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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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他对设在毗邻法租界的旧城南市的总工会总部进行搜查。１９　名共产党嫌疑
分子被捕。②同时，蒋将军把第　１　和第　２　师调往南京，①他在那里还有事要做。
蒋介石前往南京的目的是要控制与其盟友打算设立政府的所在地。为了
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保卫该城免受北军的进攻和消灭内部的颠覆分子。蒋介
石命令第　２　和第　６　两个军渡江去迎战敌人，并派第　１　军的两个师来加强城防。
两个师的大部分军官是原来黄埔的教官和毕业生，他能够指望他们服从他的
命令。②
在南京城内，一场复杂的斗争正在进行。第　２　军和第　６　军的两个政治部
分别由双重党员李富春和林祖涵领导，李是留法的年轻归国留学生，属于激
进派，林是辛亥革命老战士，又是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的委员。在　３　月　２４　日夺取南京后，在两个政治部的领导下开始了成立总
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惯常活动。在第　６　军夺取南京时，林祖涵没有在这个
军，而是在　３　月底来到军内逗留了几天，为武汉一方争取支持。４　月　１　日，
江苏省党部从上海搬到南京，它是一个左派集团，其中据说是共产党员的张
曙时和侯绍裘是引人注目的人。张曾经代表江苏省省党部出席第三次中央执
行委员会全会，于　４　月　３　日从汉口沿长江而下到南京，他后来给武汉中心的
报告虽然有偏见，却是关于南京正在发展的冲突的第一手材料。他已知道两
名“反革命流氓”已经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市党部，但是第　６　军的政治部关闭
了这个机构，逮捕了它的几个党徒。他还知道一个不祥的消息：“安徽省党
部的破坏分子，即流氓杨虎”将负责南京特区，而另一个“反革命流氓”进
行破坏工作。这些人组织一个“主要雇用流氓”的劳工协会。政治部不能关
闭它，因为它得到公安局首脑的保护。左派计划搞一次集会，试图通过群众
行动关闭劳工协会，但是公安局禁止这次集会，违者将以武力镇压。省党部
于是决定举行庆祝军民联合的集会，第二天再举行庆祝汪精卫归国的大会。
第一个大会令人失望，因为第　２　和第　６　两个军已经渡过长江，只有第　６　军的
政治部和少数武装同志出席。第　１　军无人参加。①这是军事力量发生变化的信
号。与此同时，汉口的鲍罗廷在听了程潜和李富春关于蒋介石计划的报告后，




② 《北华捷报》，4　月　9　日，第　50、51、55、57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346　页，根据　4　月
8　日的警方的日报。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4　月　9　日，它暗示两个师已经到达。里昂？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的问
题》第　276　页引了已从中国归国的奇塔罗夫的报告，说薛岳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提议，他不服从蒋调动他的
师的命令，而要留在上海与工人一起战斗。一些负责的共产党领导人拒绝他的提议，因为他们不愿与蒋介
石发生一次“过早的冲突”。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　623　页声称，蒋命令渡江要在　4　月　6　日完成，当时在武汉的程将军，打电报给他的
指挥官不要前往，但电报被蒋的指挥部发现，因此“程的阴谋不能得逞”。5　月　5　日，程潜给武汉的中央
执行委员会一封抱怨的信，详细叙述了这些事件和他的军队被破坏的情况。国民党档案馆　1—5/804。
① 张曙时：《江苏省党部代表报告》，国民党档案馆，江苏案卷，2/99，日期约　4　月　27　日。引用于蒋永敬：
《鲍罗廷》，第　133—135　页。按照白崇禧的说法，薛岳的师和严重的第　21　师中的中下级共产党员军官或
是被撤职，或是被捕。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忆》，广西省国民党重建委员会宣传部，1932　年，
第　10　页。



在　４　月　７　日召开紧急政治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应搬到南京。②
但为时已晚。
蒋介石和何应钦在　４　月　９　日午到达南京，留下白崇禧和周凤岐把守上海。
南京实施了严格的戒严令。那些曾经计划举行欢迎汪精卫的盛大集会的人，
感到应该加一些欢迎蒋介石的标语和旗帜！但是集会显然永远不会举行。一
批武装流氓——雇用费每天四元——攻打和砸毁了国民党的省、市党部，捆
绑了它们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省农民部和商人部的负责人、宣传部和妇女
部的干事、书记处的职员，把他们交给公安机构。有几人据说是共产党员。
张曙时在搜查时躲了起来，但后来被捕，关了一夜。他就是这样得知蒋总司
令是这些行动的幕后人物。为了反击这些进攻，左派派工人到总司令的司令
部向他请愿，要求保护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和总工会，但没有奏效。第二天，
左派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大会，会后“群众”又去见总司令请求保护。这一次
他们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许多人受伤。４　月　１０　日和　１１　日是恐怖的两天：武
装流氓攻打总工会，宪兵搜查张曙时的同志居住的旅馆和其他地方，抓走了
一批人。侯绍裘与另外一些人被杀。张曙时乘小船穿过水闸逃走，最后前往
汉口。①南京对武汉的支持者来说再也不是安全之地了。
厦门和宁波在　９　日和　１０　日发生的类似冲突，以保守一方取得胜利而告
终。在广州，美国领事在　４　月　９　日报告说，局势正变得非常紧张，可以预料，
温和分子和共产党员之间的冲突会在任何时候发生。中国报纸发表了李济深
的来电，电报声称，由于汉口的行政当局被共产党员所控制，它的命令就不
必服从。②这不过是即将在　４　月　１５　日开始的可怕的清洗的一个暗示。
尽管有这些行动和不祥之兆，上海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几乎没有办法来阻
止一次打击。由于没有掌握　４　月份头两个星期的党内文件，所以我们难以了
解中央委员会和总工会的一些领导人所作的准备。陈独秀后来透露，共产国
际曾指示共产党把所有工人的武器藏好或埋起来，以避免与蒋介石发生军事
冲突。按照　Ａ．曼达利安的说法，电报于　３　月　３１　日发出。隐藏武器的命令显
然没有执行。③相反，领导集团试图对工会和纠察队实施严格的纪律，争取公
众的支持，和万一敌人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时准备进行一次总罢工。在一次于
河上一艘因罢工而停驶的船上开的秘密会议以后，上海总工会在　４　月　４　日举
行了一次由总工会大胆敢干的领导人汪寿华主持的较为公开的集会，会上决
定——也就是宣布——纠察队员在使用火药武器时必须明确地服从总工会的
规定，工人如果没有工会的命令不得宣布罢工。公众应当被告知保持武装纠
察队的必要性。第二天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旨在缓和紧张的气氛
和取得公众的支持。但是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如果任何人试图解除工
人武装，就下令举行一次总罢工。在闸北，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游行，以显
示力量：７　日，工会代表的一次集会决定，如果任何人危害纠察队，或者对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　623　页。
① 这一段是综合张曙时的第一手报道和李云汉的根据档案材料的报道写成。不清楚有多少人被捕和处死。
《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　646—647　页强调这个事件的另一面。
② 同上书，第　670—671　页；《北华捷报》，4　月　16　日，第　100　页。美国国务院　893。00/8642，马克谟，北
京，4　月　11　日。
③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　231　页；诺思和尤廷的《罗易之使华》（第　54　页）引了《真理报》（159
〔1927　年　7　月　16　日〕，第　2　—　3　页）的一篇文章；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　587　页。



它采取武力行动，全上海的工人必须奋起支持纠察队，用群众的力量来制止
这种行动。同一天在一次左派集会上通过的决议，表明了激进分子所关心的
问题：环龙路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应当被镇压，其成员应当予以逮捕和惩罚；
上海的国民党应受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节制和指导；刘峙应被撤职和受
到惩罚；应力促薛岳将军留在上海控制军事；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应被镇压，
所有工人应该武装起来。①
反共清洗的扩大
白崇禧、杨虎、杜月笙和他们的同伙，周密地制订了解除强大的上海工
人纠察队武装的计划。杜月笙征募的暴徒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
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这样
伪装。４　月　１１　日晚，汪寿华应邀至杜月笙公馆赴宴。当他正要离开时，他被
劫持而遭杀害，尸体被弃于龙华。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
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事先已接到通知。两
租界当局午夜后被告知迫在眉睫的攻击，命令关闭租界周围的路障，以阻止
有人逃入外国庇护地。可是正好在　４　月　１２　日黎明前，杜月笙的“工人”却获
准从法租界向外移动，白崇禧伪装的部队获准通过公共租界。①
在凌晨　４　时和　５　时之间，总数约　１０００　人的几支进攻特遣队，向毗邻公共
租界的闸北、紧挨法租界的老南市、黄浦江对岸的浦东以及黄浦江在那里流
入长江的吴淞等纠察队集结地开火。有几个地方，防守者英勇抵抗，但有的
地方，他们中计投降。在某些地方，周凤岐第　２６　军穿制服的士兵参加进攻，
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假装在冲突的劳工组织之间恢复秩序。根据早期的报告，
约　２５　至　３０　名抵抗者在战斗中死亡。被捕的左派一方的领导人被解往白崇禧
的司令部，根据一份新的报告，１４５　人在那里被处死。周恩来和纠察队的一
个共产党领导人顾顺章，也与其他人一起被捕，不过两人都逃脱了。周凤岐
将军缴获了大量工人的武器，约　３０００　支步枪、两挺机枪、６００　支手枪、大量
弹药以及许多斧子和长矛。在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后，部队和流氓工人封闭
了各种各样的左派组织的办事处。①
战败者试图集结他们的支持者。总工会领导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尽管
白崇禧下令禁止，仍有　１０　万多工人（许多人在纠察队的恫吓下）在第二天不


① 《北华捷报》，4　月　9　日，第　80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　570—571　页；《北华捷报》，4　月　9　日，第
50　页，决议　8—12　和　18。
① 关于汪之死，见《传记文学》，11。1（1967　年　7　月），第　97　页；台北的《华报》，1961　年　10　月　4、5
日的一篇前秘书胡叙五所写的关于杜月笙的文章。两者都说汪确被杜月笙的手下所杀，但暗示也与杨虎和
陈群有关。在　1962　年白崇禧对所问的问题的书面答复中，他声称：“我抓了汪寿华……和主要的共产党代
表侯绍裘及其他人……领导人被绳之以法……”。美国国务院　893。00/8906，快信，高思，上海，1927　年　4
月　21　日，《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局势》，声称汪于　4　月　11　日被捕，在白崇禧的司令部被处死。关于准备
工作的白崇禧的回忆报道，见白崇禧：《十六年》，第　11　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494—500　页，有关于共产党一方的早期报告；《北华捷报》，
4　月　16　日，第　102—104　页，以及前面所引美国国务院　893。00/8906　号文件，有局外人的报道。次要的报道，
载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　175—177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369—370　页；吴
天威：《蒋介石的　4　月　12　日政变》，载陈福霖、托马斯？H。埃佐尔德合编：《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民
族主义和革命》，第　146—159、155—157　页。白崇禧将军告诉作者，在《人类的命运》中，安德烈·马尔
罗关于把被捕的激进分子投入机车炉膛去处死他们的报道，根本是不确的。



去工作。但是罢工不能持久。１３　日在闸北集合后，示威者游行到周凤岐的司
令部，要求释放被捕者和归还工人的武器，在游行的人中既有武装人员，又
有妇女和儿童。当司令部的卫队向游行队伍开枪时，几十名无辜者被杀。在
大约　９０　名被捕者中，４０　多名为原来的鲁军，他们被雇佣而成为纠察队员。
那天傍晚，新组成的工会统一委员会接管了总工会；它将是蒋介石把劳工运
动纳入保守分子控制下的一个工具。４　月　１２　至　１４　日的可怕的镇压，粉碎了
左派指导的上海群众运动。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胆战心惊地出逃。总工会领
导别无选择，只能在　４　月　１５　日取消罢工，并给武汉政府送了一份猛烈谴责蒋
介石和请求援助的报告。②
革命摇篮广州也经历了一次对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同样残酷的镇压，许
多知名激进分子被杀。已被武汉中央“罢官”的李济深开完上海的保守会议
后，得意洋洋地于　４　月　１４　日回到广州，当夜他召开秘密紧急会议。会议参加
者成立了以李将军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以计划和执行“清党”行动。广州警
备司令钱大钧宣布戒严令在　４　月　１５　日开始，广州公安局局长也颁发了类似的
公告，说他已接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命令，命他立刻逮捕广州所有共党分
子，解除工会纠察队的武装。在　４　月　１５　日黎明前几小时，清洗开始。
几个营的士兵和　２０００　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香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
大会和几十个激进工会的总部，解除了卫队的武装，逮捕了领导人。在通往
汉口的铁路终点站黄沙车站，铁路工人工会与其老对手保守的机器工人工会
之间展开了一场对阵战。在士兵的支持下，机器工人占了上风。中山大学、
两所受激进思想影响较为厉害的中学和两家国民党报社，也遭到搜查，报社
其后被改组而受保守派领导。４　月　１６　日，街上出现了支持蒋介石和支持把政
府迁往南京（此事即将实行）的标语。由于共产党影响被认为在黄埔军校学
生中很强烈，他们都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大部分学生支持总司令。４　月　１８　日，
约　２００　名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被捕，其他的学生逃走。少数几个工会能
够发动一次从　４　月　２３　日持续到　２５　日的抗议性罢工，但结果约有　２０　多或　３０
多名工人领袖被捕。在散布反政府宣传时被捕的　７　个人被处决，其中有两名
女学生。４３　个工会被迫改组。突击搜查继续到　４　月　２７　日。到那时，约　２０００
名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人已经被捕。在几十名被处死的人中，有刘尔崧、李
森（李启汉）和萧楚女，他们都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左派斗士。①
李济深和特别委员会还改组了省政府。孙逸仙的老同事和保守的国民党
员古应芬成为广州的主要文官，而李将军实际上依然是军事长官。新政府向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　628—629　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516—518　页；总工
会的报告，载　530—533　页。手写报告的原件的日期为　4　月　15　日，附有总工会信笺的说明信及印鉴，现存
国民党档案馆，上海案卷，1。8/423。它们由王思曾携往武汉，在　4　月　27　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文本是一样的。部分原文引用于蒋永敬的《鲍罗廷》，第　161—162　页。
① 英国外交部　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　年　4　—　6　月，第　127　号，英国总
领事璧约翰的快信，1927　年　4　月　21　日，信中包括　15　日的公告及其他有关清洗的文件的英文译文。又英国
外交部　228，F3609/8135。美国国务院　893。00B/286、290、292　和　296，美国总领事电报，广州，4　月　15、
16、22　和　25　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534—539　页，登载一篇发表于　1931　年的
文章。《从容共到清党》，第　655—659　页，和蒋永敬的《鲍罗廷》，第　164—165　页；两者都部分地根据　5
月　15　日韩麟符给武汉领导人的报告。（韩是共产党员，从广州逃到汉口。）《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
673—677　页。刘立凯、王真：《1919　至　1927　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　57　页。



武汉中央宣布独立，这样对武汉的领导集团来说有两个严重的后果。有　８００
万银元储备的广州中央银行不再支持武汉，这就削弱了武汉已经不可靠的通
货。此外，追随武汉的三个省往南通海的路线被切断；它们只能通过长江在
东面不牢靠地与海相通。
广西省的几个城市（根据上海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黄绍竑的命令）以及汕
头、厦门和宁波等口岸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镇压。杨虎监督宁波的改组工
作。广东、浙江和江苏省几个小城市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的左派领导人也遭
到清洗。南方和东部几个沿海省份的这些行动并没有使　１９２０　年以来迅速发展
的劳工运动结束，但是共产党的影响急剧地减弱了。党员们或是转入地下，
或是逃到武汉庇护地——而事实证明，那里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庇护地。
武汉的一些激进的劳工领导人，可能对上海杀害他们的同志怀有报复情
绪，而于　４　月　１４　日处死了　８　名反对共产党控制湖北工会的老资格工会组织
者。他们被邓演达的政治部逮捕，并被谴责为“工贼”。４　月　１０　日，武汉的
共产党劳工领导人举行湖北总工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这　８　人交给“群众”
处决。几天以后，郭聘伯、卢士英、袁子英和另外　５　人经法庭宣判，被行刑
队在汉口街上枪决。①在激进主义的中心长沙，据报道估计有　３０　至　４０　名与外
国工商业有联系的中国人已被处死。②其中有著名的学者和保守分子叶德辉。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的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南京成立一个对立的中央机关和独立
的国民党政府，从而扩大了他们与武汉的裂缝。他们在南京集合，表面上等
待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便举行一次应由汪精卫安排的全体会议。
当汪精卫等人没有到来时，９　名自封的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增选了另外　９　人；
这个集团在　４　月　１７　日决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
中，只有　５　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　３６　人，候补委员
２４　人。８　人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　１２　人，候补委员　８
人。余下的　５　人是将军。③如果以在武汉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来衡
量，武汉集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集团有几名很有声望的人，著名的有胡
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和邓泽如。在此时由胡汉民主持的
政府的正式成立仪式以后，它发表了一个语气既是革命的又是反共的宣言，
因为现在重要的是使已在进行的“清党运动”合法化。在政治会议讨论了中
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的把共产党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　４　月　２　日决议以后，新政
府向总司令和其他军官及官员发出了一道相应命令，指名道姓地说鲍罗廷、
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和林祖涵特别坏，又向各地共产党领导人发
出警告，并附了一份准备逮捕的　１９７　人的名单。就我们所知，名单中的人并
不全是共产党员；可能中央监察委员在拟定这份名单时主要是出于怀疑。①
以后几个星期主要用于成立中央和各地清党委员会，以监督上海－南京集团影
响所及之处的国民党的清洗。政府本身并没什么基础，它的地点也很不安全。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　568—569　页；蒋永敬：《鲍罗廷》，第　129　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第　601—602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326　页。
② 美国国务院　893。00/8802，电报，罗赫德，4　月　17　日；罗赫德报道的情报中称“被共产党人肆意杀戮”。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　632　页；17　日会议的记录载《革命文献》，22，第　4211—4216　页。
① 一份不完整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6，第　2826—2827　页；更正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7，第　3091—3092
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　635—637　页。



４　月　１７　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职务。
武汉国民党政府发出一道详列他　１２　大罪状的命令，中国共产党在　４　月　２０　日
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声明说明了新的反动浪潮的阶级基础，声称无产者现
在不必再受不与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直接斗争的限制。②这类口头攻击几乎不
能触动实际的权力结构。























































②　《中华通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刊》，2。6（1927　年　5　月　1　日）；《中华年鉴，1928　年》，第　1367—1370
页。



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这时面临重重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大军事力量；东面
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像要支持蒋介石；西面是显然与蒋联合的四川将
领。在武汉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那里
率领重振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而下，进入河南；他的军队正以俄国
武器重新装备，并且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他的部队中工作。帝国
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和中国对苏联机
构的突然搜查，引起了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反对俄国支持革命运动的联合
行动。存在外国报复的威胁的南京事件仍有待于解决，而上海的外国势力现
在已有实力进行报复了。把武汉三镇分开的长江停满了外国炮舰。由于汉口
日租界　４　月　３　日的事件，与日本的关系趋于紧张。
不管对外事件看来有多大威胁，威胁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
几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来的农产品和矿产
品的集中地、长江下游和国外来的制成品的分散地。可是到了　４　月份，由于
湖南和湖北的阶级斗争、主要城市的罢工和工商业倒闭，这种贸易处于停滞
状态。有人甚至担心在革命的首都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扣运大
米，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不从一个乡镇运出，那里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
吃得起。在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有　１０　万多名工人闲着，这对政
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这部分是
由于外国人离开汉口（４　月　１２　日，外国人从平常的　４５００　人减少到　１３００　人），
部分是由于罢工和工厂不准工人进厂。日租界的工厂和码头荒废了。外国银
行中国员工的一次始于　３　月　２１　日的罢工助长了停滞，因为它们不能发挥贸易
所必需的金融职能。长江中游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
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偷窃船货和工作混乱阻碍了外
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滞使政府税收减少，同时它的通货正处于通货膨胀的
压力之下。为了保护日益减少的硬币储备，政府于　４　月　１８　日禁止几家中国银
行以银元兑换它们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正如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
台克满在汉口呆了三个月以后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
调”。他怀疑“国民党政府中”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的平庸人
物”能否控制他们制造的“风暴和混乱”。①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中央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相连接。鉴于形
势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４　月　２０　日，他向中央政治会议提
出五条相当于激烈地改变路线的改善措施。（１）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
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骜不驯
的工人。（２）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它们在武汉管辖的
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
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３）非经这个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
工不准罢工。（４）政府应尽全力按铜币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５）政府应


① 英国外交部　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　年　4　—　6　月，第　112　号，附件，
台克满　4　月　7　日发自汉口的快信。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在他的电报和快信（包括他每个月的《工商业评论》）
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的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　年》，第　755　页。



设立救济局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　３　万元的铜币，用以
兑换工人的纸币。鲍罗廷向会议的委员们保证，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
借口，而外国经济活动的恢复将对工人自己有利。只经过短暂的讨论以弄清
所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后，政治会议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
的工人部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路
线。②
武汉领导人于是果断地行动。陈友仁在　４　月　２３　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
士，答应为他们的企业改善气氛；然后他试图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新政策
连同对工人的新的约束，同一天在《人民论坛》上宣布。汪精卫召开了国民
党和共产党两党领导人的讨论会；４　月　２５　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湖北总工
会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发表声明，重复了五天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通过的决议中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词，虽然改变了措施的顺序以强调对失业工
人的救济措施。第五点声称，非经贯彻与外国企业和银行达成的协议的委员
会同意，在外国企业和商号不得进行任何罢工。决议最后说，当前根本的要
求是革命力量的革命纪律、自我牺牲和团结。①４　月　３０　日，在孙科主持的一
次所有主要政治和军事人物、军队政工人员和各地方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
会议上，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