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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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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集市区域”，他曾提出，“可以把晚期传统中国的农村看成一种约有
７００００ 个六边形格子的坐标格，每格以一个标准集市为中心，自成一个经济
体系。”①在标准集市上，大部分贸易以农民之间横向的物资交流为主。在某
种程度上，从标准集市区域有一种手工艺品和地方农业特产的向上流动；不
过，主要产品的流出以向这种经济的政府层次交纳的税粮为主。在 １９ 世纪末
和 ２０ 世纪，标准集市区域愈来愈成为条约口岸制造的或国外进口的新产品的
最后目的地。
在有限的程度上，中国农村开始生产供出口的大宗商品，包括供应条约
口岸工厂的经济作物，这趋向于转入新的商业渠道，以代替传统的定期集市。
特别是在东海岸各条约口岸的农业腹地，与定期集市经济并行，有一种现代
城镇经济发展起来。但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市场结构正欣欣向荣，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交易和社会结构》，第 1 部分，《亚洲研究杂志》，26。1（1964 年 11 月），
第 3—44 页。
直到 １９４９ 年都很少有衰落的迹象，这有力地表明农村经济实际上没有变化。
在 ２０ 世纪中叶，农民家庭也许比 ５０ 年前更多地依赖不是他们自己或他们的
邻居生产的商品。但是，由于地方一级的运输工具很少有真正的改进，原来
的集市区域并没有扩大，未能使围绕较大的地区销售综合体组织起来的现代
商业渠道，从根本上取代标准集市。
非农业的或“城市的”并不一定是“现代的”。在 １９ 世纪初，也许有整
整 １２００ 万人，占当时 ３．５ 亿中国人的 ３—４％，居住在 ３ 万人以上的城市里。
除少数例外，这些城市主要是行政中心——首都北京（有将近 １００ 万居民）、
主要的省会，和最大的府治。有的同时是省内和区域内的重要商业中心，如
南京、苏州、汉口、广州、福州、杭州、重庆、成都和西安。这些城市是帝
国最高级的官员、重要驻军、最富的商家和能工巧匠的所在地。它们的居民
也包括地方上的绅士、小商人、充斥政府衙门的众多下属、劳动者和运输工
人，以及略微有点文化的阶层，如和尚、道士、无职业的小所有者、失意的
应试生、复员军官，等等，他们是传统中国城市中十分显眼的“过客、移居
者和外来人”中的一部分。①但是晚清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模式，跟 ５ 个世
纪前的宋朝很相似。
从 １９ 世纪中叶起，作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固定下来的结果，中国城市除
继续不久前的传统时代的作用外，开始增加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内
容。在 １９ 世纪期间，城市居民的总数增长很慢，增长率比总人口的增长率大
不了多少；然后在 １９００ 至 １９３８ 年间比较快，几乎是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
在 １９３８ 年，人口 ５ 万以上的城市共有大约 ２７３０ 万居民，占 ５ 亿人口的 ５—６
％。同样是这些城市，在 ２０ 世纪初大约有 １６８０ 万居民，占 ４．３ 亿人口的 ４
—５％。这个差别表明所有的大城市的年增长率大约是 １．４％。但中国 ６ 个最
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 ３０ 年代每年以 ２
—７％的增长率发展。②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已有 ９２ 个城市正式对外开放（见下，第
４ 章），尽管这些“条约口岸”中有一些是不怎么重要的地方，但其中也有
不少属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列。（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西安、开封、北京、
太原、无锡、绍兴、南昌、成都）。条约口岸是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的终点，
铁路是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出现的，轮船航运分布在中国沿海、长江和西江。
外国商行在较大的条约口岸设立分行和代理机构，根据 １８９５ 年马关条约的条
款，允许外国人经营制造业（１８９６ 年以前已有人非法地这样做了）。随着外
国人的到来，出现了专做外国生意的中国商号。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出现的
中国人拥有的虽然小但是发达的工业部门，尽管不限于开放口岸，但大多数
设置在这些城市。在中国和外国的现代工厂附近，或者作为分包者，或者拿
棉纺业来说，作为新纱厂的产品的主要主顾，手工业作坊繁荣起来。仍然主
要依靠手工操作的出口加工，也在主要的港口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对少数城
市居民来说，除制造业和商业之外，在自由职业、新闻出版业、现代教育与
① 这是马克？埃尔文的描述，见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 3 页。
② 这些当然是很粗略的估计，但它们同可以得到的少数可靠的资料相一致。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
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 99—104 页；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 年》，
附录 E：《城市人口统计（1900—1958 年）》，第 290—296 页；和孔赐安：《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
《中国经济杂月刊》，20。3（1937 年 3 月），第 301—314 页。
文化机构中，又有许多新职业在逐渐出现。
但这个现代工业、商业和运输部门，绝大部分依旧仅限于条约口岸。它
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手工业、现存的销售体系和依靠人力、畜力、
大车、舢板、帆船的运输。几乎没有外部效应，例如，以改进了的技术（新
种子、化肥、现代水利、农业机械），或更有效的组织（信贷、稳定的销售、
合理化的土地使用）的形式进入农业部门。①首先在条约口岸直接感受到的世
界市场上银价或中国农业输出品行情的波动，有时候能波及农村。但总的说
来，直到 １９４９ 年，农民地区和条约口岸经济依旧只有很松散的联系。
① 罗兹？墨菲：《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对条约口岸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
人口
在对可以得到的中国人口统计的操作处理方面，也许已经达到了报酬递
减。１９５３—１９５４ 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报告中国大陆有人口 ５．８３ 亿，这是到现
在为止作出的最接近于中国人口准确数目的人口普查记录。这个巨大的数字
与这样一些估计如 １９４８ 年国民党的官方数字 ４．６３４９３ 亿有矛盾；但不论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４ 年的普查技术上有何缺点，国民党官方的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几十种官
方和民间的估计与之相比，都更多地依据猜测。①人口在 １９５３ 年接近 ５．８ 亿，
很符合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５３ 年平均增长 ０．８％的推断，这样的推断对因起伏不定的
高死亡率和相对稳定的高出生率之间的差额造成的慢而不规则增长的人口统
计工作来说，可能是意料中的。袁世凯任总统的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１６ 年）、南
京政府的十年（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和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代（１９５Ｏ—１９５８ 年），
虽然得不到统计资料，但人口增长看来很可能大于这个平均数，补偿了军阀
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的内战时期可能是负数的人口统
计结果。１９１２ 年以大约 ４．３ 亿为起点；１９３３ 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大约是 ５ 亿，
到 １９５３ 年增长到 ５．８ 亿。
刘大中和叶孔嘉对 １９３３ 年总人口的职业分类作了详细估计（见表 １）。
从个别省份或城市前 ２０ 年比较零碎的资料来判断，
① 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对官方的人口估计来说，4。7 亿上下似乎是一个吸引人的数字：南京政府内政部在
1928 年企图作一次人口普查，根据 16 个省和特别自治区的“报告”和该部对 17 个省的推测，得出一个
474787386 的估计。同一个部在 1938 年发表了一个根据 1936—1937 年的地方“报告”编纂的数字
471245763。
总人口
Ａ．农业人口
表 １ 职业分类， １９３３ 年
百万
５００．００
３６５．００
５ 亿的％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００
１．工作人口，年龄 ７ — ６４ 岁
ａ．只从事农业
ｂ．混合农业与副业
Ⅰ．农业
２１２．３０
１１８．７８
９３．５２
８６．１３
４２．４６
２３．７６
１８．７０
１７．２３
Ⅱ．工业
Ⅲ．商业
Ⅳ．运输
Ⅴ．其他非农业职业＋
２．７ 岁以下儿童
３． ７ 岁以上学生
４．６５ 岁以上
５ 失业或闲住，年龄 ７ ─ ６４ 岁≠
Ｂ．非农业人口
１．工作人口，年龄 ７ — ６４ 岁§
ａ．工厂
ｂ．手工业
ｃ．矿业
ｄ．公用事业
ｅ．建筑
ｆ．商业
ｇ．运输
ｈ．其他非农业职业
２．儿童
ａ． ７ 岁以下
ｂ． １２ 岁以下
３．学生
ａ．７ 岁以上
ｂ．１２ 岁以上
４．６５ 岁以上
５．失业或闲住≠
ａ．７ — ６４ 岁
ｂ．１２ — ６４ 岁
＝分占混合职业
的每一部分的
男劳动力单位
３．６１
１．６６
１．１４
０．９８
７１．２１
５．１３
１０．９９
１３５．００
４６．９１
１．１３
１２．１３
０．７７
０．０４
１．５５
１３．２２
１０．１６
７．９１
２６．５３
４３．８６
５．７４
０．６０
４．０８
５１．９４
３９．５６
０．７２
０．３３
０．２３
０．２０
１４．２４
１．０２
２．２０
２７．００
９．３８
０．２３
２．４３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３１
２．６４
２．０３
１．５８
５．２６
８．７７
１．１５
０．１２
０．８２
１０．３９
７．９１
＊制造业、家庭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建筑业
＋专门职业和公用事业，等等
≠包括家庭主妇
§u38750X农业工作人口的实际年龄大多在 １２—６４ 岁的范围；把 ７ 岁作为下限
仅仅是为了便于与农业工作人口在同一基础上分类。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
１９３３—１９５９ 年》，第 １８５ 和 １８８ 页，表 ５４ 和 ５５。
这个分类在民国时期基本上没有变。
在 １９３３ 年的 ２．５９２１ 亿总工作人口中，有 ２．０４９１ 亿或 ７９％实际从事农业，
０．５４３ 亿（包括从混合职业中分出的男劳动力单位）或 ２１％从事非农业工作。
总人口的 ７３％住在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家庭里，２７％属于非农业家庭的成
员。虽然 ２０ 世纪中国在条约口岸工业有一些增长，矿业和铁路运输有所发
展，但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甚至到 １９３３ 年仍然很少，这说明自清末以来中国人
口的职业区分总体上变化很小。作为对比，在 １９３０ 年，美国为报酬工作的
１０ 岁以上的人中，只有 ２１．４％从事农业。为了给 １９３３ 年的中国寻找可以间
接比较的数字，我们需要看看 １８２０ 或 １８３０ 年时的美国，那时有 ７０％的劳动
力从事农业工作。
国民收入
民国时期中国国民收入的两种主要的独立估计，分别由刘大中、叶孔嘉
和巫宝三作出（见表 ２）。总计差别颇大——大的数值比小的数值约大 ４０％
——但两者之间唯一重要的差别是农业增值。它们都仅仅是对 １９３３ 年的估
计。
或许更可靠的刘－叶数据可以概述如下：在 １９３３ 年的国内净产值中，农
业当然显得最大，按照 １９３３ 年的物价占 ６５％。所有的“工业”（工厂、手
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占 １０．５％。商
表 ２ 国内产值， １９３３ 年（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亿元）
净增值见于：
１．农业
２．工厂
ａ．生产资料
ｂ．生活资料
３．手工业
ａ．确定部分
ｂ．其他
４．矿业
５．公用事业
６．建筑业
７．现代运输和交通
８．老式运输
９．商业
ａ．商店和饭馆
ｂ．行商
１０．政府行政
１１．金融
１２．个人劳务
１３．住宅租金
（减除：银行服务
重复计算）
国内净产值
折旧
国内生产总值
刘－叶
１８．７６
０．６４
２．０４
０．２１
０．１３
０．３４
０．４３
１．２０
２．７１
１．７５
０．９６
０．８２
０．２１
０．３４
１．０３
＿＿＿＿＿＿
２８．８６
１．０２
＿＿＿＿＿＿
２９．８８
０．１６
０．４７
１．２４
０．８０
巫
１２．５９
０．３８
１．３６
０．２４
０．１５
０．２２
０．９２
２．５４
０．６４
０．２０
１．０３
０．９３
（－０．１７ ）
＿＿＿＿＿＿＿
２０．３２
１．４５
＿＿＿＿＿＿＿
２１．７７
资料来源：巫宝三 １９４８ 年哈佛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资本形成和
消费者的开支》，第 ２０４—２１１ 页，概括了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
中的资料，并考虑到他后来的修改。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
第 ６６ 页，表 ８。
业第三，占 ９．４％。其他部门排列如下：运输 ５．６％；金融、个人劳务和
房租 ５．６％；政府行政 ２．８％；建筑 １．２％。另外一种说明 １９３３ 年国民收入
构成的方法，是注意现代非农业部门（很宽松地规定为工厂、矿业、公用事
业、建筑、现代商业和运输、商店、饭馆以及现代金融机构）仅占总数的 １２．６
％。农业、传统的非农业部门（手工业、老式运输、行商、传统金融机构、
个人劳务、房租）和政府行政占 ８７．４％。从支出上看，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国大陆
的经济结构也是未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结构。从最终用途看，１９３３ 年国内总支
出的 ９１％属于个人消费。社区服务和政府消费加起来占 ４％，而投资总额占
５％。
１９３３ 年是一个不景气的年头，它在什么程度上能代表整个民国时期，也
许是个疑问，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作出其他任何年份的可与之比较的全面国
民收入估计。不过，珀金斯把刘－叶的数据转换成 １９５７ 年的物价，代替他自
己稍低的农业产出数字，①并增加了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民国
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很慢，在构成上变化也很小。（表 ３）。
表 ２ 和表 ３ 列出的绝对值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一个是用 １９３３ 年，而另一
个是用 １９５７ 年的物价表示的。此外，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的数字是根据似乎有理
的猜测和确切的估计得出的。但直到 １９４９ 年传统部门所占的压倒优势，以及
这些表所暗示的 ４０ 多年来数量上虽小但质量上值得注意的变化，与出现在本
章其余部分的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各别部门的资料很一致。②从 １９ 世纪末叶
开始，直到对日战争爆发，不大的现代制造业和矿业持续地增长。在满洲，
这种增长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在战争中加快了增长速度。现代运输、铁路和
轮船，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没有取代传统的交通，但补充了它们。２０ 世纪前
半期，一个现代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在中国城市大量地取代传统银行
业。但是，甚至在 １９３３ 年，珀金斯估计现代部门（规定得比我所概述的刘－
叶的数据所涉及的窄，他排除了现代服务）的贡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
这是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的 ３％的两倍多，但仍然很小。
表 ３ 国内生产总值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１９３３ 年，１９５２ 年（１９５７ 年物价）
① 刘…叶和巫的估计之间最大的不一致是农业的净增值数字和农业内的作物价值。一方面巫的数字可能太
低，另方面珀金斯认为刘…叶根据的 1933 年谷物产量估计太高，好像也有道理。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
展》，第 29—32 页和附录 D。
② 这个简短的讨论根据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国 20 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
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 116—125 页。
部门
制造业＋＊
现代＋
农业
服务
折旧≠
国内生产总值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８ 年
８．５
２９．９
１０．０
—
４８．４
１９３３ 年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亿元
１１．７７
１．３
３５．２３
１２．５２
２．１９
６１．７１
４．５４
１９５２ 年
１７．２３
３１．５８
１７．０７
—
６５．８８
１１．１１
制造业＋
现代
农业
服务
国内生产总值
０．１７６
０．１６８
０．２０７
１．０００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０．１９８
０．０２７
０．５９２
０．２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７４
０．２６２
０．４５９
０．２５９
１．０００
０．１６９
＊制造业＝工业（现代和现代前的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
＋现代＝工厂产品、矿业、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
≠除 １９３３ 年外，未编入这一部门；为了在表的下半部计算比值，根据各
部门的净产值，按比例在它们中间分配。
资料来源：德怀特？Ｈ．珀金斯：《中国 ２０ 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
见珀金
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 １１７ 页，表 １。
因此，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来自传统部门产量的增
长，而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农业生产增长慢，但由于气候和政治军事情况，
在 ２０ 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各年各地各不相同。最大的增长出现在新开发的地
区，如满洲和西南的一些地方。在别的地方，农产品的价值由于经济作物的
增加而增大。由于下面提到的原因，手工业的总产量极不可能——与它的相
应份额相反——在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间下降。反过来似乎更有道理。
如果我们拿人口估计数——１９１２ 年 ４．３ 亿，１９３３ 年 ５ 亿，１９５２ 年 ５．７２
亿——与表 ３ 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我们发现在这几年中，每一年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按 １９５７ 年物价）分别为 １１３、１２３ 和 １１５ 元。考虑到整个数
据的潜在错误的可能性，在本章涉及的几十年中，如果我们略去从 １９３７ 年开
始的 １２ 年战争和内战，现在能得到的最好的估计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没有
显出任何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在战争时期，中国某些部分的人均产量
和收入可能急剧下降。一些文化人受到不利的影响。特别是薪金固定的教师
和政府职员，他们的薪金跟不上通货膨胀；但在战后和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最后崩
溃之前这段时期，城市工人相对来说生活得好一些。
日本入侵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受到打击，城乡间的商业联系被破坏。１９４６
—１９４９ 年的内战期间，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状况很可能比别的地方更坏，
因为这里是战斗中心。１９４０ 年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作物生产开始下降，
在剩下的战争时期比 １９３９ 年平均低约 ９％。１９４２ 年实行田赋改征实物和粮食
征购，加上引起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征兵的加速，看来减少了农民的实际收入。
但在国民党控制的内地，工业生产从一个低的起点开始增长，直到 １９４２ 或
１９４３ 年。战后时期，１９４６ 年通货膨胀重新开始，并在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失去控
制，这对沿海、城市部分比对华南和华西内地农村的影响更严重，后者的总
产量或许很少变化，虽然流入城市的食物和农业原料由于货币的急剧贬值而
减少。①
人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的收入在下降，而人均国内总产值保持不变
或略有上升，这是可能的。但在农村地区和在大多数农业人口中间，“没有
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 ２０ 世纪前半期，地主正在积累生产的增长份额。事实
上，有限的可用资料表明，租佃率甚至略有下降，在政治混乱时期，地主收
租常常有困难”。②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间，民心确实变了，但甚至在那时主要也不是因为在没有
严重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经济不能支持中国人口维持一般的（和低的）生
活水平。１９５２ 年的产量已经恢复到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最高水平，迅速的恢复几
乎完全靠的是一个新的和有效的政府在恢复现有企业的生产方面取得的成
功，而不是靠新的投资。就 １９４９ 年之前的 ４０ 年的其余部分来说，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初的内战、干旱（例如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在华北）、洪水（例如 １９３１ 年
长江的洪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确实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公共福利，但不一
定是他们的物质福利，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区别。在政治混乱和战争造成的
人身极度不安全的情况下，收入即使略有增加也是一种可怜的补偿，相反，
如果有更多的个人和国家安全，即使很低但却稳定的人均收入也可能受到欢
迎。
①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 及 1946》，《社会科学杂志》，9。2（1947 年 12 月），第 12—
30 页，估计 1946 年的国民收入比 1933 年低 6％（按照 1933 年物价）。关于上海工人，见 A。多克？巴尼特：
《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 78—80 页；关于 1937—1949 年华北的农村经济，见拉蒙？H。迈尔斯：《中
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 278—287 页；关于战时中国未被占领地区
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见张家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 年》，第 59—103 页。
② 珀金斯：《中国 20 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 124 页，引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34—240
页，和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 5 章。
工业
在讲述清末的中国经济时，我们注意到在 １８９５ 至 １９１３ 年间，至少有 ５４９
家利用机械动力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是由中国民间和半官方创办的。这些企
业的创业资本共计 １２０２８８０００ 元。①此外，同一时期开办的 ９６ 家外国所有和
４０ 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拥有创业资本 １０３１５３０００ 元。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
估计，根据的是当时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资料。
不包括现代矿业但包括兵工厂和公用事业的两张相似的表，表明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华资现代工业的可以看出的增长。第一张表指出
在 １９１３ 年有 ６９８ 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 ３３Ｏ８２４０００ 元，工人 ２７０７１７ 名，第
二张表则指出在 １９２０ 年有 １７５９ 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 ５００６２００００ 元，工人
５５７６２２ 名。②欧洲列强由于集中注意力于战时生产以及运输船只短缺，减少
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华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一个机会。尽管及早发出了
设备的订单——生产资料仍主要来自国外——但大多数新工厂的开业不得不
等到战争结束和订购的机器实际到达。
在民国的头十年中，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但在 １９１４ 至 １９１８
年间，直接投资很少。最大的增长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当时，
举例来说，１９１８ 和 １９２２ 年中国修订关税，提高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细纱的进
口税，诱导日本在中国开办新纱厂。
同清末中国人开办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工厂一样，２０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开
办的工厂（和矿场）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以及江苏、辽宁、河北、广东、
山东和湖北的一些地方，就是说，主要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①
中华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业普查，是 １９３３ 年经济统计研究所的
调查者们在刘大钧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根据的是直接从工厂经理收集来的统
计资料，除了不包括外资公司以及满洲、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
青海、西藏和蒙古（除了满州，现代工厂的数目都不值一提）外，被认为相
当可靠。刘大钧 １９３７ 年发表的调查，记录了 ２４３５ 家华资工厂，资本 ４０６９２６６３４
元，总产值 １１１３９７４４１３ 元，雇用工人 ４９３２５７ 名。②这些工厂集中在沿海省份，
特别是上海，在被调查的工厂中占 １１８６ 家。在 １９３３ 年，华资工厂 ８０％以上
设置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各省，以及满洲的辽宁；如果把外资企业也算进来（它
们当然限于条约口岸），这个比例还要高。
巫宝三在其对中国 １９３３ 年的国民收入的研究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补
充，即增加了对在中国本土的外资工厂、满洲和其他被略去的省份的工厂的
估计。他的修订过的估计，工厂总数为 ３８４１ 家（华资 ３１６７ 家；外资 ６７４ 家），
总产值 ２１８６１５９０００ 元（中国：１４１５４５９０００ 元；外国：７７０７０００００ 元），雇用
工人 ７３８０２９ 名。③
① 费惟恺：《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1870—1911 年》，《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1 章。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 55—56 页。
① 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统计周刊》，4。33（1931 年 8 月 17 日），第 157—158 页。
② 刘大钧：《中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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