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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俄罗斯的世纪轮回-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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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社会宪兵，监视人们的政治生活，防止和镇压反抗行动。蒙古统治者对罗斯人民的血腥屠杀、疯狂掠夺与野蛮统治必然遭到罗斯人民的激烈反抗。这种反抗在罗斯沦亡后不久就开始了，在反抗蒙古统治的斗争中，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公国悄然兴起，最后成为金帐汗国的掘墓人，并为未来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莫斯科公国。
由于蒙古军队的血腥屠杀和掳掠人口，使罗斯的男人损失过半，使罗斯大地“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13世纪的一位作家描绘道：“父兄之血似流水浸润土地，无数兄弟子女皆被俘虏，田园荒芜，草木丛生，伟业沦丧，美景消亡，财富劳才所获尽为歹徒所悟窃……土地悉为异族所掠夺”。从此，罗斯人民遭受蒙古王公贵族长达200多年的野蛮统治和掠夺。
无论是在对其近邻用兵还是长途的远征中，蒙古军所到之处肆意烧杀掳掠，野蛮至极，给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及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为世界历史抹上了让人心悸的浓重阴影。
蒙古的征服给内讧不断、走向衰落的基辅罗斯最后一击，加快了它的瓦解过程。金帐汗国统治下的罗斯各公国处于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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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入侵，是阻碍？还是推进？（1）
金帐汗国是一个由各民族组成的庞杂的联合体，其中作为征服民族的蒙古族，人数甚少。东南欧，特别是钦察草原，是钦察人居住的地方。蒙古人来到这里以后，14世纪上半叶就完成了突厥化过程，突厥语和突厥文成为汗国的通用语言和文字。此外，汗国内部各地的经济发展亦不尽相同，钦察人处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初级阶段，大部分人过着游牧生活，只有极少数人迁到顿河和伏尔加河下游转入定居。克里米亚、保加尔则进入封建生产关系的发达时期。花剌子模具有高度发展的农业技术，过着城镇化的定居生活；克里米亚及其沿海城市，商业发达，可通往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一直通向叙利亚和埃及；保加尔是农业国，是金帐汗国的主要粮食产地。
金帐汗国在东西方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13世纪至14世纪，欧洲同中国的贸易主要是通过金帐汗国进行的。因此，蒙古统治者特别重视商业的发展。拔都汗和别儿哥汗在伏尔加河先后修建了拔都萨莱城和别儿哥萨莱城，后来又修建了乌维克城，在札牙黑河（乌拉尔河）河口修建了萨莱契克城。
金帐汗国是一个封建君主国家，军队在国家机构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术赤、拔都依照蒙古族的军队组织形式，在汗庭内组建了由封建上层子弟组成的军队——切薛军（近卫军），其将领享有比民政长官更为优越的地位。术赤数千（一说4000）名军士的后裔是组成金帐汗国蒙古军队的骨干力量。他们是由撒勒只兀、勤乞特、许兀真3个部队组成，此外还有奇雅特、阿勒赤塔塔尔和弘吉剌部人。军队按万户、千户、百户组织起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设置了特殊的布合兀勒军职，负责军队、军需和战利品调配。
金帐汗国被视作术赤家族的兀鲁思，所以，汗国内的牧民、农民和城市居民均被认为是术赤家族的成员。汗庭把百姓连同土地分配给诸王和那颜。蒙古和钦察牧民以阿寅勒（户）为单位经营个体的游牧经济，在领主分配的牧场上放牧，为领主服各种劳役。游牧民以钦察人居多数。农业区和城市以征收税赋的方式进行，汗国的收税事项往往交由花剌子模商人承办。
蒙古人征服罗斯各公国后，并没有把它们直接划入金帐汗国疆域之内，而是保留其政治上的自治权，蒙古对罗斯的统治是一种间接的臣属关系而非直接的治理，他们在征服罗斯各公国后并未长期占领，而是很快退回了草原，“从远方统治着罗斯”。金帐汗赐给罗斯王公“诰封”，承认他们继续为各自公国的统治者，条件是罗斯王公向他称臣纳贡。如某一公国发生反叛，则对其进行惩罚性的征讨。罗斯国大公或其他王公须得到金帐汗的恩准才能即位，并且处于汗政权的监督之下。每当罗斯王公即位时，金帐汗要指定罗斯大主教或委派汗的全权代理人主持即位仪式。平时金帐汗国会派遣代表驻在公国以保持控制，即实行八思哈制度。起初，八思哈权力很大，主要是监视罗斯王公和征收赋税。城乡居民都被登记入册，强迫其缴纳全部财产的十分之一，违者即被卖身为奴。不久，金帐汗实行包税制，把征税权卖给穆斯林商人。到13世纪末，由于罗斯人民的反抗，金帐汗把征税权交给由他任命的弗拉基米尔大公。14世纪初，八思哈制度亦被废除。用汗的名义立为王公的人，须受汗委派的八思哈监督，蒙古统治者每年向罗斯各公国按人口征收什一税和商税，称作贡赋。别儿哥汗和忙哥帖木儿汗在位时，曾在罗斯公国进行过两次人口登记，以确定纳贡数量。除了贡赋外，还要为汗庭提供车辆、饲料，服驿役和兵役等。只有僧侣免纳贡赋、不服劳役。罗斯王公还不定期地给汗、汗妃及其近臣们馈赠贵重礼物。
13世纪至14世纪，金帐汗国的许多城市，如克里米亚的苏达克、刻赤、卡法，花剌子模的兀龙格赤以及保加尔、必里牙儿等城市有了很大发展。有的经过复建，超过了原来的规模，如兀龙格赤重建后，成为东方的最大城市之一。在金帐汗国统治时代又新建了一些城市，如克里米亚（今旧克里米亚城）、伏尔加河上的拔都萨莱与别儿哥萨莱、北高加索的马札儿城等。由于汗国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与邻国的贸易往来，使各城市的商业很快发展起来，特别是别儿哥萨莱城。根据1333年到过该城的阿拉伯旅行家伊宾·巴都塔的记载：“萨莱城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规模特别大，建在平坦的土地上，城里人众拥挤，到处有漂亮的市场、宽阔的街道……城中有十三座举行礼拜的清真寺……城中（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蒙古人（他们是国家真正的居民与统治者，其中一些是###教徒）、信奉###教的阿速人、钦察人、契尔克斯人、俄罗斯人与拜占庭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每个民族分占一定地区，有自己的市场。”月即伯汗统治时代（1312—1341年）是别儿哥萨莱城最繁荣的时期，人口达到10万以上。城内建有街坊，每一个街坊从事一定的手工业生产，有制造铁器、农具、青铜器的作坊，其中以制作皮革和毛纺品最为发达。城内还有规模较大的熔矿厂等。
金帐汗国与外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有俘虏，亦有当地手工业者和自愿从中亚、高加索、克里米亚，甚至从埃及等处来的手工业者。13世纪至14世纪时，在金帐汗国各城市已形成了具有世袭权的手工业者居住的街区。
拔都萨莱、别儿哥萨莱、兀龙格赤、保加尔、克里米亚等城市，是东西贸易的集散地。根据《金帐汗国兴衰史》记载，中国、中亚以及欧洲的商品都运到这些城市，通过这里再运往东西方各国。14世纪时，丹纳城与苏达克城享有同等地位，这里的贸易被威尼斯商人所操纵。克里米亚及其港口是联络东西方的枢纽，从克里米亚出发，到兀龙格赤，再转向河中方向，可到达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从兀龙格赤出发，通过草原，经讹答剌与阿力麻里，可到达大都（北京）及哈剌和林（在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境）。还有一条通往中国的商道：丹纳—萨莱—兀龙格赤或萨莱—讹答剌—阿力麻里—甘州—大都，整个行程需要9个月。
贩马贸易在汗国的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钦察草原的马可以运往各国，其中以印度居多，贩马商队最多时可贩运6000匹。15世纪上半叶，钦察草原的一个商队向伊朗赶运了4000匹马，每匹马价值100底纳儿以上，从中获利达四成左右。
商人在金帐汗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13世纪和14世纪，商业集团——斡脱商，是汗的商业代理人，这种商人大部分与朝廷合股经商。斡脱商不仅投资于各种商业与手工业企业，而且还包办整个州或城市的税赋。斡脱商接近朝廷，谋取重要官职，并常担任使节。朝廷需要金钱时，则向商人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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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入侵，是阻碍？还是推进？（2）
金帐汗国的正统汗位由大帐汗国继承，但他的实际地位同于其他汗国。1472年，阿合马汗发动了与莫斯科公国的战争，战争以阿合马的战败而告终。1480年，阿合马再次出兵进攻莫斯科公国，强迫其纳贡。由于阿合马的同盟军立陶宛大公未能如期出兵援助，致使阿合马到乌格拉河后撤兵，回到伏尔加河下游时，被诺该帐汗国人杀死。蒙古人对罗斯公国的统治到此结束（统治时间长达240年）。
俄罗斯民族的专制国家意识最初是从拜占庭获得的。俄罗斯人之所以接受拜占庭基督教，除了在文化上与拜占庭有共同的东西外，主要是看上了拜占庭皇帝对宗教和世俗国家的绝对权威和豪华的生活。在建立国家制度方面，俄罗斯统治者最初是吸收了拜占庭的专制集权型的政治制度，但在基辅罗斯时期这些制度还很不完善。莫斯科大公从金帐汗国的绝对权威中，进一步获得了绝对专制权力的概念，从而大大加强了军事统治和军事制度（八思哈制）的概念。此后，俄罗斯总是按蒙古方式来发展军事、土地和政治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以农奴制为基础、以军事化编制为体制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它还发展了拜占庭的宗教服从国家，而国家忠实于东正教信仰的政治关系，把宗教完全置于国家管理监督之下。
俄罗斯国家是围绕莫斯科建立起来的。莫斯科公国的壮大，俄罗斯最后以莫斯科为核心的统一，应该说是蒙古统治的“功劳”。俄罗斯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认为，“罗斯围绕着莫斯科的统一，至少有一半是鞑靼人的功劳。”在这些学者中，对蒙古统治持“功劳说”，反对“破坏说”的当属流亡国外的“欧亚主义者”。“欧亚主义者”从政治需要出发，对蒙古统治和统治的后果大加赞赏。他们坚持说，俄罗斯是个“欧亚国家”。而这个“欧亚国家”正是因为有了蒙古统治才形成的。因为正是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欧亚地域才开始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世界。他们还认为，“蒙古在俄罗斯的统治是很宽容的，无论是什么宗教，什么神灵，什么文化，它都能容忍。”有人感叹：“俄罗斯万幸的是，当它由于内乱而理应衰亡之时，它落到了鞑靼人而不是其他民族手里。”他们的结论是：“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不是基辅大公，而是成为蒙古汗王继承人的莫斯科沙皇。因此，莫斯科王朝是以新的躯壳复活的金帐汗国。“‘若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不会有俄罗斯。”“欧亚主义者”在观点上虽然比较极端，但也说出了很多人都想回避的事实。事实的确是这样的：没有鞑靼人的统治，便没有莫斯科的强大，没有莫斯科的强大，便没有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家的统一。
基辅罗斯大公国建立后曾经繁荣一时，保持了东斯拉夫文明相对独立的发展。但由于受周边高级文明的特别是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区域封建关系发展起来，这也造成了这些地区产生了各自的国家中心。罗斯大公国最终走向了解体，加之南方波洛韦次突厥人的烧杀抢掠和各封建小公国之间的混战，使东斯拉夫人的力量遭到了严重的削弱。1236年蒙古军队自1223年后第二次越过乌拉尔河，不费吹灰之力把东斯拉夫人归于账下。整个东北罗斯（即后来的俄罗斯）都俯卧在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的铁蹄之下。破坏杀掠史无前例的蒙古狂飙和随后而来的涸泽而渔的异族统治使罗斯人（此时指的是继承罗斯古称的东斯拉夫人）刚刚积攒起来的那一点点可怜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全面垮台。不只农业经济遭到了破坏，在古罗斯时代已较发达的手工业也几乎全被摧毁。全东北罗斯上下可以说是家破人亡痛不欲生。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老冤家瑞典人本着北欧海盗一贯的趁火打劫作风，伙同其堂兄弟德意志的日耳曼骑士团打着基督教（此处指天主教派，而罗斯人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信奉的是基督教中的东正教派）十字军的旗号从背后插了罗斯人两刀。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用“剑和火迫使斯拉夫人受洗礼”。
到了15世纪，古罗斯土地上的东斯拉夫人形成三大部族，鞑靼—蒙古人统治下的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之间以及伏尔加河以北即东北罗斯的东斯拉夫各部落，以弗拉基米尔为政治中心，形成了俄罗斯民族；在普里皮亚特河和西德维纳河之间隶属于波兰—立陶宛的那些东斯拉夫部落形成了白俄罗斯民族；大都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下的以基辅为中心的南部罗斯各部落则形成了乌克兰民族。而此时的中国已进入近古的大明皇朝中叶。设想一下，如果当初瑞典军队东征成功，也许现在也不会有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在新兴封建势力统治下的瑞典王国，当然不会像北欧海盗殖民时期他们祖先做的那样，以落后的索贡方式统治所占领的罗斯地区以致最后功败垂成。在新瑞典统治下的东斯拉夫人要么像芬兰人一样，被瑞典封建主们“半同化”；要么像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下的同胞一样，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同在鞑靼—蒙古人统治下的俄罗斯同胞们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普希金曾如此感叹：鞑靼人不同于摩尔人，他们征服了罗斯，但既没有给它带来代数学，也没有给它带来亚里士多德。”蒙古军队不仅毁掉了多数罗斯城市，摧毁了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使罗斯文化蒙受浩劫。许多城市陷落时建筑被毁坏，珍宝被洗劫，藏书被焚毁或失散。基辅、切尔尼科夫等城市的书籍翻译、抄写及制作业几乎不复存在。罗斯文化各个方面陷于数十年的停滞，如书籍制作的规模明显缩小，石结构的建筑到13世纪末才开始恢复，工艺品的生产几乎停顿。蒙古的征服使罗斯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趋势。这个时期的西欧尽管还处在中世纪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的束缚之下，但已兴起了一股追求知识和真理、追求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的潮流，各种大学纷纷建立，科学和文化开始取得重要进展。而蒙古奴役下的罗斯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争取生存。如此一来，罗斯与西方的差距在无形之中被扩大，从而造成了俄罗斯在今后发展道路上的尴尬和曲折。
东方工匠的杰作——莫诺马赫王冠
蒙古入侵期间，俄罗斯的能工巧匠和熟练技工要么死于战乱，要么整批整批地被蒙古人掳掠去当奴隶，以致于俄罗斯各公国普遍出现了人才枯竭。有例为证，1240年左右，基辅的珐琅制品商店就因为缺乏熟练技师纷纷倒闭，制作景泰蓝的技术也一度失传。
莫诺马赫王冠是由东方工艺匠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制作而成，传说它是蒙古金帐汗国的乌兹别克汗赐给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的礼物，由于蒙古人入侵期间，一批著名的俄罗斯珠宝匠被征调去为可汗工作，因此这顶王冠多少保留了俄罗斯传统珠宝工艺的特色。从外形上看，整顶王冠同普通的貂皮帽没什么两样，但它是用黄金材料制成，帽子四周镶嵌着珠宝并用传统的黑貂毛衬里。
在16世纪时，这顶王冠逐渐被人称为莫诺马赫王冠。莫诺马赫源自中世纪早期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名字。当时俄罗斯人认为拜占庭帝国是宇宙的中心，尊称拜占庭的君主为“沙皇”，而认为俄罗斯大公们都是拜占庭沙皇的大臣。弗拉基米尔一世第一个引进拜占庭仪典的东正教作为国教，从而决定了未来俄罗斯的命运和文化发展方向。把王冠命名为莫诺马赫，也正象征着权力从拜占庭帝国到俄罗斯君主的成功过渡。
15世纪和17世纪俄国沙皇登基加冕用的就是这个富丽堂皇的沙皇皇冠。球状权标和权杖是权力的象征。球状权标是一个圆球，顶上有一个高十字架；权杖是一根漂亮的手杖，顶上镶着俄国的国徽双头鹰，它们都是金制的，饰有各种宝石、珐琅。1682年彼得大帝加冕时，就是戴着按照莫诺马赫王冠原型设计的王冠登上沙皇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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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的罗斯
每个王朝都有盛极一时到逐渐衰落的过程，历史的车轮不会就此停滞不前。同历史上许多庞大帝国的命运一样，曾统领草原、叱咤东欧的蒙古也无法摆脱窠臼，力量逐渐衰落。但蒙古统治时期的罗斯仍在困境中挣扎前进。
在14—15世纪，历经劫难的罗斯经济和社会的逐渐恢复，不断加强的罗斯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逐渐实现的国家统一过程以及东北和北部罗斯各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建立，都为罗斯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外部世界的联系也通过贸易而逐渐恢复和扩大。
前文中曾提到，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有一个城市因为地理原因等客观因素而免于被蹂躏，这个城市就是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是罗斯通往欧洲的门户，是中世纪重要的国际商贸城市，从这里出土的不少西欧和拜占庭的硬币、有色金属、贵重的织物、酒具和橄榄油容器，表明瓦里亚基人的商路促进了它作为大的过境贸易中心的发展。同时，诺夫哥罗德的毛皮、蜂蜜、蜂蜡、亚麻和大麻也闻名于整个欧洲，包括英国。11—12世纪之交，诺夫哥罗德出现了诺夫哥罗德人自己的商业社团“伊凡百家”以及荷兰、德国等外国商行。强大的汉萨同盟即诞生于荷兰与诺夫哥罗德的贸易。13—15世纪是诺夫哥罗德的繁荣时期，城市有万—万人，这在当时已是大城市，可与吕贝克、维也纳和布拉格媲美。15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商人已在争取摆脱汉萨同盟的垄断而与西欧开展直接贸易。
诺夫哥罗德是俄罗斯民主形式的发源地。早在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时期，诺夫哥罗德部落首领的后裔就取得了特别权利和税收优惠，在11世纪末又得到了自治权。出现了韦彻—诺夫哥罗德市民会议。1136年，诺夫哥罗德人第一次事实上实现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选举王公的自由”：韦彻把王公弗谢沃洛德·姆斯基斯拉维奇赶出了城市，从诺夫哥罗德领主中选举行政长官，奠定了共和传统的基础。1169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安德烈·博格留波夫斯基试图让诺夫哥罗德回到传统道路上，但遭到彻底失败。在蒙古征服时期，罗斯土地上只有独立的诺夫哥罗德保留了民主形式并有所发展。
事实上，诺夫哥罗德共和制的治理方式是在14世纪最终形成的。全体自由居民诺夫哥罗德人和所辖各城市的居民都参加韦彻，任何人——王公、地方行政长官或普通诺夫哥罗德人都可以召集韦彻，开会的信号就是韦彻的钟声。韦彻讨论决定诸如选举或罢免官员、选举或邀请王公并与其签订契约、战争与和平等等问题。1416…1423年改革后，地方行政长官机关变成全体领主的机关——韦彻的诺夫哥罗德主人会议。对于这个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经常把它同威尼斯的集中了全部权力的首领会议相提并论。15世纪，诺夫哥罗德统治者的政权有了一些新色彩，大主教事实上成为共和国贵族寡头政治的首脑，世俗权力完全服从于教权。在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道路上，民主的诺夫哥罗德无疑是个障碍。而莫斯科的最终胜利结束了这个独具特色的共和国的历史。诺夫哥罗德是古代罗斯教育中心。诺夫哥罗德开始识字教育始于智者雅罗斯拉夫时期，那时在主教官邸设立了学校。索菲亚大教堂、大修道院如尤里修道院、胡登修道院是编年史和书籍编写中心。在蒙古统治罗斯时期，由于诺夫哥罗德未被直接征服，很多其他地方的居民迁徙来此以躲避鞑靼人，其中不乏有文化的人。不少翻译、抄写、制作图书者和大量图书在蒙古征服期间流入诺夫哥罗德。这一时期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羊皮纸抄本在以后的17世纪被作为校订宗教祈祷书的依据。如同当时整个欧洲所处的前文艺复兴时期一样，诺夫哥罗德发生了由城市民主生活引起的一系列文化现象。
早在基辅罗斯早期的弗拉基米尔时代，罗斯人曾按照阿拉伯币制铸造过金币和银币，但它们的流通范围并不广泛，在国内流通方面也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时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流通是以一定重量的金属块为形式的，如格里夫纳。罗斯从14世纪开始广泛使用铸币。史籍中第一次提到卢布的使用是14世纪20年代：莫斯科的尤里与特维尔的米哈伊尔及其儿子为争夺大公之位而进行多年战争。1321年，米哈伊尔的儿子德米特里提出和平建议，并为此付出了2000卢布。这时的卢布是一种长方形的小银条，长约3英寸，厚约半英寸，上面没有任何标志或印记。到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时期（1362—1389），莫斯科开始铸造钱币。仿照金帐汗国式样的小铸币代替了原先流通的以重量计的罗斯货币——库纳。由于鞑靼人把他们使用的银币和铜币分别称为“坚卡”和“布洛”，罗斯铸造的银币和铜币也就沿用了这两个名称。
罗斯除了输出传统的林产品之外，粮食、亚麻、油脂、鱼子等农副产品也占有相当分量。它从西欧进口的是呢绒、细麻布、铁器、金银制品、酒类、水果和香料，而从东方运进的主要是丝绸、染料、武器、首饰和香料。14世纪下半期以来，渐渐恢复元气的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等老城市，以及迅速崛起的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新兴城市，成为罗斯经济、文化复兴的中心。谢苗在位时，罗斯开始使用纸来代替羊皮作为书写材料，当时签订的许多条约和谢苗的遗嘱都已是写在纸上的。这说明当时罗斯的曾受到严重摧残的手工业开始恢复，出现了一些新的制造行业。罗斯以前没有的水力驱动装置——水磨，被普遍使用。在叙述1382年莫斯科抵御鞑靼人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罗斯使用了发火武器。莫斯科的工匠制造了罗斯第一批火炮。
勇者——智者
1015年7月15日，弗拉基米尔大公病逝，他共有10子2女，其中大多在外镇守城池，其余不幸早逝，留守基辅的只有斯维雅托波尔克。弗拉基米尔的这个儿子并非善类，此人生性狠毒，对大公王位觊觎已久，心怀鬼胎却一直苦无机会，恰巧此时其父突然病逝，正为他的企图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天赐良机，他自然不会放过，心里盘算着，“干掉所有的兄弟，我一个人统治罗斯国家。”主意已定，他便立刻采取行动，先是派人刺杀了鲍里斯，紧接着格列布和斯维雅托斯拉夫两个弟弟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惨遭毒手。事过不久，斯维雅托波尔克便在基辅就任大公位。从此，这个残害手足的恶棍便获得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千古骂名。
如此惨状，震惊当时，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在诺夫哥罗德镇守的雅罗斯拉夫的耳朵里。在获悉自己的手足接二连三惨遭屠杀的消息后，雅罗斯拉夫震怒不已，更不甘心坐以待毙。他知道，如果不趁早采取行动，除掉斯维雅托波尔克，自己总有一天也会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于是带领4000军队浩浩荡荡前去###。在貌似正义的旗帜之下，雅罗斯拉夫的军队很快获胜，并占领基辅。
斯维雅托波尔克的岳父、波兰国王鲍列斯瓦夫身材魁梧，膀大腰圆，力大无比，作战勇敢，被称为“勇者”。斯维雅托波尔克惨败之后，狼狈逃窜，前往波兰向其岳父求援。此人冲动冒失，他看到爱婿如此落魄的模样，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其实他自己心中也有算盘：只要他的女婿坐稳江山，便可乘机夺回被基辅罗斯占领的土地，他的好处自然不会少。于是他亲率大军长驱直入，攻入基辅。雅罗斯拉夫闻讯后，自然重整军队，全力迎击，结果狼狈而归，逃回诺夫哥罗德。
激战之后，斯维雅托波尔克再次入主基辅，鲍列斯瓦夫收获颇丰，心满意足地带着掠夺来的大量财宝返回波兰，又顺手牵羊占领了被弗拉基米尔夺去的切引文等地。此战之后，雅罗斯拉夫的表叔君士坦丁·多布雷宁显出了长者的风范和气度，当众砸毁了雅罗斯拉夫的船只，鼓励他破釜沉舟，重建大业，誓与雅托波尔克血战到底。雅罗斯拉夫经过此劫之后，曾一蹶不振，逃回诺夫哥罗德后，心灰意冷，甚至一度打算流亡海外。在表叔的鼓励之下，雅罗斯拉夫重整旗鼓，先是同瑞典国王奥拉夫三世结盟，娶其女英格爱尔站公主为妻，赢得了瑞典的支持。待时机成熟之后，回首挥戈，再次占领了基辅。
凶残而无能的斯维雅托波尔克大势已去，再次兵败后又向佩切涅格人求援。救兵的到来也不足以挽回局面，在和雅罗斯拉夫的决战中，屡战屡败，最终纷纷狼狈逃走。斯维雅托波尔克被自己的野心所累，最终搭上了身家性命，在波兰和捷克之间的一处荒原上落魄而亡。但是基辅的内争并未就此结束。特穆托罗坎本来统治远在亚述海附近的一座镇子，1024年，他不满现状，贪婪心起，与另一个兄弟姆斯季斯拉夫率军侵入罗斯内地。两年对峙之后，兄弟俩都厌倦了骨肉相争的痛苦，于是举行谈判，缔结了和约。按照合约规定分河而治：第聂伯河左岸由姆斯季斯拉夫占据，右岸则归雅罗斯拉夫所有。
兄弟俩就此相安无事数年。10年后，姆斯季斯拉夫两兄弟相继病故，但其膝下无嗣。虽然这个位置有很多人怀有贪念，但无人敢擅自行动，结果还是由雅罗斯拉夫接管其权力，基辅罗斯复归统一。
雅罗斯拉夫是基辅罗斯有作为的大公之一。他有生之年共在位35年（1019…1054年），此人不但精通战争之道，而且学识渊博，人称“智者”。他在位期间，竭力推广传播基督教，在全国兴建了许多教堂。著名的基辅索菲亚大教堂以及同样辉煌的诺夫哥罗德索菲亚大教堂即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他也派人翻译、抄录了大量希腊经典著作，在基辅索菲亚大教堂内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图书收藏室，把它们收藏入内。在雅罗斯拉夫的力推之下，基辅罗斯还制订了一部法典《雅罗斯拉夫法典》，又被称为《最古老的罗斯法典》，它同其后几位大公制订的《雅罗斯拉维奇法典》和《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法规》一起构成《罗斯法典》，这个法典的问世标志着基辅罗斯的封建社会正在走向成熟有序的状态，它也是研究11—12世纪基辅罗斯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重要史料。雅罗斯拉夫虽屡经战乱，杀戮和死亡已属常事，但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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