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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刀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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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曹操做出评价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的叙述与评说较为客观、全面，也是一部我们今天认识曹操真实面目的可信文本。此后，诗人陆机、唐太宗李世民、历史学家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等人都留下了有关曹操评说的文字，有褒有贬，还算持平。但总是趋势是，越到后代，其贬的成分就要多于褒的内容。至苏轼时，对曹操的肯定就已相当有限，而贬抑却十分厉害了：“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
到了南宋，对曹操的评价竟降至了最低点，这恐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占据北方的金人承袭北宋，尊曹魏为正统；而偏安江左的南宋之势与僻处益州的蜀国相似，便以蜀汉为正统。因此，对曹操的大加挞伐也就在所难免了。朱熹将曹操斥为“篡盗”，对他的一言一行全都看不惯；陆游有诗曰：“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
明朝时，以张溥为代表的文人对曹操有褒有贬。褒的是他的文学成就与多才多艺，贬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基本上承袭了南宋的“篡盗”旧说。
延至清代，王夫之、朱乾等人都能以客观的态度评价曹操，而全盘否定者也不乏其人，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乾隆皇帝，他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不能容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篡逆”行为。
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同评价往往出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大多以正统观念与忠奸善恶为标准，出于实际的政治需要加以评说，并形成了一股纵贯而下的“蓝本”，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后人。
而影响最为深远的评说还在广泛普及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说唱等。民间艺人以正统文人及历代统治者的评价观点为依据，发挥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更是将一段本身就具传奇色彩的三国故事弄得神神鬼鬼，面目全非。唐朝时，三国故事演变为一种“市人小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北宋时，有了专讲三国故事的艺人，并带上了鲜明的“尊刘抑曹”倾向：“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而“三分实事，七分虚构”的《三国演义》一问世，曹操就完全被定型为一个奸诈残暴的反面人物，沦为古今天下第一奸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曲折引人的《三国演义》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小说《三国演义》使得史书《三国志》退出了民间的广阔“市场”，造成了人们对它的淡漠与遗忘。
元代戏剧勃兴，曹操逐渐由评话艺人的口头言说变成了舞台上那可触可摸的实在形象。艺人们通过戏剧的方式嘲笑曹操的失败，鞭挞他的残暴，揭露他的奸诈，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复杂曹操推向极端，变成了单一的、平面的奸臣形象。他除了奸诈使坏外，不再有别的思想，没有别的行动，简直成了古往今来集奸诈残暴、劣迹败行于一身的最为丑恶的天下第一坏蛋。有关曹操的戏剧，如《捉放曹》、《华容道》、《黄鹤楼》、《逼宫》、《战宛城》等，没有一出颂扬他的好处，都是攻诘抨击，那舞台之上摇晃着的曹操总是挤眉弄眼，做出无限丑态，令人可笑而生厌。即使当今大获成功的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也难从根本上挣脱前人的窠臼、摆脱前人的影响。杨修常能猜出曹操心思，虽曾多次惹他不快，但杨修真正的死因还在于他与曹植过从甚密，在曹丕、曹植争立太子的斗争中站错了“队”，曹操担心他继续帮助曹植留下后患，这才起了杀机。说到底，杨修是###的牺牲品，只要不影响曹魏江山，曹操巴不得自己手下的人才一个个卓尔不群，超出自己。可《曹操与杨修》一剧却将杨修之死归于曹操的“忌才”，以“唯才是举”装点门面，而骨子里却半点也容不得任何超过自己的真正人才。
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12）
戏剧流传广泛，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民间市场。特别在古代的农村，戏剧几乎成了农民们唯一的娱乐方式，直至今日，传统戏剧仍然拥有一批固定的观众。戏剧几百年来的程式化表演与封建道德说教已使得曹操那奸诈残暴的丑恶形象在广大民众心中根深蒂固难以更移。
若拿曹操与备受推崇的三国人物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人相比，其实 也有许多超乎其上的杰出之处。论才、学、识，刘备远不及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庸才；论居心不良，他们两人不相上下，刘备在曹操并未篡汉、汉献帝仍然在位的情况下，早就做着帝王的美梦了；论道德品行，即以维护正统的《三国演义》而言，就讥讽过刘备怒摔阿斗的虚伪及彝陵之战前的暴戾。然而，他在历史上却总是扮演着正人君子的伟大形象，其缘由恐怕就在于他会攀龙附凤，弄了一顶“皇叔”的帽子戴在头上。若拿曹操与诸葛亮相比，两人也是各有千秋：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军、军事家，以个人道德品质来看，诸葛亮高于曹操；就个人功业及对人民利益与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而言，诸葛亮则不如曹操。而关羽则更是无法与曹操相比，他曾是曹操手下的败将，做过他的俘虏，除了个人勇武及一则“坐怀不乱”的故事外，就找不出更多的夸耀之处了。
然而，他们身后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双方被推到了正反对立的两个极端。一方是正义、高尚、伟岸的化身，一方是邪恶、卑鄙、小人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应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比如战争、分裂、灾异等，那么一定是坏人从中捣乱。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难逃其咎的最大坏人就是曹操。然后，又在历史的长河中越传越坏，乃至全然走形失真，成了奸邪丑恶的典型。由此看来，曹操实在有点冤哉枉哉，也就难怪近代有人为他鸣冤叫屈、大翻其案了。曹操其人，似乎天命注定了总要背上沉沉的“黑锅”：自呱呱坠地的那一时刻起，就因不明不白的宦官身世，背了一辈子的赘阉遗丑“黑锅”；死后满以为可以得到解脱，却又被人丑化，背上了另外一些他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莫名其妙的“黑锅”。
若论曹操对历史的贡献，当分生前死后两个不同的层面。生前我们已有所述，而身后的“功绩”就在于充当了封建统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道具”，起着警戒世风、匡正道义的作用。在一个以礼代法、以德治国的社会里，统治者需要这么一个白脸曹操的出现，老百姓也认可接受了他，这似乎与我们民族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土壤有关。
封建帝王从维护自己的利益与统治出发，自然贬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依附朝廷的正统文人不过是一批御用的“帮腔”与“帮闲”，他们唯有顺着主子的意图引经据典大加抨击；而民间艺人就以正统文人的思想为主题，创作出一批不同体裁的贬曹作品。“文以载道”是中国的历来传统，文艺自古以来都是政治的工具与附庸，从来就没有真正独立过。因此，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本体化的文学艺术，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真正知识分子。
曹操曾以他那文治武功的个人奋斗改变过历史，而后来的历史对此也做出了“有力”的回应——改变他的形象与地位。如果我们换一种认识的角度以曹操为主体而言，这也算是他生前改变历史的一种延续，他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气概，任人斥责唾骂地充当奸邪恶毒的化身，通过歪曲自己、丑化自己、“牺牲自己”的独特方式，潜在而曲折地继续改变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土壤。
随意褒贬历史人物， 将他们视为工具为我所用的传统一脉相承地延续至今。“文革”时期以历史人物作为政治的“传声筒”，给他们插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好人无限歌颂，坏人则“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今以商业价值为标准漫无边际地“戏说”历史人物，弄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莫辨真伪。文艺作品固然离不开想象与虚构，但总得以真实为依据，在不违背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作与艺术加工，把握一定的尺度与原则、正确处理好真实与虚构关系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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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13）
其实，以道德观念衡量、评价某一人物，并将他们推向某一极端，从而面具化、脸谱化、道具化，已成为国人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思维模式，它们与封建集权统治下单一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思维模式“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只有客观冷静、全面公正地评价曹操，才能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面向未来所应采取的一种科学而理性的姿态，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标志着整个民族的文明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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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1）
一
三国鼎立结束，然后是晋朝的短暂统一。“八王之乱”那种统治者家族内部之间愚蠢而残酷的自相屠杀，很快使得西晋王朝陷于瘫痪境地，而少数民族的乘机起义与反抗终于导致了它的彻底崩溃。于是，中国又陷入了长达两百八十六年之久的大分裂时代。
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胡”，是古中国对除汉族以外其他所有少数民族的泛指与总称。五胡，当时指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民族。一般而言，少数民族都居于远离中原的荒凉地带。经过长时期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原统治者的邀请甚至强迫之下，这些民族中的一部或大部已不再居于偏远的塞外，以相对独立的方式迁居内地。五胡叛变，并非出于自觉的民族意识，而是不堪忍受晋王朝的腐败与政府官员的贪污残暴愤而起义。五胡乱华，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帝国，北中国在经历了分崩离析的一百三十六年之后，才于公元439年由后起的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统一。
鲜卑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民族，因多分布于鲜卑山一带，故称鲜卑，拓跋部仅为其中的一支。他们最早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的天然岩洞里，过着相当原始的游猎生活。后来，由于生存的艰难、视野的开阔与发展的需要，拓跋部便慢慢脱离密林地带，向西南迁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填补了北匈奴势力瓦解后的虚空，并由游猎经济向畜牧经济转变。
草原虽然土地辽阔，但气候寒冷，贫瘠荒凉，可供游牧民族利用的资源并不多。当人口与牲畜增加到一定的限度，必然向四周开拓发展空间；如遇严重天灾，就更得向周边地区大肆掠获。严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游牧民族残忍好斗的习性，武力侵略，是他们达到目的、行之有效的唯一方式。
当中原势力强盛时，北方游牧民族不敢轻举妄动，至多不过于收获时节抢劫一番，又快疾如风地迅速退回原地。然而，每当中原大乱，他们不仅劫夺财物，还占据地盘，建立王国。鲜卑拓跋在不断吞并周边部落的过程中逐渐强大，然后依次南迁到阴山河套、内蒙古、山西等地，又于五胡乱华之时乘机南下，逐鹿中原。公元386年，拓跋部首领拓跋改国号为魏，北魏正式建立。公元398年，拓跋建都平城，称皇帝， 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尔后，北魏又经过四十一年的征伐，才结束了北方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
与此同时，局促于南中国的东晋王朝也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一阵漫长而绝望的挣扎之后撒手人寰——政权被它的宰相刘裕所篡。于是，大分裂时代的前期五胡十六国结束，后期南北朝时代开始。
拓跋宏，即孝文帝，是北魏王期的第六代君主。他不仅是南北朝时期最出色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皇帝之一。
孝文帝拓跋宏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便匆匆离开了人世，然而，这颗转瞬即逝的流星所闪烁的光芒是那么耀眼，在中国历史的深邃夜空显得相当突出，总是如磁铁般牢牢地吸附着后人的目光。
拓跋宏于公元467年生于当时的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两年后被立为太子。
虽已入主中原，但拓跋部仍保留着过去早婚的习俗，拓跋宏出生时，其父献文帝拓跋弘年仅十四岁。封建王朝往往是家族统治，拓跋部建立北魏后，又学会了中原王朝维持皇权统治的某些做法，并定为制度严格执行，比如后宫产子，被立为太子，其母就要“赐死”。其用意显然是害怕将来皇帝即位年幼，大权落到母系外戚手中。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汉武帝担心死后皇权受到外戚威胁，将太子生母勾弋夫人先行杀害。因此，拓跋宏在两岁多被立为太子时，母亲思皇后李氏即被“赐死”。这一野蛮的做法不仅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仿佛预示着他日后家庭生活的凄凉与不幸。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2）
拓跋宏从小失去亲母，便由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也非血亲，只是名义上的祖母。她是汉族人，“性聪达”、“粗学书计”，受过封建传统文化的教养。她性格坚强，做事果决，颇具政治家之风采，《魏书·皇后列传》说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拓跋宏父亲拓跋弘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北魏孤儿寡妇，政局不稳，冯太后初露锋芒，收捕擅威作福的专权丞相、车骑大将军乙浑，平定关中叛乱，临朝称制，掌握了朝政大权。
拓跋宏刚一出生，冯太后即“罢令，不听政事”。乍一看，她已不再临朝听政，而将国家大事交由献文帝拓跋弘处理，似乎是想好好当当祖母，一心一意地抚养拓跋宏，享享人间的天伦之乐了。献文帝拓跋弘亲政后，开放山泽之禁，开仓救济灾民，带兵北伐柔然，很快就显出了他年轻有为、桀骜不驯的风姿。于是，权欲旺盛的冯太后怎么也放心不下这位十多岁的皇帝了，便经常过问、干预北魏政事。这自然会引起献文帝的不满，加之他们并非母子关系，于是，一场司空见惯的宫廷权力斗争于不知不觉间就爆发了，结果自然是根基深固、极富政治谋略的冯太后获胜。献文帝下诏禅位，传给拓跋宏。《魏书·天象志》对此写道：“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
拓跋宏即位时只有五岁，在平城皇宫的太华殿前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时，他是被人抱上皇帝宝座的。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娃娃，冯太后自然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忧，也就再度临朝听政，将一应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她也在因忤逆而“禅位”的献文帝身上吸取教训，将年幼的孝文帝按照她心中想象的模式加以引导、塑造、培养。
拓跋宏的血管里流着的虽然是鲜卑族拓跋氏的血液，但他从小受到的却是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抚育他的祖母是汉人，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汉族士大夫。他自幼爱好读书，手不释卷，天分极高。《魏书·高祖纪》说他“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 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冯太后还亲自创作《劝戒歌》、《皇诰》等文章督促他阅读、背诵，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等封建道德传授给拓跋宏，并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影响他。比如冯太后生活节俭，“不好华饰”，对待下人比较宽慈，拓跋宏也依样仿行。
儿时的生活积淀在拓跋宏内心深处，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此后，孝文帝一辈子爱好诗文，并创作了大量的诗赋文章约四十卷；他为政勤奋，励精图精，个人生活相当节俭；他提倡封建伦理道德，讲究孝悌、仁义、忠信，不仅身体力行，也要求臣民如此。这些，都是他日后推行全盘汉化政策的内在基础与指导思想。
当然，孝文帝拓跋宏并未完全放弃鲜卑习俗。文治武功，是中原传统文化的理想楷模。况且，当时南北对峙，战争频仍，也需要帝王具有带兵打仗的卓越能力。因此，拓跋宏在习文的同时，也练就了一身武功。他从小善射，“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臂力也好，十多岁时即能以手指弹碎羊的肩骨。
是鲜卑血统、游牧遗风与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孝文帝既具骑射武功，又富汉文化修养这一文武兼备之才。
二
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禅位时只有十九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但还是掩人耳目地发表了一份诏书，说他逊让皇位是想过过清静生活。退位后的献文帝被尊为太上皇，但他根本清静不了，一颗年轻而火热的心灵总是跃动着想干点什么，就以太上皇的身份亲自率兵出击柔然，并不断地巡视各地，“国之大事咸以闻”，还将冯太后罢黜的一名旧臣重新起用。所有这些，自然又引发并加深了他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宫廷斗争最为赤裸、血腥而残酷，争斗双方往往不择手段，置血缘亲情而不顾，让对方倒毙在一片惨淡的血光之中而后快。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迫他逊让退位、送上一顶太上皇的头衔就已经是手下留情很不错的了。可献文帝毕竟年轻，未能领悟到冯太后的深远用意，还是一个劲地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献文帝便成了冯太后眼里的一根“肉刺”、脚下的一块石头，公元476年，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毫不客气地将他杀害了。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3）
这一年，拓跋宏九岁。他两岁丧母，长大后一直不知生母是谁；九岁又失去了父亲的关怀至爱。如果不是特殊的出身，他本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过上一个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可是，封建王朝那无可更移的专制残忍决定了他一辈子只能在畸形的环境与氛围中打发人生。
献文帝一死，冯太后即被尊为太皇太后。直到她于公元490年去世为止，一直都在临朝称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清末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很有可能就在冯太后身上吸取过不少“灵感”。然而，冯太后不仅才能出众，而且政绩斐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将北魏治理得有条不紊，为慈禧太后所远远不及。若以女人的治国能力及成就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唯有武则天可与冯太后差强比拟。
冯太后临朝听政，不仅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所为，而是以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政治家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她不仅按自己心中的理想培养新皇，还将整个北魏纳入自己构想的框架与模式之中。她的目标相当明确，一是进攻南朝，并乘其内乱之际，出兵夺取了淮北的大片领土，将北魏的边界推进到淮河一带；二是改革内部，采纳汉人王朝的礼仪制度治理国家。小小的改动无关痛痒，当然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难以达到有效的目的，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然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及顽固坚持鲜卑旧俗贵族的反对。于是，冯太后果断地处理了一批政敌，将他们或处死或免爵或流放。然后，她依靠冯氏家族成员，重用宦官及汉人官吏，拉拢鲜卑###，在自己身边培植了一批可靠的亲信，巩固权力，加强改革。
在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班行俸禄制。
游牧民族南下的目的就是为了抢掠财富，他们往往“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氏族首领为了鼓励士兵作战勇敢，一是听凭劫获之物归于个人，二是论功行赏，“班赍将士各有差”。这样的政策大大激赏了将士打仗的兴趣，他们明白从战争中得到的利益，要比游牧大得多多，人人冲锋陷阵、个个争死效命，很少发生退缩、叛变与逃跑之事，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后，仍保留着过去的遗风——百官没有俸禄，收入主要依靠掳掠与赏赐。赏赐的对象除了出征将士，还有文武百官。北方统一，战争与掠夺的机会就少了。官员没有俸禄，只有通过搜括、贪污、经商等手段自己想办法解决。“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于是，官员公开贪污受贿徇情枉法，大肆搜括于民无法无天。北魏吏治腐败，财政匮乏，国家机构遭到严重蛀蚀，鲜卑贵族贪图享受，昔日的犷悍善战之风也在逐渐消失。历代皇帝对此深感不安，多次下诏惩治不法官吏，可根本解决不了官员腐败这一头痛的老大难问题。官吏无俸禄，若不贪污搜括靠什么生活？少数廉洁自律的官员，特别是部分汉人官吏家徒四壁，生活相当困难。要想治本，只有班行俸禄。
公元484年，孝文帝下诏实行俸禄制。俸禄每三个月发放一次，以每年十月为起始。同时，对贪污行为制定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俸禄制推行后，加强了北魏的中央集权及封建化进程，确曾起到了保证官吏日常生活、杜绝贪污搜括的明显效果。它不仅是孝文帝改革的前奏与先声，也是北魏根除游牧奴隶制残余，接受汉族官僚政治制度的表现与象征。
就在俸禄制实行一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北魏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项相当重要的改革——均田制，它由鲜卑族的部落分工中的计口受田发展衍化而来。
长期的战乱使得原本富庶的中原地区呈现出一片凄凉萧索景象，出现了不少无主荒地。同时，流亡人户的返归乡里、大量迁徙的民众及豪强地主的强行霸占使得不少有主土地的归属也存在着严重的产权纠纷。许多农民得不到土地无法生存，或是聚啸山林作乱，或是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北魏政权的统治，因此，清理户口、整顿地籍的改革措施势在必行。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4）
均田制，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现有土地实施分配与调整。而先行建立户籍是推行均田制的基础，只有核准人口，才能按户授田。北魏初期没有户口制度，不少农民或破产逃亡，或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人口无法统计，政府的赋税收入大大减少。公元473年，孝文帝派人到各地清查户口，仅青州和冀州等五个州就查出隐户人口十多万。于是，北魏在冯太后亲信李冲的建议下废除宗主督护制，建立“三长制”。其具体内容就是“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向各州派遣户籍大使，以检查户口、确立户籍。三长制打破了几百年来地方的宗族势力，将依附于豪强大族的农民收归国家直接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长制建立，北魏即开始严厉推行均田制，将露田、桑田、麻田、宅地、菜地等不同质量的土地按照一定的数量分给普通百姓，授予地方官吏以公田（即俸禄田），并对土地的继承、买卖与转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与控制。与均田令颁布的同时，北魏政府还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确定新的租调制，以减轻农民负担。
三长制、均田制与新的租调制是一个系列与整体，它们相互配套施行，对豪强大族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一些限制，从他们手中夺回了大量劳力，分给农民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国古代平均主义理想的一次打了折扣的实现，它使得耕者有其田，满足了广大农民的部分要求，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社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土地改革制度，经历了北魏、北齐、北周、隋，直到唐代中叶才告终止。它在古代持续了约三百年，并影响到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但其开始却是北魏孝文帝时代。
其实，三长制、均田制与新的租调制都是由冯太后拍板，然后以孝文帝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的。拓跋宏虽然也参与了决策并积极推行，但起主要决定作用的，还是冯太后。
随着孝文帝的一天天长大，他与冯太后的关系也日渐微妙而复杂起来。冯太后虽然不是拓跋宏的亲祖母，但他一直受着冯太后的抚养、教育及恩惠，自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亲情与依赖。冯太后按照自己心中的模式培养、塑造他，拓跋宏从小就接受着汉族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们的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然而，两人之间也有矛盾与摩擦，这矛盾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字——权。作为封建制度的最高统治者，权力就是一切，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冯太后权欲极盛，且生性猜疑，她看到一天天长大的孝文帝越来越“聪圣”，担心将来难以控制，“不利于冯氏”，又打起了废掉的主意。于是，她将拓跋宏关在一个室内三天不让人送饭，时值寒冬腊月，他穿着的也仅是一件单衣。冯太后召集大臣讨论，打算另立咸阳王禧为帝，遭到不少###大臣的激烈反对，才不得已而作罢。同时，她还命令内官监视孝文帝的言行举止，每十天报告一次。一次，宦官密报了他的“过错”，冯太后大怒，立即传来拓跋宏，狠狠地打了他数十大杖。孝文帝无法反抗，只好“默然而受，不自申明”。拓跋宏性情聪颖，深深地懂得忍让之道，不是像他父亲那样血气方刚。也许，他正是从父亲身上吸取了血的教训，才没有扩大他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如若不然，以冯太后之坚毅与谋略，哪怕大臣“固谏”再厉害，早就将他从北魏的皇帝宝座上一脚踢开了。
公元486年，孝文帝年满二十，已经长大成人了。于情、于理、于势而言，冯太后都不便继续临朝听政，她不得不将权力的“魔杖”交给拓跋宏。于是，“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这才正式主持朝政，连诏册也亲自动笔起草。
拓跋宏亲政后，冯太后并不是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以她那极盛的权欲而言，肯定还要时不时地过问一下朝政，但起主要作用的自然已是孝文帝了。在拓跋宏为皇的二十八年时间里，对权力的执掌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五岁登基到二十岁时，大权完全掌握在冯太后手中；二、二十岁亲政到二十四岁时冯太后去世，他与冯太后两人共掌朝政；三、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三岁离世，政权归于拓跋宏一人，这一阶段也是他大刀阔斧全盘汉化之时。严格来说，孝文帝真正执掌北魏朝政的时间也就不过###年时间。但是，他五岁当皇，在位二十八年，也算得上是一个资历颇老的帝王了。封建皇帝的九五之尊使他从小就在大臣及民众心目树立了一种无上的威严与凛然的形象，一旦大权在握，他就显出了一代英主的勃发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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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5）
冯太后于公元490年逝世，时年四十九岁。冯太后死后，拓跋宏十分悲痛，五天没有好好进食，一天三餐仅吃小半碗米粥，丧服也一直不肯脱下。尽管冯太后立下遗嘱，要求丧葬从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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