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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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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所有主要政治和军事人物、军队政工人员和各地方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
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报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
日三国区别开来，但同时强调当前进行妥协的必要性。财政部长企图向会议
参加者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全的；虽然经济环境严峻，但通过与湖南
人民合作，这个城市将从那里得到粮食供应；煤很快就运来；河船现在可以
自由地售盐；政府已购买大量的铜，打算很快铸造铜币；由于存入上海各银
行 １００ 多万元存款，与上海的商业汇款将得到方便；由于限制了印发数，并
以白银作担保，政府的钞票将趋于稳定。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②
武汉领导人还禁止省的领导人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如湖南没收所有美孚
煤油公司的股票和组成一个销售这些股票的委员会的决定。他们派林祖涵到
长沙和派陈其瑗到南昌去解释新的外交政策，他们回来报告，在他们召集的
领导人会议上得到了一致的支持。由于工商业衰退，这几个省的税收惊人地
减少。但是，不可能使革命的狂热冷下来。这既牵涉到感情，又牵涉到力量。
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会的财产、教堂和学校交还给中国看管人，而
在武汉附近，已被中国部队占领的几处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被归还给所有者。
按照工会和业主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解决罢工，证明是困难的，而且拖得很
久（有的谈判拖延到 ６ 月），而汉口的外国经营者在 ５ 月份向陈友仁抱怨，
工会的纠察队对恢复营业仍然在进行干涉。可是，码头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
航运也在好转。较大的中国企业及其工人在恢复营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
难。对失业者的救济到 ５ 月中才开始实施。武汉各种各样纠偏措施的结果，
是工商业在 ５ 月和 ６ 月稍有恢复，但是经济的破坏是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致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 175—179 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 680—682 页，两者都根据存国民党档
案馆的 4 月 20 日政治会议记录。被任命的四人是陈公博、苏兆征、陈友仁和张肇元，陈公博为委员会主席，
以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① 引于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 186—187 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 年》，2，第 112—113
和 115—116 页，有罗赫德的几份电报。《人民论坛》，4 月 23、24 日。艾萨克斯以反对的语气写到武汉
政权采纳的限制劳工和恢复与外国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革命的悲剧》，第 204—206 页。
② 1927 年 4 月 30 日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
真正的恢复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①
试图控制农村革命
武汉政府对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只拥有脆弱的权力；这三省的总人口
约 ８０００ 万，总面积大于法国。在这块广大地区的一些地方，被农民运动活动
家中的激进分子推动的农村革命（因贫困、不平等和缺地而产生）正在取得
势头，运动中处决土豪和佃农夺取土地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中央当局批准。这
些地方性的行动破坏了农村经济，还带来了残酷的报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领导集团都非常关心。怎样才能恢复这些受影响地区的秩序？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的参加者通过一项决议，并于 ３ 月 １６
日发表告农民宣言，强调了党帮助农民的决心。所有地方武装集团必须由新
的农村自治机构控制。自卫队受权推动反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
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党支持农民拥有土地的斗争，并提议没收反革命分
子的土地；这些土地连同公地和寺庙的土地应交给区和村自治机关管辖的地
方土地委员会，再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大部分建议已经以湖南农民协会 １２
月大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并且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全会还授权设立一个中央
土地委员会，以制订新的、更有战斗性的社会政策的细则。①
根据这一指示，地方的组织者，特别是湖南的组织者，在 ３ 月份开始了
一场在农民协会指导下把自治扩大到所有农村的运动。在 ４ 月中，湖南省农
民协会根据第三次全会的决议，向所有县农民协会发出成立农民自卫队的指
令；省国民党宣传部发了一份强调反封建斗争必要性的宣传提纲：它说，支
持农民土地要求的时机已经来临。４ 月底，省农协搞了一个宣传周，为此时
“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了成为激进分子标准论点的理论：必须动员
农民支持国民党政府以拯救这个政府，但是为了动员农民，政府必须解决他
们的土地需要。它争辩说，土地问题解决，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财政问题，因
为新的有地农民由于不再向地主交租，能够缴更多的税。解决土地问题将为
未来的繁荣经济打下基础；但是如果农村中现存的封建制度不根除，将一事
无成：地主必须打倒，耕者必须有其田，有其政治权力。①到 ４ 月份，省农民
协会估计湖南有 ６００ 万名会员，虽然在六个月以前，会员还不到 １４０ 万。②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186—194、228—229 页；查普曼：《中国的革命》，第 134—136 页。关于罢
工的解决和救济措施，国民党档案馆有 5 月和 6 月劳工和外国资本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汉口总领事罗
赫德 1927 年 6 月 6 日致国务卿：《5 月份工商业评论》，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第 59 案卷组。
① 3月 10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全文引用于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1927 年的国共分裂》，
载《亚洲研究杂志》，29（1969 年 11 月），第 129—130 页。又卡罗尔？科德？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
对农民运动的政策，1921—1927 年：国民对社会革命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 1978 年博士论文，第 7 章，
第 61—62 页，根据 1927 年 6 月 30 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的文献汇编，国民党档案馆，436/138。蒋永敬：
《鲍罗廷》，第 268—271 页引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宣言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
359—365 页。12 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332—340、373—374 页。国际
共产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 139 页。
① 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第 7 章，根据国民党档案馆藏当时的文件。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 269 页，4 月 19 日凌炳的报告：湖南 500 多万组织起来的农民代表了约 2000
农民万。曼：《我在中国之所见》，第 27 页，他大约在 4 月 20 日在长沙被告知，在 75 个县的 53 个县中，
不少于 513 万农民参加了协会。林祖涵：《湖南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和党的状况的调查报告》，5 月 2 日
（1927 年），国民党档案馆，湖南 5/53：现在（大约 4 月 30 日）65 个县有农民协会，会员超过 600 万。
不管实际的数字究竟多少，农民协会的迅速发展可能给了组织者一种新的力
量意识，强行加快农村革命的步伐。
有许许多多的旧帐等待清算。在 １９２６ 年的后半期，许多地方的有地绅士
已经试图镇压日益高涨的威胁其威信、权力和财产的农民运动。他们已经组
织成保护财产的社团，使用地方民团镇压新生的农民协会，查出活动分子，
准备逮捕和处决他们。③大部分镇压可能最初来自地主一方，但是从毛泽东 １
月份调查长沙周围几个县的报告和 １ 月 ８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它说，“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之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
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所表示的惊恐来看，在 １９２６ 年后期，湖南、
湖北和江西的某些地区，形势显然开始转变了。①
在农村，理论正被转化为行动。反对土豪的斗争意味着逮捕和杀人；争
取土地的斗争导致地主的逃亡和分他们的财产。湖南财政委员一份关于省农
民协会处决人的报告——他关心的是，恐怖最终使税收减少——在 １ 月底引
起了武汉联席会议的一场争论。应怎样控制这类行动？董必武报告了湖北几
个县处死人的情况；他认为政府应对群众的要求采取宽容态度。鲍罗廷建议，
人民应获准独立地行动，但应将处决的要求报有权决定这类案件的地方党政
机构。联席会议于是决定，革命政府禁止人民及其组织执行处决；他们必须
向地方党政机构提出控诉，那些机构将决定适当的处分。决定还规定了在省
一级设立一个具有批准处决最后权力的革命法庭。显然中央当局希望把农村
的惩罚性暴力行为置于某种控制制度之下。３ 月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一
个杰出年轻共产党员夏曦以赞赏的口吻报告说，到那时，他列举的八个县的
党部通过处死和拘禁，能够代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辩论继续在第三次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进行，毛泽东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董必武介绍了国
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办地方恶霸的规定，包括按照罪行大小把他们处死
或终身监禁的规定。宣布判决的县法庭就是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指定的群
众在县长主持的会上以多数票选出。以类似程序选出的省的上诉法庭有最终
的权力。长沙的省的特别法庭在 ４ 月 ５ 日成立，根据一份敌视它的史料，它
像县一级的特别法庭那样，批准了许多集体处决的要求。长沙城中充满了从
其家乡逃出的人。另一个湖南共产党领导人凌炳在 ４ 月 １９ 日向中央土地委员
会报告说，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处死了几十名“土豪劣绅”，但这还不够。他
争辩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是农民自己的卫队的力量。①
在革命的狂热情绪中，有许多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以下所举不过是
林提了 6 个共有 160 万会员的“最先进的县”的县名。但他的数字都以 10 万计。1926 年 11 月的数字载《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258—262 页。
③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 302—306 页；书中有当时左派的长沙刊物关于反
农民运动和残酷杀害的报道的引文。李坚持被杀的农民比被杀的土豪劣绅要多得多。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英文），1，第 21—59 页，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十四
件大事”。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 428 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257—264、269 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 49—51 页，推断处决的
地方恶霸为数不多，但没有可以证实的证据。李锐：《初期革命活动》，第 306 页，说被农民直接处死的
不超过几十人。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统计到 5 月初期已报道的处决的湖南土豪劣绅，发现“全省约 119
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312 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的新闻媒介可能从未报道
过。）
几个例子。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民协
会处死，而不顾儿子来信保证其父将不反对农会。新化县（也在湖南省）县
长向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控制地方革命机构的一批人利用权力向
其敌人报私仇，未经审判就处决地方恶霸，以便假借官方没收的名义在他们
中间私分财产。根据指控，在“赤色周”中，他们处死了 １０ 多人，无人敢干
涉。他们甚至未经审判就枪杀了征收厘金的负责人；他被拘留，本应交给县
长审判。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在其自传性的记载中描述了对三个人的群众审
判，她作为一个女兵，在晚上看守他们。判决的法官不过是一名经过那里的
连的中尉。三人被断然枪决。②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与武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以及在鲍罗廷与
新从共产国际来的印度人罗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土地革命
应向前推进，还是在此时（即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加以限制。①口头上，所有的人
都同意土地革命是必要的，但如果这意味着大规模没收农地并进行再分配，
这种行动将危及（可能还会破坏）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之间的革命统一战线，
而这条战线是共产国际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当时正在动员继续北伐。鲍罗
廷认为，当“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这一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时，土地革命应予
约束。罗易反对北伐，力主在目前的根据地“深入”革命，即在湖南和湖北
鼓动农村暴动。但是到 ４ 月份，有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在夺取和分有钱人以及
那些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的土地。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含蓄地指出，它们是
贫农自己自发进行的。②
在动乱日益加剧和对好战的农民运动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的时期，中央
土地委员会在 ４ 月 ２ 日至 ５ 月 ９ 日期间召开会议，制订土地政策以供国民党
领导集团通过。邓演达为委员会主席；他最近担任了国民党农民部部长，但
是他的主要职务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其他成员是著名的法学家徐谦和
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顾孟馀，两人在左翼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地位都很高。
两名共产党员是谭平山和毛泽东；前者参加莫斯科的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全会后刚回来，后者是共产党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委员们开了五次会，
但发现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他们决定召开扩大会议来搜集更多的情报和意
见。在 ４ 月 １９ 至 ５ 月 ６ 日期间，扩大会议开了五次，会议参加者有省一级的
国民党领导人、与各省农民运动有关的官员、军事将领和政治官员以及几个
熟悉北方几省——武汉领导人希望通过重新开始的北伐加以控制的省——情
况的人。几名俄国顾问参加了会议，详细介绍了苏联“解决土地问题”的经
② 张国焘：《共产党的崛起》，1，第 606 页。张先生用李立三父亲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农民运动已经失控的
严重程度。县长李先培等人电报的日期是 1927 年 6 月 6 日，电报存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
1—5/704。这个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在与县长的部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但几名为首者逃脱。电报强烈要求
逮捕他们，为民除害。谢冰莹：《自传》，第 120—125 页，但这书本的译文有错误。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 32—83 页，论述了从 1926 年 12 月到 1927 年 5 月的争论，附争论各
方的引文。
② 曼：《中国之所见》，第 27 页回顾大约 4 月 20 至 25 日在长沙得知的情况，林祖涵：《关于湖南土地问
题的调查报告》，有关于他在 4 月底了解的情况。5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问
题议决案”声称：“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
有分配土地的运动。”斯大林在 5 月 13 日的讲话中说，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农民已经“在自下而上地夺
取土地”。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 86 和 260 页。
验，并且提供了他们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土地情况的所有情报。鲍罗廷参加了
一次，提醒不要在目前情况下制订过急的和过激的方案。①
许多小时的讨论和意见冲突的最后结果，是 ５ 月 ９ 日委员们签署的一份
报告和七个决议草案。委员们报告说，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土地问题亟需解
决，但对土地现时应该全部没收和国有化，还是应该部分地没收，则有很多
争论。他们都同意，鉴于客观情况，目前只可能进行部分的，即政治上的没
收。小地主和国民党军人的土地应予保护，因为据认为，大部分军官是地主
家庭出身，并且部队中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敌视农民运动的日益发展的情绪。
中央当局只应订出总原则，而把实施细则交给省当局根据当地情况制订。《解
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指出，大地主和官吏的土地、公地和荒地应分给无地
的和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农民。为了保证土地问题确实得到解决，农
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因此，国民党政府在农民与大地主和其他封建分子的
斗争中应该援助他们。处置反抗者财产的法令草案把以下各种人都定为反抗
者：国民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榨取和压迫人民的人、货币操纵者、
军阀、官僚、贪官、“土豪”、士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财产都应没
收。可是草案还谨慎地规定哪些政府机关应根据何种证据进行没收，一切都
要依据法律。此外，战争时期分配的敌产的收入将用于军政费用。就没收的
农村土地而言，３０％的地将用于农村的改进措施（如设立农民的银行），余
下的留待分配给从战争中返乡的革命战士。受地人不得出售或转让分得的财
产，他死后，这些财产要重新进行分配。更详细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
草案表明，起草人把分出的土地看成是租用地，因为受地人要付租，收入归
政府。
委员会的意图显然是要对没收作出规定，而不是让土地和其他财产被群
众自发地夺走。可是无人能回答顾孟馀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湖南和湖
北搞农民运动的同志能否断定，村民们是否将遵守在委员会房间中精心制订
的这些规定？
委员会还全力处理租佃的复杂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规定，佃
农缴租不得超过其收成的 ４０％，不得再缴其他的东西。它甚至详细提到租
约、永佃、缴租时间、困难时减租，以及中国租佃制中的其他复杂问题。委
员会显然希望国民党将开始真正履行其保护佃农利益的未兑现的诺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正在为制订一项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斗争，有的
最高领导人极力主张克制，而在省一级工作的人则要加快步伐。５ 月 ９ 日，
即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送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
多少更为激进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①没收一切公有田地以及祠堂、寺
庙、学校、基督教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此等土地是否
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农民，应由土地委员会决定。地主的地产应通过土地委员
会转给耕种土地的人，但是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予没收。无地的士兵
在革命战争结束后，可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没收的土地，除缴纳国家的累
进地税外，免除一切杂税，而地租率应减至相当于地税的水平。耕种非没收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276—308 页，提供了最后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和辩论的记录。霍夫海因茨：《中
断的浪潮》，第 36—45 页，有关于各会议参加者采取的立场的生动而颇不相同的记载，它部分地根据本文
作者对存于国民党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所作的笔记。以下的论述根据这些笔记作出。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 16，第 254—263 页。
土地的佃农应永久享有租佃权，只缴纳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税。地
主及绅士应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被解除武装而代之以农
民自卫军。积欠的债务将被取消，利率将根据法律降低和予以限制。这种稍
微更加激进的土地革命的处理方式，以及决议案序言中成为决议基础的分
析，使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有了支持社会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
—的记录，但社会革命仍要一些规定来指导。
当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在 ５ 月 １４ 日交到国民党政治会议等待
作出决定时，几个领导人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认为如果它被通过和公布，它
将对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机会产生不利影响。结果，投票赞成决议（它虽然
将保密）的三人——林祖涵、吴玉章（两人是双重党员）和邓演达——的票
数被他们的八名同事的反对票数所压倒。拟议的法令被“暂时”搁置起来。
其他决议中有几项被通过，虽然没有全部公布。结果，由于战场上的事件以
及革命根据地内部不久发生的事件将使武汉领导人为革命立法的这些努力归
于无效，这些决议通过与否都没有什么区别。
士兵决定问题
５ 月份，国民党的两派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的一翼进入河南，
而南京集团则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从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
汉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防卫部队，以防对方进攻。武汉在唐生
智全面指挥下的推进先遭到吴佩孚的残部、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的对抗。南
京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的更强大的鲁军。到 ６ 月 １ 日，冯玉祥的国
民军与唐生智的军队在京汉铁路与陇海路交叉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经撤至
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部队拿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叉的徐州，孙传
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他们的部队。①日本政府因战役推进到山东而
有点担心，那里有许多日本侨民，于是派部队到青岛，后来又到省城济南，
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一个抗议的浪潮。
武汉的进攻以张发奎的第 ４ 前线军和唐生智统率的第 ３５ 军和第 ３６ 军开
始，兵力约 ６—７ 万人，他们沿铁路朝吴佩孚及其将领残留的地区——河南—
—的边境北进。吴佩孚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希望联合张作霖反对武汉和共
产党人，另一派则选择冯玉祥。第二个集团中的几个人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
的津贴，他们开放了进入河南的道路。吴佩孚试图在驻马店死守，但在 ５ 月
１４ 日被彻底打垮。这样就结束了他长期而辉煌的戎马生涯。吴佩孚逃到四川
东部而受杨森的保护。②他的战败打开了与有重型武器装备的、由张作霖之子
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张发奎的“铁军”于 ５ 月 １７ 和 １８ 日在
河南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向东疾进，几乎未遇到抵抗就
得到最大份额的战利品。武汉军队伤亡约 １４０００ 人，冯玉祥只损失了 ４００ 人。
① 这些战役的报道载《北伐战史》，3，第 677—755 页，附地图；《革命文献》，15，第 2412—2492 页，
附文件；乔丹：《北伐》，第 129—132 页；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 220—224
页，附地图。
②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 年》，第 143 页，有吴佩孚部下的派别活
动和吴战败的报道。国民党档案馆，441/22，一份 1927 年 4 月的军事预算和帐目表明，4 月份靳云鹗收到
32 万元，魏益三收到 10 万元，樊钟秀收到 44000 元，武汉集团希望与之联合的冯玉祥得到 73 万元，冯在
武汉的代表得到 37360 元。除张发奎外，冯的津贴比其他将领多，张发奎为他的两个军获得 90 万元多一点。
汉口的医院充满了伤员。③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先锋的南京的行动代
价要小得多。
武汉政权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北上，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以保护湖南、
湖北的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从而给其敌人制造了大好时机。北伐初期倒向国
民党一边并得到第 ２０ 军——他自己的川军——军长任命的杨森将军，抓住这
个机会从其根据地万县向东进军攻打湖北西部的宜昌。守卫宜昌并接受武汉
军事委员会津贴的第 １４ 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为了攻打武汉三镇而撤离宜昌。
夏宣称反对共产主义，并寻求守卫革命根据地的将领们的支持。这两个行动
似乎都是蒋介石煽动的。①
武汉的危机在 ５ 月中旬出现，当时夏斗寅师的一个团（通过空中侦察，
估计有五六百人），从南面来到可以打击武汉的距离之内，而该师的其他部
队只离 ５０ 英里之遥。很明显，在三镇地区的大部分守军虽然未与夏联合，却
暗地里同情他。②
武昌驻军的司令叶挺及其新组成的、只是部分地装备起来的第 １１ 军第
２４ 师，在恽代英领导的武汉陆军军官学校几百名学生的增援下，决心赶走夏
斗寅。叶、郓都是共产党员，而另一名共产党员张国焘负责武昌城紧急时期
的安全工作。他特别担心附逆者可能试图从内部推翻左派政权。罗易为共产
党准备了一份声明，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它的伙伴“小资产阶级”放心，它无
意推翻他们，同时还否认它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有责任。他还准备向
夏斗寅的部队发出宣传性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被他们师长的反共表白所欺
骗；师长真正反对的是他们的“湖南农民弟兄”，因为他们正在取得地主和
绅士的土地。５ 月 １９ 日清晨，叶挺的部队击溃了入侵军。①
武昌南面的战斗切断了与长沙的所有联系，长沙在当时是最革命的城
市，在那里，共产党员领导的群众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好斗，并且 ４ 月份已发
生许多处死其敌人之事。反共的仇恨情绪正在赢得群众，并有镇压激进分子
的密谋。城内传遍了谣言：武汉已经失守，汪精卫已逃走，鲍罗廷已被处死。
由于武汉政权已调其最强的部队北上，长沙的守卫力量很弱。唐生智的湘军
第 ３５ 军军长何键将军把许克祥带领的一个团留在长沙作为后卫；在城内以及
遍及全省各地还有其他的湘军部队。在外围的几个地方，部队与农民协会发
生冲突，杀死了几名领导人，同时长沙的卫戍部队和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
③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 346 页脚注 45，引了汪精卫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和总领事罗赫德 1927
年 6 月 30 日发的快信。
① 美国国务院 893。00/8929，电报，罗赫德，汉口，5 月 18 日，报告说夏离汉口只有 40 英里，“相信已与
蒋介石联合”。6 月 1 日罗易在一篇为《国际通讯报》写的文章中也这样暗示，称杨、夏和当时也已叛变
的许克祥是“傀儡，他们的行动由上海通过南京进行操纵”。孙科在 6 月 20 日的一份报告中也指责蒋。报
告现存国民党档案馆，484/283。蒋永敬：《鲍罗廷》，第 311、313 页；关于同样的主张和证明蒋对事态
的发展有准确了解的 5 月 20 日的文件，见《从容共到清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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