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道连狭斜-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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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有素，便召来寻计问策。高适陈述江东利害，认为永王必败。遂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奉命讨逆，率兵将至，永王兵败的消息已经传来，印证了高适的战事分析。　　　

　　高适的一腔热血，被朝廷赏识。在谏议大夫的职位上，他敢说敢言，不久便弄得“权幸惮之”，惹恼了一个大宦官——李辅国。李太监这个人，是大唐王朝中专权甚凶的一个，他曾经跟随高力士当仆役，最后当权时，却将自己的师傅高力士贬谪出京，就连宰相对他都要执弟子之礼。拥立唐代宗后，李辅国更是不可一世，有一次甚至当着自己的主子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高适的谏言，显然得罪了李辅国。对付高适，李辅国也不用费神，只需多进几次谗言，高适就一路左迁了。就像武侠里的打斗，君子对付小人，按照套数，一招一式，希望以武功制胜；而小人对付君子，歪门邪道，不择手段，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到处煽风点火，恶人先告状，就能“赢”得很容易。面对这样道貌岸然的奸佞高手，高适只能发出“小人胡不仁，谗我成死灰”的哀鸣愤激之语。　　　

　　不过战乱仍在，所以高适还要出来。再后来，他平息了梓州的叛乱。所到镇守之处，“为政宽简，吏民便之”。因为功勋卓著，被用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又晋封为渤海县侯。　　　

　　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适以诗人为戎帅，险难之际，名节不亏，君子哉！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　　　

　　高适的成功，在文人圈子里，是一个奇迹。与他同时代的墨客骚人，几乎没有人能有这样显赫的地位。他的好朋友王之涣、王昌龄，只是做到县尉而已；李白虽得意一时，但到最后也沦为“罪人”；杜甫一生抑郁寡欢，在战争面前奔走逃亡，妻离子散。唐玄宗对高适不仅予以重用，还“深嘉之”，在一道圣旨里说：“侍御史高适，立节贞竣，植躬高朗，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瞻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得到如此高的评价，真正是荣耀之至。　　　

　　十年磨一剑。高适用十年的时间，施展着他横溢的军事才能，像一只鹤，轻盈地展开羽翼，一飞冲天。在跨马长征、安边定远的漫漫征程中，在军务闲暇之余，他也有满腔的诗情，融于笔端。高适的作品，完全不同于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不同于推杯换盏的狂浪之作，不同于迎来送往的长亭离别。在他的笔下，诗歌是一声淋漓的呐喊，是一阵呼啸的山风，是一种骨质的阳刚。看吧，“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一支征战的大军整装待发了！“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一场战争即将来临！“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战斗已经打响了！“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战斗正打得难解难分！“泉涌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战士们奋勇杀敌，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作为带兵打仗的诗人，高适的诗，是驰骋沙场的急就诗，血泪交加的烽火诗。夜读其诗，耳畔会隐隐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厮杀声……　　　

　　“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渔樵”，年轻时的高适，也想藏身于山水之间，赋诗于烟雨舟楫之上，但是，历史的选择，常常是不可由人自主的。在担任淮南节度使，奉命征讨永王李璘时，高适做过一篇《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作为一个军事首领，他事先考虑了对敌斗争中的心理障碍，于是移檄将校，要求摒弃私人感情，断绝个人恩义，服从国家利益。他又何尝不知，他的好朋友李白，此时尚在叛乱的永王军中为官，两军交战，总会要相遇的吧。但他此时的身份，是一个为国效命的将军，诗人与好友，以及个人恩义，只能置于一旁了。当日携手同游的文章好友，将如何面对？他的矛盾，大约是埋在心中的吧。作为一个军人，高适逾越了个人的情感追求，上升到了“义而知变”的理智境地。　　　

　　在我看来，高适的身边，一定少不了一把剑，长年悬于腰间，挂于帐下。这种两面长刃、中间有脊的兵器，是兵器中的君子，飘逸从容。他的诗作中有多处提到剑。如“二十解书剑”，“孤剑通万里”，“岂知书剑老风尘”，“击剑酣歌当此时”，“抚剑悲风对秋草”……剑为何名，不得而知，也许正是这柄剑，浓缩了将军才子高适毕生的追求、理想和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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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崔颢：　谁乘黄鹤去（1）　　　　　　　　　

　　崔颢：谁乘黄鹤去　　　

　　诗在唐代，是一个传媒，也是一个擂台。诗与诗之间的比较，这种不确定主题、富有趣味性的文学竞赛，时至今日仍然沿袭不衰，将寂寞的文坛弄得热闹生动，花絮繁多。譬如崔颢先到黄鹤楼，题诗一首，力拔头筹，竟然使得后来的诗仙李白大伤脑筋，面对美景，诗兴全无，只是嘟嘟哝哝地说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显得很是勉强和无奈。在崔颢的诗作面前只能闷头喝酒，以李白的文名，“哲匠敛手，无作而去”，甘于服膺别人，实在少有。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黄鹤楼》　　　

　　黄鹤楼有幸，天下人来来往往，在其中观赏聚会，平静如常，但崔颢和李白这样的大才子一到场，立刻风生水起，骤起波澜。崔颢和李白的这场比赛，没有人来投资和策划，旁观者也少，居然也搞得有声有色。崔颢先来了一趟黄鹤楼，登高望远，心有所动，写了一首感怀诗。时隔许久，李白这样的大文豪也来了，负责接待的当地官方自然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酒酣耳热之际，请赐墨宝。有人顺手就将崔颢的诗稿递了过来。李白不看则已，一看之下，竟顿时觉得心空脑塞，写不出更好的诗篇了。　　　

　　细细品察，这则逸事，其实多有可疑之处。依李白写诗的功底，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常常是在酒后信手拈来，而他若干次题写的天下名山大川，也不乏前人佳作，一代诗仙哪里会顾及前人脸面，只管借着一腔酒意，自写他的李氏文章。甘为崔颢之下，极有可能出于戏说。　　　

　　文人之名，除了白纸黑字的著作文章，还有一个重要的出名途径，便是借助别人的评论，进行炒作传播。时下有不少作品，文章未火，炒作先热，可谓风生水起，名先文至。崔颢与李白同赋黄鹤楼的逸事，以李白夸赞崔颢未写告负而终。后来还有人不肯罢休，从李白的另两首诗《鹦鹉洲》和《登金陵凤凰台》中，找出崔颢作品的影子，再揭李白的伤疤。如果在现代，遇有好事者，说不定会爆出疑似剽窃之类的噱头新闻，弄得沸反盈天。文坛这类事情总是时有发生，始终不会寂寞，而且常常将一段佳话演变成一段恶炒。　　　

　　为了李、崔二人这首小诗，历代文坛也未曾停止过争论。严羽在《沧浪词话》中称，“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刘克庄则含糊其辞，“真敌手棋也”，甚至连清代的纪晓岚，也饶有兴趣地加入其中参与讨论。崔颢只凭这一首诗，便将诗坛点衬得无比精彩。　　　

　　贰盛唐风但，除了几首好诗，崔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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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崔颢：　谁乘黄鹤去（2）　　　　　　　　　

　　崔颢者，亦擢进士第，有文无行。好蒱博，嗜酒。娶妻惟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　　　

　　——《新唐书·卷二○八》　　　

　　纵观史书给崔颢确定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参与赌博，二是成日嗜酒，三是不断地娶漂亮老婆。用今天的话来说，既是赌徒，又是酒徒，还是好色之徒。凭着这三条，崔颢一下子被打入品行不端的行列。也许当时的进士考试，没有进行细细审核，这样问题多多的人，居然混进了京城的官员队伍。　　　

　　依崔颢的个性，他本当是一位鹤立鸡群、卓尔不群的叛逆文士。一介文人，不但喝酒，还参与赌博，实在是常人不能接受的。换了李白，虽嗜酒如命，却喝出了酒仙诗仙的好名声；崔颢同样会一掷千金，只混出了个酒徒赌徒的形象。为崔颢作传者，还列举了他年轻时多作浮艳轻薄之诗，又说崔颢游历京师之时，连续娶了三四个夫人，都是美色佳人，只要不满意，立马休了再娶，在情感上不能专一而终。这件事，实在是将崔颢的名声搞得江河日下。挑三拣四，背弃盟诺，心猿意马，换了商人，大家似乎可以理解，可以一笑了之。但换了文人则行不通，文人娶妻，一定要周吴郑王，四六对偶，像做八股文一样中规中矩，否则，传统与道德的守护者们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即便是近代的浪漫诗人徐志摩，也因此而多获毁誉。　　　

　　作为开元天宝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崔颢身上其实也有许多优点，可惜优点没被发现，缺点却被找得准准的。崔颢的传记，在新旧唐书中所有文人传记中，是写得最为奇怪的。三四行字，记的都是崔颢“有文无行”的劣迹。即便是宋之问，还获得“弱冠知名”、诗赛一举成名以及被贬后“颇自力为政”等正面评语。而关于崔颢，基本上就是彻头彻尾的毛病一身，坏蛋一个。　　　

　　文人多为怪物、异类，在生活方面有时难免天真怪异，真要被史家揪住小辫子不放，就有口难辩了。对一个人的评价，如果不幸钻以死角，偏激则不可避免了。有时候，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对于你的感觉。　　　

　　崔颢真有这么坏吗？恐怕也不至于。问题大约还得回到“恶炒”这个词上。因为不被理解，所以导致了种种传闻，传闻渐多，自然陷入了欲辩不能的地步。关于崔颢，还有一则　“艳诗门”的故事。　　　

　　初，李邕闻其才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入。　　　

　　——《唐才子传》　　　

　　李邕是当时颇具声名的书法家、文学家，是个老资格。因为听说崔颢有才名，就请他来，虚席而待。崔颢欣然而来，上了一首《古意》：“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正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没想到，崔颢为之得意的作品，老夫子却认为浮艳之至，有辱斯文，气得差点吐血，大喝一声“小儿无礼”，门都没让进。弄得崔颢一头雾水，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这难道又是崔颢的错吗？李邕自动请人家来，《古意》的内容并非不健康，年轻才子的思维不受束缚，且其诗作可能另有所指，又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关于李邕，史称“颇自矜”，对年轻后进不那么慈祥和蔼，李白有一次登门拜谒，也是遭受冷遇。结果李白也不客气，写了一首《上李邕》，末尾说了一句，“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这番话，可谓借古劝今，旁敲侧击，孔子尚知后生可畏，你老人家得瑟什么呢？　　　

　　崔颢留下的四十多首诗中，确有十多篇为年轻时创作的关于闺情一类的诗，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如记载的那样“浮艳”、“轻薄”。诸如《川上女》《卢姬篇》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优秀而生动的生活诗篇，主题并不浮艳，恰恰相反，都是女性同胞追求自由与幸福生活的心声。我从崔颢诗中，没有看到轻薄，看到的，只是如火如荼的热血青春，《长干行》等诗篇，至今还流传甚广。　　　

　　崔颢的一颗心，其实是滚烫的。只是他不懂得包装，不懂得作秀，不懂得阿谀。但少数存有恶炒心理的人不这么想，你有才是吧，但我看不顺眼，就揭你的短，让你火不起来，让你身败名裂，让你坐立不安。生活中不是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家伙，习惯了捣乱，习惯了无事生非，习惯了幸灾乐祸。崔颢在“苦吟咏”，埋头发愤，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抒发自己的人生激情，他哪里知道，别人正在背地里，处心积虑地挖他的墙脚。到头来，他落得个仕途不顺，进士出身，只谋了个司勋员外郎。　　　

　　作为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崔颢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时代生活。他走出书斋，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漫漫边塞之旅，金戈铁马，快意恩仇，使崔颢晚年作品出现“风骨凛然”的大气与凝重。他的两首长诗——《江畔老人愁》《邯郸宫人怨》分别表现一个百岁老人对历经繁华、饱经沧桑的生活变迁回忆，一个失宠被弃的宫女对放归乡里之后惨淡人生境遇的哭诉，他们分别发出了“人生贵贱各有时”、“百年盛衰谁能保”的哀叹，而所有这些，其实正是崔颢的社会责任与作家良知的自然流露。　　　

　　单从流传下来的作品，很难看出崔颢的劣行，却多有劝世之句，警世之音。时至今日，还在说崔颢坏话的，已经没有几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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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杜甫：　忧端齐终南（1）　　　　　　　　　

　　杜甫：忧端齐终南　　　

　　读唐诗是一种艺术享受。但如果兼读唐史，诗史并阅，联系当时情境，还可以咀嚼出除诗而外的更多味道来。　　　

　　每次读到杜甫，总有些揪心的感觉。他的诗，含着绵绵的忧愁。盛唐年间的其他诗人，不得意时，或是饮酒求醉，如李白，一醉解千愁，以超凡的想象化解内心的不快；或是归隐赋闲，如王维，闲来万事空，避开尘世的喧嚣。而对于杜甫来说，始终没有寻觅到解脱的良方。他的一生，始终处于忧郁与忧愤之中，忧从中来，忧如丝绕。如果有解忧的办法，那么唯有做诗，埋身书斋，躬耕纸园。这样的法子，终究有些无奈，常常是忧容稍解，愁云又生，恰如不尽长江滚滚来。　　　

　　诗人多愁。偏偏杜甫又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发愁的多事之秋。开元盛世刚刚开了一个好头，盛唐的赞歌还没有写完，“安史之乱”便不期而至，杜甫就要立刻转变身份，从一个盛世的欢呼者、记录者，成为“国殇”式的挽歌撰写人。这样的角色转变是令人痛苦的，遭遇的尴尬，也是所有读书人都不能直面的。大唐王朝培养的一批文士们，在这场动乱中，尝尽了愁云压顶、国破心碎的滋味。只不过，杜甫的味蕾更为敏感，品尝起来更是浸肤入骨。　　　

　　忧从何来？忧于国势。杜甫的社会责任感与生俱来，儿时捧读圣贤书，家国情怀的文字频频入目，继而是家长的耳提面命，兼以生活中不断的警示案例。杜甫的忧患意识，来自于“承儒守官十一世”的家族遗传因素的深深影响，“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他希望太平盛世能够长久持续。但忧患意识确是被一场内战彻底激发出来了。安禄山兵指长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光景，转眼之间被残酷的战争所取代。乌云压城，大厦将倾，李唐王朝面临着突如其来的叛变，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危机。弥漫的战火，遮住了诗人的双目，所有的闲情逸致，都被刀光剑影吞没了。他的诗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充满了愤怒与伤感。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春望》　　　

　　一个曾经被皇帝无限信任、拥兵数十万的封疆大吏，竟然充当了抢夺皇权的急先锋。危险是可以想象的，杜甫立刻将祈愿国泰民安这样浅表层面的忧国之心，上升到“毫发裨社稷”的实际行动，在匆匆安顿好妻儿老小的避难之处后，他上路了。他要追赶一群落荒而逃的皇室成员，证明自己的忠诚，尽到自己的义务。　　　

　　然而这条路，杜甫走得异常艰难，先是被叛军所俘，脱险后，好不容易逃至凤翔，得以谒见肃宗，官拜左拾遗，但又因为被罢免的宰相房琯出头辩护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心灰意冷之下，于乾元二年，弃官西行……“时危报明主，衰谢不能休”，“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乱世之时，报国无方，杜甫饿着肚子，倚望蓬门，仅剩下了一介书生的沉重忧思。面对着一个无秩序的世界，一个不知前途的未来，他大声疾呼：“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杜甫一直在守望着，祈盼着。而此时的他，只不过是个被君王抛弃的旧日臣子，一个退隐于江湖的落魄游子，充其量只能算做一个民间的文人。想想自己一介书生，去国离家，却不被理解，杜甫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涕泪一次次沾湿衣襟。杜甫的诗中，有流不完的泪，数不尽的哭，一场战斗的胜负，都会令他百感交集，泪如雨下。那首被公认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竟然是他微笑之后的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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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杜甫：　忧端齐终南（2）　　　　　　　　　

　　盛唐向中唐过渡的时期，杜甫从动乱与民生入笔，最为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随之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认同和重视。后来的诗人不断地提到“安史之乱”，警醒当局，杜甫的忧，与屈原的忧，异代同流，都是出于爱国心切。　　　

　　忧从何来？忧于民生。数年战争，如同一场惊心动魄的暴风骤雨，将大唐盛世的铅华洗尽，华美的霓裳被无情地挑落，露出衣衫褴褛的战后残局。杜甫一直在观察着，忧心忡忡，忧心如焚地观察着。在家中，在酒宴上，在各种场合，他愤怒地抨击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带着困惑，他离开了长安，目光投向民间。在出行途中，他像一个战地记者，看到了饿殍遍野，难民如潮，难道这就是那些御用文人笔下所描绘的盛世吗？　　　

　　八年的时间，时政倾覆，局势动荡，像一锅馊了几天的粥，蚂蚁、蚊子和苍蝇都掉在了里面。大唐王朝怎么了？所有的人都在试图揭示这匹健壮的骆驼是如何一下子羸弱下来的，大家在迷茫里寻找动乱的根源。杜甫用他的笔，把他的思考如实地刻画了下来。《丽人行》中他痛斥了女宾骄奢、国戚扬威，致使家国不宁。在《兵车行》中，又写到“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在车马扬尘的行军队伍中，看到的是朝廷穷兵黩武的贪婪：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　　　

　　——杜甫《石壕吏》　　　

　　帝国的官员臣子，已经丧失了原先的忠厚仁义。为了抓到更多的壮丁，平定战乱，他们不择手段，驱捕壮丁，露出了最为可怕的面目。《石壕吏》中的这位老妇人的三个儿子都在军中效力，两个已经“为国捐躯”，然而还是逃不过这些军爷的骚扰，“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实在不行的话，军爷啊，就让我这个老婆子跟你们去吧，为军队去准备明天的早餐。老妇人的哭泣，如一把锥子，扎在了杜甫的心上。　　　

　　这场战争，使社会的物质与精神已经迅速衰落到低谷。特别是人的精神情绪，跌落到最低点。杜甫遇到了一个从前线吃了败仗回家的战士，他走到旧巷里，不闻人语响，但听到空房子里狐狸发出的怪叫声，放眼望去，哪里有昔日人丁兴旺、鸡犬相闻的生活气息，亲人不见了，四周的邻居们都不见了，只有一两个老寡妇，枯守着故乡……在“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与“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里，杜甫用最朴白但触目惊心的白描语言，讲述了当时田园荒芜、十室九空、民不聊生的惨况。　　　

　　诗人回过头来，将目光转向了他一直顶礼膜拜的王朝。朝廷之上，从帝王开始，满朝官宦，都在纵情享乐，醉生梦死地演绎着歌舞升平。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他倒吸一口凉气，目光由忧郁渐渐变得冷峻起来。这个原本秩序井然的格局，到底是谁破坏的呢？　　　

　　接下来的杜甫，开始悲秋，开始掉发。他的头发，有一半为自己的国家命运愁白了。带着深深的忧愁，他选择了继续出行，一路漂泊，耳闻目睹的人间惨况使他黯然神伤，十多年间，写下了一千多首感怀悲愤之作。杜甫这一次出行，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悲壮的出行，直到他后来怀忧而逝。　　　

　　忧从何来？忧于贫病。杜甫没有钱，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为生计犯愁。他没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除了满腹诗书，他几乎身无长物，没有谋生的本领和手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靠别人的资助和救济度日。在长安时，他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寒酸生活。李白曾经就笑话过他，为何如此消瘦，是不是做诗太辛苦？李白的生活与杜甫是不可比的。李白常在醉中度日，有酒有肉，有车有马，过着名士的生活，虽精神失意但物质生活是富足的。而杜甫，穷酸得一直依靠别人。这对于一个有志向的文人来说，是一种无奈的、不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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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杜甫：　忧端齐终南（3）　　　　　　　　　

　　更为悲惨的是。当杜甫从京城赶回奉先的老家，进入家门，迎接他的，不是一派欢声笑语，而是妻子的啼哭呼号。他的幼子，已经因为饥饿而死。自责的眼泪，潸然而下，作为一个父亲，一代文宗，他竟然无法使自己的一家衣食无忧，这怎能不使他心力交瘁？自己还在朝中为官，追逐着流血的仕途，居然家中饿死了人！自己平日里夸口文章如何出众，下笔滔滔，却换不来一个幸福的家庭。悲愤交加，心痛难忍。可怜的杜甫，只有在文章里才能显出“好论天下大事”的文雄本色，生活中的他，鲜有笑颜。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杜甫还惦记着什么，“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他牵挂着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心系着镇守远方的士兵。他只有不停地写诗，排遣心中的悒郁。这种忧患，是发自内心的。高尚，却令人辛酸。　　　

　　杜甫后来投奔世交兼好友的成都节度使严武，被表为节度参谋、校检尚书工部员外郎，得到照顾与资助，确有几年生活是安闲的。杜甫也可以静下心来，一门心思地创作。晚年在成都搭建三间茅屋，原指望将就着栖身，却被一阵秋风吹得支离破碎。他由此又有联想，即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喟，觉得还不够，又加了一句，“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如果真有一座宏伟广厦，可以包容天下无房者，我老杜就是冻死也知足了！这样的愿景，多少年后，还在人们耳边传唱。　　　

　　严武死后，杜甫顿无所依。又去投靠高适，见面不久，老友病亡。而蜀地内乱又生，这时的杜甫，明显地感觉到老了：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登高》　　　

　　老境多悲秋，在瑟瑟秋风中，他抱着多病之躯，再一次登高远眺，猿啸哀哀，落木萧萧，诗人摸着一头的白发，回想起一生的艰难苦恨，两行浊泪，悄悄滴落在杯盏之中。　　　

　　关于杜甫的死亡，新旧唐书俱有记载，说是因为他浏览一处景物，被洪水围困数日，饥肠辘辘，后来县令迎还，吃牛肉喝白酒而死，并非若干年后元稹根据其后人“病死舟中”的墓志记述。死于牛肉白酒，甚是奇特，郭沫若先生又考证为牛肉变腐，系食物中毒而亡。亦有人持医学论观点，为久饥之后的暴饮暴食所致。唉，作为一代诗圣，一生之中，确是饱少饥多，令人叹息。　　　

　　杜甫的诗很难使人变得快乐轻松，只会使人变得严肃深沉。每读杜甫，我总会找出他先前的文章来读，希望看到他快乐的往昔。我喜欢他那首著名的《望岳》，神采飞扬的青年杜甫站在泰山之上，激情无限。早年的他，也曾一览众山小，晚年的他呢，却是忧端齐终南。一座大山是他理想的起点，一座大山是他失望的终点，横亘于两座大山之间的，是他不尽的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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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岑参：　负剑出北门（1）　　　　　　　　　

　　岑参：负剑出北门　　　

　　以我阅读唐诗的经验，读边塞诗如饮浓茶烈酒，寥寥数笔，金戈铁马、沙场浴血的情状便跃然纸上，使人身临其境，血脉贲张。我没有任何提剑啸傲的军旅生活背景，但在我的朋友中，有不少从战场前线上役后归来的战士或将官，他们那些慷慨赴边的戍守经历，以及关于异地风情的回忆，充满着神奇的力量。这让我常常联想到唐朝的边塞诗人——岑参。　　　

　　在《感旧赋》中，岑参很自豪地称，“国家六叶，吾门三相。”在他出生之前的近百年间，岑家先后出过三位宰相，曾祖、伯祖、伯父都因为文墨不凡而名动朝野，一门三相，堪称奇事。曾祖父岑文本一直跟随于唐太宗李世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官至中书令，荣兴一时。杜确在《岑嘉州集序》里也说，“（岑参）曾太公文本，大父长倩，伯父羲，皆以学术德望，官至台辅”，可见岑家的文墨功底，前后相继，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得到了皇室的认同。　　　

　　可惜这样卓著的家族声望，未能惠及到岑参本人。家道中衰，一落千丈，父亲在岑参年幼时便撒手人寰。唯一遗传到他身上的家族优秀因子，便是读书求学的好风气。岑参从五岁开始，便接受严格的启蒙教育，此后遍览经史，及至成年，才情满腹。　　　

　　开元二十二年，岑参背着书，出发了。和许多才子一样，往返于长安与洛阳之间，献书求仕，寻求支持，以期获得一官半职。何况，他有一个显赫的家庭背景，再加上异于众人的杰出文采，或者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寻求高层支持，献书露艺，以图仕进，这在开元初期，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求官定式。　　　

　　但是，开元中晚期的唐朝，已经开始剑走偏锋。李林甫等人把持朝政，对于贤能者的选拔使用，已经远不如盛世之初的求贤若渴。李林甫当宰相不久，就曾经给唐玄宗开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玩笑，兴师动众地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