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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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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解释，便建议：张作霖及其幕僚应谨慎地考虑。他提出意见，日本没有
侵略的预谋，而是要保护在满洲的利益。张作霖应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日本
发生冲突。②
日本代表向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转达了反对破坏满洲安宁的类似警
告，很可能还鼓励各方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美国政府将不参加日本的外交
活动。５ 月 ８ 日，国务卿弗兰克？Ｂ．凯洛格电马克谟公使并指示说：“美国
将不与日本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联合行动，阻止中国人把敌对行动扩大到满
洲，或干涉中国军队有节制的军事行动，美国仅仅是保护其本国公民。”③
这时事态发展得非常迅速。奉军难以守住其保定的阵地，而那个重要据
点以东的防线很不巩固。国民党在北京有尝试谈判倒戈的代理人。张作霖及
其将领们不得不考虑过长地死守掩护京津的直隶东北部的风险，因为担心会
被困在那里。但是如果张作霖及其军队撤离，将让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
① 英国外交部 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济南事件》小节第 3 段脚注所引，
第 2 号，附件。这是美国大使馆的尤金？杜曼在会见时所作的节录。又见《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
年》，2，第 224—225、229 页。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 210—211 页，根据日本人的记载。
② 英国外交部 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 6 号，附件。蓝普森致奥斯汀？张
伯伦，北京，1928 年 5 月 23 日，《与吴进先生的谈话记录》。
③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 年》，2，第 226 页，和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
第 321 页。
张作霖的宿敌。早在 ４ 月中，美国公使已经指出，北京政权希望打败和赶走
冯玉祥的军队，而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妥协。现在在 ５ 月份，冯玉祥的军
队肯定能夺取北京城，但为奉军之撤离已作成一笔交易，即让阎锡山的军队
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这一珍贵的战利品。①到 ５ 月底，奉军已
放弃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正准备撤离首都。
６ 月 １ 日，蒋将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计划接管京津和商
定以后的安排。也许在那个时候——虽然也可能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他不
是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他在 ３ 日返回南京。次日，国民党政府任命
——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卫戍北京的司令。
张作霖在 ６ 月 １ 日召见外交使团，发表了事实上是一篇告别辞的讲话。
他已作出安排，把城市交给以王士珍为首的元老政治家组成的治安维持会来
管理，王士珍曾是袁世凯的亲密同僚，一度担任过总理。城内的治安由北京
有效率的警察和鲍毓麟将军带领的奉军的一个旅负责，他将留在后面直到把
城移交给阎锡山，然后可以不受骚扰地回到奉天。次日，张大帅向中国人民
发出告别电，对他未能胜利地结束反赤的战役表示遗憾，并宣布为了避免进
一步流血，他要返回满洲。他由其大部分内阁成员和高级将领陪同，在 ６ 月
２／３ 日夜乘上专列隆重地离京，但他的火车在 ６ 月 ４ 日晨驶近沈阳时被炸弹
炸毁。大帅负伤，在两小时内死去。他被日本关东军的一批军官所暗害，这
些人反对田中的政策，自行策划了这次行动。①
大帅的长子张学良和总参谋长杨宇霆与孙传芳一起，在 ６ 月 ４ 日前往天
津，那里必须坚守到大批奉军已撤往山海关时为止。治安维持会已派使者前
往保定欢迎阎锡山来北京。６ 月 ８ 日，第 ３ 集团军的一名指挥官商震将军率
领他的山西士兵进入首都。６ 月 １１ 日，阎锡山本人在白崇禧将军的陪同下进
城。他的另一名将军傅作义通过预先的安排在 １２ 日接管了天津。这个过渡除
了一个事件，都是用和平方式实现的。率先向北京挺进、其部队此时驻扎在
城郊的冯玉祥的部将复韩榘将军，包围并解除了原已保证其安全通行的正在
离开的奉军一个旅的武装。北京外交使团曾保证安全通行，于是向南京提出
强烈抗议。最后，奉军被释放，收回了他们的一些武器。②
开始全国建设
７ 月 ６ 日，四个集团军的指挥将领在庄严的仪式中，聚集在北京城外西
山一座庙宇中已故领袖孙逸仙的灵柩前。他们报告，随着攻占北京和北京政
府垮台，期待已久的北伐已经完成。几天以后，指挥将领及其参谋人员召开
非正式的军事会议，讨论遣散部队问题。何应钦已经报告过，国民革命军这
时约有 ３００ 个师，分属 ８４ 个军。部队人数多达 ２２０ 万。（显然这个数字是把
所有有组织的部队都算作国民革命军。）如果付满饷，维持这支大军的正常
支出每月至少 ６０００ 万元。总司令部希望把总数减到 ８０ 个师，１２０ 万名士兵，
这样只花费全国收入的 ６０％。蒋介石向他的军事同僚提出了一份为即将召开
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准备的备忘录，它建议成立编遣委员会以专门制订遣散计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 238 页。英国外交部，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 40
号，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 年 6 月 8 日，快信。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 213—214 页和第 324 页脚注 52、53。
②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 年》，2，第 235—242 页；英国外交部 504/258，机密，《关于中国
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 50 和 89 号，蓝普森的报告。
划，固定部队的人数和支出，并把全国分成一定数量的军区。他提议分成 １２
个军区，每个军区有 ４００００ 至 ５００００ 万名士兵。①编遣会议定在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召开，但成效甚少，因为在那时，地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已经分割了全国。
不久以后的事态发展迹象，在北京 ７ 月份的指挥将领会议上已经显示出来
了。冯玉祥因未能染指京津这一战利品而怀恨在心。当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
首的政治分会时，冯将军不同意在其中任职；令人感到不祥的是，他在 ７ 月
１４ 日离开北京去照顾他的祖坟，然后再去他设在河南的司令部。②
国民党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于 ８ 月 ８ 日至 １４ 日在南京召
开，以计划国家的未来。冯玉祥、阎锡山两位将军和杨树庄海军上将作为特
邀贵宾参加。③全会面临几项全国性政策方面的重大事务。最引起争论的问题
是，应该多么快和多么严格地集中政治、财政和军事的大权。由于政治分会
实际上把国民党中国分割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它们是否应予撤消？在主张集
中的人和希望保持地方权力的人之间经过长时间争吵——争吵几乎使会议开
不下去——以后，全会通过决议，肯定中央政治会议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
定，它的决议应通过委员会交给国民政府去执行；政治分会应到年底撤消，
在此期间，它们不得以自己名义颁布命令和任免官员。这样，原来孙逸仙根
据鲍罗廷建议而设立的作为核心委员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独立于和凌驾于
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近设立的政治分会将不再存在。但是，公布的中
央政治会议成员的名单，共有 ４６ 人，几乎包括全部中执委和中监委的正式委
员、大部分重要的军界人士和此时回到党内的几名保守的老资格党员。①它很
可能是一个傀儡机构，决定如同以往那样要由一个核心小集团作出。另一个
朝集权化方向发展的姿态，是通过了一个决议：作为指导原则，党中央两个
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应住在首都，不得分散在各地。
怎样才能统一政府的财政？财政部长宋子文已经召开过两个会议，一个
讨论财政，一个讨论经济建设，它们集中了主要的私营银行家、商人和实业
家、各省的财政官员、各军队的代表，以及财政专家。他详细阐述了国家财
政的混乱状况，并向全会呈上这些会议的详细建议。这些建议谈到如何划分
全国和各省的收入来源，取消国内的过境税，恢复关税自主，清理国家债务，
统一币制，促进商业，稳定货币市场，建立政府的中央银行，管理私营的银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300 页，1928 年 7 月 2 日。（胜利的国民革命军在 1928 年 7 月的人
数约 160 万。）《革命文献》，21，第 4067—4071 页有蒋介石的初步遣散计划。同上，第 4067—4085 页
有 1928 年 7 月算作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师和军（包括许多未参加北伐的部队）及其指挥将领的名单。英国外
交部 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1928 年 10—12 月，第 46 号，附件 7，《蒋介
石备忘录摘要》，国民通讯社发，北平，1928 年 7 月 15 日。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300 页，1928 年 7 月 6 日；英国外交部 405/259，机密，《关于中国
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 9 号，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 年 8 月 1 日。
③ 关于第五次全会的一些文件，见《革命文献》，21，第 4092—4100 页。关于通过的决议，见高荫祖：《中
华民国大事记》，第 305—307 页。高声称参加会的有 24 名正式委员，1 名候补委员，8 名中监委委员和 1
名候补委员，以及冯玉祥和杨树庄。
① 除了未参加全会的胡汉民和汪精卫外，原来被排除出第四和第五次全会的汪精卫的两名追随者陈公博和
顾孟馀被列入名单，孙逸仙夫人和陈友仁也被列入。重要的军人但不是中执委或中监委委员而被列入中央
政治会议名单中的有阎锡山、冯玉祥、杨树庄、白崇禧和陈铭枢。英国外交部 405/259，机密，《关于中国
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 46 号，附件 3 有根据国民通讯社的一份名单。
行体系，发行公债以提供遣散部队和建设的费用。宋博士坚持，财政统一和
国家预算的采用是必不可少的；除非实行这两件事，否则恢复财政将是空谈。
他的呼吁得到虞洽卿率领的将近 １００ 名上海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代表团的支
持，代表团威胁说，除非实行这些改革，否则不能再从他们那里得到贷款。
他们对蒋介石的代理人的敲诈勒索已经受够了。对宋博士来说，财政统一意
味着统一雇用财政人员和集中管理岁入的收支。他抱怨说，北伐期间根本没
有预算；财政部长只能收集资金，再奉命把资金交给最高军事当局处理。他
坚持说，现在一切都应交给国库，同时一个有实权的预算委员会应决定对政
府所有部门的拨款，没有委员会的批准，不准挪用。他下结论说，“除非实
行健全的国家预算制度，否则恢复财政和建立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是不可能
实现的”。全会认为他的这些建议是“正确和适当的”，于是把它们转给政
府委员会进行仔细的考虑和予以执行；它同意建立预算是绝对必要的，于是
指示政府委员会组织预算委员会。稍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任命一个 １３
人预算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是有实力的地方军人，但是它规定，所制定的预
算必须由政府委员会批准。①
集权方面的关键问题在军界。只要指挥将领有自己独立的根据地和收入
来源，就没有真正的集权可言。他们可能真正被说服而参加中央，或者他们
可能被中央降伏。似乎没有其他的道路。蒋介石雄辩地公开呼吁，那些有军
权的人应公开宣誓：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决不能采用武力互相火并。国
民革命军今后只用于国防和镇压盗匪；它决不能打内战。他断言，如果坚守
这一原则，有实力的人中间的政治分歧将不会发展成使全国卷入的严重冲
突。①
全会就军事改组问题展开辩论，并且就以下几项基本原则通过了决议：
（１）军事行政和军事命令必须绝对统一；（２）军队必须迅速减少，军事支
出不得超过国家收入的一半；（３）军事教育必须统一集中，所有军事院校必
须由中央政府建立，军队和地方当局不准建立军事院校或类似的机构；（４）
所有遣散的士兵应用作军垦和建设的劳工；（５）为了作好国防的准备，必须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发展海军和空军，加强要塞和海军基地。
这些原则中的最后一条表达了 ６０ 年的梦想；其他原则也设法提出了中国
为保护自己不受外患内乱之害而作的长期努力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
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全会把另外两个决议——一个涉及党对政府和军队的控
制，另一个是禁止军事机构干涉群众运动——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和
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指示它们本着党在国内处于最高地位的原则制订详细
措施，并予以贯彻。②
由于军事行动这时被认为已经结束，训政时期即将开始，全会决定应起
① 关于不断向上海商人勒索资金和宋子文大力建立一个更有秩序的财政制度的情况，见科布尔：《国民党
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 年》，第 14—19 页。英国外交部 405/20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
讯》，13616，第 46 号，附件 6 有宋子文的建议，第 7 号，附件 1，上海代理总领事加斯廷致蓝普森，1928
年 9 月 4 日。《革命文献》，22，第 4336—4339 页有预算委员会的章程和任命的人。他们是蒋介石、阎锡
山、杨树庄、王伯群、谭延辏А⒑斡η铡⒎胗裣椤⒗钭谌省⑺巫游摹⒂谟胰巍⒗罴蒙睢⒉淘嗪徒鞅觥�
不能参加会的委员可以派代表。
① 英国外交部，前引第 46 号，附件 4，蒋介石提交的备忘录的摘要，根据国民通讯社，1928 年 8 月 9 日。
② 同上，附件 3。
草、通过和实施临时宪法，政府的五院体制应该实现。它还试图立法解决党
和政府之间冲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下面各级显然比最高一级更为严
重，因为在最高一级，两个领导集团是合在一起的。如果任何党组织认为同
级政府组织的行动不当，它应将情况上报上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即将此事
提请其同级政府组织注意；这个政府组织于是根据法律给有过错的下级组织
以纪律处分。当下级政府组织对同级的党组织不满而要申诉时，其诉讼程序
同上；它应上报，经过横向协商后，有过错的党组织将受到其上级的纪律处
分。①但是这个规定不能解决两个权力机关——如果加上军方，就是三个——
内在的问题，每个权力机关各有自己的等级组织，而且各有独立的指挥系统。
为了清除中国的外国统治势力，国民革命已经发动起来。给予在华外国
国民特权的“不平等条约”，引起了许多爱国的中国人的义愤。北京政府尽
全力斗争到最后时刻，企图修改这类条约。７ 月 ７ 日，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
廷宣布，已经满期或者即将满期的一切条约将被新条约代替，所有其他条约
将被废除，重新谈判。在过渡时期，所有在华的外国国民及其财产将根据中
国法律予以保护，但是外国人必须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接受中国法庭的裁判；
他们必须向中国人纳税和纳常规的关税。外交部按照这个命令（却又没有执
行的实力），正式要求一些外国政府指定谈判的代表。美国公使马克谟遵照
国务卿弗兰克？Ｂ．凯洛格的指示的确与宋子文谈成了新的关税条约，并于 ７
月 ２５ 日签署了这个条约。这个条约接受了中国完全民族自决和两国国民在关
税事务上平等待遇的原则。新条约将在下一年 １ 月 １ 日实行，但这还要取决
于“最惠国”的条款，这意味着条约在所有其他政府承认中国在关税方面的
自决权之前不会生效。谈判和签约得到国务卿批准，这似乎是事实上承认南
京政府的一种形式。②此外，在 ８ 月 ８ 日，英国和国民党政府解决了南京事件，
条件类似美国政府的条件。
就是在这种有点得意洋洋的民族主义气氛和情绪下，第五次全会才有了
一份谭延辏Ш筒淘嘧急傅墓赜谕饨徽叩谋竿迹竿己耪偻耆臀尢�
件地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规定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１ 日为结束把固定关税强加给中
国的条约的日期，要求无条件地取消领事裁判权，立刻归还外国租界，禁止
在中国驻扎外国军队和停泊外国军舰。谈判新的互惠条约的过程不得超过一
年。①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用了 １５ 年才完成。②
全会于 ８ 月 １５ 日结束，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员许多需要它去处理的
建议。然后，南京在形式上和人员上忙于筹建新政府。胡汉民于 ９ 月 ３ 日从
国外回来，经过一番犹豫后，同意与戴季陶和王宠惠一起起草国民政府的组
织法。他们于 １０ 月 ３ 日完成这项工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１０ 月 ８ 日
颁布。它首先颁布了训政时期的总原则，这些原则明确指出，国民党通过其
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人民为民主生活进行准备的时期
中行使权力。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在国民政府履行重大国家事务时，将进行指
① 同上。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300—304 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 400—402 页。
① 英国外交部 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 46 号，附件 5。
② 董霖：《中国和外国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冲击和反应》，第 249—257 页，有 1931 年 9 月“沈阳事变”
前条约修改的系统叙述。
导和监督，政治会议可以修改和解释组织法。③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即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的 １７ 周年，重新整顿过的国
民党政府在一片鼓吹声中在南京隆重成立。它的组织结构是孙逸仙设想的，
设立五个独立的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这些院选了五名院长，全是有威望的老资格党
员，他们是谭延辏А⒑好瘛⑼醭杌荨⒋骷咎蘸筒淘唷还叹芫邮�
任命，后来由于右任接受。五个院上面设国务会议，由以上五人及其他 １２
人组成，这些人中有的有实力，有的有威望，有几人远离南京，他们是：冯
玉祥、孙科、陈果夫、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张学良、林森、
杨树庄和张继，蒋介石任主席，这样，蒋成了政府的最高官员，即主席。几
天以后，政治会议任命了行政院的几个部长。
由国民党政治会议统治的南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１９２８ 年中国的前景
从 １９２８ 年后期的前景看，中国的未来似乎是光明的。这是乐观情绪快要
达到狂欢的时候。国民党人已经打倒了腐败的、声名狼藉的北京政府，而代
之以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国人士任职的新政府，这些人长期以来关心国
家情况，期待新政府解决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国民党领导人
计划控制政府和订出政府的政策；在训政时期，他们认为应起管理人的作用。
１９２８ 年，他们的党受人民拥护。很少中国人会对它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提出
怀疑。它有一段受人尊敬的革命历史，并且刚刚证明它自己在动员和引导力
量以完成民众的目标这方面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
俄国与国民党发生紧密关系的四年，已经给国民党留下了列宁主义的烙
印。它与不时地集合在孙逸仙周围的联系松散的革命者集体大不相同。这时，
它实行“民主集中制”，不可避免地强调集中和受少数人支配。党为实行训
政比 １９２４ 年改组前作了更充分的准备。它已改进了宣传技术，虽然仍把民族
主义作为宣传的核心主题；它还懂得动员“群众”的效用，也知道动员带来
的某些风险。国民党已经建立了一支由它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通过政
治教导的制度，已经证明是革命的有力工具。国民党这时有了新领袖，即受
人尊敬和钦佩的 ４１ 岁的蒋介石，在审慎地制订计划、筹划阴谋和作出妥协方
面，已经证明了他的决心和能力。他深知金钱和刀剑的无比力量。党的领导
此时比孙逸仙死后的头两年（鲍罗廷的影响最强的时候），在观点方面要保
守得多。党内大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已经离去，共产党员已被清除。
如前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此时打算领导党的那个集团被派系活动搞得四分五
裂——这在中国的环境中是司空见惯的，但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国民党的临时伙伴，也没有迅速地发展党员和势力，
这时却起来造国民党的反，它在准备好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阶
段——之前，早就被迫处于这种境地。人数很可能减到不足一万人，即使到
一万人，党成功的可能性也在减少，约 ２０ 名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五四学生
运动一代中产生的理想主义的活动家——已被处决，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两个
儿子和党的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数百名共产党党员已经战死或死
于考虑不周的起义；数千人干脆退出了这个会带来危险的党。其余的党员悄
③ 关于指导原则和组织法，见《革命文献》，22，第 4356—4363 页；米尔顿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
第 137—138 页有指导原则的英文译文。
悄地住在城市中，或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以图保住必不可少的根据地。
剩下的几名领导人已秘密前往俄国，去参加 １９２８ 年 ６ 至 ７ 月在莫斯科城外一
个村庄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一个 ４０ 岁的无产者向
忠发为总书记①，并宣誓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要真正地团结全国，要废除
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它号召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代表
组成的苏维埃，没收外国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因为这仍是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在敌对的环境中重建他们的党和使自己摆脱共产国际
所定的方向，在这两个方面，这些领导人面临着非常困难的任务。
可是建党以来的七年，已经给领导集团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宝贵经验以及
许多教训。它已经实事求是地学到如何组织以民族主义革命为方向的政治运
动，如何通过党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去吸收爱国青年。这些大部分受过教育的
领导人，通过以不同的社会集团为对象的各种各样的刊物，已经完善了他们
的宣传技术；他们知道如何组织从中他们可以发现积极分子的爱国示威行
动，如何操纵这类运动为党的其他目标服务。他们已在“统一战线工作”中
取得经验，即在共同爱国行动——通常是反帝行动——中与形形色色的其他
组织联合起来。有的领导人已经懂得如何去“接近”真正的无产阶级；懂得
如何把工人组织进党控制的工会和联合会，并在此过程中，懂得如何发动和
资助罢工；他们还懂得强制的重要性和促使公众支持的必要性。其他领导人
已能在华南组织大批贫农，已经知道什么样的苦难和希望会导致他们进行集
体行动；而且还懂得，这种迅速建立的组织在面临有根基的地方力量时，又
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剩下的领导人中不少人已与军事发生关系，他们
或是黄埔军校或其武汉分校的学生，或当过政治教官。从教室、车间或农田
开始，到 １９２８ 年，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已经受暴力的洗礼。一个筛选的过程已
经淘汰了那些胆怯的人。总之，中国共产党仍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的领导
集团，这个集团有许多有才之士，他们联系广泛，有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
但是他们面临的反对力量表面上很可能是强大的。
任何希望按照比较人道的蓝图重新塑造中国的集团、政党或政权，都将
碰到一大堆问题。在对外关系领域中，有着 ７０ 年遗留下来的条约，其中许多
是在胁迫下签订的，它们限制了中国的主权，给予外国人各种他们的政府靠
炮舰和海军陆战队来行使的特殊权利。虽然英美正在一步步地朝着归还中国
“丧失的权利”这一方向进行谈判，日本这一更顽固的帝国主义强国却正采
取强有力的行动，去保护和加强它在满洲的经济统治地位。
在国内，军阀主义没有寿终正寝，虽然像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和张
作霖那样的军阀已被打倒。他们已被北伐中出现的另一些人所代替。这时，
全国有五个地区军事力量集团——以长江下游为根据地的自称为国民党政府
的集团；拥有湖北大部分、湖南和广西的桂系；以陕西和人口众多的河南为
根据地、这时正扩大到山东和河北境内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把其部将安置在
京津地区的的阎锡山；控制东北内政的张学良及其他满洲将领。中国的西部
和西南的大部分，几乎与北伐没有接触；四川、贵州和云南的指挥官像以前
那样保卫和开拓他们的地盘。甚至国民党革命的发源地广东，也只是松散地
依附于南京中央。这种根深蒂固的地方力量几乎完全自治的现象——一种地
理和历史的产物——必定是所有集权化和全国性整顿的努力的主要障碍。
① 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译者。
过去遗留下来的其他许多事物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问题：一个混乱的货币
制度；以剥削穷人为特点并充满贪污现象的税收制度；对现代化国家来说完
全不够的运输体系；少得可怜的工厂工业，而且这种工业集中在少数城市，
工人住在贫民窟，劳动过度，工资很少。最为严重的是农村的生活条件，农
村稠密的人口在极少的可耕地上，并在没有科学的农业技术的帮助下非常勤
奋地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斗争。教育和公共卫生需要大发展，因为广大的民
众是文盲，并被可以预防的疾病所折磨。国家的有些部分周期性地遭受饥荒。
因此，虽然政治上的有识之士在 １９２８ 年抱着希望展望未来，但朝着建立
现代民族－国家方向的发展，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肯定是缓慢的。何况条
件将不是最有利的。
第 １２ 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１９１１—１９３７ 年
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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