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纪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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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费用开支，除去操习礼乐法度及必要的军事费用外，一律禁绝。改革力度之大，气魄之巨，实在非同一般。
　　一番深得民心的施政表演后，萧衍意识到，该是见好就收的时候了，于是大司马又导演了一场还政于太后的精彩好戏。他将宣德太后请进宫中，临朝称制，行使皇权，自己则宣布停止执掌朝政。收买人心的举动换来的一定是丰厚的政治回报。太后是一尊傀儡，宣布摄政第二天，就授予萧衍的从弟宁朔将军萧监管南兖州诸军事之职。又过了两天，太后下令提升萧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上殿可以佩剑穿鞋，朝见时可以不报姓名。就这样，太后一步一步地按照萧衍的意思，将他喜欢的人全部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这位太后的地位，自然也凌驾于和帝之上。此时掌握着全国正规军的最高统帅大司马萧衍，表面上看去，其地位次于皇帝，实际上无论太后还是皇帝，都已成了他手中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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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位需要“大智慧”（1）
此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殊荣对于萧衍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的目光开始频繁地扫视着和帝屁股下面的那张诱人的宝座。他的心眼儿开始活动了。到目前为止，他的势力已经到了不可取代的地步，想到改朝换代，也算不上是什么痴心妄想。
　　这一切心理活动，都没有逃过他的好朋友兼部下沈约的眼睛。于是，他委婉地向萧衍提起此事。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时，萧衍作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打岔装傻地糊弄过去。过了两天，沈约又一次向萧衍提出做皇帝的“议案”，并用劝慰的口气说：“当今的时代与过去不同了，不可能以淳古的风气等待世事的自然变化。士大夫们都攀龙附凤，期待着建功立业。连童子、仆人都知道萧齐的天下已经到头了，明公（对萧衍的尊称）您应该取而代之。现在天文谶言也都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不要违逆天意，失了民心！如若天道如此，明公即使再谦逊礼让，也无济于事。”看来，此时已经有些人在利用谶言等方术大造舆论了，但后台是不是萧衍本人，尚无法断定。萧衍听了这话，沉默片刻，回答说：“让我想想再说！”沈约继续说：“明公刚开始于樊、沔兴兵的时候，应该反复思考。如今王业已成，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如果不早定大业，但凡有一人提出异议，都将有损于您的威德。况且人非金石，时事难保，如有不测，难道您愿意将区区建安之封的爵位留给子孙后代吗？如果天子（指和帝）回到京城，公卿们各得其位，君臣之间名分已定，大家就不会有异心了。君明于上，臣忠于下，哪里还会有人愿意跟随您做反叛之贼呢？”这话正说到了萧衍的心坎上，对此他表示认同。
　　沈约离开后，萧衍马上请来范云，加以试探。没想到范云就像是与沈约串通好了似的，回答的意思完全相同。萧衍抑制不住满腔的兴奋道：“智者所思不谋而合！”于是沈约私下拟定了各类诏书及未来朝廷的人事名单，萧衍十分满意，未作只字改动。
　　几天后宣德太后这个活木偶，又开始按照萧衍的计划行动起来。她传诏将大司马晋升为相国、扬州牧，封十郡为梁公，加九锡之礼，特许其在梁公国内设置各种官位，骠骑大将军的称号照样不变。萧衍对此任命表示了必要的矜持，抻了多日后方才受诏赴命。5天后，太后再次下诏令梁国选任各种官员要职，官位的设置，可以依照朝廷之制。这等于是朝廷公开允许臣子在他的属地复制一个新朝廷，于是沈约与范云就分别成为梁公国的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及侍中。梁国公萧衍就这样公开地干起了自己的“三产”，一心一意地为将来代齐禅位做着挖墙脚的工作。
　　与此同时，以沈约、范云等人为首的政变班子开始运作起来。文人就是厉害，更何况这些萧衍的旧友，年轻时与萧衍一道被称作“八友”，个个都是文才出众、才高八斗的大学者。无论造势还是运作，都是鼎鼎一流的高手。
　　就在萧衍的这帮弟兄们不辞辛苦地为他策划着“禅位”阴谋的同时，发生过一段有趣的插曲。东昏侯的后宫中，确实不乏美貌的女子，梁公萧衍再次看中了萧宝卷的余妃，于是将其私下纳入宫中，两人整日摸爬滚打，泡在一起，到了妨碍政事的程度。这次是范云出面劝诫，但几经劝说无效。无奈，他拉上王茂一同来见萧衍。范云说：“从前沛公（刘邦）进关后，不贪财物、不近女色，使得范增等人敬畏他的远大志向。而今明公刚平定建康，海内之众景仰您的大名，您怎能重蹈那些亡国乱政的前车之迹，被女人拖累呢？”紧跟着王茂也行礼道：“范云所言极是，您当以天下为念，不应留此女人在身边。”萧衍听后默然无语。此时满脑袋“转轴”的范云，趁机向萧衍提出将余妃赏赐给王茂。萧衍虽然满心不悦，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他显然是想通了：女人再美，与江山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他可不想成为一名难过美人关的英雄。他甚至出人意料地拿出高额奖金，赏赐这两位对他私生活过分关心的部下，因为他们的劝说使他大开其窍。范、王二人意想不到地各得到赏金百万钱，心中着实地狂喜了一阵儿，特别是那位王茂，财、色双收，可谓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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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位需要“大智慧”（2）
不久，宣德太后再次颁诏，增封十郡给萧衍，晋爵为梁王。萧衍照例装模作样地“从容”了一下，多日后方才受命。他接受封爵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赦免国内及府州死刑以下的犯人。
　　大概一个月后，准备东归建康的和帝到达姑熟，此前萧颖胄病死，这位已经完全受控于萧衍的小皇帝，下达了一份辞藻华丽的诏书，正式宣布禅位于梁王萧衍。
　　接着，“忠于职守”的宣德太后，“庄严”地进行了最后一次登台表演。她宣告：“西边的诏书到了，皇帝陛下效法前代，将国之神器（皇权）禅于梁，明日我将亲自主持，派使者将印玺恭授给梁公，我也将回到别宫去居住。”第二天禅位诏书和玉玺就由尚书令王亮等人恭送至萧衍处。圆满完成了这场木偶剧的最后谢幕后，老太太终于自觉地回到她的故第，去享受养老生活。另一出大戏，又以萧衍等人为主角，正式开演了。
　　据《梁书·武帝本纪》载，诏书一到，萧衍便一脸无辜地对和帝的“谦逊”禅位予以了必要的“推辞”。范云等人立即按照事先编排好的把戏，带领117位大臣集体上书称臣，并请萧衍尽快登基称帝。太史令也拿出自己的专长，以天文符谶宣示改朝换代的天意。既然民意如此、天意如此，再推辞下去岂不是违逆天意，失了民心？带着“使命感”的萧衍，经过一番必要的扭捏作态之后，终于大步流星地走向金銮殿的宝座。
　　公元502年，38岁的萧衍，在京城建康南郊举行了祭告天地的仪式。在侍从们的搀扶下，黄袍加身的萧衍，登上祭坛。此时百官匍匐在地山呼万岁，其声震天撼地。一番折腾之后，一个叫做“梁”的朝代在南中国诞生了。
　　即位后的梁武帝，没有忘记他的先辈。他首先追尊先父为文帝、追尊先母为献太后，追封他死去的前妻郗氏为德皇后，追赠其兄萧懿为长沙王，谥号为宣武。
　　从追尊亡父为文帝而自称武帝这件事情上看，萧衍比魏文帝曹丕做得漂亮多了。当年曹操去世后，曹丕世袭汉丞相位，也凭战功逼迫汉献帝“禅位”，改汉为魏。曹丕自称魏文帝而追尊其父曹操为武帝。文、武听来似乎差别不大，但在古代，文治与武功则略有高下，文治明显高于武功。在周朝的第一位统治者周武王登基后追尊其父为文王这件事上，便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这一传统观念。从这个细节上看，梁武帝即位之初，就很注意按照“惯例”行事，试图尽量“中规中矩”。
　　仔细想来，梁武帝的代齐“禅位”，也算是循规蹈矩。“禅位”并不是他的独创。因为自东汉后期起这种听来冠冕堂皇的政变活动，就像乌云一样时刻笼罩在每位帝王的宝座之上，“禅位”几乎成为一种改朝换代的重要手段。说它是一种时尚，可能不够严肃，但说它是一种低成本权力再分配的运作方式则不为过。这种方式，特别是在当时南中国那些短命的王朝兴衰更替的过程中，几乎毫不例外地被使用着。正如梁武帝在他的登基大典上祭告天地时所说：“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谢虞受，汉替魏升，爰及晋、宋，宪章在昔。”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因为皇天的授命不同，所以自古帝王就不是一家一族的专利。尧禅位给舜，汉被魏取代，后来晋、宋也都是照章办事，所以我代齐禅位是有章可循的。原本听来并不高雅的“篡位”活动，在武帝的登基“宣言”中不仅被美化为承天命，而且是依旧制，这样一来，武帝居然是步步踏在“规矩”之上。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记载，因为是“禅位”，梁武帝贬齐和帝为巴陵王，并准备将南海郡改名巴陵国，把这块蛮荒之地封给这位“谦逊”让位的前朝废帝。这原本是一件非常冠冕堂皇的事情，但此时已经官居尚书仆射的沈约却警告说：“从前魏武帝（曹操）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梁武帝闻听此言，深以为是，随即改了主意。公开杀戮前朝废帝，显然是不得人心的，这需要秘密进行。一天，带着重要使命的使者，来到姑熟，向萧宝融献上生金。这位还处在少年时期的前朝废帝，原本已经交出了自己手上的那点可怜的权力，一心一意地想做大梁的子民，没想到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索命的生金。萧宝融倒是有些骨气，对来人说：“我死不需要吞金，饮酒即可！”然后将自己灌得烂醉如泥，由来使杀死。
　　

篡位需要“大智慧”（3）
后来官方发布消息说巴陵王系暴病而死，并被追封为“和帝”，进行了高规格的厚葬。这位“巴陵王”死后倒是恢复了自己的帝号，也算死得光荣。然而，历史却又在梁武帝的脸上，抹了一笔重重的灰色。
　　即位后的梁武帝还算明智，鉴于前朝的经验，对于齐宗室的其他成员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即位后的某一天，他曾召见两位前朝的皇亲，对他们说：“要得天下，光凭借武力是不够的，还要有运气……所以有天命的人不会为人所害。我拿下建康后，很多人劝我杀掉你们以除后患，如果我当时这样做了，不会有人敢说个不字，但我因为看到东晋以来禅代之际，相互屠杀有伤和气，这样使国祚不能长久，何况我们萧姓原本是宗亲，虽然出了五服，但却是同宗同族，我的父亲还曾效命、辅佐过齐室，可谓同甘共苦、情同一家，我怎能视你们为陌路？你们兄弟二人如有天命，非我所能诛杀，如果没有天命，又何必杀你们呢？……你们现在仍然是我大梁的宗室，我会坦诚相待，希望你们也不要见外。”接着，武帝还有意撩拨了一下他们敏感的神经，他说：“明帝（萧鸾）上台后，大肆诛杀高帝和武帝的子孙，使得你们的家族遭殃，我起兵不仅自雪家耻，也为你们弟兄报了仇，如果建武（明帝的年号）年间你们兄弟能够成事，我哪有不拥戴的道理呢？我是取了明帝家的天下，而不是你们家的天下。”
　　这番表白，虽然振振有辞，但并不能使人们忘记出身皇族旁系的明帝得以登上帝位，正是因为萧衍的大力协助。而此时这等“功劳”，对于萧衍今后的“政治生涯”已经毫无用处，相反，还会成为终身跟随着大皇帝的“拖油瓶”。所以敏感的萧衍，自然要在这件事情上大费一番脑细胞。他明白，作为当今皇帝，狠狠地诅咒一番前朝杀人不眨眼的当政者，肯定能为自己赢得好分数，倒打一耙，是收买这些齐家宗亲的好手段。果然，兄弟二人对这些话心悦诚服，感激涕零。武帝不光口头安抚，还采取实际行动，安排前朝皇亲16人出任梁朝官员。据说，这些被武帝优待的齐室宗亲，因为心怀感激，处处谨慎小心，夹着尾巴做官，反而比本朝的那些皇亲国戚出色得多，其中几位还以才能与官德而知名。
　　这种宽容也曾给新兴的南梁帝国带来一些危险。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五记载，武帝登基不久，前朝东昏侯的一些旧臣孙文明等人，就曾发动过一场未遂政变。这些人曾是东昏侯的宠臣，虽然得到梁武帝的赦免，但心中却始终感到不安，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东昏侯时期，做过什么至今未被披露的龌龊事，以至他们感到坐卧不宁。一天夜里，他们集结了几百人以运送芦柴火把为名，夹带大量兵器从南北掖门进入皇宫，一场暴乱开始了。
　　暴乱者焚烧了神虎门、总章观后闯入卫尉府，杀了卫尉，武帝的亲戚兼重臣张弘策也遭不测。当值的近卫军由于人数较少，有些抵挡不住。当时梁武帝一身戎装坐镇前殿，非常镇定地说：“反贼们夜间来袭，是因为他们人数不多，天一亮他们就会逃走。”于是他命手下击鼓求援。果然，鼓声一响，京城的军队立即赶来解围，最后反贼全部被诛杀。值得注意的是，武帝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即位以来的做法，这位皇帝始终没有像前朝的明帝与他的儿子东昏侯一样草木皆兵地大开杀戒。
　　

店主的面目（1）
梁武帝信佛，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他本来就是一位学贯古今的文化人。早在出道前，不光精通儒、释、道三学，诗文更是堪称当时一绝。在他年轻的时候，当时的齐宰相竟陵王萧子良，曾在建康城外的鸡笼山开西邸，相当于半官方的文化沙龙。这位萧子良除是一国之宰相外，本身也是一位有素养的文人，向来广召名人雅士，很快使这里成为名符其实的学术中心。萧衍与当时著名文人沈约、谢、王融、萧琛、范云、任、陆等经常聚集在这里，被称为“八友”。由于学识与地位的原因，他们也成为这个沙龙里的活跃分子和灵魂人物。
　　梁武帝是一位多才多艺且勤奋好学的人。史书上说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谶，卜筮占决，并悉称善”！由此看来，他不光在正统的学问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还是一位下棋的高手，同时对“阴阳纬谶，卜筮占决”之类的“方术”也很有研究。这很符合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也是他后来对佛教进行改造和变易的思想基础。就是这种文人气质，使他在少年的时候，就喜欢结交那些著名的学者、高僧、道士们，并深受浸染。他本身很好学，又有读书破万卷的阅历，所以深得三家学说的精髓。但他一直以来还是比较重视道家的学说，并成为道家的门徒，在担任雍州刺史的时候，他就与茅山道士陶弘景交往甚密。这种对道教的信仰一直持续到他即位以后。
　　《梁书·陶弘景列传》提到，陶弘景原是前朝南齐的一位官员，传说他曾受习东阳道士所传的符图经法，36岁时辞去官职，遍游名山，收集古代医书，寻找仙药，成为一名职业道士。此外，他在医学方面也很有研究，还有著述传于后世。他还整理了杨羲、许谧等人的学说，编撰了《真诰》一书，成为后来道教上清派一系重要的教史资料。过去在官场上的历练，使他为人圆通而谨慎，头脑清楚、说话简洁。后来他在茅山建筑了一座三层楼，自己住在最上层，弟子们住在中间，宾客们住最底层。看得出，这位道士虽然隐居山林，但非常喜欢结交各类社会名流和政治人物，平时他身边只有一位家僮时刻跟随。晚年他修习辟谷导引之术，传说年过八十相貌还像年轻人一样。
　　有趣的是，他有一次做梦，梦见有佛来为他授记①，说他将成为“胜力菩萨”。于是，这位道士就来到阿育王塔下明誓，并受了佛家的五戒。也就是说陶弘景这位道士既通道术，也算是佛家的入门弟子，但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位道士。按照佛教受戒的规矩，受五戒②者必受三皈③，受三皈者，不可以再信受其他外道。而在这位道士的思想中，佛、道两家的思想很可能也被搅到了一起。所以他与佛教的和尚们也时有往来，相互交流。下面这首诗就反映了他与和尚交往、诗书唱和的情况：
　　和约法师临支诗
　　陶弘景
　　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
　　今日为君尽，　洒秋风前。
　　他和所有的道士一样，喜欢研究神奇玄妙的事情。特别是在“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等方面颇有成果，史书说梁武帝还服食过他炼出的金丹。他有一些道学著述，当中多杂有佛、儒两家的思想。梁武帝在雍州起兵的时候，陶弘景曾命弟子奉表来迎，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拥戴的表示。我们可以注意到梁武帝起兵时，响应者不光包括前朝的武将、文官，连那些隐居深山的修道者都作出这样的表示，可见大势所趋。
　　据《南史》卷七十六记载，后来陶弘景书写谶言道：“水丑木”，为“梁”字。萧衍的反政府军打到新林时，陶弘景遣弟子“假道奉表”。后来听说萧衍集团正在谋划禅代之事，他便援引图谶，很多处都呈现“梁”字，于是令弟子进献“梁”字给萧衍。由此看来，后来萧衍定国号为“梁”，与陶弘景有很大的关系。此后登基仪式、祭告天地大概也少不了这位道士择吉日定良辰等“形而上”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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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的面目（2）
《梁书·陶弘景列传》中还提到，梁武帝即位后，想请这位高人出山辅政，几次下诏、极尽美言，但都被婉言谢绝。武帝对陶弘景更是优礼有加，每遇吉凶征讨等大事，都必上门请教。用史书上记载的话讲就是：“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因此陶弘景在当时得了个“山中宰相”的绰号，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他就是梁武帝的“外脑”或“智库”。梁武帝还为这位道士炼丹搜集了大批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稀有原料。后来陶弘景还鼓捣出一种叫做“飞丹”的丹丸，颜色如同霜雪一样洁白，据说吃了能使人感到身轻，这大概是服药后产生的一种幻觉。武帝服用“飞丹”后，感到很灵验，就更加相信他。据《南史》卷七十六载，梁武帝每每接到陶弘景的书信，都要焚香拜读，简直把他当成了神仙。而这位“世外高人”，实际上也就成为梁武帝决策机构的成员之一。
　　据《全梁文》卷四载，武帝即位第三年，突然改变主意，要弃道崇佛。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也遇到了类似阿育王羯陵伽之战后的苦闷①。据记载，梁武帝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佛教是唯一的“正道”，孔子、周公和老子都是佛的学生。也就是说儒家和道家的鼻祖们，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模式，令人感到费解。按照史料分析，释迦牟尼比老子小6岁、比孔子大14岁②，他们应该属于同时代的人。若说孔子曾在学问上请教过老子，还有些道理。如果说当时中国的两位圣哲曾游学印度，或说释迦牟尼曾跋山涉水来到中华大地，教化两位中国学生，显然很荒唐。
　　从佛学源流上看，在释迦牟尼时期，佛教在印度还只是地区性的宗教，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理论。它被推向国际，是释迦牟尼灭度200多年后，阿育王时代的事情。众所周知，古代中、印由于天然的地理屏障，文化与经济交往都须通过西域。事实证明，佛教最早是由西域的“胡人”③传入的。可以说，传入中国的，是已经西域化了的佛教。我们知道，中国人最早接受的“金人”（佛像），是一种佛教受希腊宗教艺术影响的产物，并非印度的原产。原始佛教没有造像的习俗，这一习俗起自公元1世纪的犍陀罗（现今的阿富汗境内）地区。从没有偶像，到偶像崇拜，既然这一过程可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隐藏在偶像背后的崇拜形式，一样可能受到西方宗教的影响，只是个程度大小的问题罢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就一定是纯粹的印度传教。而很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西域化了的佛教。
　　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国的时候，无论释迦牟尼，还是老子、孔子都已经作古几百年了。周公的生卒年代，则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也就是说，他老人家早在释迦牟尼出生前约500年就已经作古①，说他是释迦牟尼的学生，就更加荒唐可笑。如果这种说法，在缺乏历史及时间概念的古代印度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出现在历史观念极强的中国，则完全可能是有意识地附会或神化。
　　既然将老子、周公和孔子的地位都降格成了学生，那么，当然不如直接去请教老师更好。因此，梁武帝首先宣称自己要“弃迷知返”，放弃儒、道学说，彻底皈依佛门。但我们注意到，就在他公开宣誓彻底皈佛的同一年，他与以往的君王们一样，亲自主持，按照儒家正统的方式制礼作乐，忙得不亦乐乎。这似乎与他对外公开宣称的放弃儒、道，皈依佛门的说法自相矛盾。
　　根据《广弘明集》卷三十的记载，我们知道，梁武帝在国家政治方面，采取的并非纯粹的佛教学说，而是三教并用、三教同源。他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和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放弃儒、道而专心“佞佛”。相反，他正在费尽心思欲图将儒、释、道三家的理论彻底搅和起来，使这个面目全新的学说为自己的王朝所用。
　　但是追根究底，武帝并非三教同源之说的鼻祖。在此前早些时候，道家们就首创了这一学说。所不同的是，他们都心照不宣把老子包装成为三教的“总教头”，其代表作就是《老子化胡经》。在这部经里，老子教化孔子在先，西越流沙到印度教化释迦牟尼在后（后来也有说老子直接化身为释迦牟尼），换句话讲，孔子和释迦牟尼继承了老子的学说，都是老子的学生。这部出自中国人特有“智慧”的著作，促使佛、道之间由强词夺理的“口水战术”，直接升级到具有理论高度的“造经战术”。
　　

店主的面目（3）
说起这部《老子化胡经》的诞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西晋时，有一位帛法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僧人，他自幼出家研习佛法，后来以讲经为业。当时有一位叫做王浮的道士，与他就佛、道二教的高下问题进行辩论。这位能言善辩的道士，竟然不是帛法祖的对手，几次交锋均败下阵来。为此，不服输的王道士，心里积压了一股难以名状的邪火。既然在“口水战”中没能捞到便宜，索性拿起笔杆做刀枪，一样可以达到“隔山打牛”的功效。于是他“弃口从笔”，绞尽脑汁诌出这么一部粗俗不堪的《老子化胡经》。这部伪经，曾一度风靡当时学术界，一时间，道士们也为此感到扬眉吐气。
　　其实，王浮造作的这部伪经，也并非完全缺乏依据。因为“老子化胡”之说，早在汉末就已经出现，只是那时仅仅停留在传说的层面。而此时的王浮，因为与帛法祖辩论失败，一气之下，干脆把它整理成一部之乎者也的美文，以“经”的形式将其推入大雅之堂。这在重视经文传承的中国人看来，其信用度简直不亚于一张“信用卡”的价值。但是，伪经终究是伪经，很难站得住脚，帛法祖等人很快行动起来，明真相、揭老底，王浮的把戏很快被拆穿，这部《老子化胡经》最终被贴上“伪经”的标签。
　　有趣的是，随着历史的延续，这部伪经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在历次佛、道斗争中，被道教信徒们当做“重磅炸弹”反复使用。这样一来，经历了历次斗争经验的积累，佐料越添越多，内容不断得到更新和完善。到了唐代后期，《老子化胡经》由原来的一卷，被扩充为十卷，并堂而皇之地被收入道家的权威经典集成《道藏》中。
　　佛家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依据当时的一部《清净法行经》的内容，勇敢地扯起佛教为三教源头的大旗。可笑的是，《清净法行经》同样是一部后人造作出来的伪经。当然它的造作者，肯定是与道教对立的佛教徒们。可见，中国人造作伪经的传统，颇具渊源。
　　据《广弘明集》卷八载，在这部经中，声称佛曾派遣三位菩萨，来到震旦（中国），广行教化。这三位菩萨一位是“儒童菩萨”，名曰孔丘；一位叫“光净菩萨”，名曰颜渊；还有一位“摩诃迦叶”，就是老子……这样一来完全调了个儿，印度的释迦牟尼成了儒、道两家的老师，而老子与孔子及其学生颜渊，都成了佛教中的“菩萨”。这种刻意的安排，令人啼笑皆非，但事情就是这样荒唐地发生了。看来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很可能承袭了这种说法，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周公、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佛教传入之初，虽与道术合流，但两家之间也不免发生一些类似争夺地盘及政治影响的斗争，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传说：
　　《清凉山志》卷三《高僧懿行·摩腾法兰传》记载，汉永平年间，印度僧人摄摩腾等人来到清凉山（五台山）。他们认定这里是文殊菩萨的居所，但感叹佛之圣教，没有传到这里。于是向皇帝提出在此地建立佛教道场的请求，得到允许后，他们在清凉山修建了最早的伽蓝①。因为他们看到这里很像印度的灵鹫山②，所以就依山名为新建的寺院起名。由于清凉山很早前就有道家居住，这一下出了问题：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占地画圈明显带有侵犯性。两家之间，因此发生了后面这件有趣的故事。
　　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正月，一位久居清凉山的白鹿道士，集合当时五岳的道士及一批信徒密谋对策时，竟然想出了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主意。他们向皇帝提议用焚经的办法，一辨两家学说的真伪。也就是说，将佛、道两家的经典当众分别用火焚烧，哪家的经典被焚毁，就是伪经，既然经是假的，道术自然也就是假的，那么清凉山就不再有它们的立足之地。
　　当时汉明帝虽是佛、道两家兼信，但是这个富于挑逗性的主意，还是让他心里痒痒的。正月十五，皇帝肩负着主持人的使命，亲临白马寺。道士们设坛祭祀，将七十二子书等道家经典置于坛中；和尚们则将佛舍利、佛像、经书等放置一处。吃罢斋饭，道士白鹿手执香炬，绕坛数匝，声泪俱下道：“臣等上启太极大道元始天尊、众仙百灵的意旨，驻守清凉山道场，现在‘胡神’乱夏，皇上误信邪道，将使正道失去，臣等今天斗胆在此设坛，用真火验证，到底看看真伪！”说罢把火投入坛中，结果经书速燃，化为灰烬。道士们顿时惊慌失措，欲罢不能，哑然无声。和尚们的行动，则是另一番景象：烈焰中佛经、佛像安然无恙，舍利的光芒，在空中形成一圈伞盖。摩腾和尚跃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