谈话。刘少奇同志先问了我们在路西的作战情况、部队情绪，接着告诉我们：华北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紧张、残酷的阶段；华中的局面，必然随着紧张起来。日寇会更加频繁、残酷地“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继皖南事变之后，会继续发动对江北各根据地的进攻。刘少奇同志讲到这里，带着征求意见的口吻问我们：“你们有些什么想法？今后我们的棋应该怎么走？”
坚持巩固与发展华中根据地，坚决与敌人斗争，这是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的，也是刘少奇同志坚决贯彻的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我们说出这个意见后，刘少奇同志说：“是这样，不管局势如何严重，我们要坚持华中各根据地；在有利的条件下，要积极扩大部队，发展根据地。”
刘少奇同志说：“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迎接新的局面，十旅今后的任务，就是在淮海区安家，实行主力地方化。你们怎么想？思想通不通？”
十旅，是皖南事变前从华北南下的一支部队。在津浦路西淮北地区，受到日伪顽军三面夹击，艰苦奋战了近半年，伤亡比较大。到淮海区后，名为一个旅，实际上只有两个团四个营。部队疲惫，人员不足。我们也感到，要恢复部队的元气，要安个“家”，要有个地区作依托；但又担心变成地方部队，怕固定在一个地区，今后不能再机动作战。刘少奇同志似乎早已猜透了我们矛盾的心情，教导说：“你们不要犹豫，不要认为实行地方化是走回头路。这不是回头路，是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的正确道路。现在你们一个旅‘化’下去，不要多久，将会有两个旅、三个旅、以至更多的旅成长起来。到那个时候，不仅人数多许多倍，战斗力也会比现在更强。”
天已经到中午了，警卫员问是不是拿饭吃，刘少奇同志说不忙。刘少奇同志这时虽然身体不好，但是仍然不倦地和我们谈下去。以红军、八路军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发展规律为例，深入浅出地讲了许多道理。反复说明当前十旅地方化，就是具体地体现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教导我们不要只看眼前，要向远看，向前看，要有全局观念。说到顾全大局，刘少奇同志严肃地批评我们说：“你们在路西，曾几次要求让你们旅的一个团自盐阜区回去，你们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大局。你们要那个团回去，对不对？”
我和高农斧同志齐声说：“我们没有从全局出发。”
刘少奇同志说：“是嘛，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的干部，不要目光短小，不识大体；共产党员决不能争兵权。”
刘少奇同志亲切的教导，长时间的谈话，把我们原先对地方化一些片面看法纠正了。刘少奇同志见我们一致表示思想通了，又说：“通了就好。只是光你们通还不行，还要十旅的干部、党员、以至每个战士都通。‘化’下去，就是到人民群众中生根；思想不通，根就扎不深。象种小麦一样，根不深，苗不壮，就难得丰收。”
刘少奇同志又谈了如何“化”下去的问题，最后说：“要紧的是和人民鱼水相依，和地方党、地方政府密切团结，尊重地方党的领导，保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说到关系问题，刘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泽东同志说过：主力部队与地方党政关系搞不好，军队的同志要负主要责任。”
谈话中，陈毅同志也给了我们许多指示，鼓励我们要坚决“化”下去，并对部队将要发起的反顽战役，作了指示。
吃完午饭，离开刘少奇同志的住处，已经是下午了。凉爽的风吹拂着。我和高农斧同志并马而行，谈论着与首长们的会见。虽然今天当面受到刘少奇同志严肃的批评，但两个人都心情舒畅，好似登上了高山，看得更远了。
我们返回淮海区，在实行地方化的前夕，十月间，参加了陈道口反顽战役。陈毅军长亲临指挥，七旅、独立旅和十旅协同作战，在二师、四师的部队配合下，一举歼灭顽军王光夏一个旅的大部。这一仗，对淮海区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陈道口战役结束后，十旅在胜利的欢乐中，象撒种一样，迅速“化”下去了。……
二
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当时处于“黎明前黑暗”的形势，所提出的英明措施和方针，是我党建军工作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方针，体现着毛主席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伟大思想。这就是把主力部队“化”下去作骨干，培养带动地方武装，进一步开展全民性的战争，造成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连环，发动千百万人民打击敌人，从群众性的游击运动中，培养新的兵团，以迎接即将胜利的局面。但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方针、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并不是所有同志一下就懂了的。当我们部队开始听到要地方化的消息时，各种各样的议论都出来了，说什么“查查十旅的老家谱，从红军时代就是当当响的主力军，怎么要变成地方部队呢？”“为什么要变？还不是在路西几仗没打好！”“人家地方部队升级，咱们十旅降级了！”等等。当然，也有不少干部，从道理上懂得不是走回头路，但却担心说：“现在化整为零，哪年哪月再集零为整？”
这时，淮海区地委书记是金明同志。地委对华中局这个决定，极表拥护。旅的负责同志和地委负责同志经过仔细商讨，确定了彻底地方化的具体方案后，立即在部队中进行教育。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内，后党外，通过各种会议，利用各种方式，反复讲清道理，打通思想。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尖锐的思想斗争，绝大多数同志思想都通了。纷纷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愉快地“化”下去。同时，也还有少数同志，认识浅，接受慢，分配工作时讲价钱，闹别扭。有一位团参谋长，听说要他到泗阳县大队当大队长，他坚决不去，并说：“降级我也没有意见，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我宁愿当连长，也不干县大队长。”这个同志，是西安事变前，从西北军起义来的。照他的说法，从当兵以来，就是干“正规军”。人民军队发展的过程，他只从道理上懂，却没有亲自体验。我们几个旅的负责同志，同他多次谈话，最后他才说：“好吧，我服从分配，只是旅长要打个保票，保证我还能回到主力。”我们对他说：“保票是有的，它不在我们手里；化下去的同志，每人有一张。只有大家从思想上‘化’下去，尊重地方党的领导，亲密地依靠群众，根扎得深，果结得快，根据地巩固、发展，那就能很快回到主力。”
“保票”没有开，他也就半通不通，“化”下去当县大队长了。
思想地方化，组织地方化，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旅的番号撤销，旅部和分区司令部合并，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地委书记金明同志兼分区政委。这以后，七旅二十一团、直属队一部和两个连也到了淮海区，奉命一并地方化。他们和十旅的两个团都全部拆开，一个营、一个连地分编到各县大队去，直属各县委领导，同时，抽调了将近四百多干部“化”到各地方武装里去。个别斗争激烈的边沿区，主力军的干部一直“化”到区、乡，甚至民兵基干队。
淮海区，处于陇海铁路之南，运河之东；它南有淮阴，北有新安镇，西有宿迁。它是连结华北、华中两大块根据地的纽带。从一九三八年起，党就在这里组织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时全区有八个县，六个县大队，几十个区中队。基础好的地区，村村都有民兵武装。群众觉悟很高，在淮海区地委和军分区领导下，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十分活跃。这些年来，敌人曾拼命修筑公路，增设据点，但在县区武装和民兵破袭下，始终不能实现他们分割根据地的幻想。十旅，这支急待恢复元气的部队，来到这个地区安家，就好比金色的种子撒进肥沃的土地，在阳光和雨露中，迅速得到滋养，受到培育。没有多久，在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努力下，淮海区的对敌斗争，就变得更加活跃了。有的县大队，过去武器差，现在加强了；有的民兵联防队，过去缺少军事骨干，发展受到限制，现在开始大发展。一些原来斗争不甚活跃的村庄，在工作组积极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也犹如初春的草坪发出片片嫩芽，纷纷追赶先进村庄。整个淮海平原的对敌武装斗争，如春风烈火，迅速燃遍了各个角落。
一九四二年春天，刘少奇同志去延安，路经淮海区时，在我们分区司令部住了一个多星期，当我们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了“化”下去的一些情况后，刘少奇同志高兴地说：“你们坚决‘化’下去了，并且做出了成绩，这很好。根要扎得深，花才开得好，果才结得大。”
刘少奇同志又告诉我们：淮海区很重要，它是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往来的咽喉；今后斗争将会更艰苦、更残酷；他要我们作好充分的斗争准备。
三
正如刘少奇同志的估计，到了这年冬天——十一月中旬，日寇的大举“扫荡”果然来了。出动的日军有三十五师团两个联队、伪军三十三师、伪专署和各县所属伪军以及地方汉奸地主武装“黑狗队”共约两万人。大的分四路，小的数不清，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主要矛头指向我分区和地委领导机关。敌人几次扑空后，又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以沭阳为中心向四面伪化。不到三个月，把我们一个区分割成了四大块，新安上了一百四十多个据点。
敌人以为这样一来，就把我们置于死地了。岂不知，由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全面开展，真正处于包围中的并不是我们，而是敌人那些“乌龟壳”。当十一月间，我们分区司令部从敌人重点合击的小胡庄跳出后，地委、分区就连夜给各县发出紧急指示，号召全区人民和地方武装积极展开游击战；同时，为了便于对敌斗争，地委决定，按照敌人分割的四大块地区，组织四个中心县委，到以上武装组成四个支队，由各中心县委直接指挥，坚持各地斗争。地委和分区机关实行精简后，带着一个加强的特务连，今天跳到一支队地区，明天跳到二支队地区，灵活机动地指挥全区斗争。
经过三个月残酷而又激烈的斗争，敌人妄想扑灭我们的迷梦破灭了。鬼子兵在筋疲力尽后，返回了原处；大部分伪军缩进了“乌龟壳”。我们趁敌人收缩的时机，发动了一个全区性的破袭战。支队主力，县区乡武装，民兵联防队，在广大人民的配合下，夜夜出动，破路炸桥，袭击孤立的据点。一个星期之内，把敌人拼了命修筑起来的十字交叉公路大部破坏，使得敌人“接点连线”的计划破产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春暖风和，富饶的沭河、六塘河两岸，万物苏醒，花开禾绿，我们脱去棉衣，开始了有计划的反击战。四个支队的主力机动使用，先从孤立突出的小据点开刀，象吃西瓜、摘桃子一样，看哪个先熟先吃哪个，哪个好吃摘哪个。有时采取“围城打援”，有时强攻据点，有时突然袭击，拔掉敌人据点。
全分区以下的武装，分区分点看守，包围敌人据点。有条件围困的，困住它，不让据点里的敌人出来抢运粮草；条件不成熟的，采取半围半困。敌人的据点虽然密密麻麻，然而人民游击战争如同汪洋大海。小股敌人出据点，到处受伏击被消灭；大股敌人出据点，我主力和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打击他们。各村联防实行空舍清野，水井填死，粮食藏起，叫敌人找不到吃，找不到喝。民兵、基干队不能强攻据点，便采取“冷枪阵”“土炮战”“火鸡阵”“臭狗阵”等手段对付敌人。有的民兵联防队，把一些古老的土炮抬出来，安上轮子，装上火药和秤砣，夜晚推到据点附近，通通地向里放它几炮。沭阳城南有个敌人据点，修在一个山包上，地方武装和民兵围困了它之后，天天放冷枪，打得伪军连拉屎都不敢出屋；又在据点外壕里放上许多死狗，营房里臭气熏蒸，一个营的伪军病倒了一半。当我们支队主力攻开这个据点，战士们走进去时，一个半死不活的俘虏兵向战士们央告说：“老爷，你们把我抬出去吧，又闷又臭，我实在受不了啦！”
斗争的办法真是越出越奇，越来越妙。这使我们更深地体会到毛主席早在《论持久战》中论述的真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时的淮海区就是这样，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伟大力量，处处开花结果。
分区主力从三月起，也先后发动了唐沟、钱家集、高杨等战役，在区乡游击队、民兵配合下，全区全民性的反击战打了一年，消灭伪军一万多人，把敌人新修的一百四十个据点，也全部摧垮了。
一天，我们部队活动到运河边，一个通过敌伪军工作关系介绍来的自称“谈判代表”的人，找上门来。说奉了某日军大队长旨意，要和我们谈判。他说：“如果你们允许宿迁到淮阴的运河通航，皇军就不再向你们区域‘扫荡’、安据点，并愿赠送一部分枪弹。”
“要是我们不允许通航呢？”我们的同志故意反问了一句。
“皇军要继续‘扫荡’，继续向外安据点。”来者带着几分威胁的口气。
看来，敌人在我们猛烈反击下，软了下来，学狡猾了。但是我们绝不妥协，革命成果，总是从积极斗争中取得的；跟敌人，根本谈不上“谈判”，讲不来条件。于是，我们便向来者作了这样的回答：
“运河，是中国人的运河，决不允许侵略者航行。鬼子出来‘扫荡’，我们就坚决消灭；他向外安据点，我们就坚决打掉。要谈判，条件只有一个：放下武器，一律宽待。”
那个“谈判代表”，灰溜溜地跑回去了。
不几天，我们接到情报：鬼子一个中队，在林公渡安据点了。看来，敌人是要拼命保住运河的航线，再一次试试我军的威力。我们是有言在先，不准敌人安据点。随即集中了一、二、四三个支队，趁敌人立足未稳，碉堡还没修成，一个突然夜袭，把林公渡据点砸开。鬼子一个中队一百多人，从中队长金井起，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并且捉住了五个活鬼子。
从此，运河航线敌人也不要了，他们困守在淮阴、沭阳、宿迁几座死城内，再也不敢出来“扫荡”了。
最后，敌人为了保持沭阳这个中心据点，便派出鬼子两个加强小队，想在沭阳城西叶圩、城南十字桥，各安一个据点。叶圩这个据点刚安上一天，就被我一、二支队主力打掉了，全歼鬼子一个加强小队四十多人。十字桥敌人见势不妙，拔腿窜进了沭阳。从此，沭阳变成了一个孤点。我们的根据地往北扩展到了陇海铁路，往东往西南切断了日寇在运盐河和运河上的水上交通。
四
艰苦的反“扫荡”斗争，考验和锻炼了淮海区的军民。人民武装从斗争中迅速成长。主力地方化，全面地开了花，结了果。两年前没有武装的县，在斗争中建立了武装；两年前不足一百人的区中队，在斗争中壮大成了三四百人的县独立团；两年前从主力“化”下去的一个排长，现在带一个连了。开始实行地方化时，向我们要“保票”的那个团参谋长，现在当团长了，带起了一个很整齐的团。一次，他和团政委闲谈，说起两年前要“保票”的事，感慨地说：“毛主席总是要咱们向前看，向远看，这话是懂，可是有时候，就是看不远。你说原因在哪里？”
团政委不加思索地回答：“咱们理论水平低，往往只看到一点，看不到全盘。”
“我想还有一点，”团长又补充说，“凡事从个人出发，眼光就必然短，要‘保票’那时候，我就是从个人想的太多。”
这两个同志的谈心，反映到旅里，使我们深深感到：部队地方化的结果，不仅仅是从数量上发展壮大了，同时也支持了地方的群众工作，坚持了地方的斗争；回过来地方和群众又支持了部队，使武装与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部队是武装的群众，又是群众的武装，从而应付了艰苦的斗争局面。这些事实，又进一步从思想上武装和教育了广大干部，使同志们在实践中进一步领悟了毛主席的正确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军事思想，懂得了应该识大局，看一切问题都不能从个人得失出发。
为了迎接新任务，积极准备大反攻，在反“扫荡”胜利后，我们依照华中局指示，恢复主力，以便在更大范围机动作战，全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也叫建立模范兵团运动。经过将近半年的练兵整训，各地武装开始升级。支队下成立了团，区队升级为县独立团，乡联防队升级成区队。为支援皖中地区，以第二支队为基础，首先组织了一个独立旅。根据华中局发展江南的指示，又从淮海区选拔了一批从斗争中成长的干部，渡江南下，到天目山地区开辟工作。
独立旅机动出去不久，第十旅的番号也恢复了。这时，它已经不是初进淮海区时的两个团四个营，而是人马充实、武装整齐的三个团九个营了。
日本投降，十旅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向东北挺进后，淮海区新生的子弟兵团，仍然足够三个团。这些新生的武装，就象春天盛开的花，一枝枝，一朵朵，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竞艳争芳！
00、
1940年2月6日，我八路军第二纵队奉命于山西省陵川、平顺地区编成。原第三四四旅旅部编为纵队部。纵队司令员由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兼任（5月以后为杨得志）、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司令员杨得志、参谋长韩振纪、政治部主任崔田民。下辖新编第一、第二、第三旅和第三四四旅（旅部由原三四四旅机关部分人员扩充而成）及纵队教导营。
新编第二旅（简称新二旅，下同）由冀鲁豫支队的第—、第二、第三大队编成。旅长田守尧（当时在延安学习，8月到职，先由杨得志兼）、政治委员崔田民（兼，后为吴信泉）、副旅长常玉清、参谋长卢绍武、政治部主任李雪三、供给部部长刘炳华、卫生部部长刘胜望。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团，四团团长傅春早、政治委员周正华；五团团长覃健、政治委员贺大增；六团团长胡继成、政治委员的鲍启样。
第三四四旅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唐亮（后康志强）、参谋长沈启贤、政治部主任高农斧。所辖团原编制、番号不变。第六八七团团长张天云、政治委员张池明；新组建的第六八八团由六八七团二营（六八七团所缺的二营由晋东南扩大的地方武装编成）和冀鲁豫支队五大队及内黄县大队编成，团长盛世坤、政治委员朱士金；第六八九团团长王德荣、政治委员王德贵。
1940年7月2日，根据八路军总部电今，我第二纵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正式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两部的司、政、供、卫机关合并为纵队领导机关。吴芝圃任纵队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下辖四个旅，即第二、第四、第五、第六旅。
原二纵新二旅编为四纵二旅，下辖第五、第六团，干部任职不变；原二纵三四四旅编为四纵四旅，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干部任职不变；原新四军六支队第一、第二团编为四纵五旅，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孔石泉。下辖第十三、第十四团；原新四军六支队第一、第二总队和第三团编为四纵六旅。旅长谭友林、政治委员赖毅。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团。纵队直辖涡县独立团、特务团和睢、杞、太各独立团。另设有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耿蕴斋、政治委员吴芝圃（兼）。
1940午7月中旬，八路车第四纵队重新整编。以第四旅（欠七团）、第五旅和第六旅编成新的八路军第四纵队，8月20日，黄克诚所部奉命与皖东北的苏鲁豫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一部及新四军第六支队四总队合编为人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同时仍兼第四纵队政委）、韩振纪任纵队参谋长。
原八路军第二纵队领导机关改为第五纵队领导机关。下辖三个支队：以苏鲁豫支队（原人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参谋长田维扬、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供给部部长郑善康、辖第一、第二、第三团；
以四纵的二旅和四旅七团（即六八七团）编为第二支队，支队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吴信泉下辖第六八七团和第五、第六团。以新四军第六支队四总队和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一部编为第三支队，支队长张爱萍、政治委员韦国清、副支队长孙象涵、下辖7、8、9团。
1941午9月9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决定，四师十旅与三师九旅对调，其旅、团编制、番号不变。九旅旅长张爱萍升任三师副师长。为充实十旅，将四师十一旅三十三团千余人编人十旅。同时，从十旅调出红军时期入伍的战斗骨干千余人（内有营、团干部16名）留在四师工作。20日。我十旅到淮海区。至此，我八路军第五纵队所属各部队全部归建，为创建苏北抗日报据地准备了力量。
1942年8月盐阜区反“扫荡”结束后，为了加强和扩大地方武装力量，新四军三师以二十四团的一营、三营实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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