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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刀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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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粥，丧服也一直不肯脱下。尽管冯太后立下遗嘱，要求丧葬从俭，但孝文帝还是将她的丧礼举办得相当隆重，并表示要遵照古礼，守孝三年。在遭到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的强烈反对后，才勉强作罢。
孝文帝之所以要在冯太后的丧礼上“大做文章”，一是因为他确实对她怀有较为浓厚的感情，尽管冯太后斥责过他，还想废掉他，但他总是认为“养育之恩，诏教之德，寻之旷代，未有匹拟”；再则，孝文帝想通过丧礼的形式，将汉族的封建礼仪文化、忠孝仁义以身示范地落到实处；同时，他也想通过葬礼向文武大臣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将以更迅速更坚决更彻底的方式将冯太后的改革方略执行到底。
三
拓跋宏自从懂事起，就是名义上的皇帝。但实际上的皇帝却是冯太后，他得听从冯太后的安排，看她的脸色行事，在她的监督与控制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哪怕亲政后，他也不敢过于放开手脚，总是顾忌着冯太后的威严。而冯太后一死，他才真正成了一个君临天下的名副其实的皇帝，在向臣民们显示自己无比哀痛的同时，他那内心的潜意识深处，又何尝不怀着一丝轻松与喜悦呢？
不管怎么说，冯太后是北魏改革的先行者，是她拉开了北魏汉化的序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是她引导拓跋宏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洗礼，对他身上的“胡气”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她为拓跋宏的改革深化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汉人冯太后对北魏的苦心“经营”，它的发展很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新的光景。
拓跋宏早就想大干一番了，他一直憋着、忍着，直等到二十四五岁冯太后辞世，才有了真正的出头之日。那积聚、压抑着的内在潜能一旦喷发出来，便汇成了一股沛然莫能之御的强大力量。对此，《魏书· 高祖记》记载道：
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
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赏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
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凝练地用一个词语概括——全盘汉化。迁都洛阳，表明了他全盘汉化的决心，也是他改革能否彻底、能否成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
鲜卑拓跋部落发源于遥远的边陲之地，他们的人口本来就少，进入广袤的中原后，必然成为一支少数民族。如果仅仅限于抢劫，他们自可来去如风，完全保持着过去的那种野蛮的游牧生活及习俗；然而，若是长期占据中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他们就不得不调整、改变过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变为先进的农业耕作。
就鲜卑拓跋氏的发展进程而言，早在北魏之初，就已开始逐步采取汉化政策了，他们南侵的速度、深入的进度与汉化的程度几乎呈现出一种同步发展的态势。
鲜卑拓跋部南下，已有过迁都的历史。道武帝拓跋建立北魏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后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也就是说，平城也是北魏统治者迁都的产物。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平城的发展建设很快。至孝文帝时，平城作为北魏都城已近百年，城内“里宅栉比”，已颇具规模。平城，是北魏从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过渡的一个缓冲，它处于两种文明的交接之地，这里的气候、草原比较适于畜牧业，也具农耕文明的特点。从平城北上，可以抵御柔然入侵；南下，可以对中原形成席卷之势。最为重要的是，这里便于拓跋氏集中武力，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如果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地盘与统治，平城于鲜卑而言，自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北方柔然、高车的威胁业已解除，南方的领土在不断扩大，具有雄才大略之气的孝文帝拓跋宏已明确了北魏的战略目标——南伐齐朝，统一中国。平城，作为北魏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显然已不再适应当时的战略发展目标。平城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风沙严重、十年九旱，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平城北靠阴山，西临黄河，东有太行山，东南部排列着呈多字型构造的恒山、五台山、太岳山，交通极为不便；而最主要的一点，是这里的鲜卑贵族集中，他们思想保守，生活腐化，坚持鲜卑旧俗，已形成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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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6）
由此可见，北魏如若发展，就必得改革；而改革的关键所在，就是必须离开平城，迁居中原。当时有邺、长安、洛阳等三个地点可供选择，拓跋宏经过一番权衡比较，目光最后落在了居古代“天下之中”、气候比较温和的洛阳。他之所以看重洛阳，恐怕最主要的是因为这里的汉族士大夫数量最多，为汉文化之中心；另外，洛阳接近南朝，也便于他随时用兵，“南荡瓯吴”，实行一统天下的雄心。
只有离开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才能顺利地推行全盘汉化的改革方略。这不由得使我们想到了民国初期的迁都之议，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拟将国都从北京迁至南京，远离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大本营，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惜乎这一迁都之议最终未能实现。
拓跋宏深知，如果贸然提议迁都洛阳，必然遭致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南迁，就意味着他们放弃现有的家业，放弃已然习惯了的生存环境，放弃骑射游牧的“武功”之长……不少鲜卑贵族认为，北魏的天下是以平城为据点一点一点从马背上打下来的，如果离开平城，就很有可能失掉他们好战勇武的民族特性，不仅难以统治汉人，反而会被他们同化。一般鲜卑人并未像拓跋宏那样从小就接受过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们对汉文化常以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抱有一种藐视小看、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没有拓跋宏心中的那种危机与紧迫感。他们只要能够压制汉人，为所欲为、自由自在、作乐享受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拓跋宏不无忧虑地说道：“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如果强行迁都，弄不好，很有可能会酿成一场无法收拾的内乱。为了达到顺利迁都的目的，拓跋宏不得不费尽心机，反复考虑，定出了一个相当巧妙的万全之策。
公元493年5月，孝文帝召集群臣，宣称南伐萧齐。他命太常卿王谌占卜南伐吉凶，结果卜得一个“革”卦。于是，拓跋宏大声说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鲜卑###、皇叔任城王澄当场提出异议，马上就被他厉声压制下去。退朝后，他又单独召见任城王澄，两人推心置腹地交谈。孝文帝说平城虽然是一块用武之地，但不可达到“文治”之效，他想以南伐为由迁都洛阳，移风易俗，“因此光宅中原”，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召见的结果表明，任城王澄非但不再反对，还变成了迁都的积极拥护者。
接下来的一切便完全按照孝文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计划开始有声有色地执行了：公元493年7月，孝文帝亲率三十万步兵骑兵从平城出发，征讨南齐。天气一直不好，大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崎岖难行，阴霾的天空像口铁锅般扣在头顶压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而南方的潮湿气候更使得这些在北方生活惯了的养尊处优的鲜卑贵族及手下群臣倍感疲累。大军南下，一路缓缓行来，走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才到达洛阳。在洛阳稍稍休整，拓跋宏有意选择了一个暴雨如注的日子披甲上马，挥鞭下令大军继续前进。听说还要继续南征，蜕化了的鲜卑贵族一个个心惊胆战，全都跪在拓跋宏马前，恳求皇上开恩不再南进。紧接着免不了要上演一出进谏、发怒、再进谏的活剧。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若不向南进军也可以，那就得把都城迁到洛阳。”然后要大家站队表态，愿意迁都的站在左边，不同意的站立右边。一声令下，几乎全都排到了左边；站立右边的也不是没有，但只有为数极少的孤零零几人。左边的鲜卑贵族、文武大臣全都伏在地上，捣蒜般叩头不已，大声高呼“万岁”。拓跋宏见状，就正式诏告天下，北魏要迁都洛阳了。
这一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在他自编自演的一出活剧中出色地完成了。留在平城的鲜卑贵族——那些遗老遗少们即使心怀不满，因大军被拓跋宏带走，没了反抗的资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公元493年10月，孝文帝下令营建洛阳。第二年三月，他北回平城，再次对有关鲜卑贵族及文武大臣做了一番恩威并重的说服工作，并就南迁及留守人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安排，逐步实施南迁计划。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7）
公元495年9月，以平城文武百官及后宫粉黛移居洛阳为标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历时三年的迁都措施大功告成。
四
拓跋宏作为鲜卑民族的一员，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拓跋氏的血液，于本族文化自然有着一种本能的亲切与好感；然而，他从小又受着汉民族儒家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两种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时并存于他的内心，肯定会时常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两相比较，他从理性上还是认同了汉族文化，因为它毕竟是当时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先进代表。他完全拜倒在汉族文化脚下，并苦心孤诣地引导着他的臣民们走上先进的文化之路。
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汉化改革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孝文帝不再满足于过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与速度，以多侧面、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对汉族文化不分精华与糟粕，全盘“拿来”、为我所用。
具体而言，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废除旧俗，实行汉化。鲜卑拓跋部有一种西郊祭天的古老仪式，由早期决定重大方针政策的原始部落联盟大会逐渐演变而来。在决定迁都洛阳后的第二年三月，孝文帝 “罢西郊祭天”，毅然予以废除。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这一举措很好地表明了他彻底改革的决心。
在接受汉文化方面，他首先从语言、服装、姓氏等人们的习俗方面做起。
孝文帝于公元495年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严厉禁止鲜卑语言，以洛阳汉语为通行的标准语言，并命人著有《河洛语音》等书以供鲜卑人学习汉语之用。
胡人为便于骑射，往往着长靴，窄袖短衣。进入中原后在为数众多的汉族人中就显得十分特别与刺眼。为减少民族隔阂，孝文帝下令改鲜卑服装，采用汉人的褒衣博带。
鲜卑姓氏多由部落名转化而来，常常是几个字连在一起的复姓，译成汉字十分繁复，孝文帝下诏全部改为汉姓。比如改拓跋为元，纥骨为胡，伊娄为伊，丘敦为丘等等。他不仅把鲜卑复姓改为单姓，还将一些鲜卑名改为汉名。
二、改革官制。北魏前期，政府机构采取的是胡汉混合的官僚体制。后来，孝文帝仿照南朝，对官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比如取消内行官系统，由宦官和女官担任；确立御史这一新的官制，日益扩大、加强其权限；官分清浊，适合士族担任的官职叫清官，适合庶族出任的则称浊官；对爵位由虚封改为实封，推行食邑制度；建立官吏考绩制度，并与整顿吏治结合在一起……
三、改定律令。孝文帝一代修订律令共有两次，他不仅亲自讨论、修改法律，还亲临刑狱，听取冤讼，决断疑狱；他强调实事求是，反对刑讯逼供；他惩办酷吏，减轻刑罚，废除了“门房之诛”、族诛、车裂、腰斩等酷刑。
四、推崇儒学。拓跋宏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的一套学说，因此他十分尊崇孔子，推重经术，对儒家的思想核心——礼仪尤为重视。他恢复雅乐，建立学校，全盘采用汉人的儒家文化教育。
五、建立门阀制度。门第和阀阅是汉人士族炫耀的资本，鲜卑族并无这一制度。入主中原后，往往在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无法与汉人士族相比的自卑心态。为了提高鲜卑贵族的特权与地位，公元495年，孝文帝制定姓族，建立门阀制度。他将鲜卑门阀等第分为姓和族，姓比族高。鲜卑门阀贵族共有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有了所谓高贵的门阀，鲜卑贵族便有了与汉人士族通婚的资本，胡汉联姻相当普遍，这在生理与血缘方面也加强了鲜卑与汉人的融合。
孝文帝推行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措施，确曾给当时的北魏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与繁荣，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地理学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北魏的隶书——魏碑结构严谨，笔画沉着，堪称中华书法之瑰宝；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集文学、艺术、雕塑、绘画于一炉，是北魏文化的典型代表；整个南北朝时期两部辉煌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都创作于北魏末期，它们是汉化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所展示的成果与结晶，如果没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就不可能有这两部不朽著作的诞生与问世……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8）
在内部改革的同时，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他生性聪颖、性格果断、颇有魄力、极富胆略，但性子似乎过于急躁，一些事情，他恨不得毕功于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刚一迁都洛阳，他就置大臣劝阻于不顾，在内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急急乎率军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击，结果历时半年，基本上归于失败。
公元496年10月，离第一次南伐无功而返仅只一年多的时间，他决定利用南朝内部政治###的大好机会，再次大举伐齐。此次，孝文帝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刚开始，魏军连连得胜，攻取了南阳、新野等沔北不少郡县，但涡阳一战，魏军惨遭失败，一万多士兵战死，三千余人被俘。后虽转败为胜，但这场历时七个月的南伐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成效。
公元498年4月，拓跋宏发州郡兵二十万，限八月中旬集中，准备第三次大举进攻南齐。南伐的高车兵害怕远征相率起义，适逢齐明帝逝世，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为名暂停进攻南朝，派兵镇压起义以平定内乱。长年的远征劳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累不堪，而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弄得他心烦意乱。就在这时，后院突然起火，有人报告皇后冯妙莲与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萨私通。犹如火上浇油，拓跋宏不禁大为恼怒，下令幽禁冯太后，将僧人高菩萨及“牵线人”——宫中执事双蒙一同处死。孝文帝气急败坏，心力交瘁，那早已虚弱的身子不禁染上了重病。延医吃药，疾病稍有起色，身体还未复原，他又支撑着病体亲率大军征讨南齐。结果病入膏肓，于公元499年4月26日死于军中，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临死之前，也没忘记那位淫荡的冯太后，他留下遗诏吩咐道：“皇后不守妇德，恐死后干预朝政，赐令自尽，另择地以皇后之礼安葬。”
拓跋宏为了皇位，为了北魏的国家大业，几乎没有获得过什么家庭的幸福与温暖。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剧。两岁时，母亲因他的皇太子身份而赐死；九岁时，父亲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在他临死前两年，十五岁的太子元恂在鲜卑贵族守旧派的煽动与支持下反对汉化改革，阴谋逃归平城，并乘机发难，拓跋宏为了改革大业，只有“大义灭亲”，将其废掉，继之赐死；夫人冯皇后犯下宫中私通之罪，又被他临终前亲自赐死。父母、夫人、儿子，不是遭人谋杀、赐死，就是自己下诏赐死。在拓跋宏的血缘至亲与家庭生活中，似乎弥漫着一股凄凉而惨黯的阴风，终其一生，也没有飘散过。
五
拓跋宏一直怀有一统天下的大志，然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天不假年，壮志难酬，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即含恨而逝，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人对他的看重、学者们对他的研究、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并非他的武功，而在于他的文治——全盘汉化。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的实践与检验，特别是文化习俗的变更，往往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北魏的汉化改革在初期即开始潜移默化地施行，在冯太后与献文帝手中，这种改革已变为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孝文帝拓跋宏更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将它推到了一个极端，而等到结出文化之果，则是下一代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撇开其他不谈，单看孝文帝拓跋宏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所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使得个性鲜明、习俗独特的鲜卑民族不复存在，全部消融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如果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政策，鲜卑民族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难道说，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就非得以某些民族的完全消失为代价吗？
少数民族怎样才能在一个开放而交流的世界中既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又能接受先进的文明成果？
这实在是一些复杂难解而又不得不令我们深深思索的问题！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9）
且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回到本文开头所述的西晋时期，看看“五胡乱华”的那些少数民族的命运。
在那天昏地暗、长达一百三十六年之久的混战中，几乎每一支军队都可以组织政府、封官拜爵、发表文告，建立起一个帝国。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个民族都先后建立过属于自己民族的政权，然而，在经过一番残酷血腥的战争较量之后，匈奴、羯、氐、羌这四个民族的领导阶层几乎全部灭绝，剩下的普通民众，也消失在人数众多的汉人之中被同化得无影无踪，连一点痕迹都难以找寻了。剩下的一个鲜卑族，先行定居中原的几个部落，也跟其他四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多大差别；而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其实是后来在北部崛起的，它并未参与前期的五胡乱华“大合唱”。就是这支剩下的鲜卑拓跋部，也在孝文帝的彻底改革之后于一个世纪之内被汉族完全同化，不复存在了。
凭借刀光剑影的武力让其对手消失，这一过程及其结局理解起来并不困难。而让后人费解的是，以鲜卑拓跋部为开端，为什么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胜利者也总是像沙漠中的水滴一样，不知不觉地消融在汉族之中了呢？
如果我们以鲜卑拓跋部为个例稍作分析，也许会获得一定的感悟与启示。
拓跋部崛起于北方，体魄强健、粗犷剽悍、长于骑射。在冷兵器时代，骏马的神速、弓箭的远距离射程及强健的体质使得拓跋部的军事力量位居一流，在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对垒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能在短暂的时间内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后，如何才能长期、有效而稳固地统治在人数上占绝对多数的汉人，这是拓跋部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北魏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前此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吸取，只有自个儿地逐步摸索。拓跋部可以在马背上以武力夺取天下，却难能用过去的军事模式治理天下。他们面对着的是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农耕生活，不可能将脚下这块广阔无边的华北平原变成过去的游牧之地，况且持续增长的人口也只有依靠并振兴农业才能获取粮食、解决生存危机。而军事力量的强大并不等于文化的先进，文化、经济与军事的发展虽然构成互动的关系，但又相差有别，难以形成同一梯度的发展水平。鲜卑族不可能将过去那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强加于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头上，除了学习、改革与适应外，别无他法。而文化往往是一个整体，是“道”与“器”的结合，它不仅包括农业耕作等先进的技术手段，还包含着哲学思想、政治体制、国家机构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拓跋氏所面临着的中原汉族封建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这种文化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为顺应这里的气候、环境而创造出的一种较能适合于他们生存的传统文明。鲜卑拓跋部既不可能用过去的游牧文化统治中原，也难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异质文明加于汉族人民头上，因此，学习、吸收并接受中原汉族传统文化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与选择。如若不然，他们只有退回遥远的荒漠继续与寒冷的气候、恶劣的环境为伍。
于是，拓跋部不得不选择了农耕方式及中原文化。
他们被束缚在一块土地上，定居于某一地点，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广阔的草原上奔驰游猎了。刚开始肯定难以适应，热血总在莫名地沸腾着，北魏初期的几位皇帝就以不断地巡行各地加以变相地补偿。农耕生活虽然单调而沉重，但与游牧生活相比，却充满了舒适、安逸与温馨，最主要的是，他们无需经常冒险，没有了过去的饥寒之虞，可以相对稳定地过日子。追求安稳、舒适与享受，这是人类的一种无可更改的内在本性。因此，他们很快地就适应而且喜欢上了农耕生活。日子一长，身体素质相对地就变得柔弱起来，没有了过去的剽悍强健，也没了往昔的冒险与吃苦精神。而孝文帝拓跋宏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成功地上演了一出迁都活剧。如果拓跋部还有早年打天下时的刚健强壮体魄与吃苦冒险精神，他们绝对不会恳求滞留洛阳，而是欣欣然地控弦跃马、踊跃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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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10）
在与汉人的接触过程中，拓跋部又慢慢地信上了佛教。北魏王朝建立之初，道武帝拓跋就很崇奉佛教，他“颇览佛经”， 平定后燕进入中原时，所经郡国佛寺，禁止军队侵犯，见沙门恭敬致礼。上行下效，信佛改变了拓跋部残忍好杀的习性。从杀人不眨眼到爱惜每一生灵，从茹毛饮血到戒荤吃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尽管拓跋部严格奉行佛教禁忌及出家的教徒并不多，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民族特性。
佛教喜静不喜动，它传播的是一种冥想、忍让、退缩、柔弱的人生观念；而拓跋部后来接受的中原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世俗、阴柔、虚伪的哲学，这样一来，就使得鲜卑拓跋部的阳刚与冒险精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拓跋部在入主中原后，无论是外在的身体素质，还是内在的精神灵魂，都打上了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战斗力的下降。当其势力推进到江淮地区后，就停滞不前了。这固然与活动性较强的骑兵受地理环境的约束，难以发挥过去的优势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拓跋部失去了过去的刚健尚武之风。即以拓跋宏迁都洛阳时率领的一支三十万大军而言，他们并未遭遇敌军，只不过在阴雨连绵的天气、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行走了一个多月，就已弄得疲累不堪、畏葸不前，实在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会有多大的战斗力呢？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之举，鲜卑拓跋部也会慢慢地消融于汉民族之中的。他所做的，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后人在评价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改革时，不外乎以下三种观点：
一、褒扬肯定。认为他完成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进步。
应该说，孝文帝的全盘汉化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也是他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二、褒贬兼而有之。在肯定拓跋宏汉化改革的同时， 认为他不该没有选择、不分青红皂白、不论精华糟粕地对汉族文化一概吸收，比如门阀制度的建立就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它不仅使得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还使得兵士地位下降、士气低落、战斗力更低。而他于迁都洛阳不久，在准备不足、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就接连不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征伐南齐的军事行动，更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人们当然是想择优从之，舍弃那些腐朽的部分。然而，哪是精华哪是糟粕，一下子确实难能分清。再则，文化往往是一个整体，金玉与泥沙并存，难以“条块”分割。关于文化的扬弃这一古老的课题，不仅拓跋宏，即使今人也难以拿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拓跋宏在短短的时间内三次南征，也许是想借助拓跋部往日的阳刚之遗绪，一举荡平南朝。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越往后去，拓跋部将会日渐柔弱，战斗力会更差。如不早日采取行动，一统天下的宏伟志向恐怕就会成为梦想。然而，强弩之末无法穿透铠甲，他也只能在南伐的军事行动中一次次地无功而返，结果落得个染病身亡。北魏的三次南伐，虽然夺取了淮南之地，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得北魏那原本略微超过南朝的实力有所削减，变得旗鼓相当，从而拉长、延续了南北朝之间的对峙与僵持状态。
三、全盘否定。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只学到了汉人的繁缛礼仪与腐朽的因子，丢掉了拓跋部勇武质朴之长，他的改革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之效，反而导致了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
没有孝文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经或正在失去祖辈的勇武与刚健。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指有着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方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综合共同体。这里，地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地域条件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乃至饮食结构，它们决定了各各不同的经济生活，而长期的经济生活必然形成一种较为凝固的文化心理素质。也就是说，一旦离开旧有的生活地域，就必然导致民族特性的消失。鲜卑拓跋部如要永远保持昔日的勇武质朴，除非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区域才能做到。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11）
而北魏的衰亡也并非全由拓跋宏所为。如果没有当初的迁都洛阳，加强南部势力，也许南齐早就北伐成功，收复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要说拓跋宏改革的失误，恐怕主要还在于忽略了代北边境之地。冯太后听政时时，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等都是以孝文帝的名义在平城颁布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而迁都洛阳后，政治军事重心南移，孝文帝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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