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0师六八九团征战历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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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第三师是抗日战争时期开辟坚持苏北淮海、盐阜地区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是由八路军一部分南下部队为主加新四军一部分部队合编发展起来的。

　　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举行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一九三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在致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指出，今后八路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华中。一九四○年春，中共中央作出八路军一部分主力南下，新四军一部分主力北上，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开华中抗战局面的战略部署。

　　一九四○年二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二纵队，任命我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我向中央建议另选派司令员，我只担任政委。中央旋派左权同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后左权同志回到八路军总部工作，由杨得志同志任司令员。第二纵队辖八路军一一五之三四四旅、河北民军一旅新编第二、第三旅，共约二万余人。我考虑两万余部队集中在冀鲁豫，回旋余地不大，不利于发展，遂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精神，向中央建议，将第二纵队分出一部分部队，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四月十七日，中央电示：“新二旅及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千人，由太行出发，在冀鲁豫边界设法消灭石友三部后，准备随时调往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五月五日中央又指示：“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发生全国性的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遵照中央指示，我于一九四○年三月将河北民军一旅留下坚持太行山斗争，自率纵队直属队和三四四旅，越过平汉路，到冀鲁豫与新二、新三旅部队会合。第二纵队于五月中旬将向我根据地进犯的叛逆顽军石友三部大部歼灭之后，杨得志同志继续留在冀鲁豫，我率三四四旅（辖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新二旅（辖四、五、六团）过陇海路南下。三四四旅由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率领，于五月下旬先头出发，我与纵队参谋长韩振纪率纵队部、教导营及新二旅（由政委吴信泉、副旅长常玉清率领）于六月初出发。行进途中，杨得志同志感到留在冀鲁豫的主力不足，我即令新二旅之四团中途返回冀鲁豫。

　　第二纵队南下之先头部队于六月二十日到达豫皖苏边区新兴集，与彭雪枫同志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六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电示我部与彭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活动于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我任政委，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六月二十九日，中原局（一九四一年五月改为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来电，要我作东进准备，“二十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活动”。彭雪枫同志起草了一份回电略谓：与敌伪顽长期斗争，以向西发展为有利，平原作战须有山地作依托；黄部应留下，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等等。我因刚刚到达，情况不甚了解，以为仍受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指挥。于是，我同意了彭雪枫同志的意见，于七月一日以彭黄联名电复中原局。七月十五日和十七日、十八日，刘少奇同志连续三次催我速率所部过路东进皖东北。我感到刘少奇同志电报与中央军委前电不尽一致，为弄清指挥关系以确定部队行动，我打电报请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电指示我服从中原局胡服（即刘少奇）指挥。接毛泽东同志电报后，我立即将三四四旅及所属六八八、六八九两个主力团留给彭雪枫部（后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自率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新二旅之五团、六团和教导营东进皖东北。

　　在我到达之前，一九三九年四月成立了苏皖区党委，金明同志任书记。当时皖东北地区已有好几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张爱萍同志在这里组建了新四军第六支队的第四总队，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委，并以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主任名义，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七月，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主力改编为苏鲁豫支队，一九三九年春，山东纵队挺进支队编为苏鲁豫支队四大队。一九四○年五月，苏鲁豫支队在彭明治、吴法宪（后为朱涤新）率领下，由苏鲁豫边南下，于一九四○年六月初到达苏皖边区，该支队之胡（炳云）、田（文扬）大队已先期挺进皖东北。还有一支部队是早先开辟邳、睢、铜游击根据地的山东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后改编为苏皖纵队陇海支队），负责人是钟辉、韦国清、孙象涵、李浩然等同志。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江华同志也从山东带了一批干部和部队到达皖东北，刘瑞龙同志也到达皖东北参加领导工作。此外，淮海区还有一部分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联络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组织了一批武装，展开抗日救亡活动。刘少奇同志曾于一九四○年六月六日向中央报告：“我在皖东北之部队，系统指挥不统一，内部外部情况均复杂，请中央及朱、彭令黄克诚同志速来苏皖地区统一指挥，任军区司令。如能多带兵力来为更好，否则不能完成任务。”

　　我于一九四○年八月七日率部到达皖东北后，于八月十日到达盱眙县中原局驻地，与刘少奇同志会面。遵照中央指示，研究苏皖地区我军各部队的统一编制、统一指挥问题。决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我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五纵队辖三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大队（团），共二万余人。第一支队由苏鲁豫支队编成，支队司令员彭明治，政委朱涤新，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第二支队由新二旅之五团、六团和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编成，支队司令员田守尧，政委吴信泉，副司令员常玉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第三支队由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之第四总队编成，支队司令员张爱萍，政委韦国清，副司令员孙象涵，参谋长杨志雅，政治部主任张震球。

　　遵照中央关于“八二路军到华中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的指示，我很快地结束了部队的整编工作，即着手部署开辟苏北地区的工作。第五纵队一支队已先期进入淮海区，开辟淮海区的抗日局面。第二支队之六团留在皖东北开辟工作，其余各部相继挺进淮海、盐阜地区。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统一整编新四军的指示，八路军第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我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一九四三年二月后为洪学智），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五纵队之一、二、三支队，分别改为第三师之七、八、九旅（一九四一年九月，第三师之九旅与第四师之十旅对调建制）。一九四一年秋，张爱萍同志任副师长（一九四四年九月，张调任第四师师长），一九四五年九月，刘震同志任副师长，洪学智同志任副师长兼参谋长。一九四四年从全师抽调骨干连队组建了师特务团。一九四五年三月，为支援皖江地区的斗争，组建了一个独立旅，并新组建了两个特务团，同时在淮海区组建新一、新二团。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为了对付敌后斗争的各种严重情况，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起，我们实行了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和一元化领导，成立了苏北区党委，统一全苏北党政军的领导。我任区党委书记，金明任副书记（一九四五年金明南下后为李一氓）。精简了机关，充实了连队。鉴于当时地方部队成分比较复杂，纪律松弛，干部缺乏带兵和作战经验，我们决定实行主力地方化，先后以四个主力团分散编入地方部队。这样一来，迅速加强和巩固了地方部队，使地方部队主力化。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后，又组建起新的地方部队。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主力化的结果，不仅巩固了地方政权，加速了地方建设，同时，也使主力和地方部队发展壮大起来。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在豫皖苏失利后，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与第三师第九旅对调，归入第三师建制。当时第十旅仅有两个团四个营，三千二百人。该旅进入苏北后，兼淮海军区。由于实行了主力地方化，在群众中生根立足，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战斗，两个团发展成为两个旅六个团，一万五千人。在盐阜区，第七旅、第八旅各有一个团实行地方化，不仅使地方武装大发展，主力部队也都扩大了二、三倍。

　　　　我在淮南路西返回苏北途经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已出兵我国东北。我军也有少数部队进入东北。我即于九月十四日打电报向中央及军委提出《关于目前局势和战略方针的建议》，建议速调五至十万大军到东北，创建全国总根据地。九月二十三日，两淮战役刚刚结束，我便接到中央命令，要我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开赴东北。九月二十八日，我们开始从淮阴出发北上。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四个旅、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余人，告别了并肩战斗五年的苏北人民，踏上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征途。

　　新四军第三师自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至抗战胜利五年中，共作战四千七百余次，歼敌伪顽六万余人，部队由二万余人发展到七万余人（包括主力和地方部队），本身伤亡一万余人。开辟了拥有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土地和八百多万人口的解放区。第三师第七旅除在苏北作战外，还作为军部机动力量，由军部直接指挥，转战淮北、淮南等地，纵横驰骋，屡立战功。第八旅之二十三团和淮河大队调归山东军区建制。独立旅调往皖江地区归第七师建制（第三师北上时归建）。第三师中有一批历史很久，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部队，如编入第七旅的原八路军一一五师之六八五团，其前身是井冈山时期朱毛红军的老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黄公略的红三军。编入第八旅的原八路军一一五师之六八七团和编入第十旅的六八八团、六八九团，其前身是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这四个团在抗日战争初期，曾首战平型关告捷，威震敌寇。在开辟和坚持苏北抗战中，这批老部队又创造了新的战绩，打出了新的威风。华中局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向中央报告《新四军各师组织及工作概况》中曾指出，“三师的战斗力较强，部队充实，除九旅外，每团平均有二千人以上，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优良作风和制度，尤以政治工作能深入与反映部队的问题，保证一切，每一号召能很快地动员起来，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执行”。“部队比各师要整齐，爱护武器较好，九旅在全军来讲，艰苦奋斗的精神可称模范”。







00、344旅在华中



1940年2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成立，刘震被任命纵队所属第三四四旅旅长。7月，奉命南下支援新四军的二纵队在涡阳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三四四旅编为第四纵队第四旅，刘震任旅长，并率领四旅担负起开辟和坚持淮上根据地的任务。皖南事变后，刘震的四旅又奉命改编为新四军四师十旅，在豫皖苏和皖东北地区坚持抗日斗争。

　
在日、伪、顽、匪夹击之下，十旅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严峻，斗争极其艰苦，部队减员严重。1941年3月3日，刘震的二十九团一营遭到敌军袭击，虽经殊死搏斗，但终因力量悬殊，全营只有二十多名战士夺马突围，其余全部牺牲。听到这个消息，一向坚强的刘震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三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虽然深处腹背受敌的严重境地，十旅仍然在淮上地区坚持进行了十个月的艰苦斗争。


沈启贤
原空军学院副院长，1955年空军少将。2010年1月24日16时0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1940年起任新四军第三师十旅二十九团团长，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一支队支队长。
1945年任新四军第三师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吉江军区参谋长，北满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1
946年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五师师长，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师长。
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师长。　


1941年07月

新四军4师10旅28团

28团

团长盛世坤
政委朱士金。


29团　（原689团）

团　　　　　　长　　王德荣
政　　　　　　委　　王德贵
副　　团　　长　　周世忠
参　　谋　　长　　张杰成
政治处主任　　尤奋涛

1942年04月

新四军3师10旅兼淮海军分区

28团　（编散）
29团　（原689团）

团　　　　　　长　　沈启贤
参　　谋　　长　　张杰成
政治处主任　　尤奋涛


　　　　1941年2月，在豫皖苏，顽军两个师分头向蒙城、阚疃集进犯。战前，新四军4师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作战部署，要10旅、11旅各打1个师。刘震不知道这是党中央、中原局、军部的指示，只是从实际出发建议集中兵力先消灭1个师，再视情况歼灭另1个师……他的意见自然被否决。
　　　　阚疃集、蒙城战斗失利，10旅撤到马店一带，师里要10旅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刘震认为，顽军是骑兵，平原地区，分散游击，易被敌各个击破。上级说就这么定了，不能改变。
　　　　3月3日，29团1营在半古店被顽军骑兵包围。1营孤军苦战，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了，用枪托打，只有20多人夺马突围。

　　　　29团为10旅主力，前身是红26军，战斗力很强，这次一下子损失了1个营的兵力。刘震在回忆录中，说他轻易不流泪，这回止不住了。

　　　　在山西，成立之后689团则愈战愈强，由1600余人壮大到　3400余人，并从敌伪手中夺取武器，装备了自己，建立了迫击炮连。689团随4旅在豫皖苏根据地征战半年，参加大小战斗20余次，歼敌2300多人。194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党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4旅9团奉命改编为新四军10旅29团。29团在10旅编成内，仍活动于豫皖苏，抗击专门与新四军磨擦的国民党顽军。由于受错误的军事路线干扰，29团虽打了一些胜仗，但自身损失过半，由原来3400多人减少到1400余人。为保存实力，随新四军4师撤出豫皖苏。　1942年11月，10旅兼淮海军分区，29团改编为淮海军分区1支队。沭阳独立团、滨海大队调入29团，29团的3营调出。1支队成立后，辖3个小团（相当于营），每团10个连，总兵力近3000人，支队长沈启贤，政委张辉。

　　　　王德荣，新四军10旅29团团长，1941年9月过运河时个人离队逃跑。

　　　　改编为新四军后的二十九团团长王德荣悲观动摇，与被俘伪军中队长密谋叛逃投敌，当上了伪泗县别动队大队长，成为可耻的叛徒。
　　
　　当时整个10旅都准备由主力部队改为地方部队，王不能端正态度。

　　　　新四军第10旅，1941年2月由八路军第4纵队第4旅编成。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参谋长沈启贤，政治部主任高农斧。辖第28、第29团。9月，划归第3师建制，由皖东进入淮海地区。l0月，兼淮海军区，金明任政治委员，参加程道口战役。

　　　　1942年实行主力地方化：
　　　　将第28团第l、第3营并入第29团；
　　　　第2营充实到淮海独立团、滨海大队和沭河大队。
　　　　这样，新688团就此结束。
　　　　11月，10旅兼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将第29团及第7旅第2l团与地方武装整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辖3个小团：第1支队辖第1、第2、第3团，第2支队辖第4、第5、第6团，第3支队辖第7、第8、第9团，第4支队辖第l0、第ll、第12团。1945年4月，第2、第3支队合编成第3师独立旅，第l、第4支队一部与地方武装合编成新1、新2团。8月，免兼淮海军分区。9月，新2团调归独立旅建制。9月28日，钟伟任旅长，王凤梧任政治委员，辖第28、第29、第30团，全旅开赴东北，并于11月编入东北民主自治军。　





00、刘震：在淮海

　　　　——1944年春，苏北新四军部队开始对日军反攻，刘震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高沟战役、杨口战役、林公渡战斗和叶圩子战斗。还参加了阜宁战役，给苏北的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45年1月，中共华中局决定由刘震兼任淮海地委书记。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可盘踞在淮阴、淮安两城的伪军拒绝向抗日军民缴枪。9月6日，指挥部队采取重点爆破与猛烈火力相结合的打法，迅速攻入淮阴城，击毙伪军二十八师师长，全歼该师9000余人，取得了部队从长期游击战转向对预有防御城市的攻坚战的重要经验。随后，又率部参加了解放淮安城的战斗。　1945年9月下旬，新四军第三师奉命进军东北，刘震被任命为副师长。11月底，三师在锦西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12月下旬，奉命在义县地区指挥5个团阻击国民党部队，掩护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在辽西前线安全转移。1946年1月，率八旅主力及师特务一团，攻克吉林通辽，全歼守国民党军1400余人。　

　　1946年3月，刘震被任命为中共吉江省委书记，并兼吉江军区司令员。同年6月，奉命和吴法宪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任司令员。1947年春，率领第二纵队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在打靠山屯及新立窑等战斗中，歼国民党军3200多人，使第二纵队在战斗中提高了打运动战、攻坚战的能力。1947年5月，率第二纵队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5月16日，指挥部队经长途奔袭，对怀德发起总攻，经过激战，于17日攻克怀德，全歼守敌5000余人。紧接着，率第二纵队主力迅速迂回，进行大黑林子歼灭战。6月，第二纵队攻克昌图。9月，指挥部队参加秋季攻势。在12月开始的冬季攻势作战中，率部经5个小时激战，攻克彰武，全歼国民党守军四十九军七十九师9000余人。中共中央为此专门致电嘉勉。　

　　辽沈战役开始后，刘震于1948年10月3日奉命参加攻克锦州的战斗。10月14日10时，在攻占了锦州城西北的外围据点后，发起了对锦州的总攻。他指挥部队从西北门突破，经过纵深战斗，15日18时攻锦战斗胜利结束。第二纵队在该战中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几天后，率部赶赴辽西，协同兄弟部队全歼廖耀湘兵团。11月1日，指挥二纵队和第一纵队，担负了主攻沈阳的重任。战至次日拂晓，全歼沈阳守敌，在攻沈阳战斗中，第二纵队共歼国民党军3。1万余人，俘获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周福成等将官18人。　

　　辽沈战役后，第二纵奉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刘震任军长，随即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三十九军完成了从城东突破的任务，歼国民党军2万余人。　

　　1949年4月，刘震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十四兵团副司令员兼三十九军军长，继续指挥部队向华中南挺进。8月1日，改任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三十九军军长。9至10月，率部参加了衡宝战役，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之后，又指挥部队参加了广西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残部3。2万余人，并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解放了广西全境。　

　
　　　　刘震回淮海区

　　　由于淮上反顽斗争的失利，部队减员严重，士气低沉，战斗力大为削弱。在日、伪、顽、匪夹击之下，10旅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严峻。在此状况下，10旅当面之敌——国民党142师425团在地下党员、团长陈锐霆率领下受命举行起义。刘震奉命指挥28团和11旅32团前往接应，并乘机歼灭跟随425团行动的反共的第14游击纵队1支队牛肃久部。28团从火神庙进至大、小郭家以东地区隐蔽集结后，发动了主攻，与此同时，11旅32团断敌退路并阻援。下午4时许，28团3营和警卫连首先向小营集发起攻击，顽军毫无准备，仓皇逃至小郭家寨，28团随即把它们包围。晚上，28团1、2营又发起了攻击，顽军凭借寨围、外壕防守，两次进攻都没能奏效。

　　不久，刘震旅长来到28团指挥所，经过亲自勘察地形，决定将突破点选择在小郭家寨北面，其他方向为助攻，并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组织了30多人的突击队，限令必须在天明前歼灭该敌。

　　翌日1时许，他亲自到前线指挥，总攻发起后，突击队在机枪火力掩护下接近敌寨，突然投出排子手榴弹，趁着爆炸的瞬间，奋勇发起冲击，随即打开了突破口，冲入小郭家寨，2营主力也紧随突击队突入寨内，东西两侧助攻部队也相继攻入，经一个多小时激战，除支队长牛肃久等几十人外，其余全部被歼，此战共毙、俘、伤敌700余人，缴获轻机枪11挺，长、短枪300支。

　　小郭家寨歼灭战，是10旅在淮上反顽斗争失利的情况下在津浦路西的最后一仗，给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振奋。这次战斗中，突击队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后来425团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后又发生兵变，这支部队只剩下陈锐霆等10几个人。建国之初，刘震为东北空军司令员时，陈锐霆为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两人都是我军新型兵种的青年将领。这是后话。

　　这年秋天，10旅将士集结在洪泽湖以东运河南岸，待命抢渡运河，准备前去淮海区创建根据地。可是，运河两岸连一只小船都没有，对岸国民党王光夏部重兵防守着。深秋之夜，河水急湍，月色昏暗，刘震来到岸边，看了看，说：“还是用老办法，用突击队上！”

　　　　随即，他命令一面组织好渡河的木排准备搭桥，一面挑选渡河突击队员，说：“突击队由向平和陈角榆负责。”

　　向平和陈角榆是他最倚重的战将，很快他们挑选了一些会游泳的士兵和干部，组成了一支几十人的渡河突击队。渡河前，刘旅长亲自向对突击队作动员，说：

　　“你们是英雄的渡河突击队员，要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抢渡大渡河的30名英雄，要像他们一样不怕牺牲、奋勇前进，消灭运河北岸之敌，完成党交给你们的光荣、伟大任务……”

　　他的动员声音很大，铿锵有力，勇士们很受鼓舞。随即，向平带上了一挺轻机枪架在木排上，信号弹发出了，突击队开始下水抢渡，对面敌人发现10旅抢渡，一排排的枪弹扫射过来，但是，突击队都是10旅的精兵，个个勇不可挡，冒着密集的炮火在水中浮游着前进，很快就冲上了岸，然后，猛打猛冲，守敌被迫溃退，突击队随即占领了运河北岸阵地，后续大军立即汹涌而来。
　　　　　1942年冬，日、伪、顽和地主还乡团大举向淮海区根据地“扫荡”，刘震率部巧妙地兵分两路提前转移，让敌兵扑了一个空。但日伪随即在淮海区各地建立蜘蛛网式的据点，“实行包干”，“分片扫荡”。各个据点很近，白天互相能看到炮楼，刘震他们攻打一个据点，其他据点的炮楼立即“四方出击”来援助，因此，他们白天行动十分困难，只好采取夜间行动。可在夜间又有问题了，老百姓家养了不少的狗，他们一来狗就乱叫，据点鬼子听到狗叫又乱打枪、乱开炮。因此，淮海区形势十分紧张。

　　于是，刘震将主力地方化，成立12个小团，与各个县的警卫团、县大队“混”在一起，在全区搞“拆开打”运动，所谓“拆开打”就是动员各区老百姓自己起来拆瓦房，把砖头、木料分散藏起来，使得敌兵修据点、炮楼因无原料，修建速度减慢。再就是动员老百姓自己“打狗”，庄村里无狗了，部队行动就方便，因为听不到狗叫，战士们就是走到炮楼跟前，鬼子伪军还不知，突然枪炮一响，其他炮楼听到枪炮声一来“增援”，人马还没到，炮楼就已经被解决了。另外，战士们把那些打死的狗全拖到鬼子的据点周围，摆成一个个“臭狗阵”。

　　这些措施很生效，使敌人无砖头、无木料修炮楼。把打死的狗拖往敌人据点附近，三五天后，狗就开始腐烂发臭，熏得据点鬼子受不了，有的被迫熏得放弃据点逃跑。

　　很快，刘震在淮海区打开了局面，一支3000人的队伍发展到了15000人的大部队。对此，战士们说：“刘旅长的软刀子真厉害！”




00、王德贵：六八九团改编的四旅九团政委


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12月，三四四旅向冀西平山地区挺进，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王德贵调到新组建的六八九团任二营教导员。

1938年2月，日军大举进攻晋东南根据地，三四四旅奉命增援一二九师，经正太铁路破袭战以及长乐村、张店等地战斗，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进攻和4月间的“九路围攻”，王德贵参加了上述各次战斗。

5月，他随部挺进冀南，夜袭威县城，收复卫河东西两侧和漳河以北广大地区。8月下旬，他随部南下，参加漳南战役，连克临漳、内黄、滑县、安阳之间的许多集镇，为建立冀鲁豫边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不久，他调任六八八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随三八六旅在晋冀鲁豫边区开展抗日反顽斗争。

1939年1月，日军调集3万多兵力分11路对冀南进行大规模“扫荡”，国民党顽军也向冀南发起进攻。刘伯承亲自冀南指挥战斗，将抗日武装分成6个集团，巧妙与敌周旋，不断地打击与消耗敌人。

2月上旬，配属三八六旅作战集团的六八八团奉命3次袭击威县城，激怒敌人，引诱日军前来报复。10日，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分乘汽车8辆，并配备骑兵50余人，组成快速部队追击我袭击部队，进入曲周县香城固附近沙滩我预伏阵地。王德贵随一营行动，协助指挥一营沿香城固以北护寨沟呈扇形展开。

正午时分，日军自以为追上我军，不料首先遭到一营的有力杀伤，当场毙命数十人。为了封住敌人炮口，他和营长指挥各连组成突击队冲入敌群，与敌肉搏，使敌人火力无法发挥，被迫退向香城固村东北，占据上风施放毒瓦斯。他和战友们见一团团白雾吹来，立即将毛巾浸湿捂住鼻、嘴，待毒气过后，继续战斗。

战至黄昏，六八八团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向敌发起总攻，激战40分钟，除敌骑兵30余人逃走外，共毙日军大队长、中队长以下200余人，俘日军8名，缴炮4门，毁汽车8辆，刘伯承师长称这次战斗是“模范的诱伏战”。战后，他调任六八九团政治处主任。

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