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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2-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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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中国社会的一大新闻事件便是,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欣弗事件”。因欣弗的不良反应,造成11人死亡,而因此事件死亡的还要加上1人,便是该公司的总经理裘祖贻——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从社会舆论的反应来看,对他的死几乎是一边倒的同情和惋惜,但人死了,又如何能复生?我们来看一下此事件前后的一些事情吧。安徽华源生物药业公司,2002年一季度亏损65965万元,工人人均月工资不到400元。裘祖贻临危受命,出任总经理,他生活俭朴,锐意改革。“欣弗事件”前,公司的一线工人平均月收入达到1700多元,工厂还为每个职工每月交两三百元的各种保险。
  2006年8月,使用“欣弗”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全国开始大规模追查“欣弗”。10月16日,裘祖贻被撤职,一向低调的裘祖贻成了风口浪尖的靶子。公司全面停产,2000多名员工失业,让裘祖贻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11月1日,裘祖贻留下给同事、妻子、小孙女的遗书撒手而去。“银行贷款、停产整顿、善后理赔、应付款,尤其是8400万企业集资款,我急啊!……请同事们帮我安排好,我随欣弗而去。”我在这里不想就事论事,讨论裘祖贻应负什么责任。如果他没离开人世,自有国家行政机关、执法部门给予公证的调查、裁决。我在这里只是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企业家并不总是那么风风光光,他们所承担的压力、磨难、风险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有时真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报告:1980年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自杀或因其他方式非正常死亡。1993年,上海大众集团董事长方宏跳楼自杀;
  1993年,茂名永丰面粉厂老板冯永明,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杀,年仅29岁。遗书中写下:“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
  1997年,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自杀;
  1999年,春都集团董事长高凤来心脏病突发死亡;
  2001年,青岛啤酒副董事长、总经理彭作义游泳时心脏病发作猝死;
  

三、时代需要宽容精神(2)
2003年1月22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被枪杀;
  2003年2月11日,浙江富商周祖豹在家门口身中14刀身亡;
  2003年8月17日,兰州地产亿万富豪刘恩谦被人持枪杀害;
  2003年9月7日,河南首富、黄河旋风公司董事长乔金岭因债务纠纷自杀身亡。
  2003年,浙江东方集团副总经理朱永龙在办公室上吊;
  2004年4月10日,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猝死在跑步机上,医生说:“连日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心脏不能承受剧烈的运动。”
  2004年10月9日,浙江名仕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仕明追赶窃贼遇害身亡;
  2004年10月14日,汤臣集团董事长汤君年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
  2004年11月7日,均瑶集团董事长,年仅38岁的王均瑶,因患肠癌,病逝于上海;
  2005年1月1日,山西运城鑫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跳楼自杀,他的遗书写道:“政策变化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
  2005年1月4日,陕西金花集团副董事长徐凯在酒店上吊;
  2005年末,拥有36亿身价的德州晶华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苗建中在家中自杀,此前苗建中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有时一天需要批复的文件就有五六十件,要到凌晨两点左右才阅完;
  2006年9月16日,浙江临海市“船王”富豪严宝龙开车回家途中,反抗歹徒绑架,身中5枪而亡。以上只是有名的企业家的非正常死亡得到社会的关注的数据,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中小企业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很多人不能理解那些企业家的压力,中国人常说“好死不如赖活”。有了几亿、几十亿资产干吗自杀呢?有了那么多的钱为什么不能保护好自己呢?有名有钱为什么不能活得轻松潇洒呢?
  那些看起来表面风光的企业家、创业者们的现实生活状况如何呢?
  2005年在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陈锦华谈到:中国企业联合会对全国300多位企业家调查显示,有923%的企业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身体普遍早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有过一个调查,在全国3539个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90%的企业家表示工作压力大,76%的企业家认为工作状态紧张;平均每4个企业家就有一位患有与工作紧张相关的疾病;许多企业家觉得内心孤独,甚至产生厌世心理。
  从以上数据和现实反映可以看到,企业家并不总是被鲜花和荣誉所环绕。我本人做过六年的职业经理人,最近三年多又常常在各地作演讲与管理咨询,与不少企业家朋友有比较深的交流。我的一位好朋友——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总裁王璞就跟我说过,他每周都工作100多个小时以上;我们公司的总经理被家人称为“9·11份子”,即一周六天,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工作,晚上十一点回家。在企业家中还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吃得好,营养少;喝酒多,吃饭少;赔笑多,欢乐少;住店多,回家少。看似调侃的描述,却真实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况。近来,在网络上看到两则消息:
  一则是著名演员陈晓旭出家的消息,引起了百姓的强烈关注。这位曾在87版《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的演员最终走上了剧中妙玉的人生道路。对于陈晓旭出家的原因,一时之间众说纷纭。1987年陈晓旭毛遂自荐演林黛玉,1991年入商界,1996年创办自己的广告公司,拥有亿万身家。她的朋友说:“自她拥有了财富和权利之后,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变得忙碌而烦躁,而很早以前就学佛、信佛的她用自己认为更适合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快乐。”也就是说陈晓旭在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之时,由于各种压力致使她看破红尘选择了佛门。
  而另一则是关于“黑龙江民企老总弃数亿资产神秘退隐”的消息。黑龙江省海外集团总裁李宝宇在人生打拼的巅峰之际,在事业发展的辉煌时期,悄然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10年艰苦打拼的海外集团,没有带走账面的一分钱。关于他的隐退,在当地引起纷纷议论。事过20天,李宝宇给海外集团员工发了一份传真信件,信件中称:“我因为多年的商海打拼,实在是感觉太累了,也不想再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我才不得不决定放弃一切和家人过正常人的生活。我觉得20多年来,我本分做人、认真做事,为社会、为员工、为大家该做的都做了。人过五十也该为我的妻子、女儿和自己想一想……你们看到我每天都以一个总裁的形象,在你们面前展现神采奕奕、充满阳光的一面,可你们想象得到我曾几次自己开车到江北大坝荒天野地抱头痛哭的情景吗?你们看到我在公共场合风度翩翩的一面,可你们知道我在那些官不大权不小的人物面前为了企业发展低三下四磕头作揖的样子吗……”原来李宝宇是觉得自己压力大,身心疲惫,想过平淡的生活才抛弃数亿资产隐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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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代需要宽容精神(3)
可见企业家们所承受的各种压力是一般人所看不到、体会不到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29年,小平同志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已实现,但是他老人家的意思并不是让另一部分人穷下去。人的能力、智力、胆略都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些凭着官商勾结致富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创业者都是凭着自己的辛劳、汗水和努力工作而致富的。我们社会应给创业者们更多的尊重,以更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他们。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管理专家王育琨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得很精辟:“一个开杂货铺的小老板,能够解决两个人的就业问题,能够给邻里的生活带来便利,就功德无量。一个创建了商业帝国的人,他解决了几万人的就业并为民众创造福利,对他们苛求太甚,很欠妥当。”
  有一次,我去新华联集团讲“精细化管理”的课程,傅军董事长就说:“如果只是为了积累个人财富,我早就不干了。”我想:他之所以每天辛辛苦苦工作十几个小时,这后边支撑他的是一种事业心和一份社会责任感。
  傅军的话代表了很多企业家的心声。在中央电视台2007年1月20日晚“2006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我听到提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责任”。当我们在强调企业家应尽更多的社会责任时,我们的社会也应更加关心他们,以更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们。
  这里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各级政府部门为企业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
  政府部门作为社会管理者有责任和能力为企业提供更为细致的服务,并把具体措施落实到位。政府部门为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鼓励下岗职工创业、鼓励大学生自行创业解决就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花了很大心血,但是是否落实到位了呢?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36条》),这个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第一个系统支持各级私营企业的一个文件,令创业者们倍感鼓舞。
  值得各级管理部门关注的是:
  《非公36条》公布一年以后,全国工商联做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民企对中国非公经济发展前景信心指数较2005年下降了36%,“非常有信心”的比重降低了近3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非公36条》本应是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更自由的商业环境,但是有多少落实到位了呢?又有多少条制定出了相关的实施细则呢?
  在与民营企业的接触中,发现民营企业发展有大量困惑的问题,但是他们谈得最多的两点是:税务负担过重;过多的政府管制。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经济学家,因为他敢讲真话。我在外面讲课时,也总是申明自己的一个观点“宁讲错话,不讲假话”)2006年的两篇文章很值得一读,一篇是《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另一篇是《让商业活动更自由》,这里引用他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的政策法规能给商业活动更多的自由,哪怕是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更多的人将会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具可持续性,更多的人将找到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我们的政府会更廉洁,我们的社会将更和谐!”
  第二,媒体与企业更为良性地互动。
  对中国企业而言,有“成也媒体,败也媒体”之称。现代社会资讯如此发达,企业的一件事一经报道就可能会被无限放大,所以希望传媒界人士能深入一线,关心企业深层次的问题,为企业家减压,报道企业真实的问题,而不要盲目的只追踪热点问题。
  第三,提倡阳光心态,培育市场良性竞争的环境,不可以让“仇富”的心理蔓延。
  市场竞争要公平、合理,形成良性循环,企业才能发展壮大,经济才能不断增长。如果竞争中全是潜规则、暗操作,企业不能生存发展,经济衰退,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整个社会的发展将受到影响。特别是一些人的“仇富”心理会给企业家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社会中那些最有创造力、最富活力的人被压垮了,对社会、对老百姓也会是一种损失。
  

三、时代需要宽容精神(4)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宽容的精神,这样才能让社会空气更湿润,让每个人活得更滋润。
  企业要努力保持社会的空气湿润,形成一个和谐社会,不然空气太干燥了就容易着火,真的着火了企业就容易受到大的冲击。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
   。。

四、落实要到位关键看结果(1)
我的家乡江西九江湖口县,地处鄱阳湖入长江口。那是一个只有27万人口(至2005年6月),美丽而不富裕的小县。
  我在18岁以前一直是在湖口县的乡下长大的,那时候的穷苦日子可能是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城里长大的孩子无法理解的。我在许多次讲座及答记者问中都说过一句话:“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愿回到18岁以前生活过的农村去生活,因为那里太苦了。但是,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换那18年乡下生活的经历,因为它让我了解农村的清苦,让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我在18岁那年走出湖口上大学了,学的是中文,以后做了六年的教师,两年副厅级干部的秘书。29岁那年响应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号召“下海”去了深圳。从公司的业务员做起,一直做到高级职业经理人。15年的职业生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始终以农民的儿子自居。
  家乡的农民勤劳而朴实,是他们养育了我,给了我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我的环境有了改善,同时,希望他们也能过上好日子。
  改革开放二十九年来,不仅是城市,农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总认为农民的劳动与他们的所得不相符。农村环境的变化与时代的变化相比还是没有同步,尤其是我们出国考察看到了日本、德国、美国的农村后,深感震惊。我们现在的大城市从硬件上与发达国家差距已不大了,可是我们的绝大部分农村与他们比起来至少还有几十年的差距。
  中国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虚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六大以来,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在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是一个顺应时代的英明决策。也提出了“20字”新农村的建设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作为一位农民的孩子,我对农村一直有深厚的感情,并时刻关注着农村的发展;作为一名管理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我更关心的是中央提出的那么多、那么好的惠民政策能否落实到位,得到结果。
  2007年1月初,在北京参加一个培训研讨会,我的同事吴宏彪先生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次扶贫工作。吴宏彪说:“1999年,我参加了贵州省机关党建扶贫工作队,去贫困的毕节地区驻乡帮村。其中有一项任务是捐助贫困党员或村民作为扶贫对象,我们每人准备捐助帮助5户,每户捐500元。当我们刚到村里时,不熟悉情况,村支书便带领我们去了解贫困户。当我们走进第一家时,看到的是这家的大瓦房,走进屋里往厨房一看,挂着几十块腊肉,这在当地是富裕的标志。我感到这并不像贫困户,后来一问,知道这家是村支书的亲戚。我找到村支书,表示这户不能捐助,并要求带我去看真正的贫困户。村支书只好带我去了村边的一户人家,我看到这一家的房子一边墙倒了,用玉米秆堵上挡风,大冬天小男孩依然穿着单衣,裸着脚,冻得直发抖,看了让人心里很难受。于是,我把500元钱交到这家女主人手里,作为一年的扶贫费用。”听到这个真实的故事,我深刻感到中央出台了那么多好的扶贫政策的及时性和必要性。但能否落实到位,给那些真正需要扶贫的家庭,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关键在于基层干部,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就是执行力不打折扣。
  早在1997年10月,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电视电话会议上,###同志就明确提出过乡镇党委建设的“六好”目标要求:
  (1)选配一个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公正廉洁、团结合作、战斗力强的好班子、能力强的乡镇党委书记。
  (2)建设一支精干高效、素质优良、群众拥护的好乡镇干部队伍。
  

四、落实要到位关键看结果(2)
(3)选准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经济、共同致富的好路子。
  (4)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管理和监督的好制度。
  (5)保持一种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好作风。
  (6)形成一个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好的工作格局。
  如果党的基层干部、基层党委都按###同志十年前提出的“六好”要求去做,不走样,不变形,不搞形式主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一定能够顺利实现。包括我的家乡湖口在内的广大农民一定能更好地享受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
  2007年的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个涉及新农村建设的内容:“2006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挪用国家支农资金、征地补偿金和扶贫、救灾、救济等款物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3873人。”一些被寄予厚望的扶贫干部,频频利用手中的权利蚕食扶贫款;有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小乡长,配置的公车竞然是进口“皇冠”;有的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办实体、搞项目,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扶贫款揣进了自己的腰包。由于中央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偏差,落实不到位,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矛盾也越来越多。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切实地贯彻中央的新农村政策,让农民真实地感受到国家的惠民政策带来的实惠。
  在2007年3月16日刚刚结束“两会”这一天,我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了这样一组激动人心的数据:3917万亿元: 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资金3917亿元,比去年增加520亿元。
  2235亿元: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比去年增加395亿元。
  3200万人:加快农村安全饮水设施建设,今年再解决3200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15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今年全免,农村15亿名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负。
  144亿元: 2007年,中央财政将安排扶贫支出144亿元,比上年增加7亿元。
  30亿元:中央财政安排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支出30亿元,在全国范围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8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将扩大到全国80%以上县(市、区),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101亿元,比去年增加58亿元。这么大的财政投入,这么多的惠民政策,我想最主要的是让这些钱花到最需要的农民身上。干部要深入实际、了解民意、知晓民情。这就需要健全民主决策工作机制、削减村干部的权力、建立有效的监察制度、确保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在基层不变味。最实质的还是那句话:落实要到位,关键看结果。
  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将责任制延伸到村级党组织,真正做到责任到位,任务到人,使县(市)、乡(镇)、村层层有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真正抓落实、抓到位的良好局面。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
  

问答录:对话汪中求(1)
问题1:您觉得该如何将细节管理引入政府管理中去?
  答:我给一些地方政府讲课时,我建议他们把企业管理的理念引入政府管理中去。市长是一座城市的CEO,他需要把城市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优化、提升,这和企业管理有很多相通之处。我还建议政府实行报表制度,用数据来考核。公务员也要进行职业化训练。同时,政府管理要有时间成本概念,领导讲话不要讲“正确的废话和空话”,这只是在浪费政府体系的时间。###讲:开短会,讲短话,开解决问题的会,讲有实际内容的话。求真务实,落在实处,把细节处理好,办人民群众的“小”事。
  (根据《深圳晶报》采访整理)问题2:我们国家现在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社会对此有赞誉有批评,您是怎么看的呢?
  答:这事实上是个经济学的问题,或者是个政治性的问题,我一般都回避政治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我想围绕你说的问题谈几个我所知道的状况。
  第一,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增长,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这种高速增长抱着深刻的担忧,西方现在有一个理论,叫做黄祸,就是黄种人的灾祸。认为中国高速增长之后,一旦达到了日本那样的经济实力,中国人一定会称霸的。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抱着一种偏见,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妒忌。
  第二,中国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和浪费,第一个是对环境的破坏,第二个是对能源的浪费,第三个是对人性的破坏。
  2006年重庆的干旱,很多科学家分析,是跟水利建设不恰当有关系。当然这个我不懂。但是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然界有些东西总是相连的,我们在高速增长、快速建设的同时,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反过来自然界也会给以无情的回击,各种自然灾害多数都是环境破坏引起的。2005年,中国消耗了全球12%的能源,却只创造了全球42%的GDP,说明极大浪费了能源,能源使用不平衡。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耗国,仅次于美国,2004年中国消耗了全球新增长的石油的1/3。现在中国一美元的产值所使用的能源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日本的114倍。所以很多国家对我们经济发展带来的破坏持反对和批评态度。
  这种批评不全是错的,也不全是出于政治的目的,确实有很多是全球共同的呼声。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虚心接受。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我最近准备写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到底有几个地球的问题。我相信这最终是人类一个比管理学、比政治、比国家要重要的问题。
  我甚至个人大胆地预测,到了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会下降到五个百分点左右,绝对不会保持九个点的增长。因为如果再以破坏环境、高耗能为代价来换取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对我们后代极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将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很多的基础能源是非常缺乏的,比如石油只占全球人均水平的1/2,淡水只占全球人均水平的1/6,煤炭占全球人均水平的1/4,中国资源的匮乏是非常明显的。所以2006年中央经济政策已经有所调整,从过去的“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相信我们不久就会走出“三高一低”的樊篱,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根据天水兰天集团讨论会上的提问整理)问题3:现在社会经济规则还不完善,我们如果老老实实遵守规则是不是反而会被驱逐出局?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三个层面来思考,第一,我认为国家和企业,以及企业的员工,未来必然全面走向规范化的管理。这个趋势不会变。到底多长时间能形成不好说,但是我可以这么说,绝对不会超过十年。因为现在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速度绝对不是过去那种加法的概念,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新的技术的革命,带来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经济成几何数增长,这种快速的增长只有靠规则来管理才能持续前进。所以我相信不出十年,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一定是以遵守规则为前提条件的,只有遵守规则才能生存发展。
  

问答录:对话汪中求(2)
第二,现在对于大的环境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但是在我们的小环境下,尽可能地按规则去做事情,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就像我们现在,酒店外面的温度我们控制不了,但是酒店里面的温度我们可以保证在22℃,或者23℃。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改变自己的小环境,把内部的规则意识迅速建立起来,以适应随之而来的外部规则的变化。
  (根据沈阳讲座问答整理)问题4:我想请教一下关于怎样才能留住人才的问题,您能给点意见吗?
  答:这个题目特别大,总体来讲,现在留住人才的难度比以前大了,因为社会的交换更广泛,而且社会的信息更开放,人们的心态更加浮躁。那么我们如何留住人才呢?
  第一,分析员工为什么来打工。
  我认为所有的打工者无非是要获得三个东西,第一要获得一部分金钱,因为他要生活;第二他要获得能力,这是他未来竞争的资本;第三,他还要获得平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为职业发展打好基础。比如说我在###做营销总监,后来南下我就可以当别的公司的总经理,如果我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当了一个营销总监,跑到广东去最多当一个部门经理或区域经理。
  我们知道了人家为什么打工,那么当然就可以分析出你如何去满足他这三方面的需要。可以给他有足够吸引力的薪水,即保持同行业相对较高的薪资水平;如果你给不了更高的薪水,你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培训,以提高他的能力;并提供一个好的平台,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施展拳脚。所以我说保持同行中相对比较高的工资水平,给他更多的培训机会,不断地创造企业新的平台,给一些有才华的人以施展的机会,这样相对来说留住人才的希望更大。
  第二,公司要实行人性化的管理。
  现在企业中的员工,特别是知识型的员工,越来越觉得受尊重和快乐的工作环境是决定他为企业服务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所以要留住人才,就要给他一个宽松舒适的环境,让员工能快乐地工作。
  (根据沈阳讲座问答整理)
  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
  ——国务院总理###
  

一、“战略决定成败”
在有关《细节决定成败》一书的争论中,焦点之一就是细节与战略的关系问题。其实,在该书中我已经明确提出:“战略:从细节中来,到细节中去。”而让有些人不能释怀的是:如果说细节决定成败,那么把战略放到什么位置?
  《竞争论》的作者迈克尔·波特就明确提出,战略就是选择,而选择的难点在于放弃什么。企业战略的制订实际上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结合企业整合资源的能力,厘清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的一系列判断和选择的过程。而战略的制订,无论是市场的调研、分析、研究,还是企业已有资源的分析和整合资源的能力,无一例外地都需要深入细致的功夫。资源之“己”与市场之“彼”不能透彻地了解,战略就一定是一份“糊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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