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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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国家方向的发展，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肯定是缓慢的。何况条
件将不是最有利的。



第　１２　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１９１１—１９３７　年

辛亥革命即使不标志资产阶级的诞生，至少也标志着它成为中国经济与
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的开始。明、清两代商人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
沿海大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１８　世纪的人口增长和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加速了
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据估计已达　２４００　万。①商人们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并
使之多样化。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会馆的数目猛增，在南京条约将宁波和上
海辟为商埠开放对外贸易之前，各种新形式的信贷已经在那里出现了。②
１９　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干预给了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动力，并促进了巨大
的经济变革。占统治地位的各城市阶级力图从中得利。官僚和商人各有所长：
前者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有责任感和主动权；后者拥有私人财富，互相团
结，并勇于革新。从这两个阶级互不情愿的合作与部分地互相融合中，产生
了一批界限不明、组织不确定的精英，即所谓“绅商”。２０　世纪初中央政府
的衰落削弱了官僚在精英中的地位。不过，辛亥革命虽然反映和加速了这一
发展，但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才真正登上
行动的舞台。外国竞争的退出向他们开放了国际和国内市场。在这些领域中
各种活动的扩张与多样化有利于一代新型的企业家：银行家与实业家开始从
商人手中夺取领导权。战时和战后的年代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
是　１９２７　年官僚主义和军事专制政权复辟，开始了一个反动时期。资产阶级中
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们失势，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它基本上只不过是一种高级官员们的资本主义。
２０　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因而是一段受挫折的历史，我们在往后的
叙述中将设法寻找其原因；要从中汲取教训则更困难。当然，我们可以重弹
老调：第三种势力难道不仅仅是一种幻影吗？难道它不是自鸣得意的西方向
不可能效法它也不情愿效法它的第三世界，投去的一个影子吗？从另外的观
点，我们还可以就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可以绕过这个阶段吗？
或者可以将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交付给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来承担
吗？
历史上每一次失败了的潮流，都有极大可能被当作只不过是无足轻得的
背离。但是，中国官僚主义的回潮，先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后来又在共产
党的统治下，都不能抹煞资产阶级对五四运动焕发出来的现代的、民主的和
国际主义的传统的贡献，也不能阻止这一传统的复兴。说来好像自相矛盾，
只有从长远角度来观察问题，才能深刻认识当年为期短暂而且成就不大的资
产阶级实验的得失。









①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　6　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
第　268　页。
②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　197—204　页。苏珊？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载威尔莫特编：《中
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　47—51　页。



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经济大变动
中国对外开放以前的许多个世纪都是繁荣和发展的世纪。精耕细作的密
集型农业，保证了比欧洲工业革命以前更高的收益。中国的人口在　１８　世纪增
加了一倍，据估计到　１８５０　年已经超过四亿。廉价而组织得很好的内河运输系
统，承担着日益繁忙的地区之间的交通。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市场网络
日益将农村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手工业则已经成为农村里的第二职业。
传统技术发展到了极其完美的水平，在不进行一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要更
进一步改进看起来既不可能又无利可图，而人口压力、低人均收入、消费需
求不足、劳动力充足，以及相对的原料短缺，又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实现。中
国的经济好像已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平衡的陷阱”之中。关于这个问题，伊
懋可曾有很好的论述。①
西方的干预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运转，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过去，由于
明清两代政府抑制贸易和航海事业，中国的经济变成了内向型的。“松动并
最终打破中国的这种高水平平衡的陷阱，是现代西方的历史性贡献”。②在本
世纪中期的战争和叛乱危机中，新活力的诸种因素正在聚集。１８６０　年以后，
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中国建立起它最初的现代企业，包括兵工厂、轮船公司、
钢铁厂和纺织厂。这一新发展的核心是沿海的中心城市，其中的上海很快就
确立了它突出的显著地位。这些新的港口城市与中国过去时代的市镇很不相
同。以往那些　１６　至　１８　世纪具有中等重要性的城市、市场或者行政中心，以
及商人们急于跻身其间的官僚地主名流的聚居地，好像已完美地结合在一种
政治与社会秩序之中，而他们的领袖人物同时也就是这一秩序中最活跃的分
子和主要受益者。清末的海岸港口与上述城镇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它们高度
集中的人口——这一点使上海成为　２０　世纪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马可？波罗
不是早已指出中世纪一些中国城市的人口已经数以百万计了吗？１９　世纪后
半期勃兴的沿海大城市，由于它们已成为技术革新和政治颠覆的焦点，而脱
离了中国城市的传统。这一双重的演变是由外国人的到来所引起的，中国人
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法，并且在他们的租界的庇护下谴
责帝国政府的暴虐与无能。尽管朝廷竭尽了各种努力，仍不能像过去控制内
地城市那样完全控制这些新的城市中心。诚然，上海－广州－香港轴心只不过
是大陆帝国边缘上的一条狭窄的走廊。但是通过这个缺口却涌现出了即将推
翻一个已经延续了　１０００　多年的文明的思想、技术和人们（或者只不过是动摇
了它的基础？）。
中国的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些新的城市中诞生的。它的成长是和向西方影
响开放的这一边缘地区分不开的，这一地区被一些人认为与孔夫子的“真正
的”农村的中国毫不相干。①资产阶级也受到同样的指责，并因其由买办组成
而遭排斥——不过在必要时也因毕竟是中国人而获得谅解。但是正如商埠这
一概念也合乎作为一个航海民族的中国传统——这一传统也和占统治地位的
大陆帝国传统一样地确实存在——一样，现代资产阶级也密切地结合到传统


①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298　页。
② 同上书，第　314　页。
① 参考罗兹？墨菲的论文：《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



社会中去了。





复杂的社会基础
当一个现代的经济部门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开始形成的时候，占统治地位的
城市阶级——官僚和商人——就力图对它加以控制，并将由此而来的好处据
为己有。
公职人员有接近当权者和掌握公共资金的双重特权。实际上，在所有的
“不发达国家”中，掌握政权的人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高级官
员们以国家的名义收集情报，准许给予特许证、垄断权、免税权和贷款。在
中国，国家控制商界的传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政府对现代化的限制。官僚们
得到他们的天然盟友士绅的支持。从　１８　世纪起，为数众多的土地所有者陆续
返回到城镇里。这些新的显要人物让别人替他们管理乡下的地产，自己则投
身于高利贷、商业，或社会公共事业。正是在这一时期兴起了各式各样的慈
善组织（善堂）和公务部门（局），通过这些组织，精英们和低级官吏联合
在一起，实际上负责管理市政。①
商人阶级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帝国的初始年代，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经济
革命时期得到蓬勃的发展：自　１８　世纪以后，这个阶级再度繁荣，并提高了威
信，区域性和专业性的同业公会数目猛增就是明证。中国的商人从漫长的历
史中继承了商业和财务两方面的高度才能。繁琐的制度、为数众多的中介人，
以及运转的专业分工，使得商人能够将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产品商业化，从
而将其纳入——但不是控制——本地的，或者区域间的，或者在较少的情况
下全国性的市场。
中国商人攫取和利用每一个机会致富的非凡才能，鼓励着他们去和外国
人合作。在那些开放的港口城市里，西方工厂和运输公司里的投资者很多：
在　１９００　年左右，将自己的才能为外国企业家服务的买办人数据估计已达
２００００。①通过这一类业务上的接触，商人们获得了现代的管理和生产技术。
他们构成了一个先驱者集团，对外部世界开放，与外国社团的关系也许比与
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更密切。但是在这种与外国的接触中，中国商人的民族
和社会的特性，也许并没有像大批人改信基督教和流行穿西装所显示的那样
被消灭掉，反而在地区同业公会、职业社团，１９０４　年以后又在商会的怀抱中，
以新的力量激发起来了。
但是，各式各样的障碍延缓了商人阶级转变为由企业家和实业家组成的
现代资产阶级的进程。这些障碍部分地来自商人传统自身：例如，来自销售
与生产两个网络的严格界限。在　１９　世纪后半以前，中国人几乎不曾采用过由
商人将原料分发给手工业者加工的办法，而在曼彻斯特和里昂，正是这种制
度的广泛采用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同样，这些商人的投机倾向也使得他
们宁愿承担很大的风险以换取可以迅速得到的高额利润。但最主要的还是商


① 有关权力从占有土地的士绅转移到城市、商业或官僚精英手中的问题，参阅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
第　235、248—260　页。伊懋可用农奴制的衰落来解释这一转移的观点至今尚有争论；但是似乎可以确定的
是，所有权制度以及一般的社会结构在　18　世纪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动。参阅托马斯？A。梅茨格：《论中国现
代化的历史根源：明末清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第　33—44　页，载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现
代经济史讨论会》（台北，1977　年）。关于名流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可参看伊懋可：《上海的行政管理，
1905—1914　年》，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　241　页。
① 郝延平：《19　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　102　页。



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低下，阻碍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转变。当然，不能把
儒家对商业的谴责看得过于认真。多少世纪以来的实践一直在和死板的原则
相对抗。②实际上，商人对国家权力的臣服并不表现为商业活动受到压制，而
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控制与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１７　和　１８　世纪的食盐贸
易。不过，这种臣服还是为主动性与发财致富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扬州商人
的豪富与权力便是明证。①或者经官僚阶层提拔，或者通过科举与捐官的道
路，商人阶级中许多成员离弃自己的出身而爬上社会阶梯。不过这种向上爬
的运动部分地为绅士阶层中一些成员相反方向的运动所抵消，这些人暗中或
间接地投身于商业活动。
１９　世纪末，以官僚和绅士阶层为一方与以商人为另一方的合作增强，并
部分地相互融合，结果产生了商业资产阶级。在政府的倡导下，在现代经济
部门中出现了混合企业（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它们由公私两方共同出资，
在上级官员的监督下由商人经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变得
不那么制度化了。当　２０　世纪最初十年这种制度发展到它的最先进形态时，这
类企业领导人的亦官亦商的双重依附关系构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唯一基础，
张謇或严信厚②就是例子。这一新的城市绅商群体的出现，受到　１９　世纪中叶
大规模捐官和　２０　世纪初提高商人社会地位（１９０３　年的诏书）的认可和鼓励，
也受到官吏和退职官吏对经商表现出的日益增长的兴趣的鼓励。
在这一新的混杂的阶级里，各种成分的力量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在
２０　世纪的初始阶段官吏们看起来处于主宰地位。上海和广州的各种慈善团体
（爱育善堂）、作为市政参议会雏形的上海中国辖区的总工局，都有官吏担
任首脑，甚至还有官员担任新出现的商会会长（清末商会的总数已达　８００　左
右）。③但是在以后的年代里，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１９０５　年）、中央政权
的衰落，以及各地区的军事化，官僚阶级受到削弱。商人们在城市精英中的
重要性开始增加。他们对　１９０５　年反美抵制运动的干预，说明了他们在经济领
域和政治领域不可轻视的影响。加入了资产阶级队伍的官吏或他们的子孙的
行为越来越像公司首脑和私人资本家，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在　１９２０　年前后成
了中国工业雇主们这个庞大的集体的主要领袖和代言人之一。
条约口岸的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也有外部环境的原因，即外国的干涉和条约口岸内
的租界的成长。
在明朝最初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开花结果，没有促成一场技术革
命，也没有产生现代资产阶级就枯萎了。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挫折的原因至今
还没有清楚的说明，他们各执一词地归咎于官僚主义的压迫（Ｅ．巴拉兹），
制度运转不灵（费惟恺），原料缺乏以及习于常规办事的小生产者和信息比
较灵通的商人之间缺乏配合（伊懋可），甚至还有认为是缺乏能源的。①充其


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　15—25　页。
① 何炳棣：《扬州的盐商：18　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954　年），第
130—168　页。
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　6　章《国家控制与官方主办人》。
③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　380　页。
① 艾蒂安？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　44　页。费惟恺：《中国早期的
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　242　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284—301　页。S。A。M。阿谢德：



量我们也只能像　Ｅ．巴拉兹那样指出：在许多个世纪中，商人阶层的兴旺都与
国家权力和官僚主义的束缚的减弱同时出现。但是，一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
和意识形态的秩序受到削弱，从而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它或迟或早都会为随
着这种减弱而发生的动乱所扼杀。因此，对于具有瘫痪作用的帝国权力与儒
教权力，唯一的替代物似乎就是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勃兴，是由官僚主义束缚的衰落（它释
放了商人们的能量），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
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同时存在而引起的。①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
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
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租界里的巡捕，必要时为从外国居民中招募的
志愿军所加强，保护了这些条约口岸不受动乱与　１９　世纪末以来各省连年不断
的小规模叛乱的侵扰。并不是说租界里的这些武装力量有什么了不起，而是
来自停泊在各个主要港口和在长江里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
“国中之国”的和平。在这种和平的保护下，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政）
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那些“模范租界”所提供的公用事业，如
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比
美。但是中国的精英们最希望从租界中得到的，似乎还是他们的货物及自己
人身的安全。他们将财产委托给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
开的；而为了反抗帝国官吏的高压政策，他们还可以向会审公廨提出申诉。②
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而不受政府当局的干
扰，导致上海工部局于　１９０２　年提出，在原则上任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未被会
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移交给帝国当局。在　１９０３　年的“苏报案”中，这
一原则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证明，当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
的反满新闻记者的时候，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
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③
由于受惠于这些租界发展成的国际飞地，反抗帝制政权的斗争和资产阶
级的形成齐头并进，互相加强。

















《现代中国早期的一次能源危机》，《清史问题》，3。2（1974　年　12　月）。
① 详细的分析，参看　M。克莱尔？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载　C。豪编的《上
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费惟恺：《外国在华的存在》（本书第　3　章）。
③ 约翰？勒斯特：《苏报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早期的一段插曲》，《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7。2
（1964　年），第　408—429　页。



１９１１　年：不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

１９１１　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让我们首先抛弃一种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１９１１　年的革命不是一
次资产阶级革命。在　１９４９　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他们的历史用马克思
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　１９１１　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地描写
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
想成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极其广泛地将资
产阶级定义为除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之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
秘密社会和各种武装集团的头子们在内。这些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这种看法
是不相容的，这样会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基本上属于农业的和带传统性的统治
阶级。①如果根据更严格的定义，将城市资产阶级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
的阶级，那么它显然在　１９１１　年的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这第一次革命—
—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越出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它的控
制。②
在这次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这一局势为自己谋取好处，
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它成功地取得了对它的基本利益的尊重，但除了在
局部地区以外，却未能夺取到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它仍然在资产阶级的命
运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
台——有人评论这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地指明了强大的商人阶
层通过商会这个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①但是在这一特定时
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大部分掌握
在外国资本集团手里。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它因和官僚集团重新
言归于好而增强了力量，但却削弱了它的独立性。那么，它的政治作用的重
要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１９１２　年，农商部列举了　７９４　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　１９６６３６　个会员。
②由于商会的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为数众多的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
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他们指定的代表—
—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算在内，商人阶
级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　１５０　至　２００　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　０．５
％。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
　
数目就比军官（１７０００）、 ③
学生（３００００）、归国留学生（３５０００）、④官员（５００００）， 　
甚至比上层绅士（２０００００）⑤都多得多。商会多达　７９４　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


①M。克莱尔？贝热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历史评论》，230（1963　年
10—12　月），第　403—436　页。
②M。克莱尔？贝热尔：《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
第　229—295　页。
① 《北华捷报》，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352　页。
② 参看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　380　页。
③ 张仲礼：《中国士绅：对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之研究》，第　117—120　页。
④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第　367、64、73　页。
⑤ 参阅本页注　3。



全国。由于上述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
数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条约口岸，尤其是上海——这些人最
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虽然在全人口中只占少数，商人阶级却是统治集团中
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绅士阶级联合在一起，这个阶级主要指占主导地位
的条约口岸新的现代化中国的精英。
在那个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打算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也可看作一种由意
识形态所决定的现象。这个阶级的出现正值自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
义在全国传播，在　１８　至　１９　世纪的西方，这些思想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
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由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新军军官介绍进来
的思想体系（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的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引
进的意识形态与本国的实际联系起来。反清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
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吻合，使他们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地加快了。
资产阶级十分活跃地支持反对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同样从他们的支持中
得到好处。当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的时候，当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著名
人物的影响来弥补之际，资产阶级表现出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
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与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
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在这里，
也像在许多其他领域里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们在
频繁旅行中和商人阶级建立联系就很重要了。不过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
乎为大陆上的资产阶级所拥护，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更激进。在条约
口岸里的企业总是密切地和绅士阶级结成联盟，与他们一样信仰真正的社会
保守主义，并无疑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抱更现实的观点。通过商会，商人们在
立宪运动中甚为活跃；１９０９　年他们被选入省咨议局，１９１０　年又参加了争取召
开国会的斗争。①
海外华侨梦寐以求的是用建立最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方法，恢复
祖国的国际威望。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财政上支持孙逸仙的活
动。１９０５　年孙逸仙被知识界和军界接受以后，他和商人们的牢固联系仍一如
既往。当然，海外华侨参加反对派中的激进派这一事实，不可强调得太过分。
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能赢得他们的海外同胞的理解，并从他们那里
得到很多财政援助。此外，在清朝政府的最后几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们也
在海外找到可贵的合作者，如富商张弼士从新加坡回国，帮助盛宣怀发展国
家的铁路系统和建立商部。①而中国境内条约口岸里的商人们虽然参加了宪政
运动并支持改良政策，却也并不妨碍他们在时机到来时转而投身革命阵营，
支持起义，并管理地方事务以等待新政权的建立。
商人与革命起义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武昌起义是由军界发动的。商人们并没有直接参加，
虽然他们促成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局势。１９１１　年春夏震动了四川省的反对铁路
国有化风潮，得到了重庆和成都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积极支持。是年　１０
月，武昌商人迅速地起来支持军队的起义者。１０　月　１２　日，起义者向商人提
出保证，宣布：



①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第　53　页。
①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　131、164、168、183　页。




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②
作为对这一保护的回报，商人们参加维持秩序，并组织民兵搜捕抢劫犯
和纵火犯，商会会长甚至被任命为治安负责人。商会立即向起义者贷款白银
２０００００　两。
在上海，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义以后，而是在以前为它铺
平了道路。①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商人们与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朱少屏，银行家沈缦云建立
了联系。沈缦云是新成立的爱国组织中国国民会的正式代表，他还是商务总
会的一名董事和上海华界（即租界以外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区）自治公所的
成员。同时，对　１９０６　年建立的商团进行了改组，将其置于统一的领导之下，
原来估计为　３５０　至　７００　人的有效兵力，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初增至　２０００。至少
在政治上与公共租界的志愿兵中的“中国连”相联系的这一上海国民志愿队，
交由华界自治公所的首领李钟珏（平书）指挥。李属于当地绅商精英中的官
僚派。不过在上海，精英们组成了统一战线。②不论他们的出身是商人还是文
人，居住在租界还是华界，似乎都同样地同情革命。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和爱
国心是不是足以解释这种一致呢？人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起带头作用的为数
不多的领导人组成的精英组织的作用呢？他们顶多只有几十个人，却领导着
商会、商团和华界自治公所。由于陈其美和李钟珏经常在由沈缦云出资经营
的革命报纸《民立报》报馆会面，武昌起义之后两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
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